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半路上发生的那事，也是令人十分吃惊的。不过这一切必须从头说起。当我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上街前一小时，许多人好奇地发现，有一群人在城里走过，他们是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人数约摸七十人，也可能更多些。这些人循规蹈矩，几乎一言不发，仿佛早有安排似的井然有序地走着。后来有人断言，这七十人是从全体工人中选出来的（什皮古林厂的工人将近九百人），他们是去向省长请愿的，由于老板不在，他们想向省长寻求法律公正，约束一下他们的管事，这管事关闭工厂，遣散工人，肆意克扣全厂工人的工资——现在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了。我们这里至今有一些人不承认这些人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硬说，要选举七十个人出来数目太多了，因此这帮人不过是由受害最深的工人组成，他们前来请愿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因此后来轰动一时的所谓全厂总“暴乱”，根本是子虚乌有。第三部分人则狂热地硬要大家相信，这七十人绝不是普通的暴乱者，而绝对是政治犯，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最爱寻衅闹事的暴徒，而且肯定是被暗中散发的传单挑动起来的。总之，这事肯定有人施加影响或者暗中煽动——但究竟如何，至今尚无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是：工人根本就没有读过暗中散发的传单，即使读了，他们也根本不懂，仅凭一点，因为写这些传单的人，尽管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可是写得不明不白，行文极其晦涩。但是因为工人的处境的确很困难——而他们向之求助的警察局又不愿干预他们所受的委屈——因此他们只好成群结队地向“将军本人”请愿，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甚至准备头顶状纸，循规蹈矩地在他的官邸的台阶前站好队，只要他一出现就双膝下跪，像见到上帝一样呼天抢地，苦苦哀求——难道还有比他们这样的想法更自然的吗？依照愚见，这事既不需要暴动，甚至也不需要选举什么代表，因为这是一个老办法，古已有之；俄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喜欢向“朝廷大员”拦轿告状，其实这仅仅是出于他们乐意，至于告状结果如何，均在所不计。
因此我深信不疑，即使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利普京，也许还有什么人，甚至说不定还有费季卡，就算曾经预先在工人中上蹿下跳（因为对这一情况的确存在相当过硬的证据），跟他们说过话，但是跟他们说过话的人大概也超不过两个，三个，就算五个吧，仅仅是为了试探一下，而且这种谈话也不曾产生任何效果。至于暴动，即使工人们从他们的宣传中听懂了什么，他们也肯定会立刻不再听下去，认为这样做太蠢了，根本不适合。费季卡则是另一回事：他似乎比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走运。现在已无可置疑地查明，有两名工人的确跟费季卡一起参加了三天后发生的城里那起纵火案，后来，过了一个月，又在县里抓住了三名过去的工人，罪名也是纵火和抢劫。即使费季卡把他们引诱了过去，让他们直接参加这次行动，那也仅此五人而已，因为有关其他人的这一类情况什么也没有听说。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工人们终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省长官邸前的那个小广场上，循规蹈矩和一声不响地排好队，接着就张大了嘴看着省长官邸的台阶，开始等候。有人对我说，他们似乎刚一站好队，就立刻摘下了帽子，也就是说，还在一省之长出现前半小时，他们就摘下了帽子，可是这位省长却好像故意似的，这时偏偏不在家。警察局立刻派员前来，先是三三两两，后来几乎是倾巢出动；不用说，先是威严地命令他们散开。但是工人们硬是顶牛，就像一群走到板墙前的羊似的，还简单明了地回答，他们要见“将军本人”；可见他们决心之坚定。不自然的吆喝声停止了；迅速取代这吆喝声的是若有所思、低声发布的秘密指令、严峻的忙忙碌碌和忧心忡忡，以及长官们皱紧的双眉。警察局局长认为还是等冯·连布克本人来了之后再说。有人说，局长是坐着三套马车飞也似的跑来的，还在马车上就动手打人了——这全是无稽之谈。他在敝城的确爱乘坐他那辆尾部是黄色的轻便马车横冲直撞，而且随着“那两匹撒欢的拉边套的马”越来越疯狂，也曾博得劝业场商人的齐声喝彩，于是他便在马车上站起来，把身体挺得笔直，抓住特意钉在马车一侧的皮带，就像在纪念像上那样向空中伸出右手——他就这样坐着马车巡视全城。但在当前的情况下，他的确没有打人，虽然他在跳下马车时免不了说了句难听的话，但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无非为了不失威严。更荒唐的是说调来了上了刺刀的兵，又说还给什么地方拍了电报，报告情况紧急，让他们派炮兵和哥萨克来：这是发明者本人现在也不相信的信口雌黄。还有人说拉来了消防用的大水桶。想用水来浇老百姓，这也是胡说八道。其实，这无非是因为伊里亚·伊里奇一时冲动叫了声：谁也休想在他这里干着身子走出水面；大概由此而引申出水桶，水桶云云也就这样被京城报纸的通讯所转载。应该认为，最可靠的说法是首先命令所有在场的警察把这批请愿者团团围住，然后派了一名信使（第一警察分局的分局长）即刻去找连布克，于是这名警官便立刻坐上警察局局长的马车飞也似的向斯克沃列什尼基跑去，因为他知道，大约半小时前，冯·连布克坐了自己的弹簧马车动身上那里去了……
但是，不瞒诸位说，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么一帮赤手空拳的，即普普通通的请愿者——诚然，有七十人之多——怎么会一上来，刚迈出第一步，人家就把他们说成有颠覆国家基础之虞的暴动呢？为什么当连布克紧跟着信使于二十分钟之后赶回来的时候，他便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想法呢？我是这么揣测的（但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跟工厂管事有通家之好的伊里亚·伊里奇，甚至对他有利地向冯·连布克把这群人形容得十分可怕，这样就可以让连布克不必动真格的，来审理此案了：而开导他，促使他这样做的竟是连布克本人。在最近两天，他曾与他有过两次神秘的紧急谈话，话又说回来，这两次谈话内容极其含混，但是伊里亚·伊里奇还是从中看出，省长已固执地认定有人在暗中散发传单，有人在暗中煽动什皮古林工厂的工人起来进行社会暴乱，而且他固执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一旦查明煽动云云纯属子虚乌有，他说不定还会感到很遗憾。“他变着法儿地想去彼得堡邀功请赏，”我们这位狡猾的伊里亚·伊里奇离开冯·连布克家出来的时候想，“也好，正合吾意。”
