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从铁灰色转为黑色。
“那是什么？那边？”女人指着一处星座，位置在他们庄院尽头一片赤杨木、橡树，间或还有白桦组成的树林上方。
坐在她身旁的男子动了一下身子，把玻璃酒杯搁在桌上。“不确定。”
“是仙后座，我敢肯定。”她把目光从星空移下来，遥望着那片广阔的国家公园。在他们的庄院和公园之间，隔着一块深色空间——那是隐约可见的新英格兰湖。
“也许吧。”
他们在石板铺成的平台上坐了一个钟头，葡萄酒和十一月里少有的好天气温暖了他们的身体。渔网支架上点着的一根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脸庞，四周洋溢着树叶腐败时散出来成熟的甜丝丝气味。半英里之内都没有邻居，可他俩谈话时声音极轻，好像耳语似的。
“有时候，”她慢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母亲还在我们身边？”
他笑了。“你知道我对鬼魂有什么看法吗？我总认为鬼都光着身子，你说对吧？衣服是没有灵魂的。”
她朝他看了一眼。在越来越深的夜色中，只看见他的灰白色头发和棕黄色便裤。(这正好使他带上了几分鬼气，她想。)“我知道世上没有鬼魂，我不是那个意思。”她举起那瓶加州最好的“雪多乃”葡萄酒，给自己斟了一点。她一失手，酒瓶的瓶颈撞得玻璃杯“当”地响了一声，他们俩都吓了一跳。
她丈夫的眼睛仍望着星空，问道：“怎么了？”
“没事。”
莉丝·艾奇森用修长、红润却布满皱纹的双手漫不经心地梳理了一下金黄色短发，可头发仍是不驯服地散乱着。这个已有四十岁年纪的女人舒展柔软的腰肢，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看了一眼身后矗立的那幢殖民地时期建造的三层楼房。过了一阵，她说：“我提起母亲，意思是……真不容易说清楚。”然而身为一名教授高雅的“女王英语”的教师，莉丝奉守这样一个信条：不能因为说不清楚就不说。于是她又说：“我的意思是，母亲是一种‘存在’。”
正说到这里，天蓝色支架上的蜡烛光闪烁了一下。
“我不说了。”她朝烛光点了点头，两人都笑了。“几点了？”
“快九点了。”
莉丝又抬头望着星空，心想母亲倒适合当一个鬼魂。她去世才八个月，当时她坐在一把老式摇椅上，探头俯视下边的平台——就是莉丝和欧文现在坐的地方。老太太忽然把身体往前一探，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嘴里说：“哦，那当然，”说完就平静地死去了。
这幢房屋也很适合于闹鬼。这是一栋深色的方形建筑，面积之大，连十八世纪的一个子孙满堂的大家庭住进来都显得空荡荡的。房屋侧面贴着粗糙的鳞状棕色杉木板，已是饱经风霜的模样。门框、窗框等处的装饰面是深绿色。独立战争时期这里曾当过客栈，里面隔成了许多小房间，由狭窄的走道相连。天花板上横竖交叉着布满蛀虫眼孔的梁木。莉丝的父亲说，墙上和房柱上的几排指头粗的小洞是义军在房间里抗击英军时用滑膛枪射出的弹孔。
过去五十年来，她的父母已经在装修上耗费了大量金钱，但不知为什么这幢房屋的设施始终没有完善地配置起来。供电线路只能负担低瓦灯泡，今夜从平台上望去，那些亮着灯的波纹形窄窗像是黄疸病人的眼睛。莉丝心里还想着母亲，她说：“比如，在她去世前不久，她说，‘我刚和你爸爸说过话，他说他很快就要回家来了。’这件事很古怪，那时候老头子已经死了两年。当然这只是她的想像，但是对她来说，这种感觉是真实的。”
