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斗这事被迅速传开后，它在敝城整个上流社会产生的印象，特别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大家异口同声地急忙宣布自己无条件支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他过去的仇人中有许多人断然宣称自己是他的朋友。舆论界所以发生这种出人意料的转变，主要的原因是有个女人至今一直没有表态，这时公开说了几句非常中肯的话，一下子就赋予这事以一种使敝城绝大多数人产生浓厚兴趣的意义。这事是这么发生的：恰好就在决斗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敝省首席贵族夫人过命名日，全城人都上她家道贺。前来参加道贺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众人中领导群芳的是跟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一起来的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这天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艳若桃李，光彩照人，分外高兴，以致这一回敝城女士中有许多人都立刻觉得这十分可疑。顺便说说：关于她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订婚的事，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了。这天晚上有位虽已退伍但十分显赫的将军（关于他的情况，下面再谈）开玩笑地问及此事，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直截了当地亲口回答他说，她已名花有主。那又怎么样呢？敝城的女士中竟没有一个人肯相信她已订婚。大家继续执拗地揣测在瑞士一定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一定发生过某种要命的家庭秘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事肯定有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参加。很难说清楚，这些谣言，或者可以说甚至幻想，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屡攻不破，而且偏要把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也拉扯进去。当她一进来，大家就都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她，目光里充满期待。应当指出，由于决斗的事刚发生不久，还由于伴随此事而发生的某些情况，大家在晚会上谈到这事时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敢公开谈论。再说当局将作何处置大家还一无所知。据悉，这两个参加决斗的人尚未被人惊动。比如，大家都知道，阿尔捷米·帕夫洛维奇一大早就动身到杜霍沃自己的庄园去了，并未受到任何阻挠。与此同时，不用说，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有人能够带头公开谈论此事，从而给普遍的迫不及待打开一扇发泄之门。大家正是把这希望寄托在上面提到的那位将军身上，他也果然不负众望。
这位将军是敝城俱乐部里最威严的会员之一，虽说他并不是最富有的地主，但是他的思想方式却与众不同，十分特别，他是一个老派的爱向小姐们献媚的主儿，顺便说说，他非常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带着将军一言九鼎的气派，公开谈论别人还在谨小慎微地窃窃私语的事。可以说吧，这也正是他在敝城社交界扮演的特殊角色。每次遇到这种场合，他就爱特别特别地拖长声音，说起话来甜兮兮的，这习惯他大概是从那些常在国外旅行的俄国人那里学来的，或者是从那些过去十分富有，可是农民改革后却彻底破产了的俄国地主那里学来的。有一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甚至发现，一个地主破产得越厉害，他就越爱甜言蜜语，拿腔拿调，矫揉造作。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自己也爱甜兮兮地拿腔拿调，说起话来矫揉造作，不过他没有发现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毛病罢了。
将军俨然以一个权威人士的口吻开始说话了。此外，他跟阿尔捷米·帕夫洛维奇不知怎么排来排去居然排成了个远亲，虽然他俩吵过架，甚至还打过官司，除此以外，从前他自己也曾跟别人决斗过两次，甚至有一次他还被降为列兵，发配高加索。他不知怎么提到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说她“病后”第二天已开始出门了，其实说的也不是她，而是说她从自己的斯塔夫罗金养马场挑了四匹非常好的拉轿车用的灰马。将军突然说，他今天遇到骑马外出的“小斯塔夫罗金”……大家立刻鸦雀无声。将军咂了咂嘴，用手指转动着上峰赏给他的金质鼻烟盒，突然宣布道：
“我感到很遗憾：几年前我不在这儿……当时我在卡尔斯巴德……唔。这个年轻人使我很感兴趣，当时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唔。怎么回事，他当真精神失常了？当时有人这么说。现在我突然听说，这里有个大学生当着他表妹的面侮辱了他，而他居然躲开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而昨天我又听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告诉我，斯塔夫罗金跟这个……加甘诺夫决斗了。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彬彬有礼地把自己的脑门送上去给那个发了狂的人打；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唔。这倒很符合二十年代近卫军的风气。他在这里经常到什么人家里去吗？”
将军说到这里，停下来，似乎在等候回答。供公众发泄不耐烦的闸门打开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忽然提高了嗓门，她感到很恼火，因为大家似乎听到一声号令似的齐刷刷地全把自己的目光投到了她身上。“斯塔夫罗金同加甘诺夫决斗，却不去理会那个大学生，难道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吗？他总不能向一个自己过去的家奴提出挑战，要求决斗吧！”
这话颇耐人寻味！道理既简单又清楚，但是在此以前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这道理。这话产生了非凡的后果。一切无事生非的流言蜚语，一切琐屑的奇谈怪论都一下子引退了；出现了另一种意义。出现了一位大家都曾经误解的新人，这人在各方面都严于律己，几乎是个完人。他受到一个大学生的使人无地自容的侮辱（这大学生已经不是农奴了，他受过教育），但是他蔑视这个侮辱，因为侮辱者是他过去的家奴。上流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到处是流言蜚语；一些浅薄之徒对一个挨过耳光的人不屑一顾：他蔑视那些管窥蠡测、目光短浅而又不知天高地厚地夸夸其谈的人。
“然而，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咱俩还是好好坐下来谈谈什么是识见超卓吧，您哪。”一位俱乐部老人怀着不无自责的高尚的热情对另一位说道。
“是的，您哪，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是的，您哪，”另一位欣然附和，“那就请您谈谈年轻人吧。”