但是我确信，可怜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即使想为自己邀功请赏，他也决不希望真的发生暴乱。他是一名恪尽职守的官员，直到结婚前一直为官清廉。他放弃了秉公出售公家木材的机会，又放弃了与守身如玉的明亨结婚，而是接受一位四十岁的半老徐娘公爵小姐的抬举，攀了这门高枝儿，难道这是他的错吗？我几乎有十分把握地知道，就是从这个不祥的上午起开始出现了那种状态的明显迹象，据说，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后来使可怜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进了瑞士的那家著名的特别机构，他现在似乎正在那里渐渐康复。但是，假定说，正是从这天上午起，某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即已暴露无遗的话，那，按照愚见，也可以认为，在头天晚上，这类事实的某些表现就已经出现了，虽然表现得不很明显。我知道，据最隐秘的传闻（诸位可以猜到，这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亲自告诉我的，她向我透露了这件事的极小部分；她当时已经不那么洋洋得意了，而是几乎有点后悔了——因为女人是从来不会完全后悔的），我知道，头天晚上，已是深夜，在凌晨两点多钟，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走到自己夫人的卧室，叫醒了她，要求她听听“他的最后通牒”。他的要求很坚决，她只好从卧榻上坐起来，怒形于色，头上还带着卷发纸，虽然脸上挂着嘲弄的轻蔑，但她在沙发榻坐好后，毕竟还是听了。这时她才第一次明白她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做得实在太过分了，不由得私下里感到一阵害怕。她本来应该终于清醒过来，态度变得温和些，可是她却掩饰了心头的恐惧，而且变得比从前更固执了。她自有一套对付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办法（就像任何一个妻子似乎都有一套对付丈夫的办法似的），这办法已经屡试不爽，而且不止一次把他气得几乎发狂。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办法就是轻蔑地保持沉默，一小时，两小时，一昼夜，有时几乎长达三昼夜——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做什么，哪怕他爬上窗户从三层楼上跳下去，她也始终保持沉默——对于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来说，这样做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是否因为她丈夫近日的失策，以及他作为一省之长居然对她的行政才能心怀嫉妒因而惩罚他也罢；也无论是因为他批评了她同年轻人和所有我们这伙人的行为有失检点，而不明白她那微妙而又富有远见的政治目标因而对他发怒也罢；也无论是因为他居然愚蠢而又毫无意义地吃起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醋因而在生他的气也罢——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吧，她现在已横下一条心，绝不心软，尽管现在已半夜三点，而且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像今天这样激动。他忘乎所以地踏着她的小客厅的地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走来走去，把一切都向她和盘托出，一切，诚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却是他郁结于心的一切，因为——“一切都太过分了”，他先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而且“牵着他的鼻子走”讲起。“管他们怎么说呢！”他发现她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于是立刻一声尖叫，“就算‘牵着鼻子走’吧，但是，要知道这是实情……”“不，夫人，到时候了；要知道，现在既顾不上笑，也顾不上女人般地卖弄风情。我俩不是在一个惺惺作态的太太的小客厅里，而是仿佛两个抽象的人相遇在气球里，为的是说出真情。”（当然，他越说越乱，不过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却找不到正确的表达方式。）“这是您，夫人，是您改变了我从前的状态，我接受这个职务纯粹是为了您，为了您的虚荣心……您在冷笑？您别高兴得太早了。要知道，夫人，要知道，我本来是可以，本来是能够胜任这个职务的，而且不仅胜任这一个职务，即使是十个这样的职务，我也能胜任愉快，因为我有这方面的才干；可是有了您，夫人，有您在面前——我就胜任不了啦；因为有您在场，我就会变得毫无能耐。不可能存在两个中心，可您却设置了两个中心——一个以我为中心，另一个中心却在您的小客厅里——两个权力中心，夫人，但是我不允许这样，绝不允许！在公务上，如同在夫妻关系上一样，只能有一个中心，而不可能有两个中心……您拿什么来回报我呢？”他继续叫道，“我们的夫妻关系仅仅表现在您在任何时候，每时每刻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微不足道的，愚蠢的，甚至是卑鄙的，而我则在任何时候，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屈辱地向您证明我不是微不足道的，我这人也根本不笨，而且还常常以自己的人格高尚使大家感到惊讶——这样做就我们双方来说不都有点屈辱吗？”他说到这里举起两脚，开始在地毯上急速地连连跺脚，因而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只好威严地微微站起身来。他很快安静了下来，但是又悲从中来，开始号啕大哭（是的，号啕大哭），边哭边捶打自己胸脯，几乎足足有五分钟，由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始终一言不发，他变得越来越难以自持了。最后，他终于彻底犯了个错误，说走了嘴，说他因她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格外垂青而在吃后者的醋，他终于明白过来，他说这话真是奇蠢无比，因而干脆大发雷霆，叫道，他“绝不允许否认上帝”；又说他非驱散那个“没有信仰的肆无忌惮的沙龙”不可；他接着又说，一省之长甚至必须信仰上帝，“因此他的妻子也必须信仰上帝”；又说他最讨厌年轻人；还说：“出于自尊，夫人，您，您也应当关心关心丈夫嘛，也应当站出来为他的聪明才智说句话嘛，即使他是个庸庸碌碌的人也罢（而我绝不是一个庸碌无能的人），而您是始作俑者，因此这里的人才看不起我，他们都受了您的影响……”他大叫大嚷，说什么他要消灭妇女问题，他要驱散这股腐烂发臭的气味，至于那个为家庭女教师（鬼把她们抓了去）募捐的荒唐的游艺会，他明天就下令查禁并予驱散；明天早晨不管遇到哪个家庭女教师，他就下令“哥萨克”把她押解出境，从省里驱逐出去。“我故意，故意要这样！”他又尖叫道。“您知道吗，您知道，”他叫道，“您的那帮坏蛋在工厂里煽动工人闹事而且我已经知道了吗？您知道他们在故意散发传单吗，是故意的，您哪！您知道我已经知道四个坏蛋的名字了吗，而且我快要发疯了，快要彻底地、彻底地发疯了！……”但在这时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突然打破了沉默，严厉地宣布，她本人早就知道这个罪恶的企图了，这一切都是愚蠢的，他对这事也未免太认真了，至于那些淘气包，她不仅知道那四个人，而且所有的人她都知道（她说了个谎）；但是她根本没有打算因为这事而发疯，而是相反，更加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希望使一切有个圆满结局：鼓励这些年轻人，开导这些年轻人，然后突然出人意料地向他们证明，他们的行动计划我已经知道了，接着便向他们指出新的奋斗目标，让他们去从事更理智和更光辉的事业。噢，这时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心情多复杂啊！在他得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骗了他，而且还这么粗暴地尽情取笑了他，他向她公开的东西比之向他公开的要多得多，也早得多，说到底，也许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本人就是所有这些罪恶企图的主犯和始作俑者——在他得知这一切后，他都气疯了。“我说，你这个糊涂而又居心险恶的女人，”他叫道，一下子挣脱了所有的锁链，“我说，我要立刻逮捕你那个卑劣的情夫，给他戴上镣铐，然后把他押送到三角堡，要不——要不我就当着你的面立刻从窗口跳下去！”