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校
古代士大夫之学，出于与宗教相合之哲学及官守；民间之教育，则随顺习俗，以前辈之所知所能者，传诸后辈；《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第四节已言之。东周以降，社会之等级渐平，人民之好学者日众，士大夫所专之学，渐次被及于氓庶，此乃自然之势，无可遏抑。秦始皇帝及李斯，顾力反之，而欲复诸政教合一之旧，于道可谓大悖。汉兴，除挟书之律，设学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时，益以利禄之路，于是乡学者益众，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至此全破矣。此实古今政教之一大变也。
《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诏曰：“盖闻道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1)大常其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儒林传》载弘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史记》作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大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大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史记》作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史记》作当。与计偕，诣大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史记》作“而请诸不称者罚”。制曰可。案《贾山传》：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师古曰：“六国时魏也。”《董仲舒传》曰：“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则博士故有弟子，此时特官为增置耳。故公孙弘议言得受业如弟子，《本纪》言学者益广也。《儒林传》又云：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本纪》：元帝初元五年，诏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永光三年，复博士弟子员。以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此先汉大学之大略也。
《汉书·礼乐志》言：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磐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平帝纪》：元始四年，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萧望之传》：望之子由，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是也。《王莽传》云：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儿宽传》云：武帝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祖立明堂、辟雍。”《河间献王传》：来朝，对三雍宫。《注》云：“三雍，明堂、辟雍、灵台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儒林传》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文献通考·学校考》谓“据《礼乐志》，则辟雍王莽时方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未尝筑宫以居之也。然考儿宽所言，与河间献王事，则似已立于武帝时，何也？盖古明堂、辟雍，共为一所。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案见《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同。《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地理志》：泰山郡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即此。然《志》又云：琅邪郡不其有大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则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处也。奉高，今山东泰安县。不其，今山东即墨县。修封时以祠大一、五帝。儿宽所指，疑此明堂；意献王所对，亦是其处；非养士之庠序也。”案马氏谓儿宽所登为奉高明堂是也，谓河间献王所对亦其处则误。《汉书·艺文志》，有《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胡三省《通鉴注》谓对三雍之制度，非召对于三雍宫，其说是也。然马氏谓辟雍非养士之所，武帝置博士弟子，未尝筑宫以居之则是矣。《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四年，初起大学。(2)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翟酺传》言：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大学，大尉赵熹以为大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尤显见其为二事。马氏又言：“徐天麟《西汉会要》言：《三辅黄图》：汉辟雍在长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学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岂即辟雍邪？或别一所邪？”《案黄图》所云大学，疑即王莽为学者所筑舍。马氏又引鲍宣得罪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大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集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谓“此亦西都已立大学之一证，当考”。案自王莽已前，虽未尝为学者筑舍，然博士弟子，亦必有受学之处，此所谓大学，当指其地言之，特其所在不可考耳。马氏又以建武已立大学，而班固尚言庠序未设为疑，则汉人言庠序，皆指地方之学，不足疑也，见后。
《后汉书·儒林传》云：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毛字衍，见第三节。《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大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仍修起大学。案《纪》云四年，盖四年修起，五年成。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事在永平二年，见《本纪》及《续书·礼仪志》。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注》云：“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以非列侯，故曰小侯。”《张酺传》：永平九年，显宗为四姓小侯立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又《和喜邓皇后纪》：元初六年，大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樊宏传》：樊准上疏云：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材生受《古文尚书》、《毛诗》、《 豰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准疏言：“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戋戋之辞。”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事在永建六年，见《纪》。阳嘉元年，帝临辟雍飨射。《左雄传》：雄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大学。帝从之。阳嘉元年，大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本初元年，梁大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质帝纪》：本初元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大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大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案四府，谓诸大将军、大尉、司徒、司空也。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注》：《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大学学生。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三国·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立大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王郎传注》云：《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引其《传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大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大学。大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大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本或作请误。大学，大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大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杜畿传注》引《魏略》言：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大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偏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盖能如是者寡矣。案前汉大学，颇多孤寒之士。如儿宽诣博士受业，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王章学长安，独与妻居，疾病卧牛衣中皆是。(3)后汉亦非无其人，如桓荣少学长安，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公沙穆游大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祐赁舂是也。然时儒学既行，时主复加提唱，贵游子弟，羼入其中，风气遂至一变。《三国·魏志·董昭传》：大和六年，昭上疏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刘馥传》：馥子靖上疏曰：“自黄初以来，崇立大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大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数，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大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然则是时贵游子弟，不复入学，而浮华之风气，则未变也。然标榜之风，本起大学，即如刘靖之议，悉驱之入学校，亦岂能矫正之哉？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自明。
前汉定制，虽云大常择民年十八以上补博士弟子，然就学者多迟。萧望之治《齐诗》，事同县后苍且十年，乃以令诣大常受业，其年必已颇长。翟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大守府为小史，数为掾史所詈辱，辞其后母，西至京师从博士受《春秋》，其年当较少，则积十余年而后经学称明习。终军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军固雅材，亦仍符法令年岁也。后汉杜安年十三，入大学，号奇童。安，根父，见《后书·根传》。任延年十二，显名大学，学中号为任圣童。鲁恭年十五，即与弟丕俱居大学。钟会亦十五即入大学。见《三国志》本传《注》引其母传。甚至有如梁辣，弱冠即事教授者，辣，统子，见《后书·统传》。聪慧夙成之士，世固非无其人，然此等岂能皆名副其实哉？此亦章句之所以渐疏邪？
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汉书·鲍宣传》：宣为司隶，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坐距闭使者，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大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后汉书·儒林传》：欧阳歙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减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至有自髡剔者。案宣本著高节。歙之被系也，平原礼震，自系上书，求代其死。高获亦冠铁冠，带鈇锧，诣阙请歙。见《方术传》。光武不赦，歙死狱中。歙掾陈元又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以棺木，赠印缓，膊缣三千匹，子复并获嗣爵。则歙狱盖实冤。(4)不然，以光武用法之严，未必肯轻于平反也。杨政讼范升事，可以参观，见《后书·儒林传》。然则诸生之所争者，固皆合于义，非徒集众要挟也。桓帝时，梁冀专朝，而帝无子，连岁饥荒，灾异数见，刘陶游大学，乃上疏陈事。朱晖孙穆，以治宦者赵忠，输作左校，陶等数千人又诣阙上书讼之。桓帝览其奏，为之赦穆。时有上书言宜改铸大钱者，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沮之，帝竟不铸钱。则汉于诸生，不徒不禁其言，又道之使言，且时能用其言也。灵帝时，皇甫规为徐璜等所陷，下吏，论输左校，诸公及大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讼之，史云规以会赦归家，不云由凤等之讼，则灵帝之听言，更不如桓帝。至熹平元年，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大后。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司隶校尉刘猛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代以段颎，四出逐捕，及大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见《宦者传》。《灵帝纪》云：“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大学诸生千余人。”则并公然与舆论为敌矣。诸生之好言，固未必非激于意气，然朝廷之拒之，亦适形其昏乱而已矣。陈蕃闻窦武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则汉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议，并有能奋身以赴国难者矣。要不失为正气也。
《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常卿，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然其事初非专由大常。《汉书·成帝纪》：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大学者，将以备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后汉书·朱浮传》：建武七年，浮上书曰：“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延及四方。伏闻诏书，更试五人，惟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求之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杨震传》：元初四年，迁大常。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注》引谢承书云：“荐杨仲桓等五人，各从家拜博士。”仲桓，伦字。《儒林传》：大常上杨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选。《注》引《汉官仪》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汉书·儿宽传》：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山阳侯张当居，元朔五年，坐为大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百官公卿表》云：“坐选子弟不以实免。”皆可见汉世法令，于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选，视之颇重也。
古代学业，多得之在官，汉世犹有其意。《汉书·马宫传》云“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此以仕学并称也。《楼护传》云：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此以宦学并称也。然学术日益精深，终非徒习于事者所能深究，故虽以法令之最重当代者，亦且别有传授，如第十八章第七节所述是也。王官之学，变为九流，固由封建破坏，官失其守，亦由学术日精，非仕宦所能兼。秦皇、李斯，顾欲使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倒行逆施，宜其终于无成也。
蜀汉以许慈、胡潜，并为博士；慈子勋复为博士；见《三国·蜀志·慈传》：孙休永安元年，诏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见《吴志休传》。
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夫既讲教化，自宜普及全国。故《汉书·礼乐志》言：“显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庠序未设之故也。”夫如是，则地方之学，当重于京师；人伦之教，当先于咕哔。此自汉人议论推之则然，然汉人之所行，终未能与此见解相副也。
汉世郡国之学，始自文翁。《汉书·循吏传》云：“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武帝令郡国皆立学校官，(5)他无可考，恐虽有此令，郡国未尽奉行。然《何武传》言：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则亦非尽不奉行也。《儒林传》言：元帝于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盖教官之设，至是而始普遍。《平帝纪》：元始三年，安汉公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五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其制尤为美备，然亦未必能行也。《续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所属有《孝经》师，主监试经。
学校既讲教化，故其所最重者为行礼。《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汉纪》作乡饮酒礼，《五行志》作大射礼，盖射乡并行。《后汉书·伏湛传》：建武三年，为大司徒，奏行乡饮酒礼。《续汉书·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人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郑玄注《乡饮酒礼》曰“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盖自永平，遂为常典矣。韩延寿所至必修治学宫，春秋飨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李忠迁丹阳大守，以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鲍永拜鲁郡大守。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乃会人众修飨射之礼，因以格杀彭丰。永孙德，为南阳大守。修起横舍。备俎豆黼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秦彭迁山阳大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陈禅以北匈奴入辽东，拜为大守。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宝而去。则汉世良吏，确有能推行其事者。即私家讲学亦然。如刘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嵩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是也。案《史记·孔子世家》言：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大史公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自序》言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儒者之躬行礼乐，由来已久。《后书·酷吏传》言：“黄昌本出孤微，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则为所感化者，亦未尝无其人。然果有益于治化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富必先教，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古之人早言之矣。礼者，履也。欲行礼，必不能离乎人生日用。韩延寿与郡中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仇览为蒲亭长，劝民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豚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振恤贫穷。似汉人之于礼乐，尚未大远乎人生日用，亦非不知先富后教之义。然所谓贫富者，实不系乎足不足，而系乎其均不均。甘苦相共，虽寒饿无怨咨，有一饱暖者以观欲之，而不平之声，嚣然起矣。汉世之言礼乐者，果能使其民皆守轨物乎？即不论此，能使其衣食皆饶足乎？不能，是救死不赡，而使之治礼义也，其效安可睹？骛声华者，遂或徒饰观听，以徼虚誉。《汉书·循吏传》言：黄霸代丙吉为丞相。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无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案叔孙通之制礼也，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丧者未起。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公所为不合古。”此两生所言真古义。不能富而言教，不能均而言富，终必至于饰伪奸名而后止也。汉儒言兴教化者甚多，如《礼乐志》所引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论即是。谊、仲舒、吉之论，又详见本传。又如贾山，亦欲定明堂，造大学。匡衡言：“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其用意亦与谊等同。然诸儒亦无不以革正制度均贫富为言者。不言富而言教，不言均而言富，非黄霸则宋枭也。宋枭为凉州刺史，谓盖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叛。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几使人知义。”见《后汉书·盖勋传》。人莫不以为笑矣。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何莫非宋枭之类邪？
