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克斯·科尔特斯旅行中使用的是哥斯达黎加护照。万一有人听出他的古巴口音来，他就会编造说，他们家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离开了古巴。不过，他仍然十分小心谨慎地选择入境处，避免有人发觉他的古巴口音。而且，他一直在尽量改正自己的口音。除了他的母语西班牙语之外，科尔特斯能够非常流利地讲英语和俄语。他是个外表英俊的男子汉，黝黑健康的肤色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海边度假归来。他蓄着八字胡须，长着一副讨人喜爱的洁白牙齿，穿一身定做的西服，给人以非常成功的生意人的印象。这里是杜勒斯国际机场，科尔特斯在入境处排队等候。他同他身后的一位女士聊天，一直聊到移民官员前面。他看起来与所有经常出门旅行的人一样，显得轻松而自在。
“午安，先生，”检查员一边看护照一边打招呼，连头也没有抬，“你来美国有何贵干？”
“做生意，”科尔特斯答道。
“嗯，”检查员答了一声，手指快速地翻着护照，发现护照上已经盖上了许多入境印章，心想此人在过去四年中已走过不少地方，而且其中有一半以上是美国。从加盖的印章上看，经迈阿密、华盛顿和洛杉矶入境的次数相差无几。“准备停留多长时间？”
“五天。”
“有什么需申报的吗？”
“里面都是衣物以及与生意有关的资料。”科尔特斯说着便递上他的公文包。
“欢迎你来美国，迪亚斯先生。”检查员在护照上盖好印戳后又递给他。
“谢谢。”科尔特斯离开检查口去取行李——一只经常使用、可放两套衣服的大号行李箱。他出入美国机场时尽量避开客流高峰，这倒不是为了行走方便，而是因为通常想偷偷摸摸带东西入境的人都不选在这个时候走。由于这时候旅客少，检查人员不仅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令人讨厌的各种检查，而且也不必牵着缉私犬在一排排的行李中去东闻西嗅了。当然，候机室里的人少了，也就比较容易发现有没有人在监视盯梢。科尔特斯——此时化名为迪亚斯——是个反监视盯梢的行家。
他走到赫兹汽车出租公司的柜台，租了一辆大雪佛莱。科尔特斯不喜欢美国人，但却喜欢美国的豪华大轿车。出租手续还是老规矩。他用的是威世信用卡。年轻的接待女士习惯地说了句欢迎他加入赫兹第一俱乐部之类的话，而他则装模作样地拿了一本宣传广告册。他之所以不止一次地与同一家汽车出租公司打交道，是因为这类公司太少了，他没有选择余地。他从来没有重复使用过同一份护照或同一张信用卡。在他住所附近的某一个地方，有人会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这两样东西。有些人在帮他办成这件事，他到华盛顿来就是要拜访其中一个人。
他本来可以坐出租公司的接待车去领他所租用的车，但是因为坐得太久，两腿都发麻了，所以他还是决定走着去。暮春的闷热使他想起自己的家乡，那倒不是因为他对古巴十分怀念，而且因为他原先的政府把他培养成为干目前这一行的人才。在古巴，所有的学校都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尔特斯从这种教育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他在古巴情报机关接受的训练使他第一次尝到了特权的甜头，那些永无休止的政治说教使得古巴政府的言论与目标显得越来越滑稽，然而科尔特斯规规矩矩地学会了他需要学的东西。他花了许多时间进行训练和学习特工的外勤作业，也花了时间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学会了如何渗透与颠覆，同时也弄懂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及弊端。这位前上校觉得把两种社会进行对比很有意思。相对贫穷的波多黎各在他眼里曾经像个天堂。当时他与奥赫达上校以及马切特罗那些野蛮人一起，力图推翻波多黎各政府，并以古巴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来改造那个国家。想到这里，科尔特斯觉得很好笑，他摇摇头，继续朝停车场走去。停车场设在地下。
在这个古巴人头顶上方二十英尺处，在一辆满载旅客的客车后面，丽兹·默里让丈夫下了车。他们连吻别的时间也没有。她还有事要做，她丈夫丹尼尔的飞机再过十分钟就要起飞了。
“我明天下午回来，”丹下车时对妻子说。
“好，”丽兹答道，“别忘了那场电影。”
“不会的。”默里关上车门，向前走了三步。“我是说，亲爱的，我会记住的……”他回过头来发现妻子笑着把车开走了。她又这样对待他了。“这太不公平了，”他嘟哝着，“把你从伦敦召回来，还给你升了官。可是才第二天，就给你出了个大难题。”他穿过自动门，走进候机楼，看着电子显示屏上有关他那趟班机的预告。他只有一个行李包，体积很小，完全可以用手提着。案情资料他已经看过几遍了——这些资料是莫比尔分局通过传真传送到华盛顿的，而且已经成为胡佛大厦里很多人议论的话题。