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听了他这个长篇大论后，气得脸色铁青，紧接着又放声大笑，而且笑声又长又响，笑得抑扬顿挫，婉转悦耳，就像法兰西剧院中一个用十万卢布请来扮演风骚娘们的巴黎女演员，在当面嘲笑丈夫胆敢吃她的醋似的。冯·连布克本来想朝窗口冲去，但是又突然站住，一动不动，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脸色苍白，像死人一样，气势汹汹地望着这个正在嘲笑他的女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尤利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央求的声音说道，“你知道我也有办法来对付他吗？”但是紧接着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之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又爆发出一长串新的、更强烈地哈哈大笑。见状，他咬紧牙关，忍无可忍，一声尖叫，突然冲了过去——不是冲向窗口——而是冲向自己的太太，在她头上举起了拳头！不过他没有打下去——不，不不不；而是立刻在原地偃旗息鼓了。他快步跑回自己的书房，和衣趴倒在给他铺好的被褥上，整个人像抽风似的连头蒙在床单里，就这么躺了两小时——睡不着，也一无所思，心头像压了块石头，心里充满了隐隐约约的、凝滞不动的绝望。他间或全身战栗，像发寒热病似的痛苦地不断哆嗦。他不时颠三倒四地想起一些没来由的事：比如说，他一会儿想到他十五年前还在彼得堡时就有的那座旧挂钟，现在分针已经从钟上掉下来了；一会儿又想起那个非常快活的官员米利巴，有一回他俩在亚历山大公园捉麻雀，捉住以后便快活地大笑，笑得全公园都听得见，记得他俩当中有一位当时已是八品文官。我想，他大概是在清晨七点钟不知不觉地睡着的，睡得很香，还做了不少美梦，他醒来时已将近十点，他突然古怪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猛地想起了一切，举起手掌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无论是早点，无论是布卢姆，也无论是警察局局长，甚至有一位官员来提醒他这天上午某某会的成员正在等他去主持会议——他一概都不予理睬，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明白，而是像个神志不清的人似的向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那半边住宅跑去。那儿有位贵族出身的老太太，名叫索菲娅·安特罗波芙娜，她在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身边已经生活很久了——她向他说明，太太还在十点钟就跟一大帮人，坐了三辆马车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去拜会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了，这是三天以前就跟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约好的，目的是去看看计划在两周后举办的已经是第二次定下的游艺会的地点是否合适。听到这消息后，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吃了一惊，他回到书房，急忙下令套车，甚至心急火燎，都有点等不及了。他的心在渴望马上见到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只要能看她一眼，在她身边待上五分钟，说不定她会抬起头来看他一眼，注意到他，像过去一样嫣然一笑，原谅他的——噢……！“马车倒是怎么啦？”他无意识地翻开放在桌上的一本厚书（有时候，他爱翻书占卜，随便翻开一本书，读右边那一页，自上而下，看三行）。结果是：“Tout es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Voltaire，《Candide》，他啐了口唾沫，便跑出去上了马车：“去斯克沃列什尼基！”后来马车夫说，老爷一路上净催马车快跑，可是刚开始靠近主人家的大宅门时，他又突然下令回头再把他拉到城里去：“请快点，快点。”还没跑到城墙根，“老爷又命令我停车，他下了车就穿过马路走到田野里；我想，该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可是他却站住了，开始看花，就这么一直站着，真怪，真是的，我心里直犯嘀咕。”车夫如是说。我想起那天上午的天气：那是一个寒冷而又晴朗，但是有风的九月天；在走下大路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面前展开一片早已收割完庄稼的、光秃秃的田野的秋风萧瑟的景象：北风呼号，摇曳着残存的几株可怜的、奄奄一息的黄花……他是不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与枯萎的、被寒秋与严寒打蔫了的野花相比呢？我不认为是这样。甚至有把握说绝非如此，他甚至根本不记得与花有关的任何东西，尽管车夫如是说，正在这时候坐着警察局局长的轻便马车赶来的第一分局分局长，后来也一口咬定他碰到省长的时候的确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束黄花。这位分局长是一位热心公务的行政官员，名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弗利布斯捷罗夫，他不久前才到敝城履新，但由于他十分热心公务，更由于他在履行公务时不择手段，什么办法都使得出来，再加上他生来就是醉醺醺的，因此早就成绩斐然，闻名遐迩了。他急忙从马车上跳下来，看见省长在看花也没有产生丝毫疑问，而是发疯般但又坚定不移地一口气报告道：“城里出现了骚乱。”
“啊？什么？”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板着脸向他回过头来，但是丝毫也不感到惊奇，也丝毫没有想到他乘坐的弹簧马车和车夫，仿佛他正端坐在自家的书斋里似的。
“第一警察分局分局长弗利布斯捷罗夫报告，大人。城里发生了暴乱。”
“海盗？”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若有所思地反问。
“没错，大人。什皮古林厂的工人发动了暴乱。”
“什皮古林厂的工人……”
提到“什皮古林厂的工人”这几个字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甚至打了个哆嗦，举起一个手指碰了碰脑门：“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他默默地，但依旧若有所思地、不慌不忙地向自己的马车走去，他坐上马车后便下令回城。分局长则坐着轻便马车紧随其后。
我想象，一路上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许许多多极其有趣的事，题材各异，但是当他坐着马车驶进省长官邸前的广场时未必有什么固定不移的想法或者有什么明确的打算。但是当他一看见那群排好队、坚定地站着的“暴乱者”、团团围住的警察、束手无策（也许是故意摆出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的警察局局长，以及都在翘首等待他前来处理此事的神态，满腔热血就涌进了他的心脏。他脸色苍白地下了马车。
“脱帽！”他气喘吁吁地、勉强听得见地低声道。“跪下！”他又出乎意料地尖叫了一声，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也许随后发生的事情的整个结局，就包含在这出人意料之中。这好比谢肉节在山上滑雪，当雪橇从山上飞落下来时，又怎能在半山腰猝然停止呢？好像故意跟他自己作对似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毕生都以性格开朗著称，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嚷嚷过，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跺过脚；可是，假如一旦发生他们的雪橇不知为什么突然从山上飞落下来——那，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比较危险了。他面前的一切都开始旋转。
