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种种原因，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权益保护协会给亨特一种熟悉的感觉。同样的一群人在做着同样吹毛求疵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亨特早年干了将近十年，它乏味到家、危险至极，还让人沮丧万分、心烦意乱。熟悉当地民情、焦躁不安的办案人员和顽固不化的官僚们相互之间发起了连续不断的斗争，所有的斗争都是以为了孩子未来最好发展的名义发起的。事实上，他们很少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只不过比可供选择的办法略好一点而已。
亨特在宽敞而让人乏味的办公大楼前门待了不到五分钟，就感觉自己似乎可以画出一张整个工作场所运转的流程图来。
当然，对他而言，差别在于他找不到一位贝蒂娜·凯克式的人物来帮助他进行调查。他只是一个从外州过来的让人讨厌的家伙，并不是哪个工作人员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因此，在2点钟之后，在小型飞机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之后，在他的头痛终于差不多消停之后，在各个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分支机构逗留了三四次之后，他才得以和一个显然一辈子都在和档案打交道的人攀谈起来，此人胸牌上写着“约翰·埃德蒙兹”。他还没有和埃德蒙兹谈多久，对方就开始摇起了光头，目光越过眼镜看着他，脸上露出一副“你在耍我”的表情，这打消了亨特继续说下去的想法，他只好草草收场了事，“没有，嗯？”
“恐怕没有，不可能找到的，那么久远的记录都已经销毁了。”
“在旧金山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但结果是这事没人去干，档案都被封存在地下室了。”
“是吗？哦，我们这儿可不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就转向电脑办公了，上级命令销毁所有的陈旧记录，这些孩子都已经30岁朝上了。我们谈论的是过了60年时间的档案，也许年份还要更加久远一些，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就是负责档案销毁的小组成员之一。说起来一点也不带劲，这事我们六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干完。记住，这是将近20年前干的事了，因此，这些人，就是这些档案被销毁了的人，现在至少有50岁了。他们孩提时候发生的事，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无所谓了，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是吧？”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亨特说，“可我依然抱有疑问，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档案被漏掉了呢？”
“为什么会漏掉呢？有什么漏洞吗？我们从档案储存室的前面，一路干到后面。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个地方，当初是旧仓库，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轮滑溜冰场了。因此，没有任何的漏洞，我们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州政府几年后就把大楼给卖了，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亨特尽量不露出疲劳和沮丧的神情，挤出了一丝笑容，“好吧，约翰，再问你一个问题。我说的是我的母亲，我飞了2000多英里来了解一下关于她童年几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她童年时碰到了一些麻烦，不管是什么麻烦，此时此刻这些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你干这个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想找到关于她的信息，你会在哪儿寻找呢？”
“哦，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依靠报纸，”埃德蒙兹拿手在耳朵后面挠着，“可你也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这可不仅仅是找不到索引来告诉你去哪儿找到想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你的眼睛得转个不停，一点点地在报纸上寻找。如果运气好的话，在微缩胶片上依然能够看到这些旧报纸的拷贝。祝你好运！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果你的母亲在遇到这些问题时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就算是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事件，她的名字也不会登在报纸上，对吧？”
亨特驱车45分钟赶到市中心，停好车后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多层红砖结构的总部大楼里泡了一个小时，来回跑个不停。艾德丽安说当地人友好待人，可算是说对了，和他说过话的每个人都想助他一臂之力，虽然大家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来帮他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因此他们就把亨特介绍给可能帮得上忙的其他人。