下一步是通过金属探测器，可是他绕开了。工作人员习惯地说了声：“对不起，先生。”于是他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上面写着丹尼尔·默里，联邦调查局助理帮办。他的腰间有一把史密斯-韦森式自动手枪，如果不来这一招，就无法避开金属探测器。要是亮出这个家伙，机场里所有的人都会惊恐万状。那倒并不是因为他的枪法有多好，其实他连射击考核还没有通过，补考是下星期的事。对联邦调查局的上层人物来说，射击方面的要求并不严格——他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大走私者——虽然默里没有多少虚荣心，他在射击问题上倒有点爱面子。他对这个问题的担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他在伦敦当了四年法律参赞，现在意识到，要扎扎实实地苦练一段时间，才能重新恢复“左右开弓”的熟练程度，而使用新式手枪就更需要苦练才行。他很喜爱的那把点357不锈钢科尔特式左轮枪已经退役。现在联邦调查局的人全部改用自动手枪。他上任后，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把包得好好的史密斯-韦森的新枪，这是他的朋友比尔·肖送给他的礼物。比尔·肖是新任主管调查工作的行政帮办，工作一直很出色。默里把手提包换到左手，右手悄悄地摸了摸腰里的枪，看看放的位置是否合适，让人看上去好像是在摸皮夹似的。在伦敦任职期间，使他最为不快的就是身上不能带枪。与所有的美国警察一样，只要身上没带枪，他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尽管他从不会因为发火而随意开枪。有了枪，他至少能保证飞机不至于飞到古巴去。对他来说，在第一线执行任务的机会不多了。他现在已经是行政首长，换句话说他已经老了，派不上大用场了。默里边想边走到登机口附近，找了个座位坐下来。他接手的这项任务与亲自审理一个案子相差无几，他之所以被派去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局长得到这些资料后就找了比尔·肖，而比尔·肖又决定找一个他熟悉的人来办。这是一件看来很棘手的事。他们真的是给他找到了一桩难办的差事。
单调的飞行总共两个小时，乘客们只吃了少许点心。默里在机场大门口受到了联邦调查局莫比尔分局督察特工马克·布赖特的迎接。
“还有其他行李吗，默里先生？”
“就这一件，叫我丹吧，”默里答道。“有人找他们谈过没有？”
“还没有吧——我想还没有。”布赖特看了看表，“他们该十点左右到，不过他们昨晚被调派去执行营救任务了。一艘渔船出了事，快艇必须去营救船上的渔民。今天早晨的新闻报道了这件事。显然干得不错。”
“好嘛！”默里说，“我们正要去找那个该死的家伙调查呢，没想到他又去大显身手了。”
“你了解这家伙的背景吗？”布赖特问。“我还没有找到机会——”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雷德·韦格纳不愧为一位英雄，是个传奇人物，人称搜救之王。被他营救上岸的一半是出海的人，至少人们是这样评论他的。他在国会里有些好朋友。”
“哪些？”
“俄勒冈州的比林斯参议员就是其中的一个。”默里接着讲述了这两个人交往的经过。
“他当了司法委员会主席。为什么不继续待在交通部呢？”布赖特两眼盯着天花板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有监督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责任。
“你接触此案多长时间了？”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与禁毒管理处联络是我的职责。我是午餐前才看见档案的，我已经两天没有上班了，”布赖特说着走出了大门。“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孩子。”他接着补充了一句。
“哦！”默里答道。他心想，你不能因此而责怪他。“恭喜你。家人都好吗？”
“今天早晨我把玛丽安接回家。至于桑德拉，这小东西有意思极了，只是太闹了些。”
默里笑了。他也曾摆弄过婴儿，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布赖特开的是辆福特车，马达发出的声音犹如饱餐后的老虎发出的呼噜声。车的前座上放着一些有关韦格纳艇长的档案，布赖特把车开出机场停车处时，默里顺手翻了一下，档案中写着他在华盛顿听说过的事。
“这可真够玄的。”
“怎么样？”布赖特点点头。“你不会全信的，对不？”
“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疯狂举动，但这绝对是登峰造极了。”默里稍停了片刻。“奇怪的是——”
“是啊，”布赖特深表同感，“我也这么想。我们禁毒管理处的伙计们都相信这是真的。不过要是这件事传出去——我的意思是说，即使证据全都被推翻，我们从中会得到——”
“对了。”正因为如此，才把默里派来处理这个案子。“受害者是什么来头？”
