中世纪的人们有两个需要效忠的对象，这导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旧仇新怨不断。
要真正理解古代的人们绝对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你虽然每天都能见到你的老祖父，但他的思想、行为甚至穿着，都使你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怪人，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而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故事，正是有关你的第二十五辈曾曾曾曾祖父的。我想你得反复阅读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在中世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是极其简单平淡的。那些理论上可以随心所欲来往于各地的自由民其实很少外出。除去极少量的手抄文献，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大规模印刷的书籍。你只能非常偶然地看到一小撮勤奋的教士在向人传授读书、写字以及计算的技术。至于科学、历史、地理等各科学问，早已随着希腊和罗马的覆灭而常年沉睡于地下，不会有人去关心。
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了解往往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口耳相传的传说。即便如此，这些经历了一代代人的嘴巴的信息依然可以令人惊异地把史实的主体部分保留下来，出入只是细节性的。在印度，尽管已经过去两千多年，那里的母亲们为了让吵闹的小孩安静下来，还是会以这样的话来吓唬他：“别吵，再吵伊斯坎达就要来抓你了。”这里说的伊斯坎达大名鼎鼎，正是公元前330年纵横印度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事情过去几千年了，但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中世纪早期的人们没有从书本上学习过古代罗马的文明，在各方面都显得很无知，照现代的眼光看甚至还比不上小学三年级学生。但问题是罗马在我们现代人的意识中只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而在他们眼里却是极活泼、极生动、极鲜明的，甚至能感知其存在。他们真的觉得教皇就是在精神上领导他们前行的领袖和导师——他就住在罗马，代表着古代帝国的伟大和庄严。后来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大帝重新复现了伟大的世界帝国，建立起了神圣罗马帝国，人们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这就是他们梦想中世界的本来面目。
城堡
然而在罗马帝国的谱系中却有两个继承者，这使得那些虔诚的中世纪自由民感到极为别扭和为难。尽管中世纪自有一套明确的统治观念：皇帝是世俗领袖，要看护子民的物质和肉体；教皇则是精神领袖，负责守护教众的灵魂。
事实上这一体制从来不能正常实现。皇帝千方百计要涉足教会事务，教皇则指手画脚指点皇帝应该在政务方面做这做那。双方都经常威胁对方不要擅自僭越职权，最后终于免不了发生冲突。
老百姓们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到底应该怎么办？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服从皇帝，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又必须对教皇忠诚，可现在皇帝和教皇公开决裂了，是应该做守法公民，还是做虔诚教徒？究竟该如何选择？
这种两选一的抉择实在是太难了。碰上一些能力过人、经济富足的皇帝，就有可能组建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军罗马城，必要时还会围攻教皇的寝宫，以严峻后果作威胁逼迫教皇陛下就范。
但更多时候，教皇似乎要强势一些。教皇有权力对那些忤逆教廷的皇帝连同其子民一起开除教籍。开除教籍就意味着教堂都要被关闭，不准施授洗礼，没有人去接受垂死者的忏悔并代表上帝赦免其罪行。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这意味着中世纪政府将近乎瘫痪。
更严重的是，教皇还拥有这样的特权，能够使民众对皇帝的神圣宣誓失效，从而指使民众起来反抗皇帝。但如果真有人打算听从远方教皇的命令，那他就要冒被近在身边的皇帝抓住并吊死的危险。这可开不得一点玩笑。
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很艰苦的。尤为甚者，是那些生活在公元11世纪下半叶的人们。当时德国皇帝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连续发动了两次战争。结果谁都没有占得便宜，却使欧洲人民遭了五十年灾。
11世纪中期，教廷内部开始改革。这以前一直没有明文规定教皇的选举方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然觉得，应该选一位温顺柔善、对帝国有好感的神甫来做教皇。所以每次到了教皇遴选的关键时刻，皇帝们都会亲自赶赴罗马，采取种种手段努力把自己的朋友推上台。
改革发生在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由罗马及附近教区的主教组成一个红衣主教委员会，下一任教皇就由这个委员会选举出来。