汉人言庠序，尚多讲教化，罕言学问，然其时之言教化者，多有名无实，而能讲学问者，却颇有之，盖亦风气使然也。刘梁除北新城长，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后汉书·文苑传》。此为郡县校官讲学之最著者。贾洪历守三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三国志·王肃传注》引《魏略》。杜畿守河东，开学官，亲自执经教授。《三国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父为琅邪即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则虽丧乱之世，郡国弦诵，亦未尽废也。
是时郡县长官，于吏民之好学者，多能加以资助。如焦延寿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汉书·京房传》。杨终年十三，为郡小吏，大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陈寔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县令邓邵，与语奇之，听受业大学。公孙瓒为郡门下书佐，大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是也。其所任用，亦多简有学者，或则令更就学。如李忠选用明经。栾巴迁桂阳大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任升授。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秦彭为人设四诚，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颜斐为京兆大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顾邵为豫章大守，小吏姿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吴志·顾雍传》。皆是。谷熟长吕岐，善朱渊、袁津，遣使行学。还召用之。与相见，出，署渊师友祭酒，津决疑祭酒。渊等因各归家，不受署。岐大怒，将吏民收渊等，皆杖杀之。《三国志·袁涣传注》引《魏书》。盖亦有激而然也。
汉世良吏，多能兴学于辟陋之地。如前引之文翁、李忠即是。栾巴守桂阳，宋均长辰阳，应奉守武陵，卫飒守桂阳，见《后汉书·循吏传》。锡光守交阯，任延守九真，王追守益州，见《南蛮传》、《西南夷传》。徐邈刺凉州，亦咸有兴学之效。牵招守雁门，简选有才识者，诣大学受业，还相教授，数年中，庠序大兴，则所就弥广矣。孔融为北海相，为贼张饶等所败，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刘表在荆州，开立学官，博求儒雅，使綦毋闿、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本传《注》引《英雄记》。《后书·表传》本之。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杜畿守河东，百姓勤农，家家富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杨俊守南阳，王基刺荆州，皆修立学校。刘璋以王商为蜀郡大守，亦修学、广农。《三国·蜀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孙静子瑜，领丹阳大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宫，临飨讲肄。弟奂亦爱乐儒生，复令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造次颠沛不废如此，亦风气使然也。
《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八年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高柔传》：柔上疏言“大祖初兴，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盖指此事也。二十一年，公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
汉世文学之职，于郡国教化，关系颇大。诸葛丰及翟方进父翟公，皆尝为郡文学。匡衡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今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可见当时文学，颇有名人为之。《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畿为河东大守，署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仓慈传注》引《魏略》，言令狐邵为弘农大守。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皆可见文学一官，于地方教化，颇有裨益。
孔子旧居，既为诸儒习礼之所，则亦不翅私立之学矣。魏文帝黄初三年，以孔羡为宗圣侯，令鲁郡修起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则又不翅官为立学矣。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杨厚门人为之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亦后世于先贤讲学之地立书院之意也。
赵氏翼《陔余丛考》，谓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6)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大学为盛；故士无不游大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此言颇为失考。《汉书·儒林传》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途然也。”元始者，平帝年号也。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翟宣教授，诸生满堂；吴章弟子千余人；见《云敞传》。皆前汉事。《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者之多，诚若远过前汉者，然此或记载有详略，又或有传不传，未必私家教授，后汉远盛于前汉也。(7)《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动至数千，甚或盈万，其不及千人者，几不足数矣。如杨厚，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曹褒，诸生千余人。郑玄，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丁鸿，远方至者数千人。周磐，门徒常千人。姜肱，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张奂，养徒千人。李膺，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郭泰，闭门教授，子弟以千数。张兴，著录万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纾，门生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杨伦，弟子千余人。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杜抚，弟子千余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张玄，著录千余人。颖容，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杜恭，门徒常千余人。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徐房、李子云，养徒各千人。以上皆见《后汉书》各本传及《儒林》、《文苑》、《逸民传》。又《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乐详为博士，年老罢归，门徒亦数千人。《儒林传赞》言：“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服，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盖其风至季世犹未衰也。案汉世儒生讲学者，多不亲授。《史记·儒林传》言：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后汉书·马融传》言：融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言：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间或大会诸生，不过讲正大义。《汉书·孔光传》言：光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翟方进传》言：方进候伺胡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是也。甚有不过存一名籍者。《后书·党锢传》云：景毅子顾，为李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此即《儒林传赞》所谓编牒。此等人自不必常居门下，故《儒林程曾传》言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也。间有不然者，如《三国·吴志·程秉传注》引《吴录》，言征崇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此等人盖为数甚少。徒务其名之风气，最易于踵事增华。后汉容或更甚于前汉，然必谓私家教授至后汉而始盛，则理有难信也。不特此也，陈平家贫，兄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叔孙通崎岖戎马之际，弟子从之者犹百余人，则东周之世，孔子养徒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之风，盖自秦及汉初，未之有改矣。抑谓汉儒乡学，皆为利禄，亦近厚诬。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桓荣拜大子大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缓，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此二事最为尚论者所鄙夷。《后书》云：自荣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实非为己之学。然究出耽慕荣宠之情，抑系勉人乡学之意，尚难论定。《荣传》又言：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大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至是哉？”此说盖亦出荣家，当时自有此等鄙论。翟方进给事大守府为小吏，数为掾史所詈辱，乃西至京师受经。郭丹买符入关，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王霸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乃遣西学长安。冯良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耻在厮役，遁至犍为从杜抚学。见《后汉书·周燮传》。郭泰家世贫贱，而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泰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范冉为县小吏，遁到南阳，受业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后汉书·独行传》。此等非为富贵利禄之谋，则厌食贫居贱之苦，诚亦不得谓之为己。然如孙期，牧豕大泽中，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此皆穷居独处之儒，从之有何利禄？《后汉书·吴祐传》：年二十，丧父，居无儋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可见牧豕在汉世为贱业也。而其人虽桃李盈门，亦仍躬自作苦，又岂志于利禄者？承宫遭天下大乱，将诸生避地汉中。刘般转侧兵革中，甫归洛阳，即修经学。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后书·儒林传》。国渊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三国志》本传《注》引《魏书》。管宁客辽东，亦讲诗书，陈俎豆。《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当丧乱颠沛之余，而其学之不废如此，此岂有所利而为之？周党家产千金，散与宗族，免遣奴婢，而至长安游学，是为欲富乎？然则汉世社会，好学之风实极盛，虽有若干志在利禄之人，要不敌不为利禄者之众也。当时朝廷之兴学，实受民间风气之鼓动而不自知耳。参看第五章第二节。据《史》、《汉》、《儒林传》，五经之学，固皆起自民间，安得谓遭秦灭学，民间遂无专门名家之大师哉？
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施雠与孟喜、梁丘贺，并为田王孙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8)及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则贺当未为少府时，教授不废，即为少府，教授亦未尽废也。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是方进为郎，教授亦未尝废也。鲁恭弟丕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欧阳歙迁汝南大守，在郡教授数百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伏恭迁常山大守，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皆见《后书·儒林传》。则传业弥盛矣。又有弃官教授者：如孔光左迁虹县长，自免归教授。吴祐为梁冀长史，自免归家，以经术教授。延笃为京兆尹，忤梁冀，以病免归，教授家巷。刘焉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是也。张奂为使匈奴中郎将，休屠谷及朔方乌桓反叛，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则虽在兵间，犹不废教授矣。夫居官而犹教授，去官而必教授，似不免借此为名高，抑或以结合徒党；而就学者必走集于达官贵人之门，亦似欲借资援引者。《孔光传》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然楚王聘龚舍为常侍，随王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朱晖，光武召拜为郎，寻以病去，卒业大学；则固有弃轩冕而就横舍者。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是又宦而兼学者也。夫居官而犹学，所谓不挟贵也。朱穆年五十，奉书赵康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所谓不挟长也。然则汉世学者，虽或有所为而为之，要不能掩其好学之诚矣。
《后汉书·儒林传赞》称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知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柞。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岂非学之效乎？”乍观此言，一似阿私所好。然试思：何进所召，苟非董卓而为张温、皇甫嵩，汉室之祸，何遽至此？夫张温、皇甫嵩，固非有为之人，蔚宗谓其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庸或大过。然魏武蹇蹇，终执臣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谓非当时之风气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颙，皆尝杀人报仇。见第十八章第七节。颙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桀。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罹其难。颗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此等皆豪侠者流，使无名教以范围之，当九州洞之时，固未知其何以自处也。然则蔚宗之言，殆不为阿好矣。不特此也，汉人不能均平贫富，而好讲教化，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其弊前已言之。然此亦充类至义之尽之言，若论一时之效，固亦不能谓其无有。司马均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均字。不直者终无敢言。《后汉书·贾逵传》。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党锢传》。更观管宁、邴原、王烈等之所为，固不能谓无化民成俗之效也。要之，当时之所谓道德伦理者，得汉世之兴学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则必不可诬矣。(9)此劝学之效也。兴学术改变风俗，效亦不自后汉始。光武尝之长安受《尚书》，伯升亦尝与顺阳怀侯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一时佐命之巨，如李通、邓禹、朱祜等，亦少尝学问。故光武虽戎马倥悤，而能兴文教，诸将亦颇有不嗜杀人者，非偶然也。
游谈之风，虽不足以概两汉之学者，然终为其时风气之累。鲁丕居大学，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以此短之。王涣署侯览为主簿，已而谢遣之，曰：“今日大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大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大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汉书·循吏传》。观此二事，当时大学中之风气，可以概见。然亦非特大学中如此。邴原十一丧父家贫。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哀其言，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及长，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 崧辞焉，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曰：“然。” 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藏书于家而行。至陈留，师韩子助，颖川宗陈仲弓，汝南交范孟博，涿郡亲卢子干，归以书还孙崧 。《三国志·原传注》引《原别传》。夫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原之学苟诚为己，邻舍生足以为师矣，何待他求？必更远游者，非是不足以立名。郑君虽在乡里，不肯相师者，收合徒党者，必骛声华，未必肯诱掖乡里寒峻，(10)孙崧之辞原，亦未必不以此也。郭泰识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劝之学，盖亦以资推挽。然遂有如窦瓌，“妄搆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党”者。行劾瓌之语，见《后书·酷吏传》。窦武得两宫赏周赐，悉散与大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其视诸生亦与贫民之受匄施者等耳，岂不哀哉？
第二节 文字
秦、汉之世，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综其事：则字形变迁之多，一也。字数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学，成于是时，三也。行文渐以古为准，浸成文言分离之局，四也。书法渐成艺事，五也。盖文字之用，远较先秦时为宏，故其变迁之烈如此。自经此大变后，其势遂渐趋于安定矣。
历来言文字变迁者，多据许氏《说文解字序》。据许《序》，则自皇古至汉末，文字凡经四大变：古文，一也。籀文，即大篆，二也。小篆，三也。隶书，四也。汉、魏间之章程书，即今所谓正书，当又为隶书后之一大变，而行草为其旁支。此皆积渐而致，在当时之人，或不自觉。昧者乃谓有一人焉，创制新体，与旧体格不相入，后一时之人，见前一时之字，几于不复能识，则大误矣。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解字序》则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卫恒《四体书势》与许说略同。此中最可异者，《汉志》试学僮六体，盖上承周之六书，故云亦著其法，许《序》则作八体，下承秦制；而《汉志》所谓六体者，却与亡新六书相同。果如许《序》，《汉志》安得舛漏至此？若据《汉志》，则许《序》秦书八体及所述亡新之制，悉成億造矣，又安有是理邪？案《汉志》所云六书，非可以教学僮，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汉志》著录之书有《八体六技》。八体，《注》引韦昭说，即以许《序》所谓秦书八体者说之，于六技则无说。隶之初兴，与篆本非异体，小篆实多用大篆，说亦已见《先秦史》。若合大小篆与隶书为一，则八体实止六体。(11)窃疑此即《周官》所谓六书，自战国以来，相沿未改，至亡新始立新制。是时小学渐兴，务于辨别书体，以为篆隶既殊，大小篆亦非同物，乃析六体为八；然史书之家，则仍守其师师相传之旧，作大小篆与隶书，非有异法，故体虽八而技则六。蔡邕《篆书势》曰“体有六，篆为真”，亦守六体之说。许氏不知所谓八体者，乃后人分别之辞，误以为秦制如是，叙之周、汉之间，而改《汉律》之六体为八体以就之，遂至殽乱史实矣。自周至秦、汉之六体，疑《汉志》曾述其名，而后人妄以谓象形云云十八字易之也。六书本艺事之异，犹今雕刻、榜署，法各不同。至论字体，则自皇古以来，皆有变迁而无改制，故许《序》述时人之语，称隶书为仓颉时书也。新莽改制，始以古今字体之异，与史书家作书之技，并为一谈，非复周、秦、汉相沿之旧法矣，此亦其时小学渐兴为之也。