“这与年轻人无关，”一个突然出现的第三者插嘴道，“这不是年轻人的问题；他是一颗明星，而不是年轻人中的普通一员；这事应该这样来理解。”
“而咱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可惜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
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新人”除了是一位“无可置疑的贵族”以外，而且还是敝省最富有的地主，由此可见，他不可能不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活动家。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以前已经顺便提到过敝省地主们的心情了。
甚至大家都激动起来。
“他不仅没有向那个大学生要求决斗，而且还缩回了手，请您特别注意这点，阁下。”有个人指出。
“也没有把他拉上新法庭，您哪。”另一位补充道。
“尽管新法庭会因为他身为贵族而受到人身侮辱因而判给他十五卢布的赔偿金，嘿嘿嘿！”
“不，让我来告诉你们新法庭的秘密，”第三个人愤然说道，“假如有人犯了偷窃罪或者诈骗罪，而且人赃俱获，无可抵赖，那就趁还有时间，赶快回家去把自己的母亲给杀了。因为转眼之间他就会被宣告完全无罪，而且女士们还会从看台上向他挥舞麻纱手帕；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没错，没错！”
当然也免不了要说一些趣事。大家想起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同K伯爵的关系。K伯爵对于最近实行的种种改革的吹毛求疵的意见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也都知道，他那卓越的活动最近稍许中止了一会儿。可现在大家突然觉得毫无疑问：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肯定跟K伯爵的一个女儿订了婚，虽然对这样的流言谁也找不出确凿的根据。至于在瑞士发生的奇妙的艳遇以及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甚至连女士们也不再提它了。顺便说说，德罗兹多夫一家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在这以前被他们疏漏的一些拜访都补齐了。至于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无疑，大家已经把她看成是一个“炫耀”自己病态神经的最普通的姑娘。对她在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回家的那天突然昏厥，现在大家的解释无非是因为她看到那个大学生的岂有此理的行径感到害怕罢了。对于他们过去竭力赋予某种离奇色彩的那件事，现在却竭力把它说得十分平淡无奇；至于某个瘸腿女人，大家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甚至都羞于想起她。“哪怕搞过一百个瘸腿女人，那又怎么样，谁没有年轻过！”大家又极力夸奖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孝顺母亲，替他寻找各种美德，又心平气和地谈到他如何在德国上大学，四年间学到了不少学问。至于阿尔捷米·帕夫洛维奇的行为，大家都彻底认定他这样做实在是不知深浅：“有眼无珠，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至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大家彻底认定她看问题目光敏锐，一看一个准。
这样一来，当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终于大驾光临的时候，大家都以极其天真的严肃神情欢迎了他，所有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流露出一种最焦急的期待。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立刻不苟言笑，保持最严格的沉默，这自然比他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使大家满意得多。总之，他旗开得胜，成了大红人。在外省的社交界，只要有人露过一次面，他就休想躲起来。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仍一如既往地严格遵守敝省的一应规矩。大家发现他闷闷不乐：“这人饱经风霜，这人不比别人；心事重重。”甚至四年前大家对之深恶痛绝的他那傲慢和令人厌恶的高不可攀，现在也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欣赏。
最得意的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我不敢说她对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幻想破灭了是否感到很伤心。当然，这里家族的自豪感帮了她的忙。有一点倒让人觉得奇怪：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突然非常相信，Nicolas的确“看中”了K伯爵的一位千金，但是，更让人奇怪的是，她的这种深信不疑，乃是根据人人都能听到的，随风飘到她耳朵里来的流言确定的；至于她自己，她可不敢开门见山地问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然而，有两三次，她忍不住在私下里愉快地责备他，说他对她不够坦率。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微微一笑，继续保持着沉默。沉默一般被当作同意的标志。那又怎样呢：尽管如此，她从来也没有忘记过那个瘸腿女人。一想到她，她心头就好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总好像有一种奇怪的幽灵和猜测在折磨着她，然而这一切又跟对K伯爵千金的幻想同时并存。但是关于这事且留待下文详谈。不用说，社交界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重又非常尊敬，而且恭敬有加，但是她很少利用人们对她的这种礼遇，她极少出门。
然而，她却对省长夫人作了一次郑重其事的拜访。不用说，对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在首席贵族夫人家的晚会上说的那番颇具深意的话，谁也不如她听得那样入迷和神往：这番话大大消除了她心头的烦恼，一下子解决了从那个倒霉的星期天起就一直折磨着她的许多问题。“我太不了解这个女人了！”她自言自语道，接着就直截了当地，以她固有的痛快劲向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宣称她是来向她道谢的。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听了很高兴，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当时她已经飘飘然，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身价了，甚至说不定还自视甚高，自以为了不起。比如说，她在言谈间宣称，她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业绩和学问毫无所闻，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什么。