1073年，第一次以红衣主教委员会选举的方式推选出了新教皇，这就是格列高利七世。这位原名希尔德布兰特的新任教皇生于图斯坎纳一个平民家庭。他身上有着超强的精力，并坚信教皇的权威高于一切。格列高利七世用以维系这一信念的执着和勇气有如花岗岩一般坚固。按照他的理解，教皇一方面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领导者，另一方面又是一切世俗事务的最高裁判官。教皇有权册封某位日耳曼王公为皇帝，同时也享有弹劾罢免他的权力。大公、国王或皇帝颁布的任何一种法律，都随时可以因遭到教皇的否定而失效，但对于教皇的命令谁都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将对其施以最严酷无情的惩罚。
格列高利派人到欧洲各国传达他的指令，要求各国国王全力执行。“征服者”威廉立刻表示服从。但亨利四世却是个厉害人物，他六岁的时候就已经经常跟人打架斗殴，如此脾性的他当然不会向教皇服软。他把德国教区的所有主教聚在一起召开大会，控诉格列高利的滔天罪行，然后就在沃尔姆斯会议的名义下宣布废除教皇。
格列高利与之针锋相对，他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并号令德意志王公们合力消灭这名渎职的皇帝。日耳曼诸贵族本来就有干掉亨利的念想，乘机强烈请求教皇陛下驾临奥格斯堡，在他们中间选择一位新的皇帝。
亨利四世在卡诺萨
格列高利欣然北上。亨利是个聪明人，一眼看清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深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危险，那就是不惜一切向教皇求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亨利冒着寒风暴雪翻越阿尔卑斯山，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教皇歇脚的卡诺萨。在1077年1月25日至28日的整整三天时间里面，亨利像一个衷心忏悔的虔诚教徒一般长久站立在城堡之外（当然长袍里面穿着极保暖的毛衣）。格列高利心一软就宽恕了他的罪行。但是亨利的屈从极其短暂，他一回到德国就重新嚣张起来。教皇再次宣布革除他的教籍，亨利也再次召开德国主教会议并宣布废除格列高利。不过这次亨利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是带着一支强大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然后他迅速包围了罗马城，格列高利连夜逃往萨勒诺，最终在流亡途中凄惨地死去。但流血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亨利一回到德国，新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法就又重新上演。
霍亨斯陶芬家族在不久后占据了德意志的皇位，他们比以前的德国皇帝更为强硬地追求自主权。当时格列高利提出了这么一个理论，认为教皇要比所有世俗的国君都更为优越，因为教皇要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为自己的羊群负责，而皇帝在上帝眼中只是将要被审判的普通众生之一。
对此，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有人称之为“红胡子”巴巴罗萨）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理论。他声称，神圣罗马帝国是神圣的上帝赐予他祖先的荣耀。上帝既然把“罗马帝国”恩赐给他，那他当然要为了上帝的荣誉而战，去收回“失落的罗马行省”。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腓特烈率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不幸在小亚细亚淹死了。其继任者腓特烈二世能力出众，小时候曾在西西里岛对伊斯兰文明耳濡目染。他一如既往与教皇展开斗争，并被教皇斥为异端。平心而论，腓特烈其实深深不满北方基督教众的鄙俗、德国骑士的平庸以及意大利教士的奸诈。不过，对这些问题他始终一言不发，他把全副身心致力于十字军东征，并从异教徒手中抢回了耶路撒冷，从而被奉为圣城的王者。但是这些功绩并没有使教皇对他另眼相看。教皇革除了腓特烈二世的教籍，把意大利领土赐给安戎的查理，即著名的法兰西国王圣路易的弟弟。此举带来了更多的流血与牺牲：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皇帝康拉德五世在抢夺意大利领土的战争中失败，被杀死在那不勒斯。二十年后爆发了著名的西西里晚祷事件，那里的居民把外来的法国佬杀得干干净净。流血冲突仍然在不断上演。
教皇与皇帝之间的争斗看来永无止歇。直到很久很久以后，这两个宿敌才终于学会了各自为政，不再对对方的权力范围产生僭越的想法了。
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上了德意志皇帝。他对长途跋涉赶去罗马接受加冕的事情毫无兴趣。教皇当然也不会强迫他，只是淡然处之。看来和平终于降临欧洲。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欧洲人把整整二百年的时间都耗在了毫无意义的相互攻讦与厮杀之上，这本可用于功在千秋的文明建设之上。
幸好万事皆是有利有弊的。意大利的许多小城市通过在教皇与皇帝之间搞墙头草两边倒，暗中发展起了自己的势力。当去往圣地耶路撒冷的东征运动开始时，面对熙熙攘攘成群结队的十字军战士，他们想方设法为之提供便利的交通和充足的给养。当十字军东征结束后，这些在此过程中一夜暴富的城市已经羽毛丰满，不必再对教皇和皇帝唯命是从了。
教廷与帝国之间的激烈争斗是中世纪城市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