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托夫并没有闹别扭，而是按照我留条上所说，于中午到了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家。我俩几乎同时进门；我也是头一回登门拜访。他们全坐在大厅里，即丽莎、她母亲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他们正在争论什么。妈咪让丽莎在钢琴上弹一首华尔兹舞曲，可是当丽莎开始弹要她弹的那支舞曲时，她又硬说她弹得不对，不是她让她弹的那一首。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由于心地单纯替丽莎辩护，说她弹的就是她要她弹的那首华尔兹；老太婆一怒之下竟大哭起来。她有病，甚至走路都困难。她两腿浮肿，已经好几天了，她动不动就发脾气，对所有的人都没碴找碴，尽管她一向怕丽莎。对我们的登门拜访，他们都很欢迎，丽莎高兴得脸都红了，对我说了声merci，她所以谢我自然是因为我终于把沙托夫请来了。她走到他身边，好奇地端详着他。
沙托夫在房门口笨拙地驻足不前。她先对他的光临表示感谢，然后把他带去见妈咪。
“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沙托夫先生，而这一位是Г-夫先生，是我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好友。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昨天也跟他认识了。”
“哪位是教授呀？”
“教授根本没来，妈咪。”
“不，来了，你自己说教授要来，大概就是这一位吧。”她厌恶地指了指沙托夫。
“我从来没有跟您说过教授要来。Г-夫先生在衙门里当差，而沙托夫先生过去是大学生。”
“大学生和教授都来自大学，还不都一样。你就会顶嘴。而在瑞士见到的那个人则留着小胡子和络腮胡子。”
“妈咪一直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叫教授。”丽莎说，说罢就领沙托大到大厅的另一头，让他坐在沙发上。
“只要她的两腿浮肿了，她就老这样，您明白吗，她有病。”她悄声对沙托夫说，一面继续非常好奇地端详着沙托夫，尤其是他头上翘起来的那一绺头发。
“您是军人？”老太太问我，丽莎那么无情地撇下我，让我跟她待在一起。
“不，您哪，我在机关供职……”
“Г-夫先生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好友。”丽莎立刻回答道。
“您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助手？他不也是教授吗？”
“啊呀，妈咪，您大概半夜做梦也梦见教授了。”丽莎嗔怪地叫道。
“即使不做梦我见到的教授也够多的了。你就会跟你妈抬扛。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四年前来的时候，您在这里吗？”
我回答说在这里。
“有没有什么英国人跟您在一起？”
“没有。”
丽莎笑了起来。
“啊，你瞧，根本就没有英国人，可见，净胡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俩净胡扯。而且所有的人都在胡扯。”
“这是阿姨和昨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认为，似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很像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的哈利太子，所以妈咪才说没有英国人。”丽莎向我们解释道。
“既然没有哈利，当然也就没有英国人。只有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一个人在恶作剧。”
“请您相信，妈咪是故意这样的。”丽莎认为有必要向沙托夫解释一下，“她对莎士比亚很熟。我还给她念过《奥赛罗》的第一幕呢；但是她现在有病，病得很重。妈咪，听见了吗，敲十二点了，您该吃药啦。”
“大夫来了。”一名侍女出现在门口。
老太太微微站起身来，开始叫小狗：“泽米尔卡，泽米尔卡，哪怕就你呢，陪我走一趟吧。”
那只又老又丑的小狗泽米尔卡不听话，它钻进丽莎坐的那张沙发底下去了。
“不肯去？我还不要你去哩。再见，先生，我不知道您的大名和父称。”她向我说。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
“反正一样，我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别送我，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我叫的只是泽米尔卡。谢谢上帝，我自己还走得动，明天还要坐马车出去兜风呢。”
她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大厅。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您先跟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随便聊聊，我敢保证，你俩进一步认识后，对双方都有好处。”丽莎说，对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友好地微微一笑，由于她的美目顾盼，巧笑传情，他顿时容光焕发。没有办法，我只好留下来跟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聊天了。
我感到奇怪，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找沙托夫来果然只是让他搞一些文字工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老以为，她找他来另有他事。我们，也就是我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看到，他俩并没有瞒着我们，而且说话的声音很大，我们就开始侧耳倾听；后来，他们又请过我们去，想听听我们的意见。整个事情在于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早就想出版一部在她看来大有裨益的书，但是由于她没有经验，需要一名助手。她很认真地向沙托夫解释自己的计划，那股认真劲儿连我都感到奇怪。“想必是个新女性，”我想，“怪不得在瑞士呆过。”沙托夫注意地听着，两眼盯着地面，对上流社会的这位有闲情逸致的小姐居然想做这样一件并不适合她做的事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这是这样一种文字工作。俄国各地出版有许多京城和外省的报章杂志，每天都要报道许多事。一年过去了，报纸堆在书柜里，放得到处都是，就跟一堆垃圾似的，不是撕了，就是拿去包东西和糊纸帽子了。报刊上登载的许多事都给公众留下了印象，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年代一久也就忘了。许多人后来想查阅一下，但是要在浩如烟海的报章杂志中查找，而且还常常不知道日期、出处，甚至也不知道某件事发生在何年何月——这样查来查去要花费多大力气？然而，如果把全年发生的事按照一定的体例，按照一定的想法，按月按日地分门别类，加上标题和索引，汇编成一部书，这样化零为整地汇编成册，就可以把整个这一年的俄国生活特征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尽管见诸报章的事与实际上发生的事相比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出几本大书来代替许多报章杂志，不就是这样吗。”沙托夫说。
但是，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热烈地坚持自己的创意，尽管她难以和不善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书只需出一本，甚至用不着很厚——她坚持道。但是就算比较厚吧，看上去一目了然，因为主要在于编纂体例和提供事实的方法。当然，不是照单全收，全部转载。政府的命令和举措，地方上的指令和法规，这一切虽然也十分重要，但是在我们计划出的这类书中，这些事可以完全不收。许多事都可以不收，仅限于挑选那些多少能反映当前人民的精神生活、俄国人民特点的事例。当然，一切都可以收：奇闻逸事、火灾、捐献、各种各样的好事和坏事，各种各样的言论和谈话，甚至哪怕有关江河泛滥的消息，甚至也不妨收一些政府的法令，但是在这一切当中必须挑选那些能够反映时代特点的东西；选录的一切都必须代表一定的观点，都应当有所指，都应当有用意、有思想，足以说明整个一切和全部总和。最后，这部书还应当编得很有趣味，甚至可以供人消遣阅读，至于它应当为参考所必备，那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这样说吧，这应当是一幅描绘俄国全年精神、道德和内心生活的图画。“必须做到让大家来买，让这部书变成一部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丽莎肯定地说，“我明白关键在于编纂体例，因此我才来向您求助。”她最后说。她说得很热烈，尽管解释得很含糊，道理也说得不充分，但是沙托夫还是听懂了。