“当然，我会接见那个年轻的韦尔霍文斯基的，并且会对他很好。他很狂妄，但是他还年轻；不过他知识渊博。但是这年轻人毕竟不是一个随便什么退了休的过去的批评家。”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立刻急急忙忙地指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来都没有当过批评家，恰恰相反，他一辈子都是在她家度过的。他初登学术界，便崭露头角，名闻遐迩，这是“全世界都有口皆碑，耳熟能详的”，而最近则以其关于西班牙史的著述而名扬天下；他还想写一本关于德国大学现状的著作，似乎还想写一点关于德累斯顿圣母像的文章。总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愿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拱手让给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
“关于德累斯顿圣母像？您是说西斯廷圣母？Chère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我在这幅油画前坐了两小时，结果是十分扫兴地走开了。我什么也没有看懂，我感到很惊奇。卡尔马津诺夫也说很难看懂。现在大家都认为这幅画不怎么样，俄国人这么看，英国人也这么看。这幅画不过徒有虚名罢了，都是老一辈人嚷嚷出来的。”
“那么说，这是摩登的新思潮？”
“我以为不应该小看我们的年轻人。有人嚷嚷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可是，我看呀，应该爱护年轻人和重视年轻人。现在我什么都看——各种报纸，公社发布的各种文告，自然科学的各种书籍——各种学问我都研究，因为一个人总应该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时代，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吧。总不能在自己幻想的云端度过整个一生吧。我得出一个结论，并且认为爱护年轻人，从而使他们悬崖勒马乃是我的人生准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请您相信，只有我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才能对他们施加良好的影响，尤其是用爱护的办法才能使他们迷途知返，悬崖勒马，而不是像所有那些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老家伙那样把他们往无底深渊推。话又说回来，通过您，我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学术上的建树，对此我还是高兴的。您这一说倒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也许能为我们的文学讲演会做点事。您知道吗，我正在筹办一整天的文娱活动，为救济我省的贫困家庭女教师进行募捐。她们分布在俄国各地。仅我县一地就有六名家庭女教师；此外，还有两名女电报员，还有两名姑娘正在专科学校学习，其他姑娘也想去，但是没有钱。俄罗斯妇女的命运是可怕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现在已有人把这当作大学里研究的问题，甚至国家枢密院还为此开过会。在咱们这个奇怪的俄罗斯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因此依然只有靠爱护，靠整个上流社会的直接的亲切关怀，我们才能使这个伟大的共同事业走上正道。噢上帝，我国不是有许多社会贤达吗！当然，有，但是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让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就会更有力量！总之，我想白天先举办文学沙龙，然后设便宴招待，稍事休息后，再在同天晚上举行舞会。我们本来想晚会开始时先演一点活画，但是似乎开销太大，因此想给广大听众举办一两场卡德里尔舞，大家戴上面具，并穿上表现某些文学流派的富有典型特色的服装。这个富有情趣的想法是卡尔马津诺夫提出来的，他帮了我许多忙。您知道吗，他将在我们的文学沙龙上朗读他自己的还无人知晓的新作，他将从此搁笔，不再写作；这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向广大读者的告别辞。这篇美丽异常的作品名之曰《Merci》。篇名是法文，但是他认为这样写更富情趣，甚至更含蓄。我也，甚至这也是我给他出的主意。我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可以讲点什么，如果能简短一点，而且……学术味道也不太浓的话。似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和还有什么别的人也准备讲点什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将会跑去找您，并把节目单通知您；要不，最好还是让我亲自把节目单给您送去吧。”
“也请您允许我在您的捐款簿上签名认捐。您刚才说的话我一定转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将亲自去求他。”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回家的时候像鬼迷心窍似的完全被迷住了；她死心塌地地站到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边，不知道为什么她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非常光火；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可怜见的，坐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
“我爱上她了，我不懂我过去怎么会对这个女人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她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以及傍晚时分跑来看她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
“您还是应该跟我爸爸言归于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有点垂头丧气。您把他完全打发到厨房里去了。昨天，他迎候您的马车回来，向您鞠了一躬，可您却扭头就走。要知道，我们要把他推到前面去；我对他还有些打算，他对我们还可能有用。”
“噢，要他发表演讲。”
“我不是仅仅指这件事。而且今天我还想亲自去找他。就这样告诉他？”
“如果您愿意的话，请便。不过，我不知道您会怎么安排这事，”她犹豫不决地说道，“我本来打算亲自去跟他解释一下，我想先定一下日子和地点。”她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我看，定日子倒大可不必。我简简单单地转告他就是了。”
“好吧，您去转告他吧。不过请您加上一句，就说我一定会给他定个见面的日子的。一定加上。”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得意地微笑着走了。总之，就我记忆所及，他在这段时间里脾气似乎特别坏，甚至十分放肆地几乎对所有人都做出一种非常不耐烦的举动。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跟他计较。总的说，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见，似乎应当对他另眼相看。我要指出的是，他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决斗非常气愤。这事太突如其来了，把他搞得很被动；当别人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气得甚至面孔发青。这事可能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这事，这时已经尽人皆知了。