最后一个是60岁左右的琳恩·谢泼德。亨特找到她时，她正在员工休息室休息。亨特做了一番自我介绍，递上名片，简明扼要地把来意说了一下。琳恩听完之后说：“年轻人，恕我冒昧地说一句，你看起来筋疲力尽啊。”
亨特笑了一声，点头承认，“我想我是有点累了，也表现出来了，是吗？”
“有点，”她指向自己的杯子，“这儿的咖啡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价格也还说得过去。”
“卖一份给我。”
“亲爱的，坐下来，我知道杯子在哪儿。”
两分钟之后，两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塑料台面的桌子旁，手里握着热乎乎的杯子。
“还是谈谈你的主要问题吧，”琳恩说，“你不大可能在60年代后期的报纸上找到一个孩子的信息，除非她和一些主要的新闻事件有联系。像凯西的孩子凯丽·安东尼，这一类的人吗？你母亲有那样臭名昭著吗？”
“她到被谋杀时才有那样的声誉，可那事发生在旧金山。”
“哦，亲爱的，我很抱歉。”
亨特耸耸肩，“那事也发生在很久之前了，还是1970年的事。”
“而且，”琳恩沉思着呼出一口气，“你当时还是个孩子。”
“3岁大，真记不得这事了。”
她朝一边抬起头，“如果此事真实的话，有点意思。”
“相当真实。”他说。
“作为一名记者，我知道相当真实和真实经常不是一回事。”
亨特犹豫了一下，挤出一丝笑容，“说得对。最近，有几件事情开始浮出水面，我想也许是我调查了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之后给捅出来的。如果此事能让我安安稳稳睡个好觉，那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你在调查？”
“也许是忽视了。”
“可它让你无法入睡？”
亨特腼腆地笑了笑，“睡眠似乎现在是受到了影响，可我一旦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一切应该就能回到以前的模样，我就是一直这样告诉自己的。”
“这样想不是很好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情况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模样了，永远也不会发生了。你了解到一些东西，感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接下来，你得适应全新的你。”
“全新的我，我等不及了。”
琳恩朝后坐了坐，仔细地打量着他，“怀亚特，你叫怀亚特，对吧？你刚进来时，你说你在征求如何找到你母亲童年一些情况的建议，现在你跟我讲她被谋杀了，你在尽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调查此事对你产生的影响比你愿意承认的还要大，对吧？”
亨特想了一会儿，无法抬眼看她。
“我在刺探消息，”她说，“恐怕是内行失手了，我很遗憾。”
“不，没关系，你说得对。说实话，这事让我牵肠挂肚，就像这个水流，这个回头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把一切都给搅动起来了。我只是在尽力干自己的事，似乎有什么在阻挡我，阻挡我的身体。就拿睡觉一事来说吧，我精力就是无法集中，感觉一切似乎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然后就自我封闭起来、停滞不前了。我认为现在应该明确无误了，可我就是无法张开双臂去拥抱它，就像我不想搞清楚我需要知道的东西，就像我搞不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一样。”
“也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也许你害怕这事。”
“我不能排除这一点，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下意识的反应。”
“听起来你的意识和潜意识处于交战状态。”
“感觉就是这样，我好像控制不了。”
“控制是一件难事吗？”
“你开玩笑吧？控制可是最主要的事情。”
“真的吗？”她用深邃的目光看着亨特，挖苦道，“听起来你不大愿意相信此事。”
“现在，”他说，“这事可就可怕了，只是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好吧，好吧，”她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姿势，伸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那你到底想搞清楚什么？”
“真的吗？我说过了，我到这儿来了解我的母亲，了解她身上的真相，了解她为什么被谋杀。”
“在旧金山吗？在1970年吗？你认为你会了解一些发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60年代的事吗？怎么去发现呢？”
亨特犹豫不决，用手指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着，“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牵强附会，可我在尽力调查她是否和吉姆·琼斯有联系。”
“吉姆·琼斯，”琳恩·谢泼德沉吟了良久，坐着一动不动，“什么样的联系？她当时多大岁数？” “11岁到15岁，大概就是这个年龄，我想她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受到虐待吧。”
“怀亚特，应该是强奸。一个成年人和一个11岁的孩子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你认为琼斯可能杀了她？”
“不是。不管是谁杀了她，这个人还活着，这一点我能确信。我想前两天的晚上，他在旧金山杀害了我的一位伙伴。”