“这就是说，要出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东西，挑选事实必须有一定倾向。”他喃喃道，仍旧没有抬起头来。
“绝对不是，挑选事实不要有倾向，任何倾向都不要。不偏不倚——这就是倾向。”
“其实倾向也不是什么坏东西，”沙托夫动了动身子，“其实，既然要挑选，既然是选编，就难免有倾向。挑选哪些事实就会有所指，让您怎样来理解这些事。您的想法不坏。”
“那么说，编一部这样的书是可行的啰？”丽莎很高兴。
“还要再看看和好好想想。这事工程很大。一下子是什么也想不出来的。需要经验。即使真要出版这书，我们也未必能学会怎样出版它。除非经过多次试验以后，但是这想法值得考虑。这想法很好。”
他终于抬起了眼睛，甚至高兴得两眼闪出了亮光，他非常感兴趣。
“这主意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他亲切地，又似乎有点忸怩地问丽莎。
“想出来倒不难，要命的是怎么编选，怎么出，”丽莎笑道，“我是外行，人也不很聪明，我只追求我自己清楚的事……”
“追求？”
“大概，用词不当？”丽莎迅速问道。
“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我无所谓。”
“还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做点什么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钱我有，而且是自己的，却白白地放在那儿，为什么我不能为共同事业做点什么呢？再说，这想法是突如其来地自然而然产生的；我根本就没有挖空心思去想，对这个想法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马上看到没有助手不行，因为我自己什么也不会。不用说，这个助手也是我出版这部书的合作出版者。咱俩对半：您来制订计划和做具体工作，我来策划和支付出版费用。这书能收回成本吗？”
“如果我们能制订出一个确实可行的计划，这书会有销路的。”
“我要预先声明，我不是为了赚钱，但是我很希望这书畅销，能赚钱更好，我将以此感到自豪。”
“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是让您做我的助手吗……工作彼此分担。您来制订计划。”
“您怎么知道我能拟定这个计划呢？”
“我听见有人谈起过您，在这里我也听说了……我知道您很聪明，而且……您正在从事一种事业，而且……想得很多；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在瑞士的时候也跟我谈起过您。”她急忙又加了一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不是吗？”
沙托夫抬起头来匆匆偷觑了她一眼，但又立刻垂下了眼睛。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也对我说过关于您的事……”
沙托夫蓦地脸红了。
“不过，还有报纸，”丽莎从椅子上匆匆拿起一包准备好和捆好了的报纸，“我在这里试着挑选了一些事，做了记号，作了筛选，编了号……您会看到的。”
沙托夫拿起了那捆报纸。
“您可以拿回家去看，请问，您住哪儿？”
“住在上帝显灵街，菲利波夫公寓。”
“我知道。听说，那里，在您附近，似乎还住着一位大尉列比亚德金先生，是吗？”丽莎仍旧像方才那样急匆匆地问道。
沙托夫手里拿着那摞报纸，就跟方才接过那捆报纸时那样，举着，这样坐了整整一分钟，一言不发，看着地面。
“这事您最好另请高明，我对您根本不合适。”他终于说道，不知怎么非常奇怪地压低了声音，几乎像耳语。
丽莎顿时面红耳赤。
“您要说什么事？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她叫道，“请您把方才收到的那封信拿来。”
我也跟着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走到桌旁。
“您瞧瞧这个，”她蓦地对我说，非常激动地打开信，“您什么时候见过像这样的玩意儿？请您大声念一念；我要让沙托夫先生也听听。”
我不无惊愕地念了下面的信函：
窈窕淑女图申娜妆次。
伊丽莎白·尼古拉耶芙娜小姐：
噢，她多么可爱，
伊丽莎白·图申娜。
她同一位亲戚跨坐在女式马鞍上飞奔，
一绺鬈发随着风儿飘动，
或者，她跟慈母一道在教堂叩拜，
红晕浮上她俩虔敬的面孔！
那时呀，我真希望与她喜结良缘，
泪眼婆娑，望着她的背影，与慈母一起。
一个大老粗作于争论之时
小姐：
我深感遗憾，我没有在塞瓦斯托波尔光荣地失去一条胳臂，其实我根本没有到过那里，整个战役我只是负责供应倒霉的军粮，我认为这是低贱的行当。您是古代的女神，而我虽然微不足道，却懂得你我何啻天壤。请看这些诗歌，但是不过尔尔，因为诗歌毕竟是些废话，为在散文中被认为粗鄙无礼的东西文过饰非。在显微镜里，可以看到一滴水里有许多鞭毛虫，如果有一条鞭毛虫用一滴水写成一首诗献给太阳，太阳会不会生这只鞭毛虫的气呢？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组织了一个关爱大牲畜俱乐部，尽管他们认为理应怜悯狗和马，可是他们却瞧不起小小的鞭毛虫，根本不提它们，因为它们还没有长到令人关爱的程度。我也没长到这个程度。结婚云云看上去似乎令人喷饭，但是我很快就会通过您所蔑视的那个仇恨人类的人拥有过去统计在册的二百名农奴。我还有许多事可以告诉您，为了一些文件的事我甚至不惜流放西伯利亚。不要蔑视我的求婚。此信由一只懂点诗的鞭毛虫手书。
列比亚德金大尉，您的最恭顺的朋友。他有的是空。
“这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和混账王八蛋写的！”我愤怒地叫道，“我认识他！”
“这封信我是昨天收到的，”丽莎涨红了脸，急忙向我们解释，“我立刻就明白，一定是什么混账东西写的，为了不让Maman更加难过，我直到现在都没有把这封信给Maman看。但是，如果他继续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想去制止他。因为我把您看做是我的助手，”她对沙托夫说，“何况您又住在那里，因此我想问问您，听听您的高见：他还会干出什么混账事来？”
“一个醉鬼和混账王八蛋。”沙托夫仿佛不乐意似的喃喃道。
“怎么，他总是这么浑吗？”
“不，他没喝醉的时候一点也不浑。”
“我认识一位将军，他也写过跟这一模一样的诗。”我笑着说。
“甚至从这封信也看得出来，这人还是很有城府的。”一向沉默寡言的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突然插嘴道。
“有人说，他跟什么妹妹住一起？”丽莎问。
“是的，跟妹妹。”
“有人说，他虐待她，这话当真？”
沙托夫又瞧了瞧丽莎，双眉深锁，嘀咕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说罢便向门口走去。
“啊呀，请您等一等，”丽莎惊慌地叫道，“您上哪呀？咱们还有许多事要谈呢……”
“有什么可谈的？我明天给您答复……”
“谈最重要的事，谈印刷厂。请相信我，我不是开玩笑，而是认认真真地想做点事。”丽莎越来越惶恐不安地说服他道。“假如我们决定出版，那，上哪儿印呢？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总不能为了这点事去莫斯科吧，而在这里的印刷厂印这种东西是不成的。我早就拿定主意想自己办一家印刷厂，哪怕由您出面，我知道，由您出面，妈妈会同意的……”
“您怎么知道我会办印刷厂呢？”沙托夫板着脸问。
“还在瑞士的时候，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就向我提到过您，说您会办印刷厂，而且很懂行。他甚至还想用他的名义写封信由我交给您，可是我忘了。”
据我现在回忆，沙托夫的脸色陡变。他又站了几秒钟，突然走出了房间。
丽莎很生气。
“他总是这样拂袖而去吗？”她转过身来问我。
我耸了耸肩膀，但是沙托夫又突然回来了，一直走到桌旁，把他刚才拿走的那捆报纸放在桌上：
“我不想做您的助手，我没有时间……”
“为什么，为什么呢？您大概生气了吧？”丽莎用伤心而又央求的声音问道。
她说话的声音使他仿佛吃了一惊；片刻间，他凝神注视着她，仿佛想看透她的灵魂似的。
“反正，”他低声嘟囔，“反正我不干……”
说罢，他就彻底走了。丽莎大吃一惊，甚至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似的。我这么认为。
“一个非常怪的怪人！”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大声说。
这人当然“很怪”，但是这一切当中却有许多令人猜不透的地方。这里似乎影射着某件事。我根本不相信会出版这样一部书；然后是这封混账信，但是其中非常清楚地说他要去告密，因为有这么一些“文件”，但是他们却绝口不提这事，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最后，还有这个印刷厂，以及沙托夫的拂袖而去，而他之所以拂袖而去正是因为谈到了印刷厂。这一切都使我不由得想到，还在我到这里来以前，这里一定发生过某种我所不知道的事，可见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再说我也该走了，作为初次拜访，做到这样也就够了。我走过去向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鞠躬告辞。
她好像忘了我在这屋子里，她一直站在原地，站在桌旁，深深地陷入沉思，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地毯上她选中的某一个点。