那么父亲？莉丝有些说不清了。老劳伯歇也许没有灵魂。他死在西思洛机场一间男厕所里，手纸供应器出了故障，他气得用力一拽，就这么断了气。
“迷信。”欧文说。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确回家找她来了。因为过了两天妈就死了。”
“还是迷信。”
“我说的是人们别后重逢的一种感觉，如果他们都认识某个已经去世的人。”
欧文已经厌倦关于死者灵魂的话题，他呷了一口酒，对妻子说，星期三打算出差一趟，不知走之前她能不能帮他把西装拿去洗好。“我要在外面待到星期天，所以如果——”
“等等，那是什么声音？”莉丝骤然转过头来望着一丛丁香树，那茂密的树丛挡住了视线，使他们看不见房屋的后门。
“没有，我好像……”他中断了话音，竖起一个手指，又点了点头。她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的姿态表明他忽然紧张起来。
“听，”她说，“又响了一声。”
像是从车道向房屋走来的脚步声。
“又是那条狗吗？”莉丝望着欧文。
“布歇家的狗？已经关起来了。我跑步时看见的。也许是一只鹿。”
莉丝叹了口气。整个夏天，这一带的兽类啃吃掉的花卉价值二百美元，就在上个星期，野兽啃死了一棵漂亮的日本枫树苗。她站起来，说：“我去吓唬吓唬它。”
“让我去吧？”
“不。反正我得再去打个电话。也许再烧点茶。你要什么吗？”
“不要。”
她拿起空酒瓶朝屋里走去，距离只有五十英尺。通向房屋的小路蜿蜒穿过气味辛辣、修剪得整齐的黄杨木，和光秃的黑色丁香树丛。她走过一方小水塘，水面飘着几片睡莲叶子。她低头看见水中映出的自己，一层楼泻出的黄色灯光照亮了她的脸。莉丝偶尔听人形容她“相貌平常”，但她从来不认为这是贬义的评价。“平常”具有朴实和活力的含义，她认为那也是一种美。她对着水中映出的面庞再次整理了一下头发。一阵风吹乱了她的倒影，她继续朝房屋走去。
她再也没听到什么神秘的响声，精神便松弛下来。岭上镇是本州最安全的市镇之一，是一座风景优美的村镇，四周是树木丛生的青山，田野一片翠绿，点缀着巨大的圆砾石，圈养着比赛用的良马，放牧着成群的牛羊，像一幅别致的风景画。这个村镇在最早的十三个州联合之前就已经形成。三百年来，岭上镇的发展不是受经济或思想因素的支配，而是靠满足镇民们生活的方便而自然地发展起来。你可以买到切成小块的披萨饼和冰冻优酪乳，可以租到旋转耕耘机和录影带。然而不管怎么说，岭上镇毕竟还是一个独立的村镇，男人们经营着土地——在土地上盖房屋，出卖和租赁土地——妇女们看管孩子，掌厨。
岭上镇是个平安的村镇，从没有发生过有预谋的暴力犯罪事件。
所以，今晚当莉丝发现装着青绿色厚玻璃小格窗的厨房门大敞开着，她感到的不是担忧而是不快。她停下脚步，手里的酒瓶也不再摆动，静止下来。昏暗的琥珀色灯光从屋门口延伸到莉丝脚下的草坪上，照出一个菱形光块。
她绕到了香树丛后边朝车道望去。没有汽车。
是风把门吹开了，她想。
进屋之后，她把酒瓶放在一张木案桌上，在一楼匆匆巡视了一遍，没有发现肥胖的野獾或是生性好奇的臭鼬。她站住不动，听屋里有什么声响。什么也没听见。莉丝把水壶摆到火炉上，弯下腰来在装咖啡和茶叶的橱柜中翻寻。刚摸到装蔷薇果茶的盒子，一个影子投到她身上。她站起身，惊讶地张着嘴，发现一双淡褐色眼睛正审慎地望着自己。
那女子大约三十五岁年纪，臂上搭着一件黑茄克，穿一身宽松的白缎罩衫，一条闪亮的短裙，脚下是一双系带的低跟皮靴，肩上背着背包。