“要知道，您没有权利跟人决斗。”已经是第五天了，他偶然在俱乐部里遇见斯塔夫罗金，对他悄声道。有意思的是，在这五天中，他们竟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面。尽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几乎每天都跑去找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默默地看了看他，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没有停步，径自走了过去。他穿过俱乐部大厅向酒吧走去。
“您还去找过沙托夫……您还想把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的事公开。”他跟在他后面跑，仿佛心不在焉似的抓住他的肩膀。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突然抖动了一下肩膀，把他的手甩了下来，并且迅速向他转过头去，皱紧眉头，样子很可怕。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看了看他，满脸堆笑，笑容古怪。这一切只持续了一刹那。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继续向前，走了过去。
他离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以后就立刻跑去找他爸，他之所以如此来去匆匆，仅仅因为恨，要为一件他先前受到的侮辱报仇雪恨，而对他所受的这窝囊气我至今还一无所知。问题在于，在他俩最近一次见面的时候，即在上星期四，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竟用棍子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赶了出去，不过他俩的争论是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自己挑起的。这事他当时瞒着我；但是现在，当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带着他那一向傲慢得近乎天真的嘲笑跑了进来，而且还用他那令人不快的、充满好奇的、东张西望的目光扫视着房间四角的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立刻向我打了个暗号，让我留在屋里，不要走。这样一来，他们父子俩的真正关系就全部暴露在我面前了，因为这一回我听到了他俩的全部谈话。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两腿伸直斜躺在沙发榻上。从上星期四起，他瘦了，脸色也变黄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以一种随随便便、不拘形迹的姿态坐在他身旁，毫无礼貌地盘腿坐在沙发榻上，而且占了很大一块地方，对父亲显得一点也不尊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默然而又尊严地往一边靠了靠。
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这是一本小说《怎么办？》。唉，我应该承认我们这位朋友有一种奇怪的畏首畏尾：他幻想他必须走出离群索居的状态，横刀跃马，进行最后的战斗，而且这种幻想越来越占上风，但是这仅仅停留在他那受到诱惑的想象中。我明白他之所以弄来这部小说并研究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旦与那些“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者”发生无疑的冲突时，能够预先知道他们根据他们的“教义问答”将会采取怎样的手段和论据，这样他就可以做好准备，在她眼前把他们这帮人洋洋得意地统统驳倒。噢，这本书使他感到多么痛苦啊！他有时候难受地把这本书甩到一边，从座位上跳起来，几乎像发狂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
“我同意作者的基本思想是对的，”他十分激动地对我说，“但是，要知道，这就更可怕！跟我们的思想一样，正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正是我们第一个播种了这一思想，并使它生长壮大，成了婆娑大树，再说，在我们之后，他们自己又能说出什么新东西呢！但是，上帝，这一切他们又是怎么表达的，怎么歪曲的，又是怎么被弄得面目全非了啊！”他用手指敲着书叫道。“难道我们孜孜以求的就是这样的结论吗？谁又能从这里看出最初的思想呢？”
“开窍了吧？”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得意地微微一笑，从桌上拿起书，看了看书名。“早就该这样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带些更精彩的书来。”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匆匆说明了他的来意。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大吃一惊，他以一种掺杂着异常愤怒的恐惧听他继续讲下去。
“而且这个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竟指望我上她那儿去讲演！”
“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十分需要你。相反，这不过是为了给你个面子，并以此拍拍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马屁。但是，不消说，你也不敢不去讲演。同时我想，你自己也巴不得去呢，”他冷笑道，“你们这帮老家伙全都自负得要命。不过，你听我说，千万不要讲得太枯燥了。你准备到那里去讲什么呢？讲西班牙史？你在两三天前先拿给我看看，要不然，你也许会让大家打瞌睡的。”
这些讽刺挖苦的话说得很粗鲁，急匆匆的，也说得十分露骨，分明早有预谋。他摆出那副样子似乎在说，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没法用另一种更委婉的语言和办法说话。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这侮辱坚决地继续视而不见。但是告诉他的种种事情却对他产生越来越震撼的印象。
“她亲自，亲自让……您把这事告诉我的？”他脸色苍白地问。
“这就是说，你知道吗，她想给你定个日子和地点，让你俩彼此说清楚；这是你俩缠绵悱侧、卿卿我我的余绪。你跟她卿卿我我地闹了二十年了，使她养成了十分可笑的搔首弄姿的习惯。但是你不必担心，现在完全不同了；她自己也常常说，直到现在她才开始‘洞察’一切。我曾经直截了当地向她说明，你俩的这整个友谊不过是相互给对方泼脏水，老伙计，她跟我说了许多事；唉，你一直在做奴颜婢膝的仆人的勾当。我甚至都替你脸红。”
“我在做奴颜婢膝的仆人的勾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忍不住叫道。
“还不如仆人，你是一名食客，即一名自愿的奴才。懒于劳动，可是对钱却贪得无厌。对这一切她现在也明白了；起码，她说的关于你的情况简直太可怕了。我说老伙计，看了你给她的信，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既让人羞愧，又让人恶心。但是，要知道，你俩竟会这样堕落，这样堕落！在施舍中总有某种使人永远堕落的东西——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她把我的信给你看了！”
“所有的信。也就是说，当然，哪能都看呢？嗬，你写信用了多少信纸啊，我看，那儿不下两千多封……你知道吗，爸爸，我想，你们也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时刻，当时她也许想嫁给你？可是你却十分愚蠢地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当然是用你的观点说话的，但是这总比像现在这样差点让人说成一门亲事，让你跟‘别人的罪孽’成亲，为了钱，把你当小丑来寻开心强。”