“啊，还有您，再见。”她用惯常的亲切的声音含混不清地说。“请代我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问好，让他快点来看我。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要走了。请原谅，妈咪不能出来跟您告别了……”
我走了出来，甚至已经下了楼梯，走上了台阶，这时突然有个用人追上了我：
“女主人请您千万回去一趟……”
“是太太还是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
“是小姐，您哪。”
我看到丽莎已经不是在我们刚才坐过的那座大厅了，而是在相邻的一间接待室。现在只有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一个人待在那座大厅里，这里通大厅的门被紧紧地关上了。
丽莎对我笑了笑，但是面色苍白。她站在房间中央，显然在犹疑不决，在进行斗争；但是她突然挽起我的一只胳膊，把我默默地、迅速地带到窗口。
“我要立刻见到她，”她悄声道，把她那热烈、有力、急切的目光投到我脸上，不允许我有半点抗拒，“我必须亲眼见到她，请您助我一臂之力。”
她完全发狂了——似乎处于绝境。
“您要见谁呀，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我恐惧地问道。
“那个列比亚德金娜，那个瘸子……她果真是瘸子吗？”
我吃了一惊。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不过我听说她是瘸子，昨天还听说了。”
我匆匆地而又很乐意地喃喃道，也压低了声音。
“我一定要见到她。您能够安排我们见面吗，就在今天？”
当时，我非常可怜她。
“这是不可能的，再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应该怎么办，”我开始说服她，“我可以去找一下沙托夫……”
“如果您明天还不能安排好，那我就亲自去见她，一个人，因为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不肯陪我去。我只能寄希望于您了，除您以外，我就没有任何人了；我刚才跟沙托夫说得很蠢……我坚信您是个光明正大也许还是个对我很热心的人，不过请您务必安排好。”
我非常愿意在各方面帮助她。
“我想这么办，”我稍许想了想，“我亲自去一趟，今天我一定，一定能够见到她！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一定想办法见到她；不过——请允许我让沙托夫从中协助。”
“请您告诉他，我有这样的愿望，我再也等不下去了，但是我方才并没有欺骗他。说不定他之所以拂袖而去，因为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他不喜欢似乎我在骗他。我真没有骗他；我真的想出版这样一部书，并且开办一家印刷厂……”
“他为人正直，很正直。”我热烈地肯定道。
“话又说回来，如果到明天还不能安排好，那我就自己去，不管闹出什么事来，哪怕闹得人人皆知我也不管。”
“明天三点以前我不能到您这里来。”我说，有点清醒过来。
“三点就三点吧。这么说，昨天我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里想，您是一位热心人，对我不无好感，没有看错吧？”她向我嫣然一笑，急忙伸出手来同我握别，便匆匆去找被她撇在大厅里的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了。
我从那里出来，对自己刚才答应丽莎的事感到很沮丧，而且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这女人处在真正的绝望中，她不怕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居然信任一个她几乎还不认识的人。她在她如此困难的时候对我柔媚地微微一笑，并且暗示她昨天就注意到我对她有好感，仿佛在我的心上捅了一刀；但是我可怜她，可怜她——如此而已！她的秘密对于我突然成了某种神圣的东西，如果有人向我公开这秘密，我说不定会塞起耳朵，坚决不愿意往下听。我只是预感到有什么事……然而，我一点不明白，我到底应该怎样来安排这事。此外，直到现在我还弄不清到底要我安排什么：会面？但这是什么样的会面呢？再说，怎样才能把她俩弄到一块呢？全部希望都只能寄托在沙托夫身上了，虽然我事先知道他决不肯帮任何忙，但是我还是急匆匆地去找他。
直到晚上，已经七点多了，我才在他家碰见了他。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家有客——一位是阿列克谢·尼雷奇，另一位是我半认识半不认识的先生，一位名叫希加廖夫的人，他是维尔金斯基的小舅子。
这位希加廖夫大概已经在敝城客居两个月左右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关于他我只听说，他在彼得堡的一家进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维尔金斯基偶然在大街上见到我，给我作了介绍。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脸上见过这样的阴阳怪气、愁眉深锁和闷闷不乐。他那模样就像在等候世界毁灭似的，而且还不是根据预言有朝一日要毁灭但是这预言也可能不应验，而是完全确定了的，比如说后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整这世界非毁灭不可。然而，当时，我俩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彼此握了握手，就像两个阴谋家那样。最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大得出奇的两只耳朵，又长又宽又厚，像两只招风耳似的，特里特别地支楞着，分列两边。他的动作笨拙而缓慢。如果说利普京幻想法伦斯泰尔有朝一日会在敝省实现，那么这主儿肯定知道实现这一理想的日期和钟点。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这人很阴险；现在，我居然在沙托夫家遇见他，觉得很奇怪，一般说沙托夫并不好客呀。
我还在楼梯上就听到他们在大声说话，三个人一齐开口，仿佛在争论什么问题，可是我一进去他们就闭上了嘴。他们争论的时候都站着，可现在霍地全坐下了，因此我也只好坐下。尴尬的沉默足有三分钟无人打破。希加廖夫虽然认出是我，但是他却装做不认识，倒不是对我抱有什么敌意，而是因为他就是这么个人。我跟阿列克谢·尼雷奇微微点了点头，但是没有说话，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彼此握手。希加廖夫终于开始望我了，但是板着脸，皱着眉，仿佛十分天真地相信我会突然站起来离开他们似的。最后，沙托夫从椅子上欠起了身子，大家也霍地一跃而起。他们没有告辞就走了出去，只有希加廖夫，已经走到房门口了，才对送他的沙托夫说：
“记住，您务必写一份总结。”
“我才不管你们那总结呢，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关我屁事。”沙托夫把他送走后便关上门，挂上了门钩。
“这帮乌合之众！”他说，瞧了瞧我，似乎露出一丝苦笑。
他面带怒容，我觉得奇怪：他居然先开口说话。过去，通常的情况是，我去找他（不过这很难得），他总是皱起眉头坐到一个犄角上，愠怒地回答我的问话，只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完全活跃起来，开始谈笑自若。然而每到分别的时候，他又一定双眉深锁，送您出去就像把自己的冤家对头给撵出家门似的。
“昨天，我在这位阿列克谢·尼雷奇家喝茶，”我说，“他好像被无神论弄得神经错乱了。”
“俄国的无神论从来没有超出说俏皮话的范围。”沙托夫悻然说道，他重新点了一支蜡烛以代替原来点剩的蜡烛头。
“不，我觉得这人不像是个说俏皮话的人；他好像连普通说话都不会，更谈不上说俏皮话了。”
“都是些纸糊的人，这一切都是由于思想上的奴颜婢膝。”沙托夫平静地说道，他坐到墙角的一把椅子上，用两只手掌支在膝盖上。
“这里还有仇恨，”他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后说道，“假如俄国不知怎么突然进行了改革，甚至是按照他们的主张进行改革的，而且不知怎么一来俄国突然变得无比富强和幸福，那么首先感到非常不幸的必定是他们。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没有可以仇恨的人，没有可以唾弃的人，也没有事情可以嘲笑了！这里只有一种对俄国禽兽般的、无休止的恨，一种侵入骨髓的恨……到处是欢声笑语，再也看不到在笑声掩盖下为世人所看不到的任何眼泪了！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说过比这些看不见的眼泪更虚伪的话了！”他几乎狂怒地叫道。
“天知道您倒是怎么啦！”我笑了起来。
“而您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沙托夫笑道。“您知道吗，”他又突然接口道，“我刚才说到‘思想上的奴颜婢膝’，也许让您笑话了；大概，您会立刻对我说：‘你才是奴才生的家生子哩，我可不是奴才。’”
“我根本无意说这话……您怎么啦！”
“您不用道歉，我不怕您。那时候我还不过是奴才所生，现在自己也成了奴才，跟您一样的奴才。我们俄国的自由主义者首先是奴才，他正在张望：可以给谁擦皮靴。”