“海盗！”他吼道，声音更加尖厉，也更加没头没脑，但又戛然而止。他站住了，他还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但是他知道并且全身心感觉到，他一定要立刻做点什么。
“主啊！”人群中有人嘀咕道。有个小伙子开始画十字；有三四个人还果真想要跪下，但是其余的人却黑压压的一大片一齐向前跨出三步，突然一下子嚷嚷开了：“大人……雇人是有期限的……管事……你不能说……”等等，等等。简直什么也听不清。
唉！安德烈·安东诺维奇也听不清：那束野花还在他手里。他认为暴乱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来押解他的马车方才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显而易见的一样。在瞪大两眼看着他的那群“暴乱者”中间，他看见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跑来跑去，在给他们“打气”。从昨天起这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时刻在他脑子里打转——他恨透了这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拿鞭子来！”他更加出人意料地叫道。
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默。
根据最准确的情报和我的揣测来判断，一开头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是以后的情报就渐渐变得不这么准确了，我的揣测也一样。不过，还有几件事可作为根据。
第一，树条鞭出现得似乎太匆忙了点；显然是那位先意承志的警察局局长早就准备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的。但是受到鞭打的总共只有两个人，我不认为甚至有三个人挨了打；我坚持这么认为。说什么所有的人或者起码有半数人都挨了打，纯属信口雌黄。又有人说，似乎有一位路过这里虽然贫穷但却出身高贵的太太被他们抓住了，并且立刻因为什么原因挨了鞭打，这也是一派胡言。然而后来我倒亲自读到过发表在彼得堡报纸上的一篇关于这位太太的通讯。我们这里有许多人谈到有一位公墓养老院的老太婆，名叫阿夫多季娅·彼得罗芙娜·塔拉佩金娜，似乎她做客回来，回自己的养老院，路过广场时出于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挤到围观的人群中，当她看到发生的事情时叫了一声：“多么可耻！”还啐了口唾沫。似乎就因为这事把她抓了起来，还“赏”了她一顿揍。关于这事不仅上了报，甚至敝城各界出于义愤还组织了募捐。我本人也捐了二十戈比。可是怎么样呢？现在查明，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养老院里的老太婆塔拉佩金娜！我还亲自去公墓到这家养老院调查过：那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塔拉佩金娜；此外，当我告诉他们到处流传着的这一谣言时，他们还很生气。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个并不存在的阿夫多季娅·彼得罗芙娜，乃是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几乎发生了与她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果真存在过她这样一个人的话）；甚至说不定有关塔拉佩金娜的这个荒唐的谣言即由他而起，也就是说在谣言的进一步传布中竟倏地把他变成了某个塔拉佩金娜了。主要是我也想不明白，我跟他刚刚走进广场，他是怎么离开我突然溜走的。我预感到情况很不妙，本想领着他绕过广场向省长官邸的台阶旁直接走去，但是我自己也产生了好奇心，于是我就停下来，仅仅停了一分钟，想找个人随便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突然一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出于本能立刻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找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种预感，他的雪橇已从山上飞速滑下。果然，我在事件发生的最中心找到了他。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可是他却带着无上的权威静静地、高傲地看了看我：
“Cher，”他说，声音里似乎有一根绷得很紧的弦在颤动。“如果他们在这里，在广场上，当着我们的面就敢这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话，那我们又能希望譬如说这个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如果他有机会一意孤行的话。”
他气得发抖，带着一种挑战的非常姿态，举起一根手指，威严地、谴责地指着站在离我们两步远、瞪大两眼看着我们的弗利布斯捷罗夫。
“看住这个人！”那人泛着白眼，大叫。“这是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他握紧拳头，逼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你是干什么的？”他疯狂地、病态地、肆无忌惮地大吼道（我要指出，他非常熟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脸）。再过片刻，当然，他就会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但是，幸亏连布克听见喊声回了下头。他困惑地，但是注意地看了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仿佛在思索着什么，接着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弗利布斯捷罗夫卡壳了。我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人群中拉了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不定，他自己也想见好就收吧。
“回家，回家，”我坚持道，“如果咱们没有挨打的话，当然，多亏了连布克。”
“您走吧，我的朋友，我有罪，我连累了您。您自有您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而我——mon heure a sonné。”
他步履坚定地登上了省长官邸的台阶。门房认识我；我声称，我俩是来找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我们在接见厅里坐了下来，开始等候。我不想撇下我的朋友，但是跟他再说什么我也认为是多余的。他那样子就像是决心为国捐躯，必死无疑的爱国志士。我们没有紧挨着坐，而是各把一方，我靠近进屋的房门，他则远远地坐在对面，若有所思地垂下了头，两手微微扶着手杖。他用左手拿着他的宽边礼帽。我们就这样坐了大约十分钟。
连布克突然在警察局局长的陪同下快步走了进来，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我们，未予理会，便向左边的书房走去，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他前面站了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与别人完全不同的高大身躯起了作用，连布克站住了。