“为了钱！她，她居然说为了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痛苦地怒吼道。
“要不又怎样呢？你倒是怎么啦，我是保护你为你说话呀。要知道，这是你替自己辩解的唯一办法。她自己也明白，你跟任何人一样需要花钱，从这个观点看，你也许是对的。我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向她证明，你们这样过日子对彼此都有利：她是个大财主，而你则是个在她身边的含情脉脉的小丑。话又说回来，你为了钱她倒并不生气，虽然你像挤羊奶似的不断挤她的奶。她恨的只是她相信了你二十年，你却道貌岸然地欺骗了她，让她这么久地替你撒谎，替你吹嘘。至于她在昧着良心撒谎，她是永远不肯承认的，但是你却必须为此受到加倍的惩罚。我不明白，你怎么就看不透这道理呢，总有一天你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要知道，你毕竟还有点小聪明吧。昨天我曾经劝她把你送进养老院，你放心，是一所很不错的养老院，亏待不了你；她肯定会这样做的。你记得你三周前寄往X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吗？”
“难道你给她看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恐怖地跳起来。
“当然啰，哪能不给她看呢！这是首先要做的事。尤其你在信中告诉我，她在剥削你，嫉妒你的才能，信中还提到什么‘别人的罪孽’等等。我说老伙计，顺便提醒你一下，不过你的自尊心也太强啦！我看罢哈哈大笑。总的说，你的信写得十分枯燥：你行文的笔法非常糟糕。这些信我常常根本不看，有一封至今还撂在我那儿，都没拆开；明天我就寄还给你。但是这一封，你的最后一封信——简直尽善尽美！我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哈哈大笑！”
“恶棍，恶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吼道。
“唉，见鬼，跟你简直没法说话。我说，你是不是又跟上星期四一样生气了？”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威严地挺直了身子。
“你怎么用这样的语言跟我说话？”
“什么敢用这样的语言？你是说我用的语言简单明了？”
“但是，你倒是告诉我，恶棍，你是不是我的儿子？”
“这事你比我清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父亲都情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闭嘴，你给我闭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气得浑身发抖。
“你瞧，你又跟上星期四那样大叫大嚷，破口大骂了，当时你恨不得举起你的文明棍狠狠地揍我一顿，要知道，当时我可找到了一张凭据。出于好奇，我当时翻箱倒柜地找了整整一个晚上。不错，什么真凭实据也没找到，这你尽可以放心。这不过是一封短信，是我妈写给那个波兰佬的。但是，根据她的脾气可以断定……”
“你再说一句我就赏你个老大耳刮子。”
“您瞧这种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忽地转过身来对我说道，“您瞧，从上星期四起咱们这里就一直这德行。我很高兴，起码眼下您在这里，您来评评这理。先说这事吧：他怪我这么说我母亲，但是这不是他挑的头硬逼我这么说的吗？当时在彼得堡，我还是个中学生，不是他吗，一夜之间把我叫醒两次，像个娘们似的，又是拥抱我又是哭，您猜他每天夜里都跟我说什么了？说了我母亲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我就是从他那里头一回听说的。”
“噢，我当时说这事的用心是高尚的！噢，你不理解我。你什么，什么都不理解。”
“但是你做的事毕竟比我更卑鄙，你得承认，难道不是更卑鄙吗。要知道，如果你愿意，我完全无所谓。我是以你的观点看问题的。至于我的看法，请放心：我并不怪我母亲；你是你，那个波兰人是那个波兰人，我完全无所谓。你们在柏林做得那么蠢，并不是我的错。再说你们也没法做得更聪明。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你俩岂不成了人家的笑柄了吗！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对于你不反正一样吗？老实告诉你吧，”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道，“他一辈子没在我身上花过一个卢布，直到我十六岁他压根儿不认识我，然后在这里把我洗劫一空，可现在他却嚷嚷，他一辈子为我操碎了心，而且还像个戏子似的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对不起，我可不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
他说罢站起来，拿起了帽子。
“从今以后我以父亲的名义诅咒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像死人一样满脸煞白，向他伸出一只手，指着他。
“瞧，一个人竟会浑到这种地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甚至很惊讶，“好了，再见啦，老伙计，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来看你啦。早点把讲演稿写好捎给我，别忘了，如果办得到的话，尽可能少说废话：要讲事实，事实，事实，主要是写得简短些。再见。”
不过，在这里发生影响的还有些其他缘由。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确对父亲有某种企图。依我看，他打算把老头子逼急了，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大出洋相。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他进一步的与此不相干的目的，至于这些目的究竟是什么，下文将另行交代。类似的各种打算和计划，还有许许多多，当时都塞满了他的脑瓜——当然，几乎一切都还只是幻想。除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以外，他心目中还有另一个他准备攻讦的受难者。总的说来，他心目中想要攻讦的受苦受难者，为数不少，而且后来也果真成了他的受难者；但是他对这个人却有着特别的打算，这人就是冯·连布克先生。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冯·连布克属于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按照俄国年鉴统计，该民族在俄国已有数十万之众，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在俄国形成一个彼此抱得很紧的同盟。不言而喻，这同盟并不是什么人蓄意建立的，也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在整个民族中自发形成的，没有形诸文字，也没有签署协议，作为某种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这同盟表现在这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互相支持，彼此帮忙。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幸在俄国的一所高等学府里受过教育，这所高等学府满是比较有权势或比较富有的年轻子弟。这所学校的学生，学业一结束，就被分配到某个国家机关担任某种相当重要的职务。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一位叔叔是工程兵中校，另一位是开面包店的老板；但是他却挤进了这所高等学府，并在这所学校里遇到了一些与他相当类似的同族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学生；学业不好，脑筋相当迟钝，但是大家都喜欢他。