“与政界一些高官有来往，在几家银行任董事，在亚拉巴马大学任职。此外，还跟许多民间组织有关系。这家伙不仅在社会上很有影响，而且简直是他妈的斯通山。”两人都知道斯通山在佐治亚州，用斯通山来形容他，其意已不言自明了。“一个古老的家族，祖先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领，祖父曾经当过州长。”
“很有钱？”
布赖特颇为不满地答道：“这些钱要是给了我，我一辈子也花不完。他家住镇北的一个大庄园里。是个农场——我想你们叫它种植园。不过，钱可不是打那儿来的。他把所有的钱都用于房地产开发，而且在我们看来非常成功。他经营的开发公司五花八门——都是一般性的。我们有个小组正在调查，要有一段时间才能查清楚。有些公司打的是外国招牌，所以我们也许永远也查不清。这种调查你是知道的。我们才刚开始。”
“‘当地知名富商与毒枭勾结。’天啊，这家伙隐藏得够巧妙的！没有吸过那玩意儿？”
“从来没有，”布赖特说，“我们不行，禁毒管理处的人不行，地方警察也不行，根本不行。”
默里合上档案，看着车流点了点头。这才是案子的开始，查清这个案子很可能需要耗费好几年的时间。天哪，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默里暗自思忖。我们只知道“帝国建设者”号上总共有一百万美元，面值都是二十或五十美元的旧钞。如此巨额的现金只能说明一种可能性——不对，不对！默里心想，也许会有多种可能。
“我们到了。”
进入基地没有费什么工夫，布赖特对去码头的路很熟。从车上看过去，“羽翎”号很大，像高高耸立的白色峭壁，中间有一道橙黄色的杠，靠近船身的中央有一些污渍。默里知道这只是艘小艇，但这只有到了海上才能辨认出来。他和布赖特下车时，发现有人走到舷梯头上接电话，接着又有一个人走了过来。默里一看就认出来了。此人正是档案里介绍的韦格纳。
韦格纳原先是一头红发，现在已成了泥土色，而且还夹杂着数不清的白发。默里看见他走上铝质踏板，觉得他挺结实，只是肚子有点鼓，其他倒还好。他的前臂上刺有花纹，一看就知道是海船上的。从那双冷淡而没有表情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是个不太欢迎别人向他提问题的人。
“欢迎你们到艇上来。我是雷德·韦格纳，”他微笑着打招呼，显得彬彬有礼。
“谢谢你，艇长。我是丹·默里，这位是马克·布赖特。”
“听说你们是联邦调查局的？”艇长问。
“我是助理帮办，从华盛顿来。马克是莫比尔分局督察特工。”默里发现韦格纳的表情有所变化。
“我已经知道你们的来意了，到我的舱里去谈吧。”
“怎么一股焦味儿啊？”走在韦格纳身后的默里问。他闻到什么东西烧焦了，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儿。
“一艘捕虾船的发动机起火了。是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发现的。当时它离我们五海里。我们靠上去救援时，它的油箱发生了爆炸。还算幸运，没有死人，只是大副被烧伤了。”
“船怎么样啦？”布赖特问。
“无法营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船员救出来。”韦格纳拉着门，把客人让进他的卧舱。“有时候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你们二位喝点咖啡吗？”
默里没有要咖啡。他的眼睛看着韦格纳，心里在想，他显得有点尴尬，情绪有点不对头。韦格纳请客人坐下后，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后边也坐了下来。
“我知道你们的来意，”艇长说，“这都怪我。”
“唔，艇长，在你进一步——”布赖特想说点什么。
“我做过几次傻事，不过这一次我可真的犯了大错误，”韦格纳说着点燃了烟斗。“我抽烟没关系吧？”
“抽吧，没关系，”默里违心地答道。他还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事情绝不是布赖特所想象的那样。他比布赖特了解的情况要多。“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讲呢？”
韦格纳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把它递给了默里。原来是一包香烟。
“是其中一个家伙丢在甲板上的，我当时让人还给了他们。我想——嗨，你看看吧，我是说，它看起来像不像一包普通香烟？我们关押人犯时总不能虐待他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允许他们抽烟。这是大麻烟。这下可好了，当我们审问他们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开口说话的家伙——他们显得极度兴奋。这一来就把事情搞糟了，你们说对吗？”
“不只是这些吧，艇长？”默里以友好的口气问。