“这是谁？”他困惑地嘀咕道，仿佛在问警察局局长，可是又丝毫没有向他转过头去，而是一个劲在端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退职八等文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阁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神气地一低头，回答道。省长大人继续端详着他，可是目光却显得十分呆滞。
“有什么事？”他以一种父母官的简短语气问道，厌恶而又不耐烦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侧过耳朵，简直把他当成了一名普通的上访人员，以为他有什么书面请求需要呈递。
“今天舍下来了一名官员，以阁下的名义进行了搜查；因此我想……”
“贵姓？贵姓？”连布克仿佛突然有点明白了，不耐烦地问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更加神气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姓名。
“啊——啊！这……这是那个发源地……先生，您已经从这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您是教授？教授？”
“从前有幸给某大学的年轻人讲过几节课。”
“给年——轻——人？”连布克似乎打了个哆嗦，虽然我敢打赌，他还不大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甚至于他在跟谁说话，也许也不甚了了。“我的先生，我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您哪。”他蓦地怒不可遏。“我绝不允许年轻人胡作非为。这都是因为那传单在作祟。这是对社会的攻击，先生，这是海上攻击，是海盗行为……您有何事上访？”
“相反，尊夫人请我明天在她的游艺会上讲演。我不是来上访，我是来寻求我应有的权利……”
“游艺会？不会有游艺会了。我不许你们搞什么游艺会！讲课？讲课？”他发狂般叫道。
“我非常希望您同我说话要礼貌一些，阁下，不要跺脚，也不要把我当个小孩似的对我嚷嚷。”
“您也许懂得您在跟谁说话吧？”连布克涨红了脸。
“我完全明白，阁下。”
“我在挺身保护社会，您却在破坏它。破——坏！您……不过，我倒想起您是个什么人来了：您不是做过将军夫人斯塔夫罗金娜家的家庭教师吗？”
“是的，我做过……家庭教师……在将军夫人斯塔夫罗金娜家。”
“而且在二十年的长时间中，您还是现在积累起来的一切恶果的发源地……一切恶果……好像，我刚才还在广场上看见过您。但是，先生，您要当心；您的思想倾向是有目共睹的。您放心，我注意到了您的活动。先生，您想要讲课，我绝不允许，绝不，您哪。若是提出这样的请求，请您不要来找我。”
他又想走过去。
“我再说一遍，阁下，您弄错了。这是尊夫人请我去讲的——不是讲课，而是在明天的游艺会上作文学讲演。但是我现在自己也不想讲了。我现在有个不情之请，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向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凭什么和为什么我今天受到了搜查？他们拿走了我的一些书籍和文件，拿走了我的宝贵的私人信函，而且用手推车招摇过市，推走了……”
“谁搜查的？”连布克猛地打了个激灵，完全醒悟了过来，突然满脸通红。他向警察局局长迅速转过身来。就在这当口门口出现了布卢姆那佝偻着腰的又高又笨拙的身影。
“就是这位官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指了指他。布卢姆自觉有愧地跨前一步，但那神态根本就没有要认错的样子。
“Vous ne faites que des bêtises。”连布克懊丧而又愤愤然向他甩出了这句话，蓦地仿佛整个人都变了，一下子清醒过来。“对不起……”他非常尴尬地咕哝道，满脸涨得通红，“这一切……这一切大概仅仅是失于检点和误会……仅仅是误会。”
“阁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我年轻时曾目击过一桩很典型的事。有一回在剧院，在走廊上，有个人迅速走到另一个人面前，在大庭广众之中给了那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他立刻看清了，那个挨打的人根本不是他想打他一记耳光的那人，而完全是另一个人，只是同他想打的那人有点相像罢了，于是他愤愤然，就像一个没工夫浪费宝贵光阴的人那样，急忙说道（与阁下方才的情况一样）：‘我弄错了……对不起，这是误会，仅仅是误会。’当那个受害者余怒未消，开始叫嚷的时候，他竟非常懊恼地对他说：‘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是误会，您还嚷嚷什么！’”
“这……这当然很可笑……”连布克苦笑道，“但是……但是难道您看不出来我也很不幸吗？”
他几乎叫出来，而且……似乎，还想用手捂住脸。
这声出人意料的痛苦的呼喊，近乎失声痛哭，真叫人受不了。这大概是从昨天以来他第一次充分地、明确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紧接着就将是屈辱的、无法掩饰的、完全的绝望；谁知道——也许再过片刻，他就会号啕大哭，声震整个大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先是奇怪地看了看他，然后又突然低下头去，用满怀同情的声音说道：
“阁下，请不要再为我那吵吵闹闹的抱怨使自己不安了，请吩咐他们把我的书籍和信函还给我就成了……”
他的话被打断了。就在这当口，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和陪同她的那一伙人吵吵闹闹地回来了。但是这事我想描写得尽可能详细些。
首先，所有的人从三辆马车上下来以后就成群结队地一下子拥进了接见厅。其实，要进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内室，有一条专门通道，从台阶上进门，直接往左就行；但是这一回所有的人却蜂拥而入，穿过大厅——我认为，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正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这儿，他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有关什皮古林厂工人的一切，当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马车驶进城里时，已经有人向她报告过了。抢先向她报告的是利亚姆申，他因为犯了什么过错被留在家里，没有参加这次郊游，因此对这一切他知道得最早。他幸灾乐祸地雇了一匹哥萨克驽马，带着这些令人快乐的消息，急忙向斯克沃列什尼基飞奔而去，去迎候那帮归来的乘车郊游的人。我想，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尽管处事十分果断，听到这些惊人的消息后，还是多少有点局促不安；不过，大概也只是一刹那工夫而已。比如，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是不会使她感到不安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已经暗示过她三四次，说什么什皮古林厂的那帮暴徒应该统统挨一顿鞭子，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从某个时候起，的确已经成了她的非常权威，“但是……他毕竟要为这事向我付出代价。”她心中大概这么想，而且这个“他”字，当然是指她丈夫。我要顺便指出，好像故意安排好了似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这回也没有参加他们的集体郊游，而且从一大早起谁也没有见过他。我还要顺便提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自己家里接待过客人以后，也跟他们一起回城了（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同坐一辆马车），为的是参加委员会讨论明天游艺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当然，利亚姆申报告的有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消息，也肯定使她很感兴趣，甚至使她感到焦虑也说不定。