后来，他上高年级了，有许多年轻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学会了谈论当代许多非常高层次的问题，而且摆出一副面孔，似乎只要等他们一毕业，他们就会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可是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却仍旧继续十分天真地顽皮和淘气。他给所有的人说笑逗乐，诚然，他出的洋相非常简单，除了有些无耻下流以外，但是他却乐此不疲。一会儿是老师在课堂上给他提了个问题，他就怪模怪样地擤鼻涕，逗得同学和老师都哄堂大笑；一会儿又在学生宿舍里扮演一幅猥亵下流的活画，赢得大家拍手叫好；一会儿又仅仅用自己的鼻子（做得相当高明）演奏《魔法师》里的前奏曲。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这样自有一种调皮劲儿。在他上学的最后一年，他开始写起了俄文诗。至于他的本族语，就像这个民族在俄罗斯的许多人一样，只会说半通不通的德国话。由于喜欢写诗，竟使他交上了一位平时阴阳怪气、似乎受了什么窝囊气的朋友，这同学是一位穷将军的儿子，是俄罗斯人，但他在学校里却被认为是未来的伟大文学家。这人待他很好，处处呵护他。但是却出了这样的事：学校毕业后又过了大约三年光景，这位阴阳怪气的同学却为了俄国文学抛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涯，因而穷愁潦倒，穿着一双破靴子，冷得牙齿发抖，已经是深秋了，还穿着一件夏天的大衣——他突然在阿尼奇科夫桥头遇到了他过去的protèg，也就是过去在学校大家管他叫“连布卡”的那人。你猜怎么着？乍一看，他都认不出他来了，他惊讶得停下了脚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衣着十分讲究的年轻人，蓄着一部络腮胡子，泛出淡淡的红褐色光泽，修剪得十分精致，而且精致得令人惊叹，戴着夹鼻眼镜，足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手戴最鲜亮的手套，身穿沙默时装店的宽松的大衣，腋下夹着一只公文包。连布克对这位同学十分亲热，告诉了他自己的住址，并请他那天晚上有空到他寓所去看他。原来他已不是从前的“连布卡”了，他成了冯·连布克。然而，这同学前去看他可能纯粹出于不服气。他跨上一个楼梯，这楼梯相当蹩脚，一点也不气派，但却铺了一条红地毯，看门人在楼梯上迎接了他，并对他进行了盘问。看门人拉了拉门铃，楼上响起了响亮的铃声。前来拜访的这位同学原以为“连布卡”得很阔气，却发现他住在侧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去又黑又旧，屋里还挂了一块很大的深绿色帷幔，把房间隔成两半，屋里的家具虽然蒙上了深绿色的布面，却十分陈旧，又窄又高的窗子上挂着深绿色的窗帘。冯·连布克住在一位非常远的远亲家，这远亲是一位将军，曾经庇护过他。他客客气气地欢迎客人来访，神态既严肃高雅而又彬彬有礼。他俩也谈了文学，但仅限于在得体的范围内。仆人系着白领带，给客人端来了一杯淡兮兮的茶，外加一点小小的圆饼干。这同学好像存心跟他过不去似的向他要一杯塞尔脱斯矿泉水。后来还是给他端来了，但是稍许迟了片刻，不过当他把仆人叫来，让他快点把矿泉水端来的时候，似乎露出了某种忸怩不安的尴尬样。不过他还是主动问客人他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当客人婉言谢绝，终于起身告辞时，他明显地感到很满意。说到底，这时连布克才刚刚开始迈入仕途，不过仍寄人篱下，依傍一位显要的同族将军为生。
当时，他正在追求将军的第五位千金，看来两情相悦，对方也似乎对他有意。可是后来人家还是把小姐阿马利娅嫁给了这位老将军的一位旧时的同僚——一位年老的德国工厂主。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并没有十分伤心，而是用纸糊了一座剧场。大幕徐徐升起，演员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两手比比划划，做着手势；包厢里坐着观众，乐队里的人由机械发动，在小提琴上拉着弓，乐队指挥在挥舞指挥棒，而池座里则是年轻的绅士和军官们在拍手叫好。这一切都是纸做的，都是冯·连布克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他制作这座剧场花了半年时间。将军为此特意举办了一个仅有亲朋好友参加的小型晚会，把这座剧场拿出来公开展览。将军的五位千金，包括新婚的阿马利娅和她的夫婿——那个工厂主，还有许多太太小姐跟他们的德国男士，都仔仔细细地观看了这座剧场，赞不绝口，然后大家一起跳舞。连布克感到很满意，心里也很快释然了。
光阴荏苒，他终于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他一直身居要职，而且上司也一直是他的同族人，终于混到了一个与他的年龄相比非常显要的官衔。他早就想结婚了，而且早就在谨慎地物色佳偶。他曾经瞒着上司悄悄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编辑部，可是这部小说未被刊用。但是他却偷闲糊了整整一列火车，这小玩意儿又搞得非常成功：旅客们提着皮箱和旅行包，领着小孩和牵着小狗，从车站里纷纷出来，又一个个走进车厢。列车员和站上的工作人员在走来走去，摇铃，发信号，于是列车渐渐开动，上了路。他为制作这个精巧的玩意儿足足忙了一年。但是总得结婚呀。他结识的人相当广泛，但多半限于德国人这个圈子；他也经常与俄罗斯人周旋，不消说，这些人都是他的上司。最后，当他年满三十八岁的时候，居然得到了一笔遗产。那个开面包店的叔叔死了，根据遗产留给了他一万三千卢布。他的婚事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职位而停滞不前。尽管冯·连布克的官场环境相当阔气，可是他本人却十分俭朴。只要能谋得一个独当一面的官职，由他来任意处置如何收购公家的木柴等等，或者其他这一类有甜头的差使，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而且一辈子都会感到其乐融融，别无他求。但是就在这时候，他满心指望的明娜呀或者恩内斯京娜呀并没有出现，却忽然遇见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他的官运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变得更显要了。办事稳重而又周到的连布克感到他也可以从此风光风光了。
按照过去的统计，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有两百名农奴，此外她还有个大靠山。从另一方面说，冯·连布克一表人才，而她已经四十开外了。有意思的是，随着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她的未婚夫，他还当真渐渐地爱上了她。在结婚那天上午，他送给了她一首诗。这一切她都很喜欢，甚至也很喜欢他的诗：四十岁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快，他就得到了某一官衔和某一勋章，接着他就被委派到敝省履新。