“赖利水手长揍了其中一个家伙，责任当然应当由我来负。我找赖利谈过了。那个叫，嗯，我记不起姓名了——那个令人恶心的家伙——他朝我身上吐了口唾沫，当时赖利看了很生气，就揍了他一顿。他本不应该动手打人的。不过这里是军队，当部属看见有人朝他的长官身上吐唾沫，他们是不会高兴的，所以赖利当时自然有点冲动——不过，他在我的船上打了人，责任理应全部由我来承担。”
默里和布赖特交换了一下眼色。那两个疑犯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艇长，我们不是来听你讲这个的，”默里稍待了片刻之后说。
“哦？”韦格纳似乎颇为不解，“那你们想知道什么呢？”
“听说你们处决了其中一个人，”布赖特说。舱里一阵沉默。默里听见了锤子的敲击声，不过最响的还是那台空调机的声音。
“他们两个人不是都还活着吗？总共就两个人，现在都活着。我们拍摄了搜查那游艇的现场录像，录像带我已经让直升机带走了。我是说现在那两个家伙都还活着，怎么可以说我们处决了其中一个呢？”
“是吊起来，”默里说，“他们说你们吊起了其中一个。”
“请稍等。”韦格纳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驾驶台，我是艇长，叫副艇长到我这里来一下，谢谢。”韦格纳放回电话，抬起头来，“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让副艇长也来听听。”
默里的脸上尽量不露声色。他暗暗告诫自己：丹尼，你该明白，他们有很多时间，足以串供。韦格纳先生不是傻瓜。他有一位参议员后台。再说他交给我们的那两个人是残酷的杀人犯，即使没有他们提供的那两人的供词，也有足够的证据判他们死刑。所以，如果伤害了韦格纳，很可能会使案情更加复杂化。那个受害者名气很大——可是联邦检察官是不会喜欢这个案件的，绝对不会……美国的联邦检察官没有一个不怀有政治野心，把这两个人处以电刑就可以争取到五十万张选票。默里不能把这个案子搞糟。联邦调查局局长雅各布斯曾经当过联邦检察官，他会理解这一点的。也许通过他事情会好办一点。
不一会儿副艇长到了，互相介绍完毕之后，布赖特把那两个疑犯对莫比尔联邦调查分局说的话说了一遍。他说了大约五分钟时间，韦格纳边听边抽烟斗，眼睛睁得大大的。
“先生，”布赖特一讲完，副艇长便对他说，“我听过一些动听的海上传奇，可是这个故事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这都是我的过错，”韦格纳摇摇头嘟哝着，“我不该把大麻烟还给他们。”
“当时怎么谁都没发现他们在抽大麻烟呢？”默里问。他倒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到好奇，而是对自己提问的技巧感到好奇。然而，副艇长的回答却不禁使他吃惊。
“禁闭室外面有船员来回巡查。我们没有派专人一直监视他们——而且我们这是第一次关押犯人——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进行恐吓什么的。反正我们没有派专人监视他们，这在我们的航行日志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再说我们艇上就这么些个人，也抽不出人手来。至于有没有烟味儿散发出来，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闻到那股烟味儿，可是已经太晚了。当我们把他们带到军官会议室审问的时候——审问是单独进行的，这都是记录在案的——发现他们的目光呆滞。第一个家伙一声不吭，第二个家伙是开口了。你们已经拿到他受审的录音带了，对不？”
“是的，我见过，”布赖特说。
“那么你们该明白了，我们是根据我们手上拿的卡片，把他们的权利念给他们听的，就像卡片上说的一样。可是，吊死他们？天哪，这是从何说起！我是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嘛。我们不——我是说，我们不能——我甚至连什么时候这样做是合法的都不知道。”
“我知道在一八四三年以前是这样的，”韦格纳插上了话。“后来之所以在安纳波利斯成立海军学院，就是因为有人曾经被吊死在‘萨默斯’号上，其中有一个是陆军部长的儿子。有人认为那是一次未遂兵变，当时搞得满城风雨。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把人吊死了，”韦格纳讲最后一句话时略带讽刺语气。“我们已经服役这么多年了，怎么会去干那种事呢？”
“我们连一般军事法庭都不能设，”副艇长补充道，“我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设。要进行军法审判，光是法律指南之类的资料就得有十来磅。老天爷啊，还要有法官，要有真正的律师，要有……我自己服役也快九年了，还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军法审判呢——只是见过海军学院学生的实习而已。我们艇上能做的只是艇长审问，然而就连这个也很难得。”
“不过，要真的吊死他们倒也不错。真把那两个狗东西吊死，我们一点儿也不会介意的，”韦格纳说了一句。默里觉得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奇怪，但却非常巧妙。他有点可怜布赖特，心想也许他从未经手过如此棘手的案子。从这一点来看，默里为自己曾在伦敦担任过法律参赞感到欣慰，因为他对政治很了解，这是联邦调查局里绝大多数所望尘莫及的。