东京之季，又有所谓科斗书者，盖即擅虫书之技者所为，后人以为古之遗文，则又误矣。《后汉书·卢植传》：植上书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12)《尚书伪孔传序疏》引郑玄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此为言科斗文字较早者。其后王肃《孔子家语后序》、《尚书伪孔传序》，皆称古文《尚书》为科斗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晳传》，及今《晋书·束晳传》，又称汲冢所得《竹书》之字为科斗字；人遂以科斗为古文真形。其实郑玄固明言其称名之出于当时，而王隐亦明云：“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也。《经典释文》云：“科斗，虫名，虾蟆子，书形似之。”《书序疏》云：“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案今《晋书》及王隐《晋书》并云竹书漆字，而杜氏《后序》无是语。汲冢得书事，两《晋书》之所言，似不如杜说之确。窃疑汉世作书，多用简牍，罕用缣帛。见下。秦书八体，惟虫书施诸缣帛，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故画之上半截浓厚，下半截枯淡，遂成头粗尾细之形。《后汉书·蔡邕传》，谓灵帝时待诏鸿都门下者，多工为鸟篆之人，而阳球劾之，亦曰“或鸟篆盈简”。见《后书·酷吏传》。卫恒《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而《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言淳善《仓》、《雅》、虫篆。《卫觊传》言觊好古文、鸟篆。明科斗书即工鸟虫书者所为。鸟篆之形，诸家无说，窃疑其当上丰下锐，如鸟之喙。虫书画圆，鸟书画方，其由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以致画之上半截与下半截粗细不能一律则一也。《后汉书·杜林传》言：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可见时人之于经典，颇有以漆书之者矣。
《汉志》云：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四体书势》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盖隶书即篆书之书写草率者，本非异体，而初出时笔势亦相近，故秦权、汉量上字，人多误以为篆也。其后沿用日久，复求美观，乃又有所谓八分书者。顾蔼吉《隶八分考》曰：“隶与八分，有波势与无波势微异，非两体也。汉世统名曰隶，八分之名，亦后人名之耳。”又曰：“王僧虔能书人名云：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盖八分也。《世说新语注》云：钟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邓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书白事也。章程书者，正书也。当时以八分用之铭石，其章奏、笺表、传写、记录日用之字，皆用正书。唐所谓隶书，即今之正书。所谓八分，即汉之隶书。魏、晋以降，凡工正书者，史皆称其善隶。《王羲之传》云：善隶为古今之冠是也。”愚案此盖隶书之求美观者变古，八分。而供日用者不变，故仍袭旧名耳。八分亦称楷书，又谓之楷法。庄缓甲《释书名》曰：“王愔《文字志》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无八分；《初学记》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亦有楷书而无八分；《玉海》引《墨薮》五十六种书，有程邈隶书王次仲八分而无楷法；明八分与楷，异名同实。”案庄氏说是也。然楷书之名，后亦移于正书。盖楷字之意，但谓谨守法式，故凡能守法式者，皆可称之耳。凡书体之变，皆积渐所致，凿指一人为作者，如云程邈立隶，见《四体书势》。王次仲作八分等见张怀瓘《书断》。皆非。
《说文》云：“汉兴有草书。”《书势》及《魏书》江式表同。《书势》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式表曰：“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赵壹《非草书》曰：“夫草之兴也，其于近古乎？盖秦之末，刑峻罔密，官书繁冘，战攻并作，军事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张怀瓘《书断》引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怀瓘曰：“王愔云：藁书者，似草非草，草行之际者非也。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董仲舒欲言灾异，草藁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并是也。”案藁、草之名，盖正原于起草，其事当自古有之，而诸家或以为秦，或以为汉者，盖至是公家始许其行用耳，非谓人之能作草书，始于是时也。《三国志·刘廙传》：文帝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不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敦白屋如斯之好，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此草书不能施于所尊之证。然当官狱多务之秋，羽檄交驰之际，许其作草径上，固亦事所可有矣。张芝下笔则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盖时人习以藁草相遗，故托言不暇为此。魏武帝欲使十吏就蔡琰写所诵忆。琰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此草书行用渐广之证。崔瑗《草书势》曰：“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事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其言，固亦与赵、蔡二家无异也。
当多务之际，书体辄因应急而更，及乎承平之时，则又因艺事而变，篆、隶、八分之递嬗然，草书之变，亦无不然也。《书断》云：“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又云：“自杜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张芝字。得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曰：“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也。”杜操即杜度，大徐《说文注》作杜探，他书亦有作杜伯度者。庄缓甲云：“作操是，探文相似而误，伯度蓋其字。”惟史游乃撰《急就章》之人，王愔之意，若以解散隶体，即游之所为，则误耳。草书变为张草，业成艺事，难供实用，(13)于是行书又兴。
张怀瓘《书议》曰：“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案真行乃正书之草率者，行草则草书之凝重者耳。《书势》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书断》曰：“行书者，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曰：“钟繇书有三体：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河东卫觊子瓘，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曰正书之小讹，即真行；曰采张芝法，即行草也。行书至此，与草分途，然原其朔，则草之初兴，正当略如后来之行书耳。《四体书势》行书即在隶书中，可证其去隶不远。
秦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亦已见《先秦史》。三书后之字书，《汉志》备载其名：曰《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曰《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曰《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曰《训纂》一篇，扬雄作。曰《别字》十三篇。《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其都数当得三千三百字。又云：“《训纂》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是雄所作者三十四章，得二千四十字。二书合计，五千三百四十字。许《序》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盖《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元尚》、《训纂》七书，时人各分为上下篇，去其复字而计之，其数如此也。班氏云：“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十三章当得七百三十二字，都计字数，凡六千有七十二。许书字数，九千三百十三，又增三千二百四十一，在字书中最为完备矣。此等陆续增加之字，果何自来邪？观许书中音义相同字之多，则知李斯所罢不与秦合之字，(14)为诸家所搜采者不少。然亦有新造者。《三国·吴志·孙休传》永安五年《注》引《吴录》，载休为四子作名字，各造新字。其诏云：“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又《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言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可见是时造新字者尚多。然以大体言之，新字实无庸增造，旧字且须洮汰。何也？文字之用，若主形而实主声。声同即可通用。除虑淆混者外。故假借之用渐广。时人所造之字，彼此各不相谋，又或与旧有者重复；又复音之字渐多，单字更可减省；故随造作随洮汰。李斯所罢六国文字，亦必此等与秦文重复者。近人考证《石鼓文》为秦物，则秦文颇类籀书。《仓颉》、《博学》、《爰历》三篇，《汉志》许《序》，皆云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与《籀篇》当无大异。今之许书，恐非复此三篇之旧也。汉世籀文罕用，则六国之字仍行，而秦文转归废弃。盖由字体繁简，文化程度高低使然。然音义皆同之字，不必并存，即音同义异，借用而不虞混淆者，亦必汰多而存一，则事理之自然，莫能外也。
中国文字之学，早有萌芽，说亦已见《先秦史》。其成为一种学问，则似在两汉之间。(15)试观许书所引，字说之较早者，如王下引董仲舒说等是。纬书说字，亦多此类。皆借字体以言义理，而晚出者则多合于许氏所谓“字例之条”可知。许《序》云：“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汉志》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郊祀志》言宣帝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不宜荐见于宗庙。”《杜邺传》言邺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吉子竦又从邺学问，尤长小学。子林，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扬雄传》言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曰：援上书：“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乡。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三国·魏志·刘劭传注》引《魏略》云：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蜀志·来敏传》云：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吴志·严峻传》云：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郑玄解《尚书》违失曰：“《顾命》康王执瑁，古文冃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冯几洮颒为濯以为汗衣成事此处文有夺误。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读当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此皆汉世之小学家，能是正文字者也。六书之说，实当出于是时，已见《先秦史》，今不赘。
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曰：“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颜师古曰：“尔雅，近正也。”案《史记·乐书》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诵、讲习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书·王莽传》言莽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则尔雅之辞，实多近古，故吏弗能通。雅、夏一字。音读之殊，实惟楚、夏。古盖以夏言为正，故《论语》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而孟子讥许行为南蛮舌之人。《滕文公上》。更由此引伸为正。汉人好古，辞以近古者为正，而尔雅之义，遂由近古变为近正矣。(16)此与秦人之同文字适相反。其好搜籀、篆以外之古字，亦此意耳。此为文字语言分离之渐。洪兴祖《楚辞补注》曰：汉宣帝时，九江被公能为楚辞。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则楚音仍有存者，然希矣。
文字始于象形，本与图画同原，自可寓有美术之意，六书早称为技者以此。然亦至汉世始盛。两《汉书》中称人善史书者，前汉实多指文字，后汉则多指书法矣。(17)《贡禹传》：禹訾当时郡国，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王尊传》：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大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酷吏·严延年传》：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不得闻知。所谓史书，皆今所谓公文也。《张安世传》：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篋，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此正王尊之类。《外戚传》：孝成许皇后善史书，又载其疏辞颇美，此则严延年之类也。《西域传》：楚主侍者冯缭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西域诸国，安知耽玩汉文字哉？《游侠传》：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似指书法言之。然又云：遵为河南大守，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则藏去之者，亦仍贵其文辞也。《元帝纪赞》称帝善史书，窃疑亦非指书法。帝之所以笃信弘恭、石显者，正以其熟于文法耳。《后汉书·安帝纪》言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熹邓皇后纪》云：六岁能史书。《顺烈梁皇后纪》云：少善女工，好史书。髫龀之年，焉知文法为何事？所谓史书，必指书法矣。《齐武王传》言其孙北海敬王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其明征也。《安帝纪注》曰：“史书者，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书，凡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此言固失之拘，当时教学童恐未必用《史籀篇》。且据《汉志》，《史籀篇》建武时已亡其六矣。然和帝及邓梁二后、北海敬王等，必闲于小学家之书则无疑。何者？识字习书，同为小学所当务。观草书渐行，遂有解散隶体以书《急就章》者，可知识字之书，兼资楷则。乐成靖王党，史亦称其善史书，而又言其喜正文字，安帝生母左姬，史亦言其好史书，而又云其喜辞赋；见《章帝八王传》。正由习书法者皆据识字之书而然。鸿都诸生，兼擅辞赋楷则，亦正由此也。汉、魏之间，艺事弥盛。《书势》所称：古文有邯郸淳、卫觊。《三国志·觊传》云：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篆有曹喜、邯郸淳、韦诞、蔡邕。隶有王次仲、师宜官、梁鹄、毛弘、左子邑。草有杜度、崔瑗、崔寔、张伯英、伯英弟文舒、名昶，见《后汉书·张奂传》。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韦仲将、即诞。罗叔景、赵元嗣、元嗣名袭，岐从兄，叔景名晖，见《后书·赵岐传注》引《决录注》。张超。见《后汉书·文苑传》。此外见于史者，又有魏武帝、《本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大祖亚之。胡昭、《三国志·管宁传》：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索靖、卫瓘、《卫觊传注》引《世语》曰：瓘与扶风内史敦煌索靖，并善草书。张纮、《吴志》本传《注》引《吴书》曰：纮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书。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曰：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张昭、《吴志》本传：少好学，善隶书。皇甫规妻等。《后汉书·列女传》：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士大夫之好书法，已成为风气矣。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为多。《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18)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寸，两行，惟此为异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秦始皇帝以衡石呈书。褚先生言：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史记·滑稽列传》。此言自属附会，然当时奏事用牍，则由此可见。《汉书·高帝纪》：十年，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又引《魏武奏事》曰：“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史记·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子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后汉书·循吏传》言：光武以手迹赐方国，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汉书·路温舒传》：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曹褒撰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吴恢为南海大守，欲杀青简写经书。《后汉书·吴祐传》。周磐令二子：命终之日，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朱博召见功曹，与笔札，使自记奸臧。对以实，乃投刀使削所记。原陟欲助所知之丧，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可见大之诏令、奏议，小至寻常疏记，及写经典者，无不惟简牍之资。《汉书·赵充国传》言：张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后汉书·刘盆子传》言：腊日，樊崇等设乐大会。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往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乡。《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言韩馥至厕，以书刀自杀。则时人刀笔，无不随身者。缣帛则为用颇希。《后书·和熹邓皇后纪》云：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笔而已，是帝王之家也。《窦融传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孙章与融书，两纸，纸八行，行七字，则贵戚之家也。《潜夫论·淫侈篇》，訾巫者刻画好缯，以书祝辞，佞神者于财物固匪所惜。《延笃传》言：笃从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贤行状》，言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三国·吴志·阚泽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皆可见纸之难得。张芝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书势》。《后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字志》同。盖亦以此也。《后书·宦者蔡伦传》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水经·耒水注》：肥川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顺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缣素。案蔡洲，当在今湖南耒阳县境。然《四体书势》言：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之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则汉末工书之家，其技仍施诸简牍。《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言既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观此及《后书·循吏传》所记光武事，知简牍亦未尝不贵。纸之初兴，价未必能甚贱，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广也。
古欲传诸久远之文，辄镌诸金石。至汉世犹然。《后汉书·蔡邕传》：灵帝熹平四年，邕与五宫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张驯、韩说，大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大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此以传世之经典刻石，与秦刻石徒欲自夸耀者不同。正始中复刻三体石经，《后书·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以相参检”，乃误以正始中事系之汉。又刻《典论》。见第十七章第三节。虽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为印刷术之远源也。
第三节 儒家之学