“擦什么皮靴？您是不是话中有话？”
“什么话中有话！我看，您在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得对，我压在一块石头底下，压趴下了，但还没有被压死，还在垂死挣扎；这比喻说得好。”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您对德国人都入了迷，”我笑道，“咱们从德国人身上毕竟捞到了好处，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拿了他们二十戈比，却把自己的一百卢布拱手相送。”
我们沉默了大约一分钟。
“他这是在美国躺出来的毛病。”
“谁？躺出了什么毛病？”
“我是说基里洛夫。我跟他在那里的一间农舍的地板上躺了四个月。”
“难道你们去过美国？”我很诧异，“您从来没说过呀。”
“有什么好说的。前年，我们三个人用最后一点钱乘上一艘移民船到美利坚合众国去，想亲身体验一下美国工人的生活，想用这样的方式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亲自检验一下一个人处在最艰苦的社会地位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到美国去的。”
“主啊！”我笑了起来，“您要‘以切身经验来体验’，还不如在农忙时节到咱们省的什么地方去呢，偏要瞎折腾跑到美国去！”
“我们在那里当工人，受雇于一个剥削者，在他那里的俄国人一共六人——有大学生，甚至还有从自己庄园里跑出来的地主，甚至还有军官，大家到这里来都抱着同样宏伟的目的。于是大家就干活，风里来雨里去，受苦受累，最后我和基里洛夫走了——我们病了，受不了了。那个剥削我们的老板在结账的时候克扣我们的工资，按合同本应给我们每人三十美元，可是他只付给我八美元，付给他十五美元；在那里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打我们。失业后，我和基里洛夫卧病不起，只能在那个小镇的地板上躺了四个月；他想他的心事，我想我的心事。”
“难道老板还打你们，在美国？这是怎么回事，想必你们骂他了吧！”
“绝对没有。相反，我和基里洛夫立刻认定：‘在美国人面前，我们俄国人不过是不点大的小孩，必须生长在美国，至少也应当跟美国人多年相处，才能与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怎样呢：买一件只值一戈比的东西，他们却动辄要我们付一美元，我们不但高高兴兴地照付不误，甚至还自以为买了便宜货。我们对一切都赞不绝口：招魂术、私刑拷打、左轮手枪、流浪汉。有一回我们坐车出去，可是一个人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掏出我的梳头刷，竟梳起头来；我只能与基里洛夫面面相觑，认定这很好，这做法我们很喜欢……”
“奇怪的是，这些事不仅灌输进了我们的脑海，而且还照此办理。”我说。
“我们都是纸糊的人。”沙托夫又说了一遍。
“不过话又说回来，搭乘移民船远涉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尽管抱着‘以切身的经验去了解’这种目的，说真的，这样做总必须抱有某种舍身忘我的坚定精神……可你们是怎么从那里逃出来的呢？”
“我写信到欧洲去给一个人，他给我寄来了一百卢布。”
沙托夫说话的时候，按照他的老习惯，两眼一直死死地盯着地面，甚至发火的时候也这样。这时他突然抬起头来。
“您想知道这人的姓名吗？”
“他是谁？”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他突然站起身来，转过身去面向他的那张椴木写字台，并开始在桌上翻寻着什么。我们这里流传着一则虽然不甚清楚，但却十分可靠的谣言，说他的妻子在巴黎有一段时间曾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同居，而且就在两年前，也就是沙托夫在美国的时候——诚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早就在日内瓦抛弃了他。“既然这样，那他现在干吗还要鬼迷心窍地主动提到他的名字，还大加渲染呢？”我想。
“直到现在我还没把钱还他。”他又突然向我转过身来，定睛看了看我，又坐到角落里他原先坐的地方，已经完全换了一种声音急促地问道：
“您当然是有所为而来，您要我干什么？”
我立刻精确地按照先后顺序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说罢又补充道，在方才的心急火燎之后，现在我已经清醒过来，但思绪反倒更乱了：我明白，这里一定有什么对于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十分重要的事，我很想帮助她，但糟糕的是我不仅不知道怎样履行我对她的承诺，甚至现在我都不明白我对她究竟承诺了什么。接着我又郑重其事地再一次向他证明，她无意骗他，也不想骗他，这里肯定发生了什么误会，又说她对他方才非同寻常拂袖而去感到很难过。
他十分注意地听完了我的话。
“也许，我方才按照自己的习惯，确实又干了一件蠢事……嗯，既然她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那样走了，那……对她更好。”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微微打开了一点，开始听楼梯上有没有动静。
“您希望亲自见到这女人吗？”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很简单，趁她一个人在家，咱们去找她就是。他回来了，知道我们来过，肯定会狠狠地揍她。我常常偷偷去看她。不久前，他又开始打她的时候，我把他狠揍了一顿。”
“您真揍了？”
“没错。我揪住他的头发把他从她身边拽开，为此，他本想揍我一顿，可是我把他吓住了，事情就这么了了。我怕他喝醉了酒回来，想起这事，会把她狠揍一顿。”
说罢，我们就立刻下了楼。
列比亚德金家的房门只是虚掩着，并没有上锁，因此我们随随便便地就进去了。他们的整个住房由两个脏兮兮的不大的小房间组成，墙壁已被煤烟熏黑，肮脏的壁纸斑斑驳驳，简直成了碎纸片，东一块西一块地挂在墙上。从前，这里曾开过几年小酒馆，直到房东菲利波夫把小酒馆搬到新房子去为止。过去开酒馆用的其他房间现在都锁着，只有这两间租给了列比亚德金。室内的家具不过是些很普通的长凳和木板钉的桌子，此外就只有一把缺了扶手的旧圈椅。在第二个房间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床，上面放着一床印花布被子，这是属于Mademoiselle列比亚德金娜的，至于大尉，夜里睡觉，每次都是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常常连衣服都不脱。满地都是碎屑、垃圾和脏水；一块又大又厚、整个儿湿漉漉的抹布，就撂在第一个房间的地板中央，就在这里的一摊水中还扔着一只后跟踩坏了的旧皮鞋。看得出来，这里任何事都没人照料；炉子没有生，饭也没有做；正如沙托夫比较详细地介绍的，他们家甚至连茶炊也没有。大尉和妹妹到这里来的时候完全是个叫花子，正如利普京所说，起初他们还当真到有些人家去要过饭；但是当大尉出乎意料地得到一笔钱之后，就立刻喝起酒来，以至完全喝昏了头，因此也顾不上收拾这家了。
我非常想见到的Mademoiselle列比亚德金娜，规规矩矩、不声不响地坐在第二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在一张厨房用的木板桌旁。当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没有喝问我们来干什么，甚至坐在那里都没动弹一下。沙托夫说，他们连门也不锁，有一回，通过道屋的门敞开着，一夜都没有关。一只铁制的蜡烛台上插着一支细细的蜡烛，在昏暗的烛光下，我看到一个女人，可能有三十岁上下，面黄肌瘦，病恹恹的，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印花布连衣裙，长长的脖子上没有围任何东西，稀疏的深色头发在脑后绾了个髻，只有两岁孩子的拳头那么大。她相当愉快地看了看我们；她前面的桌子上，除了烛台以外，还放着一面乡下人用的小镜子，一副旧扑克牌，一本看得十分破烂的什么歌本，还有一只已经咬过一两口的德式白面包。看得出来，Mademoiselle列比亚德金娜搽了粉，搽了胭脂，嘴上还抹过什么唇膏。眉毛也描过了。在她那又窄又高的前额上，尽管抹了粉，还是相当分明地呈现出三道长长的皱纹。我已经知道她是瘸子，但是这回她在我们的面前并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走路。从前，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这张清瘦的脸也许还不难看，但是她那双文静、和蔼的灰眼睛，即使现在也十分好看，在她那文静的、几乎是欢乐的目光中映射出一种耽于幻想的、真诚的光。在我听到她哥哥常常用哥萨克马鞭抽她以及对她的种种胡作非为后，再看到她的微笑中流露出的那种文静而又安详的欢乐，使我不由得很惊讶。奇怪的是，每当我们看到这一类有先天生理缺陷的人，通常总会有一种难受的，甚至是畏惧的厌恶，但是我看到她却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从头一分钟起，我看到她就几乎感到很愉快，除非后来兼有一种怜悯感（但绝不是厌恶）充塞了我的心坎。
“孤孤单单，简直整天整天地就这么坐着，也不动弹，用纸牌算卦或者照镜子，”沙托夫一进门就向我指着她说，“他甚至都不给她饭吃。厢房里有一位老太太，有时候看在基督分上，给她拿点吃的；怎么能这样让她一个人伴着蜡烛坐在这里呢！”