“哦？”
“我很小的时候，杀人犯是被吊死的。我是在堪萨斯州长大的。你知道，当时杀人案不多。当然，我们现在文明起来了，不再干这种事了，但是现在杀人案倒他妈的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文明了，”韦格纳哼了一声。“副艇长，当时他们有没有这样把海盗吊死？”
“我想不是这样。当时海盗黑胡子那帮人是在威廉斯堡受审的——去过那儿吗？——是当地游览区的那个旧法庭。我记得当时听人说过，那帮家伙实际上被吊死在如今盖了假日酒店的地方。海盗船长基德是被押回英国后送上绞刑架的，对不对？对了，他们有一个地方叫死刑码头什么的。所以——不，我认为他们不在船上执行绞刑——即使过去也不这么做。我敢发誓，我们绝没有干过这种事情。老天有眼，我们没有干过。这纯属谎言。”
“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默里说，他并没有使用疑问的口气。
“没有，先生，确实没有，”韦格纳答道。副艇长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愿对此起誓吗？”
“当然，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需要找你的一个军士长谈谈，就找那个揍了——”
“赖利在艇上吗？”韦格纳问副艇长。
“在。他和波泰奇正在下面‘山羊间’里忙着呢。”
“那好，我们去见见他。”韦格纳起身打了个手势，示意客人跟他走。
“您还需要我吗，长官？我还有点事。”
“去吧，副艇长，谢谢你。”
“是。两位，回头见。”副艇长说着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默里觉得这段路比预期的要长。他们两次绕过两组正在重新油漆船头的人。“山羊间”是军士长的舱室——这是早年沿袭下来的名字，听起来令人莫名其妙——在船的尾部。赖利和奥雷泽这两个资历最老的军士长合住一个舱室，隔壁就是他们和其他同僚单独用餐的地方。韦格纳走进那本来就开着的门，只见里面烟雾腾腾，军士长嘴里叼着一支雪茄，那双粗大的手正拿着一把小得出奇的螺丝刀在摆弄着什么东西。一见到艇长，两位军士长马上立正。
“稍息。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
“波泰奇发现的。”赖利说着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它是真正的老古董，我们在设法把它修复。”
“怎么样，长官？一七七八年的，”奥雷泽说。“这是亨利·埃奇沃思造的六分仪，在旧货店里发现的。把它擦洗干净后能值不少钱呢！”
韦格纳仔细看了看。“你说这是一七七八年造的？”
“对，长官，也许是最古老的六分仪之一。玻璃已经破了，不过这好修理。我知道有一家博物馆会出高价购买这类东西——当然我还不如自己收藏呢。”
“我们有客人，”韦格纳这才言归正传。“他们想找你们谈谈有关我们收押那两个人的事情。”
默里和布赖特出示了他们的身份证。默里发现舱室里有部电话。他立刻想到也许副艇长已经打电话把艇上正在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赖利手上的香烟连烟灰还没有弹过呢。
“可以，”奥雷泽首先开口。“你们想把那两个狗杂种怎么样？”
“那要由联邦检察官来处理，”布赖特说。“我们是来调查案情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搞清楚你们在逮捕那两个人的时候干了些什么。”
“这么说，你必须找威尔科克斯先生去谈才是，长官。带人登上游艇的是他，”赖利说，“我们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罢了。”
“威尔科克斯上尉正在休假，”艇长插话道。
“把他们带到你们艇上之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布赖特追问。
“噢，这个，”赖利说，“这是我的错。可是那个小混蛋，他，他朝我们艇长身上吐唾沫，长官。怎么能干这种事？我这才治了他一下。也许我不应该动手，可那个混蛋也该懂点礼貌才是。”
“我们不是为这件事来的，”默里停了片刻之后说，“他说你们把他吊起来了。”
“吊他？吊在哪里？”奥雷泽反问。
“吊在你们所说的桁端上。”
“你是说——吊，就像绞刑，吊起来？我的意思是套在脖子上？”赖利有点不解地问。
“你说得对。”
军士长哈哈大笑起来。“长官，要是我真吊了人，他第二天就不会他妈的再起来到处走动了。”
默里把他听到的全部经过，几乎是一字不落、一五一十地全兜了出来，赖利在一旁听了直摇头。
“不是这么干的，长官。”
“你说什么？”
“你说那小个子说，他最后看见他的朋友被吊在那里来回晃荡，对不对？实际上不是那么做的。”