汉代之显学莫如儒，然儒家自为帝王所表章后，其学顾浸流于破碎，徒存形质，精意日漓，魏、晋以后，有思想者遂折而入于佛、老，此学术之一大变也。今先叙述其原流派别，及其风尚之变迁，然后进论其得失。
《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大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此汉代经师可考之最早者也。其后派别渐繁。据《汉书·儒林传》：则《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孟喜、梁丘贺，皆田何三传弟子。施氏复有张、张禹，本梁丘贺弟子，贺为少府，事多，使子临将禹等从施雠问。彭，彭宣，施雠再传弟子。孟氏复有翟、翟牧。白，白光。《汉书》云“繇是有翟、孟、白之学”，盖文有倒误。梁丘复有士孙、士孙张。邓、邓彭祖。衡。衡咸，皆再传。《书》有欧阳、伏生传欧阳生。大、小夏侯，见下。欧阳复有平、平当。陈。小夏侯又有陈翁生，欧阳生六传。大夏侯又有孔、许，孔霸。许商。再传。郑、张、秦、假、秦恭。假仓。李。郑宽中。张无故。《鲁李寻。皆再传。(19)诗》有韦氏，又有张、唐、张长安。唐长宾。褚氏，韦玄成，再传。褚少孙。皆张家复有许氏。《齐诗》有翼、匡、三传。许晏，长安再传。翼奉。匡衡。师、伏。师丹。伏理，与师丹皆匡衡弟子。《韩诗》有王、食、王吉。食子公，皆长孙。六传。长孙顺，吉弟子。《礼》有大、小戴、庆氏。大戴有徐见下。小戴有桥氏、氏。杨氏。桥仁。杨荣。《春秋》分为严、颜，颜氏徐良。复分为泠、任、管、冥。皆见下。既各自名家，则其说必有同异，今多不可考。然就遗说之存者观之，其异同似尚无关大体也。至所谓古文经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经之事，见于《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艺文志》所载：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句。此即《礼古经》。下记字指《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又云：“《论语》出孔子壁中。”又云：“《孝经》诸家所传，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大常博士日：“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20)《逸礼》有三十九，疑当作三十有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景十三王传》曰：“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鼓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三说似相符会。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徙王鲁，二十六年卒，《史记·五宗世家》。时在武帝元光五年，早于麟止者尚八年。《史记》言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下云季年好音，则其好治宫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远。《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大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尝先谒然后从政。”声灵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坏其宅？孔子宅果见坏，史公安得不及？而《汉书》除此三处外，亦更无一语及之乎？其可疑一也。《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迁临淮大守，早卒。《汉书·儿宽传》：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百官公卿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是安国为博士在元朔三年以前。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蛊祸作，亦已过五十。安得云早卒？据崔适《史记探原》。崔氏又云：荀悦《汉纪》云：安国家献之，此家字亦知安国之年不及天汉而增。案汉世博士之选，必年过五十，已见第一节。此法虽不知其起于何时，然武帝时，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其可疑二也。孔子冢大一顷，非宅大一顷也。一顷之地，而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盖室不逮一亩矣。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论，而《汉志》言《书》凡百篇合《论语》、《孝经》，已百二十篇矣，简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史记·六国表》言：《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则知焚书之令，行之实不甚严。即谓甚严，亦无天下之书无不焚烧之理。《汉书·艺文志》所载之书，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虽有汉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遗为多。固非尽藏之屋壁，亦岂皆出于记诵？挟书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然汉高帝五年灭项羽至鲁，已闻弦歌之音矣。见《儒林传》。可见邹、鲁之间，弦诵实未尝绝。即自孝惠四年上溯，距秦焚书，亦仅二十二岁。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为。更谓惟孔氏为之，而孔襄为惠帝博士，当孔氏藏书时，亦必已有知识，何至迁延不发，浸至失传，而待共王于无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此尚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实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得古文经之事，《汉书》而外，又见于许慎之《说文解字序》，及《论衡》之《案书》、《正说》、《佚文》等篇。许《序》与班《书》略同。《论衡》多野言，无足深辩。或谓刘歆移大常博士，明言《书》、《礼》、《春秋》，臧于秘府，孝成皇帝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断非诬妄之辞？苟其诬罔，博士岂不能据事折之。殊不知汉人之于史事，多不审谛。试观王充号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为野言可知。然则不徒刘歆不知核实，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当指其事之不实也。故汉世得古文经之事，以寻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谈学术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学家所言传授源流，亦多诞谩不中情实。夫师师相授，固必有其渊源，(21)然断无久而不昧之理。前人记识，偶有疏舛，后人为之补正，亦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汉书·外戚传》：定陶丁姬，《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师古曰：《儒林传》，丁宽《易》之始师。盖汉时学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史记》所述八家，正是此类。乃群经传授源流，见于《史记》及两《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者，大抵后详于前，而其说又多不中情实。如《史记》言《易》，仅祖田何，而《汉书》则补出商瞿以下五传，直接孔子。《史记》申公仅传《诗》，《汉书》则兼传《穀梁》，而瑕丘江公受焉。其述《古文尚书》，谓孔安国传都尉朝，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胡常传徐敖，徐敖传王璜。夫胡常乃传《穀梁》、《左氏》之人，徐敖则传《毛诗》，王璜则传费直《易》，何古文传授，辗转皆出此数人也？且《史记》仅言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不言其师为何人。下文又云：吕大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绝不及楚元王。乃《汉书》谓申公与元王俱事浮丘伯，吕大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业，然则身受学不竟，而使其子继之邪？申公为汉名儒，《鲁诗》早立学官，而其任意附会如此，他可知矣。《汉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云者，人不信之之辞，即毛公亦不知其为何如人也。乃郑玄《诗谱》，谓毛公有大小二人。《后书·儒林传》云：毛苌传《诗》，苌大毛公邪？小毛公邪？《经典释文》引陆玑云：卜商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授鲁人毛亨、赵人毛苌，何其言之历历也？今更综合今古学，粗述其源流派别如下：
《诗》三家已亡，其说略见于清陈乔枞所辑《三家诗遗说考》。其中除翼氏五际之说，附会灾异外，大义实无以异，惟《毛诗》为不同。《汉书·儒林传》言：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贾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然则自贾延年以上，其信否实不可知也。《后书·儒林传》言：谢曼卿善《毛诗》，乃为之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然则今之《毛诗诂训传》及《小序》，实成于卫曼卿、卫宏、马融等数人之手也。
《书》之分裂较早。《汉书》两《夏侯传》言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疏略，不足应敌。建卒自专门名经。建之学盖力求佐证之多，其大义，初未有以异于欧阳及大夏侯也。古文之学，托之孔安国，其不足信，已述于前。《汉书·儒林传》言申公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大守。又言欧阳生事伏生，授儿宽，宽又受业孔安国。盖宽受《尚书》又受《诗》，孔安国且非今文《书》家，更无论其为古文也。《汉书·儒林传》言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此即刘歆移大常博士所谓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者也。庸生之学，果出安国，刘歆无缘不知。不云其为再传弟子，而云学与之同，可乎？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桑钦。贾逵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又《后书·杜林传》云：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常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贾逵一派之学，似即始于庸生，妄依附孔安国。杜林之学，则未必有何师承也。
《礼》之传授，最为混茫。《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大守。”是汉世《礼》家，分为二派：徐生一派，仅能为容，而能通《礼经》之萧奋，实不知其所祖也。然徐氏一派，亦非全不知《礼》，故《史记》又言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儒林传》所云桓生，当即刘歆所谓鲁国桓公其证。《汉书·儒林传》云：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其后二戴与后氏，并列于学官，见下。而曹褒父充，治庆氏礼，首创制礼之议，至褒卒成之。刘歆所立《逸礼》，无传于后。至《周官》则本非《礼》类。《汉纪》言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奏以为《礼经》，置博士，然至后汉仍废。贾公彦《序疏》引马融《传》，言“歆末年乃知其为周公致大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当作传。相证明为解。”《后汉书·郑兴传》言其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贾逵传》云：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逵亦作《周官解诂》。其后郑玄出，乃称《周官》为经礼，《仪礼》为曲礼焉。然经曲当如纲目之相附丽，而《周宫》之与《仪礼》，则固非同类之物也。
《易》亦早有异说。《汉书·儒林传》言：田何于王同之外，复授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又云：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则周王孙、丁宽之学，已不尽纯。然未闻其有大异。观下文刘向之言可知。至孟喜而异说兴。《儒林传》言：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称师田生死时，枕喜䣛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梅，安得且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又言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史记·儒林传》：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汉书·儒林传》：田何又传丁宽。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案许慎《说文解字序》称孟氏为古文，则孟氏之学，必非纯于田何者也。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皆无本之学。相自言出于丁将军，不足信也。
今古文相争之烈，莫如《春秋》。《史记·儒林传》言：公孙弘颇受诸胡母生。董仲舒弟子遂者，有褚大、殷忠、徐广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案《汉书》作段仲。吕步舒。《汉书》则又有嬴公，授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俱事眭孟。颜安乐授泠丰、任公。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疏广事孟卿，授莞路。贡禹事赢公，成于眭孟，授棠溪惠。惠授冥都。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莞、冥之学。此皆同出一原。《史记·儒林传》言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可见胡母生之学，与仲舒亦相近也。江生之学，《史记》不言其所自来。《汉书》则云：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大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大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武五子传》：少壮，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生受《穀梁》。其后浸微。惟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大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楚元王传》：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又曰：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大明习。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大子大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义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又曰：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授清河张禹。非成帝师张禹。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大子大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钦以《左氏》授王莽。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方进传》：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公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此先汉时《春秋》三家之情形也。至后汉，《左氏》与《公羊》之争尤烈，详见《后汉书·范升》、《陈元》、钦子。《贾逵传》。案《汉书·楚元王传》言：“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后汉书·郑兴传》言：“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可见《左氏》之解经及其条例、章句，悉歆、兴等所为。今《左氏》解经处甚少，条例亦不备，盖撰而未成。故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也。《郑兴传注》引《东观记》云：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其说殆不足信。后汉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
《汉书·儒林传赞》言：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 《穀梁春秋》。《宣帝纪》：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大子大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刘歆移大常博士，亦仅言宣帝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诏言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严氏》、《颜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则《大》、《小戴》似非宣帝所立。(22)陈元言宣帝为石渠之论而《穀梁》兴。案石渠之论，亦见《汉书·刘向》及《韦玄成传》。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范升言：《京氏》虽立，辄复见废。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刘歆传》：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大常博士责让之。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案《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传》事在前一年，云：是岁，莽奏起明堂、灵台、辟雍，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盖《莽传》系于其征之年，《平纪》记于其至之岁也。《儒林传》言：孔安国以《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常又传《左氏》，授徐敖，敖又传《毛诗》，授王璜、涂恽，恽授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论作诸，则本作论学，改诸者实误。论学，即指记说廷中言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之立，(23)当在此时也。光武中兴，《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后汉书·徐防传仪》引《汉官仪》。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范升与歆及许淑等互相辨难。升退，复奏言之。陈元闻之，诣阙上疏。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大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立，论议欢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肃宗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贾逵入讲。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具条奏。帝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据《后汉书·逵传》，事亦见《章帝纪》。案逵奏言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则《穀梁》当光武时亦尝立榖学也。《安帝纪》：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民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灵帝纪》：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梁春榖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当夺古文二字。灵帝熹平四年，立大学石经。卢植又上书，言《毛诗》、《左氏》、《周礼》宜置博士，未见听。魏文帝黄初五年四月，立大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齐王正始六年，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此两汉三国诸经立学之大略也。
浅者一闻今古文之名，每谓其经文必有大异，其实不然。(24)《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榖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果如所言，文义岂复可解？郑注《仪礼》，备详今古文异字，不过位作立，义作谊之类，有关大义者安在？知《汉志》之云，乃曲学既兴后之谰言。《后汉书·刘陶传》：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其后遂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者。见《后汉书·蔡邕传》、《宦者·吕强传》、《儒林传序》及《张驯传》。斤斤于文字之末，乃东京一种风气，其原则自西京末叶开之，西京中叶以前无是也。今古学之异，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六经》本相传古籍，孔子取以立教，不过随顺时俗，因书见义，所重原不在其书。孔门之传经者，亦以经为孔子口说所寓而重之，非重其经也。故汉儒引用，经传每不立别。且徒读《尧典》，有何意义？一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此篇与伏生之《书大传》，《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互相出入，盖同述孔门书说也。王鲁，新周，故宋，《春秋》之大义存焉，既不见于经，亦不见于《公羊传》，而《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着之，此口说可贵之验。晁错上书，言皇大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其说也，多诵读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汉武帝言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儿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宜矣。口说皆师师相传，非徒读书可得。刘歆訾今文之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不自知其蔽之正在于此。盖口说虽出末师，而渊源有自。传记虽出往古，而创通之者悉是今人，奋数人之私智，断不能如积古相传之义之精也。此今古学之优劣也。