在束装就道来敝省履新之前，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竭力把自己的丈夫调教了一番。按照她的高见，他倒并非没有能力，他既会进入角色和锋芒毕露，又会老谋深算地洗耳恭听和保持沉默，他掌握了某些非常得体的风度，甚至能够发表演说，甚至还有某些只鳞片羽的自己的想法，还浮光掠影地掌握了某些最新潮的不可或缺的自由主义。但是她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他不知怎么突然变得非常迟钝，在长久地、没完没了地寻求职务升迁之后，竟断然开始感到需要休息了。她想把自己追求功名利禄之心灌输给他，可是他却忽然开始糊起了新教教堂：牧师出来布道，前来祈祷的人则虔诚地合十当胸，洗耳恭听，一位太太在掏出手绢擦眼泪，一位老者在擤鼻涕；最后响起了一只八音盒，这只八音盒是特意向瑞士定做后寄来的，尽管花了很多钱。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听说他在干这事都气坏了，没收了他的整个作品，拿到自己的房间，锁进了抽屉；作为交换，她允许他写小说，但是必须偷偷地写，不许张扬。从那时起她别无指望，只能依靠她自己了。不幸的是她这人十分浮躁，而且不大懂得分寸。命运又让她当了太长时间的老姑娘。她那追求虚荣而又受了若干刺激的脑袋闪现出一个又一个想法。她有她的行动计划，她坚决想要支配全省，幻想立刻成为众星捧月似的人物，并挑选了突破口。冯·连布克甚至都有点害怕了，但是凭他的官场经验，他心中很快就有了底，对于越俎代庖本身，他根本无须害怕。最初两三个月甚至过得非常令人满意。但这时忽然出现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于是便开始出现某种咄咄怪事。
问题在于，这个小韦尔霍文斯基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他对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极不尊敬，而且还摆出一副有权对他吆五喝六的奇怪姿态，而对丈夫的地位一向十分看重的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却对此熟视无睹；起码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年轻人成了她的大红人，他吃在他们家，喝在他们家，而且几乎睡觉也在他们家。冯·连布克开始自卫了，先是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称作“年轻人”，呵护般地拍拍他的肩膀，但是他这样做并没有使对方变得知趣些。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总是好像在当面嘲笑他，甚至在进行显然很严肃的谈话时也这样，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常常会对他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有一天，他回家后发现这个年轻人居然未经邀请就睡在他书房里的长沙发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解释道，他顺道来访，但是主人不在家，因此就“顺便睡了一觉”。冯·连布克很生气，又向妻子抱怨了这年轻人一顿，可是他夫人却嘲笑他的动辄发怒，而且还挖苦说，是他自己不知自重；起码，“这孩子”还从来不敢对她这样随随便便，不拘小节，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天真而又富有朝气，虽然有点不拘一格”。冯·连布克听了这话后只能干生闷气。这一次她让他俩言归于好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非但没有请求原谅，反而开了一句粗鲁的玩笑搪塞了过去，如果换个时候，这样的玩笑很可能会被看作是新的侮辱，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人家却认为他认错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短处在于他一开始就做了许多件错事，悔不该把自己写小说的事告诉他。他想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个富有诗意的热血青年，而他早就幻想他的小说能够有个听众，因此还在他俩刚认识不久，有天晚上，他就把其中的两章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毫不掩饰他感到很无聊，他很不礼貌地打着哈欠，一次也没有夸奖过这小说，可是临走时，他向他索要手稿，想带回去看看，以便闲暇时考虑一下自己的意见，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居然把手稿交给了他。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归还这部手稿，尽管他每天都要跑到他们家来一两次，当问到他时，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最后他才宣布，当时他就把这部手稿在街上弄丢了。听到这事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对自己的丈夫大为恼火。
“你该不会把糊教堂的事也告诉他了吧？”她惊慌失措地、几乎害怕地问道。
冯·连布克还正经八百地陷入了沉思，可是挖空心思地想一些问题对他是有害的，也是医生禁止的。除此以外，省里又出了许多麻烦事，关于这些麻烦事也留待下文再讲——这时还出了一件特别窝火的事，不仅触犯了他作为一省之长的尊严，同时也使他心里感到很难受。在结婚之初，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怎么也没料到将来会发生家庭龃龉和冲突。他一生中，每当他幻想着明娜和恩内斯京娜的时候，总是这么想象的。他感到他受不了家庭里的惊雷闪电。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终于跟他做了一番坦率的表白。
“对这种事你是不能生气的，”她说，“因为你深明事理，比他聪明两倍，你的社会地位也不知比他高多少。在这孩子身上还残留着许多自由主义习气，我看，这无非是胡闹而已；但是不能急于求成，应当慢慢来。应当爱护我们的年轻人；我是用关心爱护的办法来影响他们，让他们悬崖勒马的。”
“但是鬼才知道他满嘴胡吣什么，”冯·连布克反驳道，“我没法耐心地听他满嘴喷粪，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并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胡说什么政府故意让老百姓喝伏特加，以便把他们变成猪狗不如的东西，以免他们起来造反。你想想，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听他这么胡吣，我的处境有多尴尬。”
说这话的时候，冯·连布克想起了不久前他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一次谈话。他带着一种并无恶意的目的，想用自己的自由主义使对方解除武装：他给他看了他私人珍藏的各种传单，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些传单是他从一八五九年起悉心收集的，倒不是出于他的业余爱好，而不过是出于一种有益的好奇心。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猜到了他这样做的目的，竟粗鲁地对他说，在某些传单中一行字的意义就超过某个整个办公厅的意义，“说不定，也包括您那个办公厅。”
连布克听到这话后感到很厌恶。
“不过，这在咱们这里还早，太早了。”他指着传单，几乎像请求似的说道。
“不，不早；瞧你怕成这样，可见不早。”
“不过话又说回来，比如说，号召捣毁教堂。”
“为什么就不能呢？要知道，您是个聪明人，当然，你自己也不相信上帝，可是您又非常清楚宗教信仰对您有用，您可以借此把老百姓变成牛马不如的畜生。真话可要比谎言珍贵哟。”
“同意，同意，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这在咱们这儿还早，还早……”冯·连布克皱起了眉头。
“要是您自己也同意捣毁教堂，也同意拿着棍棒去攻打彼得堡，而全部区别仅仅在于时间问题，您持这样的观点，还算什么政府官员呢？”