“我还是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是在船上吊人，那你也要把他的脚捆起来。另外还得有拉绳——把它固定在栏杆或者柱子上，才能使身体不晃荡。得那么做才行，先生。你把这么重的物体吊起来——一百多磅呢——让它摇晃不停，会把东西碰碎的。所以，你得让他上滑轮——也就是说用滑轮把他拉上去，滑轮知道不？——然后把绳子固定在一个地方，那样它就不会晃荡了。否则就不是船上的活儿了，这个他妈的没有人不知道。”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布赖特压住心中的火气问。
“先生，放船下水、给船装帆都是我的份内事儿，我们把这些称为航海技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需要吊一件与人差不多重的设备，你会让它在空中像长链子上的吊灯一样晃来晃去吗？天哪，它会撞上雷达的，会把雷达从支架上撞掉下来。那天夜里正好又碰上暴风雨。从前人们吊东西是吊在一根像信号杆一样的柱子上——杆梢有绳子，杆的底部也有绳子，两头拴得紧紧的、牢牢的，怎么也掉不下来。嘿，甲板上的人要是有谁模仿这种做法，我会把他的屁股打烂的。船具是贵重的东西，先生，我们不能随意把东西损坏，像寻开心似的。你说呢，波泰奇？”
“他说的没有错，那天夜里暴风雨很大——难道艇长没有告诉你们？——这两个家伙当时还关在我们艇上，因为天气恶劣，我们没让直升机来接他们。那天夜里我们没有派人在甲板上做任何事，是不是？”
“不可能做任何事，”赖利说，“那晚我们动都没有动。我的意思是说，先生，如果确实有必要，哪怕是刮飓风我们也得到甲板上干活儿。不过，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这么做。否则我们是不会冒着暴风雨上甲板的，因为这很危险，会死人的。”
“那天夜里天气坏到什么程度？”默里追问。
“对有些新来的年轻人来说，那一夜就像是在立体声音箱中度过的。厨师决定那天晚上让大家饱餐一顿排骨。”奥雷泽说着笑起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对不对，鲍勃？”
“是这样的，”赖利答道。
“所以那天夜里也没有开军事法庭？”
“嗯？”这一问可把赖利问糊涂了。可是他很快就恍悟过来。“这么说，你认为我们先对他们进行了公正的审判，而后就把他们给吊死了，就像做啤酒生意那么爽快？”
“只吊了其中一个人，”默里进一步把事情挑明。
“那为什么不把他们都吊死呢？他们不都是他妈的杀人犯吗？嘿，长官，我上了那条船，是吧？我看见了他们干的坏事——可是你看见了吗？惨不忍睹啊。你们看见这种事也许觉得是家常便饭，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不瞒你说，先生，当时吓得我直打哆嗦。你想把他们吊死？那好吧，我来干，也免得他们第二天再活过来。也许我不应该把他摔在栏杆上——当时不够冷静，我不该——好吧，我对我的行为表示道歉，可是这两个家伙把人家全家都杀害了，很可能事先还有强奸。我有妻子，有女儿，波泰奇也有。你要我们可怜这两个狗娘养的，长官，那你走错了地方。你要是把他们送上电椅，那我就来替你合电闸。”
“这么说，你们没有吊他？”默里反问。
“长官，但愿我以前考虑过这个问题，”赖利一本正经地说。奥雷泽毕竟考虑过。
默里看了看布赖特，发现他脸色微红。事情的进展比他想象的要顺利得多。他早就听说艇长是个精明人。总不能把一艘舰艇交给一个傻瓜去指挥——至少不应该那样做。
“好啦，各位，我想我们的问题都有了答案。谢谢你们的合作。”片刻后，韦格纳领着他们走了出去。
他们三人在舷梯处停了一会儿。默里向布赖特示意，叫他先上车去，然后他转向韦格纳。
“你们那个甲板实际是用于直升机起降的？”
“一直是，我真希望能有一架自己的直升机。”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我还从来没有上过快艇呢。”
“跟我来吧。”不一会儿，默里来到了直升机甲板的中央，正好踩在黑色防滑甲板上的黄色十字线的交叉点上。韦格纳在介绍飞行控制台灯光的功能，默里却在看桅杆，想象着从桅杆梢拉绳到甲板的情景。是啊，他心想，你们干这种事还不是易如反掌嘛。
“艇长，替你自己着想，希望不要再做这种不理智的事了。”
韦格纳惊讶地回过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我知你也知。”
“你相信那两个人说——”
“是的，我相信。陪审团恐怕不会相信——至少我认为他们不会相信——当然，谁也说不准陪审团会相信什么。但那件事你们是干了，我知道——不要再辩解……”
“你怎么会认为——”
“艇长，我在联邦调查局干了二十六年，这类不理智的事我听得多呢，有真的，也有编造的，听多了也就能辨出真假来了。在我看来，你们完全可以从顶上的那个滑轮上拉一根绳子下来，轻而易举，而且只要把握住航行，吊上一个人，即使晃荡几下也没有关系。肯定不会像赖利说的那样会碰坏雷达天线。我刚才说了，别再干这种傻事。这是个送上门来的案件，没有你们提供的证据，我们也可以起诉。因此不要再张扬了，我们相信你是不会的。你们已经发现，这个案子比你们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不是？”