然古学家之弊，实亦今学家有以开之。《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承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案《法言寡见》：“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案此乃史谈之言，扬雄误系之于迁。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恶在《老》不《老》也？”刘歆訾“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此班《志》之言所本。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冯奉世年三十余乃学《春秋》，儿宽带经而，朱买臣儋束薪行且诵，并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之证。《汉志注》引桓谭《新论》，言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儒林传》秦恭延君，学出小夏侯，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盖即近君。可见繁碎之弊，(25)西京中叶已开。汉世论者，无不以此为患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诏，引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樊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于是下大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事亦见《丁鸿》及《儒林·魏应》、《李育传》。《杨终传》：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是石渠、虎观，用意相同，皆为减省烦多也。《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言表开立学宫，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荀或传注》引《或别传》，亦言或说大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足见其情势至汉末而犹未变。汉世诸儒，从事于删定者亦多。如樊鯈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张霸以其犹多繁辞，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桓荣受学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荣子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大》、《小大常章句》。杨终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张奂师事大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其患之可谓深矣。然自宣帝以来，每一考论，辄增立异家，欲损反益，何哉？荀悦《申鉴》曰：“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博其方，约其说。”悦谓今古不同，一源十流，若天水之违行，欲比而论之，谓必有可参者焉。因主备博士，广大学。此乃汉人之公意。其于纬书，亦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此即刘歆所谓“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者也。学问愈研索愈精详，所参证者愈多，则其门径愈广。今文诸师，大抵诵习成说，罕所发明。其善者，如韩婴能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止矣。能稽合群经，观其会通者卒鲜。此兼通五经之家，所以为世所贵。如王吉、龚舍、夏侯始昌等是。然学有通博，有杂博。通博者，能知其要领，得所会归者也。杂博者则徒能多识以炫耀流俗而已。汉世儒生，为后人所宗者，莫如郑玄，其著书可谓极多，而其支离灭裂亦最甚，即可见一时风气，骛于杂博。徐幹《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鄙儒之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其言之可谓深切著明矣。夫为人之学，则何所不至？《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上疏曰：“伏见大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此以意说，非有独见，特《后汉书·儒林传》所谓“章句渐疏，专以浮华相尚”者耳。学而徒以炫耀流俗为务，其弊未有不至于此者也。《三国·蜀志·尹默传》云：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此亦当时学者章句渐疏之一证。口给御人，安有真是非可见？汉世论学，每多廷辩以决是非，(26)益使学者务于徇外。《汉书·朱云传》云：“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易》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戴凭，年十六，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犹立。光武问其意。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馀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此等徒耸观听之举，可以论学乎？《后汉书·鲁恭传》：恭弟丕言：“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此言固亦有理，然真意存乎此者恐寡。《桓荣传》：“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服，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足见不御人以口给者少矣。高贵乡公幸大学，问诸儒，其辞备载于《三国志·本纪》，盖以为美谈，然其精义安在？学术固未闻可以筑室道谋者也。《后汉书·袁安传》：子京，习《盂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儒林传》：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废疾》。《郑玄传》：玄乃发墨守，膏盲，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盖著书者亦颇以攻伐为务矣。为学者诚不宜豫存致用之心，然此特谓其用较远，不当以急功近利之心求之耳，真学问未有无用者，果无用，必非真学问，未有不为世所厌弃者也。先秦诸子，本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故其学必以能淑世为归。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其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义专断不请。许商以治《尚书》，善为算，举治河。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废，群臣皆下狱。使者责问：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以三百五篇谏。”按龚遂谏王，亦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儒林传》。则式之对，非苟免之辞也。此今学真传，无不切于人事之证。《禹贡》治河，似近疏阔，然经文虽不足用，传说未尝不可备举山川形势及治水之方也。此亦精义存于传说不在本文之一证。即古学之兴，亦未尝不如此。《汉书·艺文志》言：《乐》、《诗》、《礼》、《书》、《春秋》，“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又论九流之学，谓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此诚足以开拓心胸，救拘墟之失。然其后，今古两家，皆流于琐碎，有形质而无精神，使明哲之士，不得不折而入于佛老者？则其徒之哗世取宠实为之。而儒生之徒务哗世取宠，则由利禄之途既开，竞怀苟得之计；抑贵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饱食煖衣，轻浅寡虑，不复能深思力学，抑多轻俊自喜，徒欲夸耀流俗故也。然则儒学之见尊崇，未尝非儒学之不幸矣。
第四节 百家之学
百家二字有两义：(27)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百家》百二十九卷，此为小说一家之学。一大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本纪赞》。《汉书》称孝武帝罢黜百家；《本纪赞》。此该儒家以外诸家言之也。近今论者，多谓自汉武帝以后，百家之学日就式微，谓学术之盛昌，由于时君之奖厉；时君之奖厉，由于国势之阽危；故自嬴秦统一，竞争绝而学术遂衰，此言似是而实非。(28)《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馀率皆有，或颇多。抑先秦之学，所以异于后世者为专门。专门之学，弟子率皆诵述其师之言，无甚出入。试观贾谊陈政事，多袭《大戴》之言，晁错言兵事，或同《管子》之说《参患》。可知。然则即谓诸家中皆无秦、汉人之书，而能传先秦之书，即是能传先秦之学矣。况其传授及好尚，见于《史》、《汉》、《三国志》者，尚章章不可诬邪？
汉初以道家之学著者为盖公，史称其善治黄、老言；《史记·曹相国世家》。次则陈丞相，史称其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此皆出于汉初，其必为先秦传授无疑。此外：《田叔传》称其学黄、老术于乐钜公所，《大史公自序》言其父谈习道论于黄子，皆明著授受源流。《晁错传》：邓公子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张释之传》：王生善为黄、老言。《直不疑传》：不疑学老子言。《汲郑列传》：黯学黄、老之言，庄好黄、老之言。《外戚世家》言窦大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大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汉书》作老子书，无黄帝字，盖传写夺漏。尊其术。《魏其武安列传》言窦大后好黄、老言。《儒林传》言窦大后好黄、老之术。又云窦大后好老子书。《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曾孙德，少修黄、老术。《杨王孙传》云：学黄、老之术。《王贡两龚鲍传》言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月阅数人，得百钱足自给，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馀万言。《叙传》言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后汉书·耿弇传》：父况，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又云：弇少好学，习父业，则弇亦当通《老子》。《任光传》：子隗，少好黄、老。《郑均传》：少好黄、老书。《杨厚传》：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宏传》：族曾孙准，父瑞，好黄、老言。《范升传》：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翟酺传》：酺好《老子》。《马融传》：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蔡邕傅》：六世祖勋，好黄、老。《酷吏传》：樊晔子融好黄、老。《方术传》：折像好黄、老言。《逸民传》：向长通《老》、《易》。高恢少好《老子》。见《梁鸿传》。矫慎少学黄、老。《三国·吴志·虞翻传》：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魏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言刘先尤好黄、老言。此皆正始以前，好道家言者具见于史者也。虽不皆言其传授，然如杨厚者，门生著录至三千人，则其多有传授可知矣。又有史不明言其学术，然观其言行，即可知其宗尚者。如朱穆，史不言其学《老子》，然所作《崇厚论》，申贵道德贱仁义之旨，又明引老氏之经；周举子勰，史亦不言其学《老子》，而言其隐处窜身，慕老聃清净，杜绝人事是也。此等若细加句考，恐尚不止此一两人也。
阴阳家之传，见于列传者：《汉书·严安传》载其上书引邹子之言。又《公孙贺传》：祖父昆邪，著书十余篇。师古曰：“《艺文志》阴阳家有《公孙浑邪》十五篇是也。”《五行志》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又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昌，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眭弘等传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案阴阳五行之说，原出明堂，儒家与阴阳家同祖焉。故贾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魏相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其说皆与阴阳家言相出入。然汉世通学之风既开，儒者多务左右采获，安必不及于异家？然则诸儒之言阴阳者，或兼有取于阴阳家言，未可知也。《成帝纪》：阳朔二年，春，寒，诏曰：“昔在唐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缪哉？其务顺四时月令。”盖汉自中叶以后，阴阳家之说，浸以盛行矣。惜多务于虚文，能言大改革者卒少耳。魏相好奉行故事，而亦好言阴阳，其明证也。
《史记·张叔传》云：孝文时以治刑名侍大子。《儒林传》言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晁错传》：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先，《汉书》作生，盖传钞者所改。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刘礼，《汉书》作刘带。《自序》曰：晁错明申、商。盖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则夙受此学，故文帝于晁错，虽未大用，颇听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汉书·东方朔传》云：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未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之书，《艺文志》在杂家，杂家之学，兼儒、墨，合名、法，朔安足以语此？正所谓漫羡而无所归心者耳。《汉志》盖特因其书无所隶属，而入诸杂家，非谓其能通杂家之学也。不通杂家之学，而能为商鞅、韩非之语，正当于法家之书，略尝诵习耳。《后汉书·酷吏传》：周纡好韩非之术，阳球好申、韩之学，皆当有所受之也。
《史记·酷吏传》云：边通学长短，《汉书·张汤传》作短长。应劭曰：“短长术兴于六国时，长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也。”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短长术也。”案古以辞之多少，或其所言之大小，分简策之短长。游说者固须抵掌陈辞，亦须谈言微中；固当熟于民生国计，亦或兼及闾里闻；短长之书，实所兼习，遂以名其学耳。《主父偃传》：学长短纵横之术，则兼术与其所习之书以为名也。纵横之学，汉初最为风行。随何、郦食其、陆贾、刘敬、蒯通、安其生、田生、曹丘生，固当有所受之。说张耳、陈余之厮养卒，说项羽之外黄舍人儿，似乎天资特高，无所承受。然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本不如治章句者之必须下帷咕哗，亦安知其无所受之邪？一统以后，此学稍衰，然王先生、公孙玃等，亦其类。见《汉书·邹阳传》。武帝赐严助书曰“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则助亦能通纵横之学也。(29)
杂家之学，见于列传者，有武安侯。《史记》云：学《槃盂》诸书，《汉书》同。孟康曰：“《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杂家书。”晋灼曰：“案《艺文志》，孟说是也。”
兵法传授，见于列传者颇多。《史记·留侯世家》言其受一编书于下邳圯上老父，旦日，视其书，乃《大公兵法》也，其言诚涉荒怪。下文又言良数以《大公兵法》说沛公，似亦诞谩不足信。然《艺文志》言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则良必通兵法可知。谓其受诸下邳老父，诞，其学必有所受之，则可知也。《汉书·冯奉世传》云：读《兵法》，明习。《宣元六王传》：朱博遗淮阳宪王书曰：“闻齐有驷先生，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才也。”《后汉书·耿弇传》：弇弟子秉，能说《司马兵法》。《窦融传》：融弟子固，喜兵法。《冯绲传》：少学《春秋》、《司马兵法》。《左雄传注》引谢承书，言徐淑善诵《大公六韬》。《孔融传》：曹操与融书，言融盛叹郗虑明《司马法》。《三国·魏志·贾逵传》：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口授《兵法》数万言。《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言大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录》：言沈友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建安九年。《朱治传注》引《吴书》，言治子才学兵法。此皆当有授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言孙权谓蒙及蒋钦：宜急读《孙子》、《六韬》，《蜀志·先主传》引《诸葛亮集》，载其遗诏敕后主：间暇略观《六韬》，此自与经生咕哗有异，然专门之学，非有授受不能通，恐亦不容不迎师请益也。魏武帝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王昶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诸葛亮损益连弩木牛流马，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皆见本传。盖亦因旧法而引伸之也。连弩、木牛流马，疑原出兵技巧家。
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博士一官，为学术之所系，初亦不专于儒。秦世有名家黄公为博士，又有占梦博士，已见第二章第三节。孔甲为陈涉博士，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固属儒家。然《史记·屈贾列传》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文帝召以为博士。今观生所作《鹏鸟赋》引祸福倚伏，《陈政事疏》引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又引屠牛坦解牛事，乃道家言；引《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则法家言；欲改正朔，易服色，则阴阳家言；则信乎其于诸子百家之书，多所通晓也。《晁错传》云：大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大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错曾受《尚书》与否，事殊可疑。即谓其说可信，而就错之言行观之，殊未见其服膺儒术，必于张先所得深，于伏生所得浅矣。至公孙臣亦被召为博士，《史记·本纪》、《封禅书》、《张丞相列传》，《汉书·郊祀志》、《张苍列传》皆同。则更与儒学无涉。《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立《毛诗》、《左氏春秋》博士。《儒林传》：毛公、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百官公卿表》言汉初王国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则列国皆有博士，河间而外，鲜或崇儒，此亦博士不专于儒之一证。刘歆移大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记，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言：“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官，《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则经学之渐重，盖自文帝以来。《史记·循吏传》云：公仪休为鲁博士，似是儒家。然《汉书·贾山传》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纯儒，则祛之非纯儒可知。近人钱穆云：《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盖即稷下先生。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案《史记·田齐世家》言：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驺忌，相与往见；而诸书多言博士七十余人，盖其制实昉自齐。钱氏言稷下诸生姓名显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宋钘、尹文、邹爽、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则凡有学问者皆可为博士，乃战国以来相承之法，至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而始一变也。《史记·叔孙通列传》：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一似无不治《春秋》之学者，盖古人于此等处，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纪实之辞，不足信也。然则自孝景以前，诸子之学，未尝不平流而进，而何以其兴盛卒不逮儒家邪？则知学术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实与社会风尚之关系深，而与国家政令之关系浅矣。说见第五章第二节。