立刻开始了对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惩罚。唉，他从看到他那美丽的妻子的第一眼起就感觉到了这点。她面色开朗，带着迷人的微笑，迅速走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身边，向她伸出她那戴着美丽手套的纤纤玉手，向他说了一大堆十分动听的表示欢迎的话——倒像她这整个上午关心的就是尽快回来，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一番亲切的表示似的，因为她终于在自己家里看到了他。对于今天上午的搜查，她连一句含沙射影的话也没有，倒像她对此毫无所知似的。她对丈夫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向他那面瞟过一眼——倒像这客厅里根本没有他这人似的。此外，她还立刻威严地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没收了，把他带进了客厅——倒像他从来没有与连布克发生过任何交涉，即使真有什么交涉，也不值得继续下去似的。我要再重复一遍：我觉得，尽管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举止高雅，可是在这件事上还是再次犯了个大错误。这回帮了她大忙的是卡尔马津诺夫（由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特邀，他也参加了这次郊游，因此，尽管是间接的，也终于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作了一次拜访，因而使她——她一直感到很沮丧——感到非常高兴）。还在房门口（他进门最晚），他一看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就叫了起来，张开双臂向他跑了过去，甚至还打断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话。
“久违久违！终于见到了您……Excellent ami。”
他开始与他亲吻，不用说，只是伸过了面颊。感到尴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好亲了亲它。
“Cher，”他对我说，已经是晚上了，他想起了当天发生的一切，“我当时在想：我们中间谁更卑鄙呢？是他（他拥抱我的目的是为了当场给我难堪），还是我（我蔑视他和蔑视他的脸蛋，可是却立刻去亲吻它，虽然我本来是可以别转脸的）？……呸！”
“快说说，快说说您的一切。”卡尔马津诺夫慢腾腾地、拿腔拿调地说道，倒像可以一下子把二十五年来的全部经历统统告诉他似的。但是这种愚蠢的、轻浮的做法却以一种“高雅”的风度出现。
“您想，我跟您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莫斯科欢迎格拉诺夫斯基的宴会上，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二十四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非常通情达理地（因而，也是很没有高雅风度地）开口道。
“Ce cher homme，”卡尔马津诺夫显得过分友好地伸出一只手来搂住他的肩膀，吵吵嚷嚷而又亲昵地打断了他的话，“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快带我们到您那儿去，让他坐下来好好说说。”
“然而我跟这个爱发脾气的老娘们从来就没有彼此接近过。”当天晚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气得发抖地继续向我诉苦，“我们几乎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他了……不消说，他也同样恨我……”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沙龙很快就高朋满座。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显得特别激动，虽然她竭力装做十分淡漠的样子，但是我抓住她两三次投向卡尔马津诺夫的憎恨的目光，和两三次投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愤怒的眼神——她早就对他怒形于色了，这愤怒是出于嫉妒，出于爱：假如这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略有疏忽，让卡尔马津诺夫在众人面前把自己比下去了，那，我觉得，她非立刻跳起来狠狠地揍他一顿不可。我忘了交代，丽莎也在这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高兴，这么欢天喜地和这么幸福过。自然，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也在这里。接着我在通常组成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扈从的那一群年轻的女士和接近放荡的年轻男士们中间（他们把这放荡当成了活泼，而把一钱不值的犬儒主义当成了智慧），我发现了两三个新面孔：一个是外地来的很会溜须拍马的波兰人；一个是德国大夫；一个很健康的老人，时不时为自己说的俏皮话快乐地大笑；最后则是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年轻的公爵少爷，他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副国家要人的派头，穿着非常高的衣领。不过看得出来，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非常重视这位嘉宾，甚至担心自己的沙龙招待这样的客人不够气派……
“Cher monsieur Karmazinoff，”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装模作样地在长沙发上坐下，突然毫不亚于卡尔马津诺夫似的拿腔拿调地说起话来，“Cher monsieur Karmazinoff，我们过去那个时代抱有某种信念的人，虽然已相隔二十五年之久，他的一生想必显得很单调……”
那位德国大夫大声而又时断时续地大笑起来，听去就像马叫，显然他认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了一句非常可笑的话。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故作惊讶地看了看他，可是对他并未发生丝毫效果。那位公爵也把他的整个衣领向那位德国大夫转了过来，并带上夹鼻眼镜看了看他，虽然对他一点不感兴趣。
“……想必显得很单调。”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故意重复了一遍，并且把每个字都拖得尽可能长和不拘礼节。“我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的全部经历也是这样，et comme on trouve partout plus de moilies que de raison，加之因为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所以结果我在这整个四分之一世纪……”