“我觉得惊讶的是，受害者是——”
“是啊，你打开了一个装满毒虫的罐子，但是并没有把手弄得太脏，真够走运的。别再张扬了。”默里又强调了一次。
“谢谢你，长官。”
一分钟之后，默里回到车上。布赖特仍然愁眉不展。
“有一次，我刚从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不久，就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去工作，”默里讲开了。“有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了，我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参与了这个案子，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跟在菲茨杰拉德探长身后拿拿他的衣服。你听说过大乔没有？”
“我爸爸与他共过事，”布赖特答道。
“那你肯定知道，乔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资深警察。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得到情报，说当地的三K党分子正扬言要杀掉几个我们的人——这你是知道的吧——他们还叫嚣说正在骚扰某些家庭。这下可把乔惹火了。我开车和他一起去看那个人——我把姓名忘了，他是当时三K党的地方大头目，嚣张得很。我们开车到达他的住所时，他正坐在房前草坪上的一棵大树下面，喝得醉醺醺的，坐椅旁还放着一支猎枪。乔走到他跟前，那个狗杂种一见到他，就准备伸手拿枪。可是乔的一双眼睛瞪得他不敢轻举妄动。菲茨杰拉德就这么厉害，他一个人能够对付三个人，而且从他的脸上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手了。我当时挺紧张的，一双手牢牢地握着手枪，可是乔只凭他的那双眼睛就把那个家伙镇住了。他警告说：只要他再扬言要杀调查局的人，或者再在电话里威胁他们的老婆孩子，乔就会回来要他的命，而且就在他自家的前院。乔并没有咆哮如雷，连嗓门都没有提高，只是像订早餐似地吩咐了他几句。那个家伙明白他说话的分量。我也清楚。不管怎样，那些威胁恐吓的事从此销声匿迹。
“乔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不合法的，”默里继续说，“有时候我们容易越轨行事。我越过轨，你也越过轨。”
“我从来没有——”
“不用紧张，马克，我说的是‘越轨’，而不是违法。规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照搬照套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希望我们的人在执法时要有判断能力。整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在这个案子中，海岸警卫队的人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我们要想得到这些情报，但不要去问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这些情报的。这样做并不伤害任何人，因为那两个家伙要以杀人犯论处，而我们需要的是物证。要是他们拒绝与我们配合，不坦白交代他们的凶杀行为，不讲出那位不寻常的韦格纳艇长从他们嘴中逼出的所有真情，那他们就得被送上电椅。这反正是华盛顿的意思。我们要是把刚才在艇上的谈话情况全部抖露出来，那大家都会很尴尬。你认为地方陪审团会——”
“不会的，”布赖特不假思索地答道。“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揭穿。即使律师不——”
“对极了。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里，而且我想韦格纳再也不会重犯类似的错误。”
“唔。”布赖特未敢苟同，不过那也无关紧要。
“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弄清这个可怜的死鬼和他的家人为什么会被一个杀手和他的帮凶杀害的确切原因。你知道，我在纽约捕捉那些有头脑的凶手时，从不与他们的家人过不去，除非十分必要，你甚至不会当着他家人的面把他干掉。”
“在对付贩毒分子方面很少有什么规定。”布赖特指出。
“对——我认为恐怖分子最坏。”
科尔特斯心想，现在比当年与马切特罗斯共事轻松多了。此时此刻他正坐在一家豪华餐馆角落的雅座里，手里拿的酒单足足有十几页——科尔特斯自认为是个品酒专家——当年他去的都是低级餐馆，里面常常见到老鼠来回乱窜，吃的不过是青豆之类，还与一些人大谈革命。那些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抢银行，再录上一段声明自己英雄行为的录音。这些录音常被当地电台作为新闻，在摇滚乐与商业广告中间播出。他心想，穷人能开着自己的汽车上街游行，并且在超级市场结账处排队，整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才是如此。