被人这样粗暴地抓住话柄的连布克，被他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他激动地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您弄错了，因为您还年轻，主要是您还不了解我们的目的。要知道，最最亲爱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吗？没错。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独当一面的官员吗？没错。但是请问，我们是怎么履行公职的呢？我们是重任在肩，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在为共同事业效劳。我们只是维护被你们弄得摇摇欲坠的东西、维护没有我们就会分崩离析的东西。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敌人，绝对不是，我们对你们说：一往无前，不断进步，甚至可以破坏，即破坏一切旧的、需要改造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你们也要做一定的限制，必要时把你们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你们，以免你们自己害了自己，因为没有我们，你们就会把俄国弄得摇摇欲坠，把俄国弄得不像样子，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关心它有一个体面的外表。你们要看清，我们和你们是彼此离不开的，你们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你们。在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也是彼此离不开的。好吧：我们是托利党，你们是辉格党，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甚至越说越慷慨激昂。还是从彼得堡上学的时候起，他就爱发表一些高深的自由主义言论，而现在主要是没有人偷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默默地听着他的高谈阔论，并且摆出一副似乎非同一般的严肃神态。这就挑逗得这位爱发表演说的主儿更来劲了。
“您知道吗，我是‘一省之长’，”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继续说道，“您知道吗，我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结果什么事也做不成，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我在这里无事可做。全部秘密就在于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观点。比如说，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者说为了平息民愤，即使政府改制共和，而另一方面，与此平行，又加强了省长的权力，于是我们这些当省长的就会把共和国一口吞掉；何止是共和国：我们将吞掉一切，想吞掉什么就吞掉什么；我起码感到我将乐此不疲……总之，如果政府来电要我发挥activité dévorante，我就会遵命发挥activité dévorante。我在这里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诸位，要使省里的一切机关保持平衡和兴旺发达，就必须做到一点：加强省长权力。’要知道，必须让所有这些机关（无论是地方自治机关，还是司法机关）过一种所谓双重的生活，即一方面让它们存在（我同意这是必须的），嗯，可是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它们不存在。一切都看政府是什么观点了。一旦心血来潮，这些机关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必需，而且立刻就会在我这里变得应有尽有。一旦这种必要性过去了，那它们就会销声匿迹，准也找不着。我就是这样来理解activité dévortante的，而且不加强省长权力，就不会有activité dévorante。我现在是跟您关起门来说这话的。要知道，我已经向彼得堡打了报告，必须在省长官邸的大门口设立特别岗哨。我正在等候京城批复。”
“您必须有两名岗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
“干吗要两名呢？”冯·连布克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
“为了对您肃然起敬，也许一名太少。非得两名不可。”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撇了撇嘴。
“您……天知道您有多么放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利用我的善良来挖苦我，你在扮演一名bourru bienfaisant……”
“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嘀咕道，“你们毕竟在给我们铺路，并为我们的成功做准备。”
“请问‘我们’是什么人？您说的成功又指什么？”冯·连布克诧异地注视着他，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听了他关于这次谈话的汇报后很不满意。
“但是我总不能，”冯·连布克为自己辩护道，“对你的大红人打官腔吧，而且又是关起门来说话……我可能说漏了嘴……由于心好。”
“你的心也太好了嘛。我不知道你还收藏了传单，劳驾，给我看看。”
“但是……但是给他借走了，就看一天。”
“您居然又借给他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非常生气，“您也太没脑子了嘛！”
“我马上派人去把它要回来。”
“他不会还给你的。”
“我硬要他还！”冯·连布克火了，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他是什么玩意儿，干吗要怕他，我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治不了他？”
“您先坐下来消消气，”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阻止他道，“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很有能力，有时候说话也很有头脑。卡尔马津诺夫告诉我，他几乎到处都有关系，认识不少显贵，对京城里的青年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能通过他把这帮年轻人都吸引过来，让他们聚集在我周围，那我就能使他们免于自我毁灭，给他们的功名利禄之心指出一条新路。他对我全心全意，十分忠诚，什么事都听我的。”
“但是要知道，您对他们好，鬼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当然，这是一种想法……”冯·连布克含糊其辞地为自己辩解道，“但是……但是您瞧，我听说，在××县出现了什么传单。”
“但是，要知道，这谣言还在夏天的时候就有了，传单呀，假钞票呀，什么名堂没有，然而直到现在一张也没弄来。谁告诉您的？”
“我是听冯·布卢姆说的。”
“啊呀，您就饶了我吧，别对我提您的布卢姆啦，永远也不许您提他。”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下子火了，甚至气得大约一分钟说不了话。冯·布卢姆是省长办公厅的一名官员，平时她最恨他了。关于这点，我们下文再谈。
“劳驾，关于韦尔霍文斯基的事，你就放心吧，”她结束谈话道，“如果他参加了什么调皮捣蛋的事，他就不会跟你和跟这里的所有人都这么说话了。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危险，我甚至敢这么说，万一出了什么事，通过他，我头一个就可以打听到一切。他狂热地、狂热地忠实于我。”
在我们还没有讲下面要讲的故事之前，我要指出一点，如果不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自以为是和贪图虚荣，那么这帮坏小子在我们这里干下的种种坏事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里发生的许多事都应该由她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