秦、汉人之著述，多已无传于后。就其存者而观之，凡可分为三品：通博而好深沈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贾谊、董仲舒、扬雄、刘向、歆、桓谭之徒是也。贾生学最博通，读《新书》可见。董生专于儒家，规模之恢廓，不逮贾生，然亦极通贯。扬子云及刘子政、子骏父子，皆极博洽，而能为深沈之思，则子云、子骏似更胜。桓君山，宋弘称其殚见洽闻，几及扬雄、刘向父子，亦东京第一流人物也。持论能核实者次之，如王充是也。(30)充最为近人所称道，几以为千古一人，此过于其实。充之论，盖上承名法家之余绪，凡名法家之持论，固多能核实，试三复《韩非》可知。其专重物质，则形法家之见也。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后汉书·儒林传》言：赵晔著《诗细》，蔡邕读而叹息，以为胜于《论衡》。亦通人，所赏鉴必不妄。《论衡·订妖篇》列时人之说凡八，第八说实与充同，而前七说亦多饶理致，未必短于充。知当时见解与充相类者，尚不乏人，特其说无传于后耳。虽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后汉书·融传》：路粹奏融曰：“与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三国志》融事附《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大祖令曰：“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此等见解，在当日似不易得，然特激于流俗之拘墟，敢于立异而已。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难解也。大抵当时之士，骛心玄远者，多好言哲学，欲窥见宇宙万物之本原。此观《大玄》之受人推重可知。刘歆、桓谭之说，已见《汉书·雄传》，即班氏亦备致推崇。《后汉书·张衡传》：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大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衡欲说《彖》、《象》残缺者不能就，而著《灵宪》等篇，其学问途辙，实与雄同也。《三国·魏志·王肃传》：年十八，从宋忠读《大玄》，更为之解。《吴志·陆续传》：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评》称其于扬《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严周。又陆凯好《大玄》，论演其意以筮。又《魏志·王粲传》：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舆经》，皆好据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学者也。而邕其切于实际者则仍以儒、法二家为盛。(31)儒家为时显学，众所共知。法家似较式微，实则明察之上，才智之臣，无不阴用之者。汉宣帝谓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王指儒，霸指法，已见第六章第一节。胡广言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亦即宣帝之说。足见一朝治法，为闲于掌故者所共知。而崔寔言“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用霸政”，亦此意也。《史记·六国表》曰：“传曰法后王，何也？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张释之补谒者，朝毕，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此即法后王之说。张敞谓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详见第―节。亦此意也。桑弘羊实非聚敛之臣，深通名法之学，已见第十八章第五节。桓宽不袒法学，而亦称弘羊博学通达，足见其学自不可诬。见《公孙刘车王杨蔡陈郑传赞》。考功课吏之法，盖出于焦延寿，而京房传之，至刘劭等犹承其绪，亦已见第六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四节。王符、仲长统、崔寔，著述具存，今日读之，犹虎虎有生气。魏武帝与孔融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此非徒相胁迫之言。《三国·魏志》载公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以“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立功兴国者也。”此实法家之精义。陈寿称其揽申、商之法术，信不诬矣。诸葛亮尤以任法称。张裔称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陈寿称其效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其能以一州之地，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固有其由。不特此也，《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志。则凡尝历艰难之主，无不知名法之足以救时者矣，亦时势使然也。专制之世，官吏之与人民，利害实正相反。君主则调停于其间，使其不畸重轻，以至决裂。其要在于严以察吏，宽以驭民。法家之学，兼苞法、术二端。法以驱策其民，术以督责其吏。秦始皇帝既并天下，法家之学，宜退舍矣，而执持不变，卒以召亡。自汉初至于文、景清净不扰之治，及夫元帝以后务存宽恤之政，皆所谓宽以驭民；而如汉宣帝、后汉世祖、显宗、魏武帝、诸葛武侯之所为，则所谓严以察吏者也。诸学稍微，而儒法见任，固事势使然，不容以浅见訾议矣。
第五节 史学
史籍之原有二：一为史官所记，一则私家传述也。《史记·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32)此周室二字，当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王室能备藏列国之史籍也。然则秦记以外，列国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诸一炬矣。秦时有大史令，胡母敬居之。汉则司马谈、迁父子相继居其职。《汉书·司马迁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大史公，(33)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大史公文书而已。晋灼曰：《百官表》无大史公，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师古曰：谈为大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如说非也。《史记·孝武本纪集解》：韦昭曰：《史记》称迁为大史公者，是外孙杨恽所称。《索隐》：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僚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二名当起于此。桓谭《新论》以为大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上。杨恽继此而称。又《自序·集解》引臣瓒曰：《茂陆中书》司马谈以大史丞为大史令。《索隐》云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记天事，故其职甚尊，此理所可有。官属称谓，即当时口语，据以成文，亦当时史籍通例。虞喜之说，似最允当。《汉表》记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汉初曾遣御史监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百官志》：大史令仅六百石，而《自序·索隐》引《汉旧仪》云：大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据也。据《续汉书·百官志》，大史令之职，实以天文为重，然其所藏图籍极多。《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孚来朝，上疏求诸子、大史公书。王凤言：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案谈、迁之书无地理志，则凤所言者乃大史之官之藏书，而非《艺文志》所著录之《大史公书》也。《大史公自序》言为大史令，䌷史记金匮石室之书，《史记》正凤所谓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初谋臣奇策；金匮石室之书，则凤所谓天官灾异，地形阨塞者也。惟著述别是一事。谈、迁有作，乃其私家之业，而非当官之职也。继谈、迁而序事者，或奉诏为之，如刘、刘毅、刘珍、李尤、，临邑侯复之子，复，齐武王之孙也。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大后诏毅及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事见《后汉书·齐武王传》。《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固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拾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宣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珍及李尤，并见《文苑传》。《珍传》云：永宁元年，大后诏珍与作建武已来名臣传。《尤传》云：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俱撰汉记。卢植、马日䃅、蔡邕、杨彪、韩说、《后汉书·卢植传》：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蔡邕传》：召补郎，校书东观。光和元年，徙朔方。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杨终等是。《后汉书》本传云：受诏删大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华阳国志·先贤仕女总赞》云：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校书郎，删大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案此指后来所记，非谈迁之书。亦有私家发愤为之者，则如冯商、班彪是也。见下。《三国·蜀志·后主传平》云：“国不置史，(34)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不书。”然景耀元年，又书“史官言景星见”。盖其史职，亦重天文，而阔于注记耳。吴有左、右国史，薛莹、华核为之，皆见《吴志》本传。又《韦曜传》：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大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参与其事。则非专重天象者矣。
注记之职，汉世亦有之。《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自撰显宗起居注是也。《马援传》：援兄子严，永平十五年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和熹邓皇后纪》：元和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大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言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帝从之，则亦事后然后从事于裒辑也。
注记撰述，既由于官，遂不免于忌讳回护，而秉笔者或且因之而获祸焉。《后汉书·蔡邕传》：董卓被诛，邕在王允坐，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即收付廷尉。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马日䃅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此事亦见谢承书，《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之。裴松之谓邕情必不党；纵复令然，不应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固也。然时必有以马迁之作为谤书者，(35)后人乃有此附会之辞。《后书注》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义士也。”《三国志·王肃传》：明帝问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见当时多有此说。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裴松之亦曰：“迁但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为庶人。马后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刘瑜上书陈事，讥切中官，窦武引为侍中。武败，瑜被诛，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魏明帝诏收黄初中诸奏陈思王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盖枉史事以顺一人一家之好恶久矣，岂不哀哉！荀悦《申鉴》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恶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亦幸而其议未行耳，使其行之，党同伐异，恶直丑正之祸，又可胜道哉？
古史皆国自为纪。公卿大夫所称述，农夫野老之流传，亦皆散无友纪。及谈、迁有作，乃举古事之可记者，下逮当世，悉网罗之于一编，诚通史之弘著也。抑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其创制之功，亦伟矣哉！迁书之作；班氏父子谓其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36)接其后事。据《汉书·迁传赞》及《后汉书·彪传》彪论《史记》之语。其言不甚可信。古人撰录旧书，例不改其辞句，如《汉书·陈胜列传》仍《史记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验也。迁书所述之事，虽与《左》、《国》或同，而其辞绝异，安得谓其曾见《左》、《国》？又其所述，与今《战国策》，亦有异同，《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索隐》：《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大史公据《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易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案此论甚通。则其所见者，亦非今之《战国策》也。《汉书·迁传赞》但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不云谁撰；而《后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盖妄人所改，非彪之旧。今就迁书而剖析之，其所据者盖有五：(37)《春秋》，一也；《尚书》，其较后者曰语，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记。《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由记言推广之而及于记行，则成今之《国语》矣。《左氏》是否据《国语》纂辑姑措弗论，要其为书，必与《国语》同类，则无疑也。《史记》列传，即原于语。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孝文本纪》述大臣诛诸吕，谋立代王曰：“事在《吕后语》中”是也。《萧相国世家》述吕后与何谋诛韩信曰“语在淮阴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鸿门之危曰“语在项羽事中”，语、事二字，必浅人所互乙。《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职。经子之类，四也。身所闻见，五也。迁所据之书，虽不可知，其种类固犹可推见也。继谈、迁之后者：《汉志·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大史公》七篇。《后汉书·班彪传》曰：“司马迁著《史记》，自大初已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世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则云：“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徇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此可见新室美政，为彪父子刊落殆尽，而今《汉书》述新室事，绝不足信也，可谓秽史矣。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诸家行事，向、歆、扬雄自有传。冯商已见上。史岑见本集人物篇。晋冯、段肃见《后书·班固传》。冯衍自有传。余七人未详。据浦起龙《通释》。然知几之言，必有所本也。彪子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人有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探续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断代史之首焉。彪女名昭，见《后书·列女传》，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又云：《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其后则谢承作《后汉书》，见《三国·吴志·吴本权谢夫人传》。王化作《蜀书》，《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也。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韦曜著《吴书》，见前。曜得罪后，华核上疏救之，曰：《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皓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又《吴志·步骘传》：周昭与韦曜、薛莹、华核共述《吴书》。断代之体益盛。
汉人颇多留意古史者。班彪讥司马迁采摭经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张衡条上迁、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有曰：“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韦曜因狱吏上辞曰：“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诬，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此书与刘歆之《世经》，可并称为年代学之嚆矢也。谯周作《古史考》：《晋书·司马彪传》曰：“周以《史记》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案自西京末叶，考证之学渐兴，故多不满前人所为者。然意存考证而其术未精，则其所去取，不免失当，转不如博采或直录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后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书》为据也。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当时，则如谯周等，皆可谓能用心于古史者矣。汉人所作古史，存于今者，又有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皆以传述之辞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宝，转在徒摭拾书传者之上也。
述当代史实者：《汉志》所载：有《奏事》十二篇。《注》曰：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汉春秋》九篇。《注》云：陆贾所记。《大古以来年纪》二篇，盖自大古至当代，故著之《大史公书》后。《汉著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汉大年纪》五篇，盖专记汉世年代者也。《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陆贾造《新语》。”《史记·陆贾传》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知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夫既不知文学，安能远鉴古初？陆生所述，虽或远及古国，必以当世行事为多也。《后汉书·应奉传》云：“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注》引袁山崧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子劭，又集解《汉书》。《荀悦传》：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此并因前贤以成书，要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其志存当代掌故者，当以蔡邕为最。邕所奏十意，曰《律历》第一，《礼》第二，《乐》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车服》第六，见《后书》本传《注》引《邕别传》。又《续书·律历志注》载邕戍边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大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又言：“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其志亦可谓勤矣。今所传司马彪之《律历志》，仍本于邕。《礼仪》、《天文》二志，原出于邕，《礼仪志》谯周改定，《天文志》则周所续成，见《注》引谢沈书。《应奉传》又云：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子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孔休有《季汉辅臣赞》，陈术著《益部耆旧传》，《三国·蜀志·李撰传》。皆网罗当世名人行事。李固之死，弟子赵承等共论固行迹，以为《德行篇》。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为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此则专为一人表章者也。然观邕之言，则知阿私所好之弊，由来已久矣。