“C\'est charmant, les moines，”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转过身去向坐在她身旁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悄声道。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高傲地瞥了她一眼作为回答。但是卡尔马津诺夫却受不了这句法国话取得的成功，因而迅速而又刺耳地打断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话。
“至于我，我在这方面倒颇心安理得，我住在卡尔斯鲁厄已经第七年了。去年，市议会决议铺设一条新的排水管道，当时我心里就感到，这条卡尔斯鲁厄的排水管比我亲爱的祖国……在所谓改革的整个时期出现的所有问题还要亲切而且宝贵。”
“我只能表示赞同，虽说是违心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意味深长地低下了头，叹了口气。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兴高采烈——谈话逐渐变得既深刻而又带有倾向性。
“是排除污水的管道吧？”那大夫大声问。
“排水管，大夫，排水管，当时我还帮助他们作过设计。”
大夫扯开破锣嗓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大家也跟着笑，不过这回是笑大夫，而大夫居然没有察觉，还十分得意，因为大家都笑了。
“请允许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卡尔马津诺夫。”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急忙插嘴道，“卡尔斯鲁厄一如既往，可是您却故弄玄虚地骗人，这一回我们可不会相信您啦。俄国人中，俄国作家中，是谁推出了这么多最具有现代意味的典型，提出了这么多最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指出了构成当代活动家典型的那些当代的主要特点呢？这是您，仅仅是您，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而在这以后您却要我们相信您对祖国漠不关心，而对卡尔斯鲁厄的下水道却感到浓厚兴趣！哈哈！”
“是的，我，当然，”卡尔马津诺夫开始拿腔拿调地说道，“波戈热夫这一典型展示了斯拉夫派的所有缺点，而尼科季莫夫这一典型又展示了西欧派的所有不足……”
“不见得是所有吧。”利亚姆申悄声道。
“不过我这样做也只是顺便，无非是借此消磨一下令人腻烦的时间和……满足一下同胞们的各种令人腻烦的要求罢了。”
“您大概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兴高采烈地继续道，“明天我们将会非常高兴地听到谢苗·叶戈罗维奇的华章……他最近异常高雅的文学灵感之一，它的名字叫《Merci》。他将在这篇短篇作品中宣布，他将从此搁笔，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他都不干了，哪怕天使从天而降，或者不如说，整个上流社会都劝他改变这一决定他也不干。总之，他将终身搁笔，而这首优美的《Merci》是向广大读者致谢的，因为如许年来广大读者一直热烈地欢迎他经常为正直的俄罗斯思想服务。”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感到幸福极了。
“是的，我要告别文坛；向诸位说声‘Merci’后，我就离开这里，然后在那里……在卡尔斯鲁厄……阖上自己的眼睛。”卡尔马津诺夫开始逐渐变得不胜唏嘘。
正如我国的许多伟大作家（而我国有许许多多的伟大作家）一样，他经不起夸奖，一夸奖他就立刻走下坡路，尽管他很有点小聪明。但是我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据说，我国的一位莎士比亚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竟贸然脱口而出，说什么“我们这些伟人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等等，而且他说过这话还不自觉。
“在那里，在卡尔斯鲁厄，我将阖上自己的眼睛。我们这些伟人在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以后就应当快点阖上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寻求奖励。我也要这样做。”
“请您告诉我地址，我一定到卡尔斯鲁厄去看您，给您上坟。”那位德国大夫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
“现在铁路上也可以托运死人了。”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出人意料地说道。
利亚姆申兴高采烈，高兴得尖叫起来。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皱起了眉头。这时尼古拉·斯塔夫罗金走了进来。
“有人告诉我，您被抓到分局去了？”他首先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大声说。
“不，这不过是偶然事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了句双关语。
“但是我希望这个偶然事件不至于对我的请求发生丝毫影响，”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又接口道，“我希望您不至于因为这件倒霉的不愉快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都没有弄清楚）而影响我们对您的殷切期望，不至于剥夺我们在文学讲演会上听到您讲演的快乐。”
“我不知道，我……现在……”
“真的，我真倒霉，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您想嘛，正当我渴望尽快亲自结识一下俄国最杰出和最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之一的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却突然表示他要离我们而去。”
“您过奖了，因此我当然只能置若罔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字一顿地说道，“但是我就不信像我这样的一介寒士在您明天的游艺会上会那么不可或缺。不过，我……”
“我说您会把他宠坏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快步跑进房间，叫道。“我刚把他攥在手心里，可是突然在一个早晨——又是搜查，又是逮捕，又是警察局局长抓住他的脖领子，可是现在女士们又在省长家的沙龙里宽慰他，哄他！现在他身上的每根骨头都高兴得似乎酥了；他连做梦也没梦见过他会得到这样的殊荣。可不是吗，他现在可要去告密了，告社会主义者的密！”
“不可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社会主义是非常伟大的思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会不认识这点的。”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起劲地为他辩解。
“思想是伟大的，但是信奉这思想的人不见得都伟大，et brisons-1à，mon cher。”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向儿子说道，姿势优美地从座位上微微站起身来。