他挑选了法国卢瓦尔河流域一个没有名气的种植园生产的葡萄酒。端酒的男侍收回酒单时用圆珠笔在纸上做了记录。
科尔特斯是在贫民区长大的——那儿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美国，贫民区的人往往是嗜毒者，仅吸毒一项，一个星期就得花掉他们几百美元。这对昔日的上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人吸毒从城市贫民窟发展到城市郊区，那些毒品贩子则趁机大发利市。
当然，吸毒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问题。美国在对其贫穷邻国进行官方援助时一直很吝啬，可是现在却向他们提供大量金钱援助，而且把这个标榜为民间交流，实在是可笑。科尔特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美国政府究竟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多少帮助，但是他确信，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过腻了饱食终日的生活而寻求化学药品的刺激——却要慷慨得多，而且不拿什么“人权”作条件。科尔特斯是情报战线上的老手，他一直在想办法诋毁美国，破坏它的形象，削弱它的影响力，然而他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没有取得成功。他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去打击资本主义，但丝毫不去理会哪些证据证明有效，哪些证据证明劳而无功。不过，他现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自身的弱点来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了，从而达到原来的目的，同时又可以尽情享受这个制度向他提供的一切好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他找到了这个实际可行的办法，他原来的那些顶头上司却把他视为叛徒……
科尔特斯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人，认为他是个颇为典型的美国佬。由于营养过剩而显得有点胖，昂贵的衣服也不好好洗一洗，甚至皮鞋也没有擦。科尔特斯记得他少年时期经常是打赤脚的，而且有三件自己的衬衫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这个美国佬开的是豪华汽车，住的是舒适的公寓，薪水是古巴情报机关一个上校的十倍——然而，他对这些还是不满足。这就是在美国——在美国，人们再富有也不会感到满足。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四个人选，有关他们的情况都在我的公文包里。”
“他们怎么样？”科尔特斯问。
“都符合你的标准。”那人答道。“我不是每回都——”
“对，你是个很信得过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付给你这么多钱。”
“你对我如此赏识，我很高兴，山姆。”那人颇为沾沾自喜。
费利克斯——那个美国人叫他山姆——对与他共事的人总是十分赏识。他很欣赏他们的办事能力，也很感激他们提供的情报。然而，他又瞧不起这种人。这种人往往胆小怕死。不过，一个谍报人员——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个谍报人员——不能过于挑剔。在美国，像他眼前的这种人多的是。科尔特斯却忘记了自己也是被人收买的。他觉得自己是个老练的职业谍报人员，也许可以说是受雇用的，可是，受雇用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一项有光荣传统的职业，不是吗？此外，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与他过去的顶头上司的旨意不谋而合，况且比古巴情报机关以往任何时候的效率都高，而他的报酬却都是别人支付的。实际上，说到底还是美国人支付的。
他这顿晚餐吃得很自在。酒是绝对的好酒，这使他如愿以偿，但是肉烧得太老，蔬菜也不理想。人们说“吃在华盛顿”，他认为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吃完晚餐，他拿着他同伴的公文包走出餐馆，上了汽车。一路上他的心情很轻松，二十分钟后，他回到旅馆，一口气翻阅了几小时的资料。他想，这人很可靠，给他留下的印象不错。那四个人选都很有实力。
他将于明天考虑录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