《汉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后人因谓汉人尚不知重视史籍，非也。《汉书·杨恽传》：戴长乐告恽，谓恽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也。”(38)张晏曰：“夏侯胜谏昌邑王曰：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春秋》无久阴不雨之异也。汉史记胜所言，故曰春秋所记，谓说春秋灾异者耳。”师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说者因论久阴附着之也。张谓汉史为春秋，失之矣。”案上文又云“恽始读外祖《大史公记》，颇为春秋”，此两春秋字，盖皆泛指史籍言之，则张说实是。观陆贾著书称《楚汉春秋》可证。时人言史，盖分《书》与《春秋》为二科。(39)司马迁言《书》长于政，《春秋》长于治人。述其父谈之言曰“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大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予甚惧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当世之事之逊辞，其意则亦欲“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为“天下仪表”耳。此《春秋》之科也。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此则《尚书》之科也。又有临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诏尚书奏文帝时薄昭故事，和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事见《汉书·元后传》、《后汉书·章帝八王传》。《三固·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鄷、镐，非必土中。”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鄷，见何经典？”复书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从甘泉河东郊于鄷”，此等，其视史籍，皆如后人之视成案也。然则《汉志》著《大史公书》于春秋家，乃当时之人视史籍流别如此，安有重经轻史之意乎？然此特学者之见，至流俗，则于记行事之书，通称为史记。《汉书·五行志》引史记成公十六年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云云。颜师古曰：“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齐召南曰：“单襄公见晋厉公，《晋世家》不载，此《国语》文也。下文尚有数处称史记，皆《国语》文。”案颜说固非，齐说亦未为是。下文又云：“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此事既不出《国语》，亦与《大史公书》不同，足见史记二字，为史籍通称，特以当时史籍少，故《大史公书》遂冒其一类书之总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学者：司马朗父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三国志·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张裔博涉《史》、《汉》。孟光锐意三史。尹默皆通诸经史。皆见《三国·蜀志》本传。《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云：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殿本考证》云：“三史，元本作三略。”孙权欲其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见《吴志登传》，亦见《昭传》。合此及马融受《汉书》于班昭之事观之，知当时史学，亦有传授，(40)如经生之业。此士大夫之受学者。若孙权谓吕蒙、蒋钦，自言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欲使蒙、钦亦读之。《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41)往往论说，不失其指。此则所谓开卷有益，亦如治经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轻事，古人积习甚深。故虽爱好史籍，而于史事初不知求实。(42)《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孔融与大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大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记。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时人于古事，率多如此。魏明帝问司马迁于王肃。见上。肃对曰：“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时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及华核疏救韦曜，则曰“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皆设辞以悟主，非其实也。言史事如此，述当世之事亦然。《汉书·东方朔传赞》言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朱云传赞》言世称朱云多过其实。《韦贤传》言韦孟《讽谏》，乃其子孙所为，可谓颇知核实。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观本书辨正诸端，亦可见其大略。《后汉书·马援传》云：“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大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朱云、东方朔等之见附会，皆善谈说如援者之为之也。(43)然时人颇好讲史法。张衡欲作元后本纪，及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即其一端。韦曜撰《吴书》，执以孙和不登帝位，不肯顺皓意作纪，亦其事也。裴松之讥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见《魏武帝纪》建安五年及《陈泰传注》。则重文辞而轻史实者，亦自汉、魏间始矣。
第六节 文学美术
凡文字，必能与口语相合，而其用乃弘。此非古寡辞协音之文所能也。秦、汉继春秋、战国之后，为散文极盛之时。然其时之人，所视为文之美者，乃为多用奇字，造句整齐，音调和缓，敷陈侈靡，于是辞赋之学盛，而散文亦稍趋于骈偶矣。
西京初叶，所谓文学者，尚不专指文辞。《汉书·严助传》：“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艺文志》作聊苍。从横家有《待诏金马聊苍》三篇。终军、严葱奇等，《艺文志》作庄忽奇，盖避明帝讳改。官常侍郎。有赋十一篇。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惟助与寿王见任用。”诸人中除朔、皋外，固皆有实学者也。然因如朔、皋者亦厕其中，遂为世所轻视矣。《王褒传》：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其后大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大子宫虞侍大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复归。辞赋之用如此，此人之所以轻之也。《扬雄传》：“雄以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此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夫说而不绎，听者之过，劝而不止，诵者之失，以此为风，安能与古诗同义？雄又称东方朔为滑稽之雄。“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盖小人志在衣食之流，尚不足语于患得患失之鄙夫，视淳于髡、优孟之流远矣。《盐铁论·褒贤篇》：大夫曰：“东方朔自称辨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44)夫文学贵乎以情相感。有悲天闵人之心而未能喻诸人者多矣，徒为饱食暖衣之计，而欲使人感动兴起，不亦难乎？此等人在汉世，其进用亦仅恃人主之好尚。司马相如以訾为郎，为武骑常侍，事孝景帝。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后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得召。乡使相如不遇梁王、武帝，则亦终老牖下耳。当时君贵人，好文学者殊不多，仅汉武、宣、梁孝王、淮南王安、东汉灵帝、魏文帝等数人。魏明帝青龙四年，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此亦犹汉灵帝之鸿都门学，然其规模不如前人之弘远矣。陈思王等非必不好士，然其力又不足以养士也。故士之以此自业者尚少也。富饶之地，士亦有乐于事此者，然亦浮薄者多，如第十三章第五节引《汉书·地理志》言吴、蜀之俗是已。
汉世文字，去口语尚不甚远，观《史记》可知。《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后人以为班氏有意为之，非也。古人辑录旧文，例不改其辞句。《汉书·陈涉传》于《史记》至今血食之文，尚未刊落，何暇校计虚字？盖《史记》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汉书》之广，其经传钞之次数，即不如《汉书》之多。(45)昔人读书，不斤斤于字句，传钞时无谓之虚字，率加删节，钞胥尤甚，故《汉书》之虚字，较《史记》减少也。然今《史记》虽较《汉书》为繁，而视《史通·点烦篇》所引则已省，可见今之《史记》，亦为累经删削之余。此恐非独《史》、《汉》为然，一切古书，莫不如是。此可见东周、秦、汉之散文，与语言殊近，其通晓必甚易。王平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以此。蔡邕当时之为辞赋者曰：“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可见辞赋之家亦未尝不随俗。汉武、宣之流，岂真能通乎文学？而亦若好尚存焉者，正以是时之文学，尚易通晓故耳。班昭、蔡琰，固天挺异才，马伦、皇甫规妻等，人訾亦能出言有章，则亦以其时之文字尚不甚艰深也。四人并见《后汉书·列女传》。顺烈梁皇后、安帝所生母左姬视此，见第一节。
崇尚文辞之风气，盖始于汉、魏之间。(46)隋李谔谓魏之三祖，更尚文词，竞逞文华，遂成风俗是也。《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郎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然则其好文辞，乃欲徼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与夫悲天闵人，不能自已而有言者，异其趣矣。宜其崇尚文辞之风日盛，而文学反以陵夷也。《王粲传》云：“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场、东平刘桢，并见友善。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脩、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案七人谓粲等加一孔融，文帝《典论》以之并举，后人称为建安七子者也。《传》又云：场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瑀子籍：才藻艳逸。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皆崇尚文辞之风气中一时之佼佼者也。陈寿《上诸葛氏集表》曰“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当时重文轻实之风，亦可见矣。
诗歌之体，恒随音乐而变，故欲知一时代之诗歌者，必先知其时之音乐。秦、汉诗、乐，盖亦一新旧交替之会也。《汉书·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眼虔曰：高帝姬也。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主出武德舞，礼容主出文始五行舞。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闲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王氏。定陵、淳于长。富平，张放。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案贡禹言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则当时富贵之家，皆有家乐。参看第十五章第二节。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云。《王褒传》云：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何武传》：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艺文志》有《雅琴赵氏》七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又有雅琴师氏》八篇。《注》云：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志》《云：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后汉书·儒林传》：刘昆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三国志·杜夔传》云：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后表子琮降大祖，大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大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统观秦、汉之事，则古雅乐传授非无其人，特人心之好尚已移，故终不如郑声之盛耳。诗歌之体，五言盖即三百篇之变，乐府则依新声而作者也。五言未尝不朴茂有致，然不如乐府之有生气矣。
与众乐乐，莫如角抵。其原起，已见第十八章第六节。《史记·大宛传》言：安息王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则武帝时角抵之戏，已杂以西域眩人之技矣。《汉书·西域传赞》曰：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晋灼曰：“都卢国名也。”李奇曰：“都卢，体轻善缘者也。盖都卢国人善为此技。砀极，乐名也。”师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麟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可以见其概矣。宣帝时，乌孙使来迎少主，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元帝初元五年，以贡禹言罢角抵。案王吉亦言去角抵，减乐府，见本传。然后汉飨遣卫士，仍观以角抵。见《续汉书·礼仪志》。顺帝汉安二年，立兜楼储单于，诏大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见《后汉书·南匈奴传》。而贺正宴飨，亦行鱼龙曼延于德阳殿中。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续书·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其侈如此，宜乎迁、固等之深讥之也。《后汉书·安帝纪》：延平元年十二月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书法成为美术，已见第一节。图画则专于人物，多画古今名人象。有意存法戒者，臧洪答陈琳书曰：“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成帝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汉书·叙传》。是也。有侈其奇迹者，广川殿门画成庆短衣大袴长剑是也。《汉书·景十三王传》。有徒以为美观者，宋弘燕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光武数顾视之是也。其画当代人物，有以其功德者，如宣帝画功臣于麒麟阁，后汉画列将于云台。桓帝征姜肱不至，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是也。有以示劝惩者，应劭《汉官》谓河南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是也。《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注》引。有以备掌故者，应奉为司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是也。人有声名，为时所慕，图其形者，尤不可胜计。亦有画神仙鬼怪之属者，梁冀大起第舍，图以云气仙灵是已。又能刻木为人象。《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言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象，与大禹同庙是也。汉画之存于今者，有武梁祠石刻等，可以见其大概。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秦、汉之世，自然科学，以天文历法为最盛。据《汉书·律历志》：古代所传，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秦以十月为正。汉袭秦正朔。以张苍言用颛顼历，《张苍传赞》：张苍好律历，为汉名相，而专遵用秦颛顼历，何哉？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大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儿宽明经术。上乃诏宽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于是以七年为元年。遂诏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大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与邓平所治同。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大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大史丞。元凤三年，大史令张寿王上书，言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四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大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大初历，亦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寿王历，乃大史官殷历也。寿王候课比三年下，终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诽谤益甚，竟以下吏。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得三统历及諩，即《汉志》所本也。后汉光武建武八年，中大仆朱浮、大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不正，宜当改更。上以天下初定，未皇考正。至章帝元和二年，乃下诏改行四分历焉。
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日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近得其真。《续汉书·天文志注》引蔡邕表。《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汉名臣奏》同。后汉时张衡善术学。安帝征拜郎中。再迁为大史令。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灵宪》见《续书·天文志注》中。《后书注》云：“衡集无《算罔论》，盖网落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顺帝初，再转，复为大史令。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丈。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焉。
正朔之议，魏世又一纷更。《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注》引《魏书》曰：以夏数为得天，故即用夏正。《辛毗传》云：时议改正朔。毗以为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则魏初之不改正朔，乃辛毗之议也。《明帝纪》：景初元年正月，山茌县今山东长清县东北。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改大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守、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注》引《魏书》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著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诏曰：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则此举实出帝独断也。《齐王纪》：景初三年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背弃天下。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得天。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马后十二月。”案岁之始终，宜与农时相合，孔子所以主行夏之时者以此。通三统别是一义。敬授民时，既不能无从夏正，多此纷扰，亦奚以为？秦、汉之世，犹有此等空论，后世迷信既澹，遂无复议此者矣。
