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摇身变为基督教的中心。
帝国时代的罗马大众对他们祖辈曾经信仰的神明并没有什么感觉。他们定期去神庙只为表示对传统的尊重而并非出于信仰。面对宗教游行的热情和庄重，他们通常都表现得很冷淡。他们仿佛觉得崇拜朱庇特、密涅瓦、尼普顿这些建国初期的历史残余是一件很幼稚很无聊的事情。许多罗马知识分子深受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其他雅典哲学学派的理性影响，对他们侈谈神学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这种情况带来的好处是罗马人因此变得极为宽容。根据政府当局的规定，所有罗马人，包括诸多外来民族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巴比伦人和犹太人，都只需对神庙里的皇帝像表示一下敬意即可。
并且，这种敬意的表示只是形式上的，没有过多讲究。一般而言，每个罗马公民都有权选择自己信仰、爱戴和崇拜的神明。结果罗马的角角落落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神庙，它们供奉的神明有的来自埃及，有的来自非洲，还有更远的来自亚洲，应有尽有。
因此，最早的耶稣门徒到罗马来宣讲有关天下大同和互助互爱的新信仰时，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好奇的路人会自动停下来倾听这些新鲜奇异的话语。罗马这个帝国大都会汇集了来自不同文明世界的各种宗教人士，各自宣扬着自己的那套信仰。多数宗教都把信仰的意义归结为肉体的愉悦，承诺只要信奉他们宗教的神祇，就可享受数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时大家发现，“基督徒”（即耶稣基督——古老传说中的“受膏者”
参见本书第二十五章关于“弥赛亚”的注释。
——的信徒）宣扬的教义颇有些与众不同。他们对外在的财富与权势毫不在意，全心全意关注于安贫乐道、谦卑顺从的内在美德。我们知道罗马并不是依靠美德来完成它的霸业的。而这个奇特的宗教竟然试图说服罗马人，要他们相信世俗成功对他们将来享有永恒的幸福毫无益处，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基督的门徒还宣称，如果谁拒绝领受主的训诫，将会遭到悲惨的结局。对民众来说，与其碰运气地生活，还不如索性信仰基督教。罗马的那些旧神明还没有被抛弃，但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庇护自己的信众，与从遥远亚洲传来的新上帝相竞争呢？许多心中存疑的人连夜赶往基督门徒传教的地方，想要对基督教义做一番彻底了解。于是他们接触到了那些传播基督福音的门徒，并发现他们确实与罗马的宗教人士大不相同。他们都是些一穷二白的人，无论对奴隶还是对动物都保持着友好的态度。他们不会殚精竭虑地去盘剥别人的财产，反而尽其所能来帮助有困难的人。这种高尚的生活榜样使很多罗马人背离了他们原先的信仰，转而去参加基督徒在私人居室或露天场所进行的宗教活动。罗马的各种神庙渐渐变得门可罗雀。
基督徒人数年复一年地往上翻。他们公开选举出一位神甫或者长老（古希腊语，意为“老年人”）来领导地方教会组织，再公推一名主教来领导全省的教会组织。那位在保罗之后远赴罗马传播教义的彼得成了第一任罗马主教。后来彼得的继任者被更为尊敬地称呼为“教皇”。
罗马教会逐步壮大。基督教的魅力所吸引的不仅仅是那些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还有许多善于思考的智士能人。这些奇人异士在帝国政府中束手束脚，到了拿撒勒导师的信徒中间却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一段时间过后，帝国政府再不能无视基督教的存在了。我们已经说过，罗马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极为宽容和自由的，它要求各个宗教和平相处，严守“共生共存”的原则。
然而基督教会却拒绝宗教宽容，他们宣称只有他们的上帝才是宇宙间的唯一主宰，其他宗教的神明都是骗子和魔鬼。这种提法对其他宗教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当局下令禁止公开宣讲类似的排外言论，但基督徒在这一点上却始终不肯妥协。
修道院
不久出现了更大的麻烦。基督徒开始拒绝对皇帝表示敬意，同时拒绝服兵役。罗马政府扬言要依据法律对他们进行惩罚，他们的回答是，尘世的痛苦只是向天同的过渡，为了信仰放弃此世的生活算不了什么。罗马政府对此哭笑不得，只得在引起公愤的时候吊死几个滋事者，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放任自由。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曾发生过几起迫害教徒的事件，但这都是由一些小人挑起的。这些人肆意诬陷温顺的基督徒邻居，异想天开地说他们犯有谋杀、吃小孩、传播瘟疫以及叛国等罪行。这些无耻之徒明知基督徒从来不会报复别人，因此就随心所欲地施以迫害。
此时的罗马正在遭受蛮族入侵。罗马军队已经无力抵抗，危难时刻基督教士站了出来，英勇地去向那些野蛮的条顿人传播和平的福音。这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教士向条顿人宣称，如果不对自己的罪行加以忏悔，那将被上帝送入地狱接受最严酷的刑罚，这样的话语让条顿人感受到了震撼。条顿人向来崇敬罗马文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既然这些传教士是罗马人，那他们的所说所为应该是高明的。于是教会力量开始在野蛮的条顿人和法兰克人中间迅速壮大。有时候只需六七个传教士，其政治功效就能顶得上一整支军队。罗马皇帝突然意识到基督教具有极大的政治用途，于是开始赋予教会一些特殊权利。然而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
