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队在门口敲了敲,两分钟后，郑显文才顶着一头乱发，嘴里嘟嘟囔囔地出来开门。
郑显文眯着一只眼睛,光脚站在门口,看见张队跟他搭档拿出证件,生硬扯出一个笑容，说：“没什么事儿吧？我最近很安分啊？”
张队随口说道：“社区送温暖，过来慰问一下。”
郑显文笑了出来：“天气这么热还送温暖啊？”
张队上前一步,用手虚撑在门板上：“我能进去吗？”
郑显文瞄了眼两人身上的设备,像是还没清醒,迟钝地反应了两秒，才让开位置,请他们进来。
房子只有一室一厅，不大。张队进门后首先看见的是一个靠墙的置物架。
他不急着询问，走到柜子前，饶有兴趣地观看上面的摆设，沿着墙面缓步行走,许久后漫不经心地问：“韩松山你认识吗？”
“认识啊。见过。我当年坐牢他有一半的功劳。”郑显文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从桌上捞过一个苹果,也不洗，在衣服上擦擦直接咬了一口，“他能骗到我也不容易。我当时真是倒了大霉。竟然会阴沟里翻船。”
张队停下脚步,回身看他：“你知道他死了吗？”
郑显文说：“是吗？好像有看到新闻。”
他装傻似的笑了笑,一副混不吝的欠揍表情：“警官，你说,南区最近怎么老死人啊？是不是这里风水不好？还是流年不利？”
如果黄哥在这里，少不得要跟他争论两句,毕竟他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张队不置可否，指着木架上的那些摆设，夸奖说：“很漂亮。”
上面放着的都是一些手工艺品，譬如针织的玩偶、刺绣的锦囊、定制的相框。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像是郑显文会收藏的东西。“有眼光啊！这些是我妈做的，主要是为了挣钱。她什么都干过。”郑显文说，“最漂亮的已经卖了，剩下的是客人不喜欢的。”
屋内的寂静透着一股阴凉，许是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冷得人瑟瑟发抖。
郑显文觉得这两个警察行为古怪，不在后面干站着招待他们了，独自走到沙发边上，一屁股坐下，任由他们在屋内乱转。
张队却跟着他走过来，靠在沙发扶手上。
郑显文扔了苹果核，习惯性从茶几上摸出烟盒，两指夹着，准备抽出。还没点着，张队说了句，“少抽点烟吧。你在自己家客厅里抽烟啊？”
郑显文瞥他一眼，乖巧将烟盒放到桌角，说：“习惯了嘛，警官不喜欢我就不抽。”
他在衣服口袋里摸了摸，翻出半盒红壳子的中华烟，递过去道：“您可以抽，这是好烟。”
郑显文利索地抽出一支，用他惯常的涎皮赖脸的表情，殷勤道：“我给您点着？”
张队定定注视着他，没有说话。郑显文这才将东西收回去，往桌上一扔，滑到先前那盒烟的附近。
郑显文说：“警官，您找我来到底是有什么事？”
郑显文苦思冥想了一会儿，摇头说：“好像认识，不大记得了。”
“她今年高三，本来成绩不错。可惜了。”张队唏嘘道，“做伪证啊，想不开。这可是刑事责任。不知道她今年会走上考场还是走近看守所。”
郑显文煞有其事地附和道：“是啊，怎么想不开啊。”
张队叹息着补充：“她说看见了杀韩松山的凶手，给警方提供了线索。所有人被耍得团团转，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做核实，结果确认是诬陷。”
郑显文不吭声了，脸上也少了分故作的油滑。
张队接着道：“还有王高瞻，你认识吧？他儿子说是自己杀的人。啧，想不明白啊。估计以为是他爸爸杀的人。”
电视机的上方挂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黑色的相框嵌着褪色的旧照，郑显文直愣愣地看着，片刻后扯了扯衣领，对着照片上的人，忽地笑了。
张队听到笑声，垂眸看了他一眼，对他此刻的神情感到陌生。重新走到置物架前，指着正中间的一把小刀，问他：“这把刀为什么要放在架子上？是什么用的？看起来风格不搭呀。”他回过头，发现郑显文已经站在他身后，笑着说：“是杀人的刀啊。”
笑容里没有悔意也没有戾气，仿佛在介绍一把稀疏平常的工具。倘若换个场景，可能还会有些许阴森。