地理图籍，颇为详备。《汉书·地理志》：琅邪郡长广县，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于钦《齐乘》：高密县有都泺者，《水经注》谓之夷安潭，秦地图谓之剧清池。代郡班氏县，秦地图书班氏。此语当有讹误。则秦代地图，汉世犹有存者。萧何入关所收，当即此类。《后汉书·邓禹传》：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岑彭传注》引《续汉书》：辛臣为田戎作地图，图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云：“洛阳所得如掌耳。”《马援传》：援为书与隗嚣将杨广曰：“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此皆天下之总图。《史记·三王世家》：请令史官御史奉地图。《汉书·王莽传》：莽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理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五年，群臣议封皇子曰：“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汉书·沟洫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淮南王安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所据者盖即此等图。安谏伐闽越曰：“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盖其比例小，故不能详备也。其临时所画以备行军之用者：李陵伐匈奴，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桑弘羊请田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汉书·西域传》。赵充国言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师古曰：图其地形。李徇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张松等画地图山川处所，先主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三国·蜀志·先主传》建安十六年《注》引《吴书》。此盖专供行军之用。《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注》引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亦以井泉为朔漠行军所急，故备著之也。《匡衡传》：衡封僮之乐安乡，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乡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以主簿陆赐署集曹掾。后赐与属明举计。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47)衡坐此免。《三国志·孙礼传》：迁冀州牧。大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分明。”礼曰：“讼者据墟墓为验，听者以先老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迁就高敞，或徙避仇雠。如今所闻，虽皋陶犹将为难。若欲使必也无讼，当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何必推古问故，以益辞讼？今图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当别下图。”礼到，案图宜属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书云：“图不可用，当参异同。”礼上疏曰：“臣受牧伯之任，奉圣朝明图，验地著之界。界实以王翁河为限。而鄃以马丹侯为验，诈以鸣犊河为界。假虚讼诉，疑误台阁。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可为长叹息流涕者也。”观此二事，可知当时郡各有图，且附之以解，而登诸天府。总图所据，当即此等分图也。《后汉书·明德马后纪》云：永平十五年，帝按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孝明八王传》：肃宗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则户口之数，附著于图。萧何收秦图书，而高祖具知户口多少以此。《三国·蜀志·秦宓传》：宓与王商书曰“《地里志》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此盖今《汉志》所本。又《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则又附记物产。此可推见古代图经之体，亦即后世方志之本也。地理之学，是时尚无足观，然分野之说，虽云原本天文，亦颇能包举山川大势。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亦著其说。《汉志》推论九州风俗，本诸地理，颇有今人生地理学之意。《天文志》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之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海、碣石。”亦颇能包举山川形势也。
秦时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卜筮之书不足道。种树之术，已略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医家著于正史者，为先汉之仓公，后汉之华佗。仓公者，齐大仓长。姓淳于氏，名意。即第十八章第七节所云犯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而文帝为之除肉刑者也。仓公尝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而其最后受学者，为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意对诏问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治之。”又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其自述治验，无一不“切其脉”者。盖治病之最难者为诊察，诊察之术，古以望、闻、问、切并称，而四诊之中，又以切为最难，故医家之能致力于是者，其技必较精也。意对诏问所称“大阳”、“少阳”、“阳明”、“厥阴”等名，与《伤寒论》同；又谓胃气黄，黄者土色，说亦与《素问》等书合；知古医学虽或有派别，而本原则同也。意治病虽亦兼用针灸，然用汤液时似多，亦或用药酒。至华佗则尤以手术名。《三国志》本传云：佗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节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案今人动言中医不知解剖之学，故不知人体生理，此说实误。“人死则可解剖而视之”，语见《灵枢经·水篇》。《汉书·王莽传》：莽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大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莽虽事事皆好求精，然此事必前有所承，不然，不能创为也。关羽尝中流矢，破臂作创，刮骨去毒，则刳 割之事，亦非凡医所不能为，特其技有精有不精耳。《三国·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云：逵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欲令医割之。大祖惜逵忠，恐其不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逵之不愈，或不容归咎于医，然谚语亦必有由，不容尽诬也。佗之妙，或在其麻沸散，麻醉药为医家一大发明。病有非刳割不治者，无此，人或惮痛苦而不敢治；或虽不惮，而痛苦非人所能堪；于法遂不可治也。《三国·吴志·吕蒙传》：蒙疾病，孙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每有针加，为之惨戚，即以无麻醉药，不能使病者免于痛苦也。然后世铃医犹有其方，见《串雅》。则亦非佗所独也。是时医家颇自秘其技。《史记·扁鹊列传》：长桑君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此即阳庆所谓禁方。庆亦谓淳于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意又学于公孙光。既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未详。欲尽受他精方。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意曰：“意死不敢妄传人。”光又告意曰：“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医家之自秘如此，此其技之所以多不传与？淳于意言阳庆家富，不肯为人治病。自言家贫欲为人治病，而史亦言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盖通其术者少，则富给者敖很自尊，贫窭者靳其长以要重赏矣。《三国志·华佗传》云：“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大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大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大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佗卒以是死。《志》又言佗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则亦李少君之流，恃方以自食者，安得云本作士人？其屡呼不应，全是富给之后，恃能骄蹇耳，宜乎魏祖之深恶之也。中国医家，为后世所宗者，莫如张仲景。仲景名机。《隋志》有其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又有其《疗妇人方》十二卷，皆不传。其传于后者曰《伤寒杂病论》，凡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伤寒卒病论》十卷。盖传者或析其论伤寒者十卷，论杂病者六卷各为一书，《唐志》以十卷者冒全书之名，而又误杂为卒也。今《伤寒论》尚存，而序次有疑义，为医家聚讼之端。《杂病论》只有节本，改名曰《金匮玉函要略》，乃赵宋之世馆阁所藏也。仲景正史无传，行事不可知。其《自序》云为长沙大守。然《自序》似系伪物，不足信也。
本草之学，汉世亦自成一家。平帝元始四年所征异能之士，有通本草者，已见第一节。《郊祀志》言成帝罢遣方士，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游侠传》：楼护父世医，护少随父为医长安，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皆是。又宣帝许后之死，由于乳医淳于衍，见《汉书·霍光传》。而黄宪父为牛医，淳于意、华佗皆针药兼擅，《后汉书·方术传》之郭玉，则特长于针科，益亦各有所长也。
第八节 经籍
秦世焚书之令，未必真能尽天下之书，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刘歆移大常博士，谓汉兴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乃不审之辞也。或其时王室藏庋甚微耳。《汉书·艺文志》曰：“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臧书之策，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对儒家之书言。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大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成帝纪》：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师古曰：言令陈农为使。下使，使之求遗书也。窃疑以陈农为都使，其下当更有分使。不然，一人安能遍行天下邪？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最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事亦见向、歆本传。《叙传》云：班斿与刘向校秘书。《后汉书·苏竟传》，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盖至武帝之世而藏书稍备，成、哀以后而校理始精。《班志》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数诸书颇互异，顾实《艺文志讲疏》曰：《论衡案书》：六略之录，万三千篇。沈钦韩说：辑略汇别群书，标列恉趣，若志之小序，实止六略耳。《广弘明集》载《梁七录》引本志，二百作三百。总核前载家数，多八十一，篇数少九百九十四。又载《七略》曰：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较班《志》多七家。班自注入三家，省兵十家，足以相证，而篇数则难考。《隋志》误言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通考》同。《旧唐志》复言《汉志》载三万三千九百卷，不足论矣。然总可见汉世王室藏书之大概也。
后汉藏书之处，时曰东观。《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注》曰：《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和帝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艺术之士，以充其官。《本纪》永元十三年。安帝时，和熹邓皇后秉政，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雠校。见《后纪》。事在永初四年，见《纪》。刘珍见《文苑传》。事又见《宦者蔡伦传》。历代名儒，从事校雠者甚多，如窦章、融玄孙，见《融传》。贾逵、班固、马融、蔡邕、皆见本传。融又见《刘珍传》，邕又见《卢植传》。卢植、本传。马日禅、杨彪、韩说、皆见《卢植传》，《三国志·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注》：马日䃅与杨彪、卢植、蔡邕等典校中书。孔僖、本传。傅毅、《文苑》本传。刘、见《刘珍传》。高彪《文苑》本传。等是也。《儒林传》云：“光武迁都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运，复弃其半矣。《王允传》：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经籍具存，允有力焉。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此东京图籍聚散之大略也。
魏之三祖，皆好文章，其所采集，当较广博，惜史无可征。《三国·蜀志》云：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术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直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许慈传》。可见其所藏之少矣。东吴孙休，颇称好学。尝命韦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亦有东观。孙皓时华核尝为其令，皆见本传。
汉世藏书，亦颇秘惜。《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凤四年，蒲侯苏昌为大常。十一年，地节三年。坐籍霍山书泄秘书免。师古曰：“以秘书借霍山。”顾亭林曰：“师古说非也。盖籍没霍山之书，中有秘记，当密奏之，而辄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传言山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若山之秘书，从昌借之，昌之罪将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复为大常，薄责昌而厚绳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颜说，云坐借霍山秘书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辞之复乎？”案顾说是也。观东平思王求书不与之事，见第五节。可见汉世之秘惜，多属无谓。然臣下之得受赐书者，则为异数矣。《汉书·叙传》言：班斿与刘向校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大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案成帝赐班氏者，恐亦不能甚多，《叙传》乃班氏自夸之辞，不足信也。《后汉书·窦融传》：光武赐融以外属图及大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此乃意存风谕。章帝赐东平宪王以秘书列仙图、道术方，则为异数。明帝赐王景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亦非常典也。是时惟《五经》刻石以共众览，已见第二节，《三国·魏志·明帝纪》：大和四年，诏大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外。
《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当时献书，多有赏赐。《后汉书·孔融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书者，辄赐以金帛。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此文疑有窜易，非《班书》本文。(48)古“有”“或”同音相借，二字连文，显非古语。下文辞尤错乱，《老子》岂七十子之徒所论邪？然河间、淮南藏书最富，则无足疑也。《后汉》私家藏书，当以蔡邕为最多。《后书·列女传》：曹操问邕女琰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琰曰：“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云：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粲所与书，悉入王业。《王粲传》：粲徙长安，蔡邕见而奇之。(49)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可谓有大公之心矣。魏武帝破南皮，阅王脩家，有书数百卷。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亦士夫之好收藏者也。魏武帝破袁绍，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见本纪建安五年。吕布之破也，大祖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惟其所欲。众人皆重载，惟袁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三国志》本传《注》引《袁氏世纪》。则虽军中亦有图书，可见好尚者之众。然无书而口相传授者仍甚多。(50)《三国志·贾逵传》云：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写所忆书，琰缮送之，文无遗误。其所孰诵，亦不少矣。《后汉书·王充传》云：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荀淑传》：孙悦，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亦以其时习于口耳相传，故其记忆之力特强也。班固被召诣校书郎，弟超与母随至洛阳，为官佣书以供养。先主遗诏敕后主曰：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蜀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刘梁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后汉书·文苑传》。阚泽为人佣书，以共纸笔。此皆当时所谓写书者。印刷未兴，移誊非易，此籀书者之所以难也。
《三国志·魏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杨俊传注》引《魏略》云：王象受诏撰《皇览》。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此事盖以象为主，而桓范、《曹爽传注》引《魏略》。刘劭，亦参与焉。《陈群传注》引《魏书》：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51)此为官纂书籍及编类书之始。《后汉书·张奂传》，奏所定《尚书章句》，诏下东观，则私家著书之呈进者也。
爱好古物之风，亦始于汉。(52)梁孝王有雷尊，直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以与人。《汉书·文三王传》。河间献王得善书，必写与之而留其真，则亦不徒好其书矣。然作伪及附会之风，亦已萌蘖。《后汉书·窦融传》云：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旁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夫苟仲山甫物，何繇而入漠北邪？《光武十王传》：建初三年，赐东平王苍及琅邪王京书曰：“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注》云：“孔子庙在鲁曲阜城中。”伍缉之《从西征记》曰：“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钟离意传注》引《意别传》曰：“意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诉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县瓮。意召孔诉，问其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县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伯，果服焉。”车而知为颜路所请，已奇矣。瓮中素书，不尤极吊诡之致邪？
【注释】
(1)学校：元朔五年诏以崇乡党之化为言，公孙弘议亦曰庠序，重行礼。
(2)学校：西汉未立大学，大学与辟雍异物。
(3)学校：贫贱者入学渐少。入学者年渐少。
(4)史事：欧阳歙狱盖实冤。
(5)学校：汉有郡国学，文学。
(6)学校：谓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之诬。
(7)学校：汉时学者不皆居门下。
(8)学校：汉儒居官者不废教授。
(9)学校：范论儒学之效。曾、左不替清由宋学。
(10)学校：不肯诱掖乡里后进。
(11)文字：八体实亦六礼，即周官六书，本艺事，非字体之异。
(12)文字：科斗疑即虫书，鸟方虫圆，上粗下细。
(13)文字：草因应急而兴，美术而变，行书又行，以备实用。
(14)文字：李斯罢不与秦文合者，许书仍存，但亦多归洮汰。
(15)文字：小学兴于汉世。
(16)文字：汉重尔雅，以古为准，与秦相反，为言文分离之渐。
(17)文字：“史书”初指文辞，后指书法。
(18)文具：汉多用简牍，纸贵而少。
(19)经学：李寻为小夏侯之传。
(20)经学：孔壁得书之诬。
(21)经学：古学传授源流不足信。孔安国非书家，庸生非安国再传。
(22)经学：《大》、《小戴》非宣帝时立。
(23)经学：左氏、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之立。
(24)经学：今古文之异不在文字。
(25)经学：烦琐之弊，今文自启之由，杂博非通博。意说，因此折入佛教，由利禄贵游。
(26)经学：论学廷辩之非。
(27)学术：汉百家之学皆有传授（见第十九章第四节所辑略备）。
(28)学术：谓汉时诸家之学皆衰非。
(29)学术：杂家至汉实多，武帝赐严助书，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可见。贾生多通。晁错浅于书。博士不限儒家。
(30)学术：《论衡》非独绝之书。
(31)学术：儒法最盛。
(32)史籍：秦焚书，列国史籍皆尽。
(33)职官：大史公称公。大史藏书甚多。
(34)史籍：《国志》言蜀不置史，非无史官。
(35)史籍：诋《史记》为谤书之诬。
(36)史籍：谓史公据《左》、《国》、《战国策》非，《楚汉春秋》亦非陆贾撰。
(37)史籍：《史记》所据五类。汉人治古史者不以司马氏为然。班氏刊落新室之美。
(38)史籍：《汉书·杨恽传》称汉史为春秋。
(39)史籍：汉人于史分春秋、尚书为二科。
(40)史学：汉时史学亦有传授。
(41)文学：王平所识不过十字，而使人读《史》、《汉》听之，汉文去口语近。
(42)史籍：言史事不必实。
(43)史籍：善谈人乐听。
(44)史籍：东方朔史事，枉夫不忍为。
(45)文学：《汉书》较《史记》为简，乃钞胥所节。
(46)文学：汉魏对文学观念之异。
(47)封建：封者收租谷。
(48)经籍：《汉书》言河间献王得书辞有窜乱。
(49)经籍：保守似以赠人为最美，如蔡邕之于王桀。犹禅让也。
(50)学术：口耳相传。
(51)经籍：《皇览》盖类书之始。魏相好观汉故事。正始中魏撰《名臣奏议》。
(52)古物：爱好古物始汉，作伪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