她平视着亨特，身子离桌子更远了，跷起腿来，“你是说你在调查一件40年前的谋杀案，这个案子一直牵扯到现在，可能和吉姆·琼斯有关？”
“是的，可我什么也证明不了，都是揣测而已。”
“你需要什么来证明？”
亨特耸耸肩，“需要当时认识我母亲的某个人来证明，需要有档案记录来证明。真是说不清楚，这就是我来这儿要发现的，然而，线索似乎再一次断了。”
“如果你确实证明了呢？如果琼斯强奸了她，那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就更加接近目标了，知道为什么我的母亲、我的伙伴遭到杀害，甚至知道是谁干的。”
琳恩忘了喝咖啡，目光定格在她和亨特之间。她双手握在一起，似乎要作出什么决定。
“怀亚特，”她说，“你可能不清楚你在寻找什么，可我得告诉你，你真他妈是个给人带来动力的家伙。”
“我是吗？我给了什么动力？”
“不是给了什么动力的问题，而是给了谁动力的问题，答案就是给了我动力。”她站起身，“你知道你在这几得到了什么吗？你碰到了一桩早已无人问津的案子，谋杀案一个接着一个，还有一位备受折磨的私家侦探，涉及侵害儿童，牵扯到吉姆·琼斯本人和琼斯镇惨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稍作停顿，“这是普利策新闻奖的素材。”
亨特在新闻编辑室和琳恩·谢泼德又谈了一个小时，尽可能多地告诉对方自己能想起来的最新调查细节。她在电脑上做着笔记，每到转折之处，她似乎就变得更加兴奋，从最早收到的短信(谁发来的？为什么要发？你不知道？)到怀亚特的父亲以及父亲给他留的信，再到错综复杂的寻找艾薇·西伊·克莱斯特或者艾薇·斯宾塞的情况，再到就算此事不是吉姆·琼斯本人干的，和琼斯镇惨案也有着毫无疑问且可以证实的相互联系，最后再到本周伊万·奥尔洛夫被杀。
怀亚特告诉她自己第二天打算拜访一下印第安纳波利斯基督门徒教会和人际关系委员会，琼斯曾和这两家组织联系密切。也许在这两家组织的里里外外，他能找到某个上了年纪的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记得他的母亲和琼斯之间的联系。在那儿，亨特会见机行事。可如果没有找到关于母亲的任何实质性的信息，他会给很多人留下名片，希望事情能有转机，然后打算飞回家乡，赶上星期六为伊万举行的追悼会。那时，他要尽力解决自己和塔玛拉之间的事情，希望居尔能有侦破伊万谋杀案的好消息传来。
最后，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睡眠太少，加上昨天晚上和今天根本就没吃饭，于是他中断了和琳恩的谈话。琳恩要去搜集自己的信息资源，看看能不能挖掘到什么信息。有些信息已经很久远了，而且所有的信息都要秘密地进行调查。如果有的话，她会和亨特联系的。
等他坐回车子，正是交通拥挤繁忙的时间。在报社大楼的时候，他关了手机。现在打开看看——有37封电子邮件，还有14封语音邮件，包括居尔发过来的两封，没有短信，塔玛拉没有发来任何信息。他打开居尔的第一封语音邮件。
“老兄，案子已破，”他的朋友说，“你最好还是回家吧。当然了，没什么人想你，你也大可以待在外面，没有人会在意的。”
亨特坐在宾馆餐厅的柜台旁，面前是一杯牛奶，盘子里是吃得所剩无几的大份裹粉里脊肉，这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地方特色菜肴，他敢确信米基是不大愿意承认这一点的。不管怎么说，这道菜此刻正合他的口味——营养丰富，味道清淡，吃得舒舒服服，肚子饱饱的。他还点了土豆泥和一道相当美味的红叶卷心菜，盘子的四周也布置得十分漂亮。
还没来得及听到吉他弹奏的手机铃声，他就已经感受到了手机的震动。他之前玩起了电话追逐游戏，给居尔发了一条短信后，就不打算接任何人的电话了，但居尔和塔玛拉打来的电话除外。不出所料，电话正是居尔打来的。
“什么意思，案子破了？”
“还能有别的意思吗？”
“好吧，跟我讲讲。”
“好吧。经过一天千辛万苦的线索追踪，在审问过几个白痴之后，我们昨天晚上找到了出租车，就遗弃在海洋公园附近，后备箱里有一个死去的家伙，被枪击中头部。”
“又死了一个人。”
“是的，是司机。同时，我和一个叫切维的瘾君子进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谈话，切维看见了乔家原味餐馆旁边坐在出租车里的杀手，杀手是高加索人，上了年纪，一头白发。你可能不清楚，这些恰好和你最喜欢的那个叫斯宾塞的家伙的特征一一吻合。”
“莱昂内尔。”
“就这家伙。”
“发生什么情况了？”
“很容易了，我赶到那儿。你看，海洋公园就在斯宾塞家街道的正下方，莎拉和我半夜赶去，灯依然像你说的那样亮着，我们按门铃时无人应答。”
“他跑了，他杀死伊万之后跑了。”
“不是，他比你说的可要忙多了。他杀了出租车司机，接着去杀了奥尔洛夫，然后再回家。对于我们要去抓他，他一定感到万分紧张。我们马上就会赶到的，他要么面对死刑，要么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他不仅仅杀了奥尔洛夫，还杀了你母亲以及出租车司机。因此，他跑进了他那带望远镜的漂亮房子里，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你确信吗？”
“我是不是确信他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枪？怀亚特，这是很难漏掉的事。”
“不是，你确信是他自己干的？是自杀。”
“相当确信，我们正在做弹道研究，我们从出租车司机身上提取了一枚子弹，和奥尔洛夫身上的子弹口径相同。老兄，案情大体上搞清楚了，他杀了这些人是因为你的手下接近了他，想到自己将被抓住时精神又走向崩溃，于是不久便开枪自杀。”
亨特很难相信这一结果，“就是说他也杀害了我母亲。”
“这只能是我们的猜测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只是这么……我是说，德温，这太快了吧，从一无所获到大功告成。”
“有时事情就是这样，你该为此感到高兴才是。”
“我知道，可还有伊万以及……其他受害的人，我高兴不起来。”
“是的，我听见了，当然是这样，可依然得……”
“依然得生活，上帝啊！”
“是啊，”居尔沉吟了一下，“旅途一路顺风。”
“我会的，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