我感到奇怪，沙托夫说话的声音很大，倒像这屋子里根本没有她这个人似的！
“你好，沙图什卡！”Mademoiselle列比亚德金娜和蔼可亲地说。
“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我给你带来一位客人。”沙托夫说。
“好，欢迎贵客。你带来的这人我不认识，我好像不记得这人了。”她隔着蜡烛注意地看了看我，接着又立刻跟沙托夫说话（在以后的整个谈话中，她再也没有理会我，就像她身旁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似的）。
“一个人在你楼上那明亮的小屋里踱来踱去，踱厌烦了，是吧？”她笑道，同时露出两排非常好看的牙齿。
“是厌烦了，因此想来看看你。”
沙托夫端过一张长凳，靠近桌子，自己先坐下来，并让我坐在他身旁。
“能跟你聊聊，我一向很高兴，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挺逗的，沙图什卡，你像修士一样。你什么时候梳的头呀？让我来再替你梳梳，”她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没准，自从我上次给你梳过头以后，你都没有梳过吧？”
“我连梳子都没有。”沙托夫笑道。
“是吗？那我把自己的送给你，不是这把，而是另一把，不过你要提醒我。”
她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样子开始给他梳头，甚至还给他在一边留了个分头，梳罢，她把身子微微地向后仰，看看梳得好不好，接着又把梳子放进了口袋。
“我说沙图什卡，”她摇了摇头，“你也许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可是却百无聊赖。我瞧着你们大伙都觉得奇怪，我真不明白有人怎么会百无聊赖。烦恼并不等于百无聊赖。我就很快活。”
“跟你哥在一起也快活？”
“你说列比亚德金？他是我的奴才。他在不在我身边，我完全无所谓。我向他吆喝：‘列比亚德金，给我端杯水来，列比亚德金，给我拿双鞋来，’他就得赶快照办；有时候也真作孽，瞧着他那样儿都觉得可笑。”
“倒的确是这样，”沙托夫又大声和熟不拘礼地对我说，“她对他完全跟对奴才一样，我亲耳听见她向他吆喝：‘列比亚德金，端杯水来。’而且边说边哈哈大笑，区别仅仅在于，他不是赶快去拿水，而是为此狠狠地揍她，但是她一点也不怕他。她几乎每天都要发作一次神经病，使她丧失记忆，因此每次发病以后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了，甚至还常常把时间弄错。您以为她记得我们进来的情况吗，也许她记得，可是她肯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她准把我们当成什么别的人，而不是真实的现在的我们，虽说她记得我是沙图什卡。我现在大声说话根本就无所谓，只要不跟她说话，她就立刻不听，而且立刻陷进自我幻想之中；正是立刻陷入幻想。她是一个非常爱幻想的幻想家，她能一连八小时，整天坐在原地不动。瞧，这面包放在这里，她也许从早晨起就咬了一口，一直要到明天才吃完。瞧，她现在又开始用纸牌算卦了……”
“我是在算卦，沙图什卡，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老算不准。”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听到了最后一句话，突然接口道，接着她看也不看地伸出左手去拿面包（可能也是因为沙托夫提到了面包）。她终于抓住了面包，但是她用左手拿了一会儿，大概又被重新开始的谈话所吸引，又不知不觉地把面包放同桌上，一口也没有咬。“算来算去总是这些东西：旅途呀，坏人呀，什么人在耍阴谋呀，死人睡的床呀，什么地方来的信呀，出乎意料的消息呀——我看全是胡说，沙图什卡，你看呢？既然人们可以撒谎，为什么纸牌就不能撒谎呢？”她突然把牌弄乱了。“有一回，我对普拉斯科维娅大婶也说过同样的话，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女人，常常瞒着修女院院长跑到我的修道室来，让我替她用纸牌算卦。而且常来找我算卦的也不止她一个人。她们又是摇头，又是叹气，议论开了，我笑道：‘普拉斯科维娅大婶，既然二十年都不来信了，您怎么会收到信呢？’她女儿被她丈夫带到土耳其去了，二十年来，毫无音信。第二天晚上我正坐在修女院院长（她出身公爵）那里喝茶，她那儿还坐着一位外地来的太太，她是一位大幻想家，那儿还坐着一位来挂单的圣山来的小修士，依我看，沙图什卡，就是这个修士在这天上午从土耳其给普拉斯科维娅大婶带来了她女儿的信——你瞧，红方块杰克——预示有出乎意料的好消息！我们喝着茶，而圣山来的那位小修士对修女院院长说：‘可敬可佩的院长大婶，最要紧的是主赐福于贵院，因为您把无比珍贵的宝物保存在修女院内。’‘什么宝物？’院长大婶问道。‘圣愚利扎韦塔大婶呀。’而这个圣愚利扎韦塔被关闭在我们院的一堵墙里，关闭在一只一俄丈长两俄尺高的笼子里，她在铁栅栏里待了快十七年了，无论冬夏，都穿一件粗麻布衬衫，老是用一根麦秆或者小树枝什么的往自己的衬衫，往粗麻布里戳，一句话也不说，十七年了，也不梳头，也不洗脸。冬天有人塞给她一件皮袄，每天有人塞给她一点面包皮和一茶缸水。来朝圣的人看见她，惊叹不已，布施一些钱。‘原来是这么个宝物，’院长大婶回答（她很生气，因为她非常不喜欢利扎韦塔），‘利扎韦塔的闭关修行是在跟我较劲，仅仅是由于自己固执，还不是装模作样。’我不喜欢她这么说，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想闭关修行，我说：‘我看呀，上帝和造化都一样。’她们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是吗！真没想到！’院长笑了起来，开始跟一位太太悄声说着什么，然后叫我过去，和蔼可亲地说了几句话，那位太太则送给我一个玫瑰红的蝴蝶结，要不要我拿出来给您看看？嗯，那个小修士则立即对我说了些开示的话，说得那么和蔼可亲，说得那么谦卑，想必还说得很有道理；我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你懂了吗？’他问。我说：‘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听懂，请让我彻底安静一下吧。’于是从那时候起他们让我一个人彻底安静了，沙图什卡。当时，我们那儿有位女长老，因为擅自预言被罚强制忏悔，有一回，她走出教堂时，悄悄问我：‘你认为圣母是什么？’我答道：‘圣母是伟大的母亲，是人类的希望。’她说：‘对，圣母就是伟大的大地母亲，一个人最大的欢乐也就在此。因此任何地上的烦恼，任何地上的眼泪——我们都视同欢乐；如果你能用自己的眼泪把你脚下的土地浸透半俄尺深，你就会对一切立刻感到欣喜。而你也就再不会有任何，任何悲伤了，’她说，‘这就是预言。’从此我就牢牢地记住这句话。从那时起，每当我磕头祷告，我都要亲吻大地，一边亲吻，一边哭。听我告诉你，沙图什卡，这些眼泪里没有任何坏东西，哪怕你并没有任何伤心事，反正你仅仅因为欢喜也会流泪的。是眼泪自动流出来的，这话没错。我常常到湖边去：一边是我们的修道院，另一边则是我们那儿的尖尖的山峰，因而大家都管它叫尖山。我爬上这座山峰，脸朝东，匍匐在地，我哭呀哭呀，也不记得哭了多长时间，反正当时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站起身来，往回一看，夕阳西下，它是那么大，那么灿烂，那么美丽——沙图什卡，你爱看太阳吗？心旷神怡，但又很悲伤。我又转过身去面向东方，影子，我们那座山的影子，像利箭一样飞过湖面，它窄窄的、长长的，远远地伸出一俄里远一直到湖中的那座小岛，于是那座石岛就像被完全劈成两半似的，一等它劈成了两半，太阳就完全落下去了，一切便突然熄灭。这时我就开始感觉十分苦恼，也就在这时我恢复了记忆，我怕天黑，沙图什卡。我哭得最多的还是我那孩子……”
“难道你有过孩子？”沙托夫一直非常用心地听着，这时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那还用说：小小的、红扑扑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小极了，不过我感到十分难过的是我不记得这是男孩还是女孩了。一会儿觉得是男孩，一会儿又觉得是女孩。我把他一生下来，就把他直接裹到细麻纱和花边里，用粉红色的缎带把他捆起来，在他身上撒上鲜花，给他打点好，给他作了祈祷，这孩子还没有受洗我就把他抱走了，我抱着他穿过森林，我在森林里感到害怕，我觉得可怕，我哭得最多的还是我虽然生下了他，但是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丈夫。”
“说不定你真有过？”沙托夫小心翼翼地问。
“我觉得你这样说真可笑，沙图什卡。有过，也许还真有过，如果有也等于没有，有又能怎么样呢？这谜并不难猜，你猜吧！”她笑道。
“你把孩子抱哪儿去了？”
“扔到池塘里了。”她叹了口气。
沙托夫又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假如你压根儿不曾有过孩子，这一切不过是痴人说梦，咋办呢？”