但是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情况。冯·连布克已经在这沙龙里待了好些时候，但是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似的，虽然大家都看见他进来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因为想起以前的事，余怒未消，仍旧不理他。他在门旁坐了下来，板着脸，面色阴沉地听着大家谈话。听到有人含沙射影地说到今天上午发生的事，他开始有点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两眼盯着公爵，看来对他那向前撅起的、浆得很硬的领子感到很吃惊；后来他听到有人说话，又看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跑了进来，似乎猛地打了个激灵，接着他又听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的那句关于社会主义者的箴言，便倏地向他走了过去，半道上还推了利亚姆申一把，利亚姆申立刻带着做作的姿态和故意表现出来的惊讶闪到一边，一面还揉着肩膀，做出一副被碰得很疼的样子。
“够了！”冯·连布克说，使劲抓住被吓了一跳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手，并用足力气抓住他不放。“够了，当代的海盗已不打自招。别废话。已经采取了措施……”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整个屋子都听见了，他最后那句话也说得十分果断。产生的印象是令人痛苦的。大家都感到大事不好。我看见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面色一阵发白。一件愚蠢的偶然事故又突出了这一效果。当连布克宣布已经采取了措施之后，便猛地转过身子，匆匆向屋外走去，但是刚走两步便在地毯上绊了一跤，他一个嘴啃泥，差点没有跌倒。他站住了片刻，看了看他刚才差点绊倒的地方，大声说道：“换掉。”——说罢便出了房门。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紧跟在他后面追了出去。她一出去便掀起一片喧哗，简直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人说他“身体欠佳”，有人说他“受了刺激”，更有人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脑门；利亚姆申则站在角落里在脑门上面竖起两根手指。大家都在暗示发生了什么家庭龃龉，不用说，全是窃窃私语。谁也没去拿礼帽，大家都在等待，看演的是哪一出。我不知道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出去到底干什么去了，但是约摸五分钟后她回来了，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她支吾其词地答道，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心情有点激动，但是不要紧，他从小就是这样，她知道得“很清楚”，明天的游艺会，当然，肯定会使他快乐起来的。接着她又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了几句恭维话，但是仅仅出于礼貌，然后她就大声邀请委员会的列位委员现在，马上，就开会。直到这时候，没有参加委员会的人才开始准备回家；但是这个不祥的一天的令人痛苦的意外事故还没有就此结束……
还在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丽莎迅速而又专注地看了看他，后来很长时间她都没有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由于时间太长了，终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看见，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在她身后向她弯下腰去，似乎有什么事想对她悄悄说，但是他又分明改了主意，迅速挺直了身子，抱歉地环视着大家。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也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他的脸色显得比平时更苍白了，可是目光却一反常态，非常心不在焉。他进门时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匆匆提了个问题，又似乎立刻把他给忘了，说真的，起码我这么觉得，同时他也忘了走过去问候女主人。他一次也没有抬起头来看丽莎——倒不是因为不想看她，而是因为（我敢肯定）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当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邀请委员们不要浪费时间立刻开最后一次会后，大家稍许沉默了片刻——突然响起了丽莎响亮的，故意提高了嗓门的声音。她叫了一声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有一名大尉，他自称是您的亲戚，是您的大舅子，名叫列比亚德金，他经常给我写一些不成体统的信，他在信中抱怨您，要向我公开您的秘密。如果他真是您的亲戚，那您就应该禁止他欺负我，不要再让我碰到这些不愉快的事了。”
在这几句话里可以听到一种可怕的挑战，这大家都听出来了。语含指责，这是明显的，虽然这对她本人或许也很突然。就像一个人闭上眼睛从屋顶上硬往下跳似的。
但是，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回答却更加令人惊讶。
首先，他毫不惊奇，非常镇静和注意地听了丽莎的话，这已经够奇怪的了。他脸上既没有流露出尴尬，也没有流露出愤怒。他简单、坚定，甚至带着非常乐意的神态回答了这个要命的问题：
“是的，我不幸是这个人的亲戚。我是他的妹夫，他妹妹的娘家姓列比亚德金，瞧，已经快五年了。请相信，我一定会尽快把您的要求转告他的，我敢保证，他以后不会再打扰您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脸上表现出的恐怖。她带着疯狂的表情从椅子上微微起立，仿佛自卫似的在自己面前微微举起了右手。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看了看她，看了看丽莎和周围的观众，蓦地非常高傲地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房间。大家都看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刚一转身要走的时候，丽莎也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而且明显地做了个动作，想要跑出去追他，但是又突然清醒了过来，没有去追。而是慢慢地走了出去，她没有向任何人说一句话，也没有抬起头来看任何人，当然这是在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他急忙跟在她后面）的陪送下。
我就不来说当天晚上城里发生的纷乱和街谈巷议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把自己锁在城里的她的府邸里，而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据说，没有跟母亲见面就直接去了斯克沃列什尼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天晚上派我去找“cette chère amie”，恳请她允许他登门拜见，但是她不肯见我。他感到异常吃惊，都哭了。“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家中出了这样可怕的事。”他时不时重复着这句话。然而他也不时提到卡尔马津诺夫，对他破口大骂。他在积极准备明天的讲演，而且——这也是艺术家的天性使然——还对镜排练，逐一想起他一辈子使用过的俏皮话和双关语（他都单独记在一个小本上了），准备明天讲演时临时加进去。
“我的朋友，我这是为了伟大的思想。”他说，显然在替自己辩护。“Cher ami，我终于从待了二十五年的地方前进了，突然起程了，到哪儿去——我不知道，但是我起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