此时正好有人敲门，“笃笃”的节奏声打断了屋内的沉寂。张队的同事离得近，大步过去拧下门把手，黄哥站在外面，举起手里盖好章的纸，说：“张队，证件下来了。”
张队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将那把刀拎了起来，朝郑显文偏头示意道：“那就，走一趟？”
郑显文喉咙干涩，清了清嗓子，说：“先让我抽根烟。”
袅袅升起的白烟模糊了二人的面貌，呛鼻的味道充溢在空气中，压过了房间长久不通风而积攒出的清淡臭味。
张队陪着郑显文坐上车时，他周身还弥漫着那种肖似冷风寒霜的凄苦味道。
一直到南区分局，郑显文都表现得极其冷静，带着一种早有准备的镇定。
坐进讯问室，他好奇地左顾右盼，发现跟上次过来相比，部分设备已经更新换代。
他配合地回答了一些基础问题，态度诚恳，随即像是忽然想起来，问道：“何警官呢？”
黄哥正在摆弄桌上的各种资料，闻言抬起头，心情略微复杂地说：“你们……你能不能告诉我，何队有什么特殊魅力？我想学习一下。”
郑显文笑得开怀，半点也没有被抓捕的恐惧：“何队？她那么快升职了啊？”
“你们来一个点一单，她想不升职也难啊。”黄哥说，“她现在不在。”
郑显文真是经不了夸，维持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又冒出点无赖的性质：“那我等等她，快到正常上班时间了。”
不等郑显文撂几句威胁的话，他又拿起手机，放弃挣扎地说：“算了，我帮你打电话问问吧。”
上下班高峰期的路况过于拥堵，几人在讯问室里干坐了40来分钟，何川舟才驱车抵达分局。
黄哥腰背酸痛，顾不上什么形象，几乎是瘫坐在椅子上。
郑显文一张嘴闲不住，主动给他们讲自己在狱中得到的感悟，表明自己不算是太坏的人。
张队跟黄哥都不胜其扰，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
这诡异的画面直到何川舟出现才终于打破。
她脚步沉稳地走进来，先朝几个同事点了下头，转向郑显文问：“要见我？”
郑显文两手摆在桌上，坐正了些，招呼道：“何警官，早上好啊。”
何川舟坐到新搬进来的椅子上，目光沉静地看着对方，抬了抬下巴示意他说。
郑显文平日轻浮惯了，此时态度严肃反倒有些不自然：“还没谢谢你给我妈收尸。”
郑显文应该是知道答案的，只是告知他结果的人都懒得同他详述，认为是他的自甘堕落促成了他母亲的死亡。
“郑尽美吗？”何川舟回忆了下，斟酌着道，“她希望我能把你早点弄出来，我说我没有那神通。”
何川舟第一次见到郑尽美是在医院。她跟着师父过来给郑显文做笔录，后者坚称自己的轻伤是不小心摔出来的，被人按在地上差点剁手是对方在开玩笑，还要爬起来给两人表演武术节目。
当时郑尽美站在医院走廊的窗户前悄悄抹泪，怀里抱着个保温杯。身上衣服被不知名的人扯得乱七八糟，领口的布料都撕烂了，头发也披散下来，额头还有一块遮掩不住的红。
何川舟看着她的模样，于心不忍，过去给她留了个号码，告诉她：“有事可以过来找我。”
郑尽美没有麻烦过她，有时路上碰见她执勤，也不敢上来搭话。一直到郑显文被抓捕，她才过来找这个唯一认识的警察。
第一次是郑显文刚被移交看守所，确认起诉。
她给何川舟送了一袋苹果，犹豫再三，开不了口，没说要干什么就走了。
第二次是郑显文被法院宣判，正式入狱。她过来问何川舟，郑显文大概多久才能出来。又问了点受害人家里的情况，生怕何川舟骂她，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走开了。
第三次已经是郑显文入狱一两年后的事情了。郑尽美拿着几万块钱，战战兢兢地问何川舟可不可以帮忙，减刑也行，说话时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
郑尽美18岁就生了儿子，一天打几分工，身边的朋友都因郑显文而决裂，不到50的年纪已经有些步履蹒跚。
何川舟同情她，却只能告诉她：“这不是我们中队负责的案子。而且郑显文就快出来了，你没必要这样。”
第二天，何川舟接到电话，说郑尽美喝农药死了。她的手机通讯录里，只有自己的号码能拨通。
何川舟由此对郑显文没什么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