“你给我提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沙图什卡，”她沉思地、对这样的问题丝毫也不感到奇怪地回答道，“对这一点我什么也不告诉你，没有也说不定；我看呀，这不过是你的好奇心罢了；反正我不会不哭他，我该不是在梦中看见他的吧？”她说罢，大滴大滴的泪珠便在她的眼睛里闪耀。“沙图什卡，沙图什卡，听说你妻子撇下你跑了，真有这事吗？”她突然把两手放到他的肩膀上，伤心地看了看他。“你别生气，我也很难过。听我说，沙图什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又来找我了，向我招手，喊我：‘我的小猫咪，小猫咪，到我身边来！’我最喜欢他叫我‘小猫咪’了：我觉得他爱我。”
“他真会来看你也说不定。”沙托夫低声喃喃道。
“不会的，沙图什卡，这不过是梦……他不会当真来看我的。你知道这首歌吗：
“我不需要高大的新楼，
“我要留在这间修道室里，
“我要在这里居住，修行，
“为你祷告上帝。
“唉，沙图什卡，沙图什卡，我亲爱的，你怎么从来也不问我任何问题呢？”
“你反正不会说的，所以就不问了。”
“我不会说，不会说的，哪怕杀了我，我也不会说，”她急忙接口道，“烧死我，我也不会说。不管让我受多大罪，我什么也不会说，就是不让别人知道。”
“唉，你瞧，每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沙托夫声音更轻地说道，越来越低地垂下了脑袋。
“要是你请我说，我也许会说的；我也许会说的！”她兴高采烈地一再说道。“为什么你不请我呢？求我，好好儿求我，沙图什卡，也许我会说的；求我呀，沙图什卡，一直求到我同意……沙图什卡，沙图什卡！”
但是沙托夫不做声，两人默然相对持续了约摸一分钟。眼泪静静地在她那擦了粉的面颊上流淌；她坐在那里，都忘了自己的两只手还放在沙托夫的肩膀上，但是她的眼睛已经不看他了。
“唉，我哪有心思管你的事呀，再说硬要你说也罪过。”沙托夫蓦地从长凳上站起来。“把身体抬起来点！”他怒气冲冲地从我身下抽出了长凳，端起来，把它放回了老地方。
“他快回来了，别让他看出来；我们也该走了。”
“啊呀，你老是忘不了我那奴才！”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霍地笑道，“怕他！好吧，再见了，两位嘉宾；不过请等片刻，我有话告诉你。不久前，这个尼雷奇跟房东菲利波夫那个红胡子到这儿来看我，那时候我哥正冲我嚷嚷。房东就一把抓住他，把他在房间里拖着走，我哥就叫：‘不能赖我，我是代人受过！’就这样，你信不信，我们大家简直笑弯了腰……”
“哎呀，季莫费耶芙娜，要知道，这是我呀，不是那红胡子，不久前是我拽住他的头发，把他从你身边拽开的；那房东，前儿个来找你们，对你们骂骂咧咧的，你搞混了。”
“让我想想，我还真弄混了，也许真是你。好了，为这些小事争什么呀；谁把他拽开的，在他还不全一样。”她笑道。
“咱们走吧，”沙托夫蓦地拽了我一下，“大门响了；碰到咱俩，又得揍她。”
我们还没来得及跑上楼梯，大门处就传来了醉醺醺的喊叫声以及一连串的骂人声。沙托夫让我回到他的房间，锁上了门。
“如果您不想惹出是非来的话，那您就在我这里稍坐片刻。听，像个猪崽子似的狂叫，想必又绊在门槛上了；每次都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但是，不闹出点事情来，他是不会干休的。
沙托夫站在锁着的房门旁，侧耳向楼梯倾听；他蓦地跳到一边。
“上楼了，我早料到会这样！”他悄声道，怒形于色。“说不定现在要吵到半夜，甩都甩不开。”
响起了几声有力的敲门声。
“沙托夫，沙托夫，开门！”大尉吼道。“沙托夫，朋友……
“我来向你问好，
“我要告诉你太阳已经升起，
“它那炽——热的光，
“已在……林间的树梢……跳跃。
“我要告诉你我已经醒了，鬼把你抓了去。
“我整个儿醒了……在那树枝下……
“好像挨树条鞭抽似的，哈哈！
“每只小鸟……都口渴。
“说什么我要喝，
“喝……不知道要喝啥。
“啊，让这混账的好奇心见鬼去吧！沙托夫，你明白，活在世上有多好吗！”
“别理他。”沙托夫又对我悄声道。
“开门呀！你明白吗，在人类中……还有比打架更高级的东西了；也有正——人——君——子时来运转的时候……沙托夫，我心好；我原谅你……沙托夫，让那些传单见鬼去吧，啊？”
沉默。
“你明白吗，蠢驴，我爱上了个人，我买了燕尾服，你瞧，凝聚了爱的燕尾服，十五卢布；大尉的爱要求恪守上流社会的礼仪……开门呀！”他突然野蛮地吼道，用拳头疯狂地打门。
“见你的鬼去，滚！”沙托夫猛地吼道。
“奴——隶！农奴，你妹妹也是个女奴和婢女……女贼——！”
“可你出卖了自己的妹妹。”
“胡说！我受了冤枉，其实，我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你明白她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沙托夫突然好奇地贴近门缝。
“你明白吗？”
“我会明白的，你说吧，什么人？”
“我就敢说！我任何时候都敢当众说出一切……”
“我看你未必有这胆量。”沙托夫激他，同时向我点头示意，让我也注意听。
“你说我不敢？”
“你要是不怕老爷的鞭子，你说呀……你是个胆小鬼，还大尉呢！”
“我……我……她……她是……”大尉用发抖的、激动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道。
“说呀？”沙托夫把一只耳朵凑上去。
出现了沉默，至少达半分钟之久。
“卑鄙，混账！”门外终于发出了声音，接着大尉匆匆朝楼下退缩，一面走还一面像茶炊似的呼哧呼哧喘气，每下一级楼梯都发出沉重的响声。
“不，他很狡猾，连喝醉酒也不会说漏嘴。”沙托夫离开了房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
沙托夫摇了摇手，开开门，又开始倾听楼梯上的动静；听了很长时间，甚至还悄悄地下了几级楼梯。最后他回来了。
“什么也听不见，没打人；说明他干脆倒在地上睡着了。您该走了。”
“我说沙托夫，现在根据这一切我能作出什么结论呢？”
“唉，听便，你爱怎么作结论就怎么作结论！”他用疲惫而又厌恶的声音回答道，说罢又坐到自己的写字台旁。
我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的想象。我烦恼地想到了明天的事……
这个“明天”，也就是将要无可挽回地决定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命运的那个星期天，也是在我这部纪事中有重大意义的一天。这是充满意外事件的一天，这是旧事收场、新事开场、需要作突出说明而又更加混乱的一天。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那样，这天中午我先要陪我的忘年交去看望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是她自己定的时间，而下午三点我必须到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那儿去告诉她——我也不知道该告诉她什么，帮助她——我也不知道该帮助她什么。与此同时，一切却迎刃而解了，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总之，这是许多偶然事件惊人地巧合的一天。
这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我陪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按照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规定的十二点整先去看她，可是她不在家；她去做日祷了，还没回来。我可怜的朋友情绪一下子大变，或者不如说一下子垮了，这情况立刻使他跟丢了魂似的：他近乎瘫软地跌坐在客厅里的单人沙发上。我问他要不要来杯水；但是尽管他脸色苍白、两手发抖，他还是俨然谢绝了。顺便说说，今天他穿的衣服非常讲究：一件几乎可以上舞会的、绣了花的细麻纱衬衫，一条白领带，两手拿着新礼帽，一副颜色鲜艳的浅黄色手套，甚至还稍稍洒了点香水。我们刚坐定，沙托夫就由听差领着进来了，显然，他也受到了正式邀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想欠起身来跟他握手，但是沙托夫注意地看了看我们，接着便走到一个角落，在那里坐了下来，甚至都没有向我们颔首致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惊惧地看了看我。
我们就这样在完全的沉默中又坐了几分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开始向我悄悄地、急促地说着什么，但是我没有听清；再说他由于激动也没有把话说完，又停下不说了。这时听差又一次进来在桌上收拾着什么；其实，他是进来看看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沙托夫忽地大声问他：
“阿列克谢·叶戈雷奇，您是否知道，达里娅·帕夫洛芙娜是不是跟她一起出去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一个人上大教堂的，您哪，而达里娅·帕夫洛芙娜则留在楼上她自己的房间里，她不大舒服，您哪。”阿列克谢·叶戈雷奇教训人似的、俨乎其然地禀告道。
我那可怜的朋友又匆匆地、惊恐不安地与我面面相觑，因此我只好干脆扭过头去不理他。突然，大门口响起了马车的隆隆声，房子里远远传来一阵骚动，这声音告诉我们：女主人回来了。我们仨立刻从沙发上匆匆起立，但是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传来了许多脚步声，可见女主人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因为这个时间是她自己亲自给我们指定的，这可真叫我们觉得有点纳闷了。最后终于听到有人走了进来，步伐出奇地快，像跑似的，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不可能这样进来的。蓦地，她几乎飞也似的跑进了房间，气喘吁吁，神情异常激动。跟在她后面，稍稍落在后面一点，步子也慢得多，进来了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而跟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手拉手进来的则是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列比亚德金娜！即使我做梦梦见这个，我也不相信真会有这样的事。