当时在位的君士坦丁皇帝（不知为什么，也有人称他为君士坦丁大帝）是个凶残的暴君，当然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年代里一个谦和的皇帝是难以生存的。君士坦丁在他漫长而坎坷的政治生涯中历经风雨沉浮。曾经有一次，他面临被敌人消灭的绝境，危难时刻他突然想到，或许可以试试那位人人都在说的亚洲新上帝的神力。他向上帝发誓，如果自己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取得胜利，他就马上皈依基督。结果他果然在决战中反败为胜。从此，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上帝的神力笃信不疑，并立刻请教会对他施以洗礼。
就这样，基督教会得到了帝国政府的认可，这使其在罗马的地位迅速攀升。
此时，基督徒还只占到全罗马人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依然属于少数阶层。他们为了最终的胜利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努力。他们强烈要求捣毁那些种类繁多的古老神明。曾经有一段时间，酷好古希腊文明的朱利安皇帝竭力挽救非基督教的诸神明，避免让这些珍贵的古代遗产毁于一旦。然而在讨伐波斯国的远征中，朱利安不幸负伤并不治而亡。他的后任朱维安皇帝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全力支持基督教会树立权威，并关闭了所有古代的异教神庙。而查士丁尼皇帝，就是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那位，索性关闭了柏拉图一手创办的雅典哲学学园。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在此戛然而止。那个人人都可以自由思考、自己为自己筹划未来的梦幻时代一去不返。野蛮和无知洪水般袭来，将古老的文明秩序冲得粉碎。古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准则渐趋模糊，很难再为人类生活指引航向。这时的人们急需一些积极而明确的信念，而基督教适时提供了这种信念。
在动乱年代，只有教会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恪守原则。这种坚持精神赢得了群众，使教会在罗马帝国烟消云散之后依然矗立在欧洲大地。
哥特人来了
当然，基督教的最终胜利也带有一些历史的偶然。公元5世纪，西奥多里克的罗马-哥特王国灭亡以后，意大利很少再受到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在哥特人之后统治意大利的伦巴底、萨克森、斯拉夫等民族都很弱小。罗马的主教们正是在这种外部条件下才发展起自己在各个城市中的力量。没过多久，意大利半岛的罗马残部就把罗马大公（即罗马大主教）看成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兼精神导师了。
历史舞台似乎又在等待某位能人出场。公元590年，这位名叫格列高利的能人粉墨登场。格列高利曾经属于贵族阶级，做过罗马市长。后来他改信基督教，并迅速成长为一名主教。最后他不是很乐意地（他的愿望是去遥远的英格兰，向那里的异教徒传播主的福音）被请到圣彼得大教堂加封为教皇。他做了十四年教皇，在他死的时候已经被全西欧的教众认为是基督教会的当然领袖。
但是，罗马教皇的势力范围仅限于西欧，东方并不是他的天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沿袭了古代罗马的旧习，那些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后人们身兼政治领导和教会领袖两职。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推翻了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帕里奥罗格被杀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石阶上。
就在几年前，帕里奥罗格的兄弟托马斯的女儿佐萼嫁给了俄罗斯的伊凡三世。于是莫斯科大公继承了君士坦丁堡的血脉。拜占庭古老的双鹰徽记（表示罗马帝国花开两枝）从此后就成了俄罗斯的象征。俄罗斯大公以前只是当地最有权势的贵族，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沙皇，享有了罗马皇帝的至高威严。无论是俄罗斯的贵族还是平民，在他的面前都只是一个卑微的奴隶。
沙皇皇宫的建筑风格纯粹是东方式的，有点像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宫，据说很久以前东罗马皇帝从亚洲和埃及学得了这种建筑风格。谁都未曾想到，行将就木的拜占庭帝国竟然在俄罗斯的广阔草原上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继续辉煌了六个世纪。沙皇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顶戴拜占庭双鹰徽记皇冠的皇帝，他是在不久前被杀的，其尸体被人扔进井里，他的儿女也同时遇难。皇室和教会的古老特权被彻底废除，教会的社会地位又同君士坦丁皇帝前的时代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