为了说明这个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事，必须倒回去一小时，详细说说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大教堂里发生的一件非同寻常的奇遇。
首先，几乎全城人都去做日祷了，所谓全城人当然是指敝城上流社会的最高层。大家知道省长夫人将会光临，这是她到我们这里来以后的首次露面。我要指出的是，已经风传，她是一个有自由思想和奉行“新规矩”的人。所有的太太小姐也都晓得，她将穿得十分华贵和非常高雅；因此这次敝城女士们的穿戴，也就特别讲究和华丽。只有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个人穿得很朴素，像往常一样一身黑衣黑裙；最近四年来她一直都穿这样的衣服，从不变换。她来到大教堂后就站到她习惯站的老位置上，在左侧第一排，穿着镶边仆役制服的跟班在她面前放了一只丝绒拜垫，供她跪拜用，总之，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是大家也发现，她在做礼拜的整个过程中不知何故一直在非常热诚地祈祷；后来当大家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甚至有人说，她眼里甚至噙着泪花。最后日祷结束了，敝城大司祭帕维尔神父出来进行庄严的布道。敝城人都很喜欢听他布道，并且对他的布道给予很高评价；甚至有人劝他把布道稿印出来，但是他始终不肯。这一回他的布道不知何故特别长。
就在已经开始布道的时候，有位女士坐着老式的轻便出租车驶近了大教堂——女士们坐这样的马车只能侧着身子，还得抓住马车夫的宽腰带，随着马车的颠簸就像田野上随风摆动的小草一样前后晃动。这种名之为“万卡”的老牛破车式的出租马车至今仍在敝城行驶。这位女士在大教堂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因为大门旁停着许多马车，甚至还有宪兵），跳下马车后递给赶“万卡”的马车夫四个银戈比。
“怎么啦，嫌少，万尼亚，”她看到马车夫不满的神色，叫道，“我只有这些钱。”她可怜巴巴地加了一句。
“好啦，拉倒吧，怪我让你上车的时候没讲好价钱，”万卡挥了一下手，看了看她，似乎在想：“再说真要跟你过不去，也作孽。”接着他就把皮钱包塞进怀里，策马驱车而去，引起站在附近的马车夫一阵哄笑。嘲笑声，甚至惊叹声也一直伴随着这女士，直到她穿过一辆辆马车和正在等候老爷太太即将出来的跟班们中间，终于走到教堂大门口为止。再说，这么一个女人，不知从何而来，突然出现在街上的人群中，倒也的确是件非同寻常的、出人意料的事。她面黄肌瘦，病恹恹的，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脸上擦了很厚的粉，搽了红红的胭脂，脖子长长的，完全裸露在外，既没有包头巾，也没有披斗篷，只穿着一件旧的深色连衣裙，尽管时值九月，天气晴朗，但是天很冷，还有风；她的头完全裸露在外，头发则在脑后绾了个很小的发髻，发髻右侧还斜插着一朵月季花，不过这花是假花，一般是用来装饰复活节天使的。昨天，我在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家墙角的圣像下，就曾看到过这种戴着由纸花扎的花冠的复活节天使。此外，这位女士走进教堂时虽然谦逊地低垂着眼睛，但与此同时却又流露出一种愉快而又调皮的微笑。假如她再晚点来，说不定就不会让她进教堂了……但是她乘机溜了进来，走进教堂后又悄悄地挤到了前面。
虽然布道已进行了一半，站满教堂的密集的人群正在全神贯注和鸦雀无声地聆听布道，但是还是有几双眼睛好奇而又疑惑地斜过去看了看进来的这个女人。她双膝跪下，匍匐在教堂的平台上，把她那搽满脂粉的脸低垂在上面，趴了很久，大概在哭泣；但是，当她又抬起头，站起身来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变得很快活。她开心地，而且分明非常快乐地开始东张西望，眼睛溜来溜去地逐一打量着大家的脸和教堂的四壁；她特别好奇地注视着某些太太，为了看得清楚些，她甚至踮起了脚尖，甚至有两三次还笑出声来，怪模怪样地嘿嘿嘿傻笑。但是布道结束了，神父拿出十字架。省长夫人第一个走向十字架，但是，还没走两步，又驻足不前，分明想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让道，因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也笔直地向十字架走去，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她前面还有人似的。省长夫人异乎寻常的谦恭，其中无疑也包含着明显的、就某一点来说做得非常巧妙的挖苦；大家都这么理解；想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也作如是想；但是她仍旧旁若无人地，以一种十分坚定、自命不凡的姿态，凑上去亲吻了一下十字架，吻罢便立刻向出口走去。一名穿着镶边制服的跟班在她面前清道，虽然大家早已纷纷闪开，但是出口处，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却拥挤着一小群人，一时间挡了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停住了脚步，蓦地，一个怪怪的、非同一般的人，一个头上斜插着一朵纸花的女人，挤过人群，跪倒在她面前。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很难被什么事情弄得不知所措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中，她威严而又严厉地看了看她。
行文至此，我要尽可能简短地赶紧指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近年来，正如人们所说，变得太会算计了，甚至变得有点吝啬，但是有时倒也不惜破费资助慈善事业。她是京城里一个慈善协会的会员。在不久前闹饥荒的那年，她曾给彼得堡的赈灾募捐总会寄去了五百卢布，关于此事，敝城有口皆碑。最后，就在最近，在委任新省长之前，她差一点就已经完全建立起了本地的女士委员会以资助本城和本省的最贫穷的产妇。敝城有人严厉指责她沽名钓誉，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著名的一往无前的性格，再加上她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脾气，几乎战胜了一切障碍。协会几乎已经建立起来了。成立该协会的初衷在它的创始人的兴致勃勃的脑海里越来越扩大：她已经在幻想于莫斯科成立同样的委员会，并把这一委员会逐渐扩大到所有的省。可是偏偏赶上突然调换省长，一切就只能暂时停顿了下来；据说，新省长的夫人已经在社交界说过一些挖苦的反对意见，主要是这意见一针见血，而且说得很有道理，似乎这类委员会的基本思想不切实际，不用说，这些意见经过添油加醋已经传到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耳朵里。只有上帝知道人心的深浅，但是我认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现在停下脚步，站在教堂大门口，甚至有点得意，因为她知道省长夫人也会马上从一旁走过，紧接着所有的人也将鱼贯而出，“让她亲眼看到，不管她在那里想什么，也不管她对于我赞助慈善事业是沽名钓誉云云还会说些什么尖刻的话，我都无所谓。有你们这帮家伙瞧的！”
“您怎么啦，亲爱的，你要什么？”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注视着在她面前屈膝下跪的求告者。可是那女人却用一种非常胆怯、十分害羞、但又几乎十分崇敬的目光看着她，忽然又发出同样奇怪的嘿嘿的笑声，嫣然一笑。
“她是干什么的？她是什么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用命令式的、疑问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大家都默不做声。
“您有什么不幸吗？您需要周济吗？”
“我需要……我来……”那个“不幸”的女人用激动得时断时续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道。“我只是来亲吻一下您的手……”说罢她又嘿嘿一笑。她带着孩子们想要什么东西因而对人表示亲热的极其天真的目光伸过手去，想抓住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手，但是又似乎害怕了，又突然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
“您到这里来就为了这个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以一种同情的微笑微微一笑，但是又立刻从口袋里迅速掏出自己的珠母穿制的小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这陌生女人。那女人收下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她很感兴趣，显然并没有把这陌生女人当做一个来要钱的普通老百姓。
“瞧，给了十卢布。”人群中有人说。
“请把您的手给我亲亲。”那个“不幸”的女人喃喃道，她用左手使劲抓住被风卷起来的刚才拿到的十卢布钞票的边角。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知为什么微微皱起了眉头，以一种严肃得近乎严厉的神态伸出了手；那个“不幸”的女人崇敬地亲了亲这只手。她那感激的目光焕发出一种甚至狂喜的光芒。就在这时候，省长夫人走了过来，一大群敝城的太太小姐们和高官显贵们也蜂拥而出。省长夫人不由得在拥挤的人群中停下了脚步，很多人也站住了。
“您在发抖，您冷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突然问，说罢，她就从身上脱下斗篷（跟班马上伸手接了过去），从肩膀上解下自己的黑色披肩（很不便宜），亲手把它裹在仍旧跪着的那个女求告者的裸露的颈项上。
“您倒是站起来呀，别跪着了，求您了！”
那女人站了起来。
“您住哪儿？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住哪儿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又不耐烦地环顾四周。但是原来围观的那批人走了；现在看到的都是些熟面孔，都是正在观看这一场面的上流人士，一部分人带着严厉的惊奇表情，另一部分人则抱着一种狡黠的好奇心，与此同时又抱着一种天真的渴望，巴不得能闹出点乱子来，而第三部分人甚至在讪笑。
“好像，她是列比亚德金家的，您哪。”终于出现了一位好心人，回答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问题，他是敝城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受到许多人尊敬的商人安德烈耶夫，他戴着眼镜，蓄着一部斑白的络腮胡子，穿着俄国式的长袍，戴一顶圆筒礼帽，正拿在手里，“他家住在菲利波夫公寓，在上帝显灵街。”
“列比亚德金？菲利波夫公寓？我好像听说过……谢谢您，尼孔·谢苗内奇，但是这列比亚德金又是什么人呢？”
“他自称大尉，应当这么说，是个不知检点的人。而这位大概是他妹妹。而现在她肯定从监视下逃了出来。”尼孔·谢苗内奇放低了声音说，又意味深长地瞧了瞧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眼。
“您的意思我懂了，谢谢，尼孔·谢苗内奇。亲爱的，您是列比亚德金娜女士吗？”
“不，我不是列比亚德金娜。”
“这么说，也许你哥哥叫列比亚德金吧？”
“我哥哥叫列比亚德金。”
“那，这样吧，亲爱的，我现在先把您带回家，再让人从我那里把您送回您自己的家；您愿意跟我走吗？”
“啊，我愿意！”列比亚德金娜女士伸出两手轻轻一拍，表示非常愿意。
“阿姨，是阿姨吗？也带我上您家去吧！”传来了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声音。我要说明一下，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是跟省长夫人一起来做日祷的，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则遵从医嘱这时坐车出去兜风了，为了解闷，把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也带走了。丽莎突然撇下省长夫人，连蹦带跳地跑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跟前。
“亲爱的，你知道，我是永远欢迎你的，但是你母亲又会说什么呢？”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威严地开口道，但是发现丽莎异常激动的神态，又突然不好意思起来。
“阿姨，阿姨，我现在非跟您去不可。”丽莎亲吻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央求道。
“Mais qu\'avez-vous donc, Lise！”省长夫人带着一种别具深意的惊讶说道。
“啊，对不起，亲爱的，chère cousine，我要到阿姨家去。”丽莎急忙向她那不悦地表示惊奇的chère cousine转过身去，吻了她两次。
“也请您告诉Maman，让她立刻到阿姨家来接我；Maman一定，一定想来看您，这是方才她自己说的，我忘记告诉您了，”丽莎像炒爆豆似的说道，“对不起，您别生气，Julie……chère cousine……阿姨，我准备好了！”
“阿姨，如果您不带我去，我就跟在您的马车后面跑，喊。”她紧贴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耳朵上急促而又无所顾忌地悄声道；还好，谁也没听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甚至后退了一步，用她那锐利的目光看了看这个发了疯的姑娘。这目光决定了一切：她决定一定带丽莎回去！
“应当结束这情况了。”她脱口道。“好，我很高兴带你回去，丽莎，”她又立刻大声地加了一句，“当然，如果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同意放你走的话。”她带着胸襟坦然而又直爽的尊严感，直截了当地向省长夫人说道。
“噢，无疑，我是不会让她失去这种愉快的，更何况我自己也……”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突然非常客气地喃喃道，“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她那小肩膀上长着一颗多么富于幻想和多么独裁任性的小脑袋（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妩媚地微微一笑）……”
“非常感谢。”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客气而又威严地鞠了一躬以示感谢。
“我感到尤其高兴的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已经几乎是兴高采烈地继续叽里咕噜地说道，甚至由于愉快的激动满脸涨得通红，“除了到您家去丽莎感到高兴以外，而且她现在还陶醉在一种非常美好的，也可以说是非常崇高的感情……同情心之中……（她瞅了一眼那个‘不幸’的女人）……而且……在教堂门外的台阶上……”
“您能这样看问题令人对您肃然起敬。”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她大加赞扬；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急忙把自己的手伸了出来，于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便十分乐意地伸出自己的几根手指碰了碰它。大家的普遍印象都非常好，某些在场的人甚至高兴得满脸放光，有些人还露出甜甜的、奉承的微笑。
总之，全城人蓦地清楚地发现，不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看不起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因此至今不去拜访她，恰恰相反，而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自己“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保持着一定距离，如果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确有把握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会把她赶走，她恨不得迈开双腿赶快跑去拜访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威望顿时提高到了非凡的程度。
“请上车，亲爱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向Mademoiselle列比亚德金娜指了指驶近的马车；那个“不幸”的女人快乐地跑到车门前，一名跟班把她扶上了车。
“怎么！您的腿瘸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十分惊惧地叫道，脸变得煞白（当时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这点，但是不明白个中奥妙……）。
马车驶走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府邸就坐落在离大教堂很近的地方。丽莎后来告诉我，在这三分钟的行程中，列比亚德金娜一直在歇斯底里地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则端坐一旁，诚如丽莎所说：“仿佛处在一种催眠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