莉丝喉头蠕动一下，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两个女人对望一阵，都没讲话。莉丝首先扑过去抱住了那个比她年轻的女子，喊了一声：“波霞。”
那女子卸下背包，放在案桌上，挨着那只酒瓶。
“你好，莉丝。”
两人又沉默了好一阵。莉丝说：“我以为，……我猜想你到达之后会从车站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以为你不来了。我拨电话给你，只听到你的电话答录机声音。见到你真高兴。”她听见自己急冲冲地讲了这一堆话，就尬尴地沉默下来。
“我搭人家的便车过来的。我想，何必麻烦你们接呢？”
“那算什么麻烦。”
“刚才你们在哪儿？我上楼没找到你们。”
莉丝没说话，只是望着那年轻女子的脸，和她那用黑色束发带系向脑后的金发——跟莉丝头发的颜色完全一样。波霞皱了皱眉头，重复一遍刚才的问题。
“哦，我们在湖边坐着呢。天气有些反常，是吧？已经十一月了，今晚还这么暖和。你吃饭了吗？”
“没有。三点钟时候我吃了一餐。李昨晚上在我那儿过夜，我们今天起得很晚。”
“到外边来吧，欧文在那儿。来喝点酒。”
“不，真的。我什么也不喝。”
她们顺着小路一前一后往平台走去，两人都一声不吭。
莉丝问起一路乘车的情形。
“火车晚点，可总算是到了。”
“你搭谁的车回来的？”
“二个男的。我记得他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他老在说起鲍比，好像他不用说出鲍比的姓我就该知道他是谁。”
“那是鲍比·凯尔索。他跟你一样大。他父亲是个高个儿，秃头，对吧？”
“好像是。”波霞心不在焉地望着黑黝黝的湖面。
莉丝望着她的眼睛。“你有多久没上我这儿来了。”
波霞像是笑了一声，又像是只吸了一下鼻子。在到达平台之前，两人再没有说话。
“欢迎，”欧文招呼一声，站立起来亲吻一下小姨子的脸颊。“我们都以为你不来了。”
“嗯，临时有几件事，没抽出时间给你们打电话，抱歉。”
“没关系。我们在乡下都很随便。喝点酒吧。”
“她是搭厄夫·凯尔索的车过来的，”莉丝说。她指着一张草坪椅说：“坐吧。我再开一瓶酒，咱们好好叙一叙。”
可是波霞没有坐。“不，谢谢。时候还早，咱们先处理那件事好不好？”
大家沉默下来，莉丝把眼光从妹妹转向丈夫，又回过来望着妹妹。“不过……”
波霞说：“除非做起来相当麻烦。”
欧文摇摇头，“那倒不会。”
莉丝迟疑了一下。“稍坐一会好吗？明天还有整整一天呢。”
“不，说做就做，”她笑着说。“像广告里说的那样。”
欧文转向那年轻女人，他的脸在阴影中，莉丝看不见他的表情。“那好吧。咱们得去书房。”
他起身引路，波霞朝姐姐瞥了一眼，跟着他走去。
莉丝在平台上待了一会。她吹熄蜡烛，拿在手里，也朝房屋走去，鞋尖从草坪上带起晶莹露珠。在她头顶上的夜空中，仙后星座逐渐变得黯淡，然后隐没在一块乌云后边。
他走在布满沙砾的车道上。每隔十五英尺就有一盏老式壁灯从凸凹不平的花岗岩墙壁上伸出，他从壁灯泻下的一束束灯光中穿行，脚步在路面上发出沙沙的响声。从上方高处传来一个女人凄惨的哀哭。他只知道那女人是223-81号病人，她在为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某桩祸事而哭泣。
他走到装卸平台旁边一扇钉着铁条的木门前停了下来。这个中年男子将一张磁卡插进银色的塑料箱中——这颜色在这幢近乎中世纪的古建筑前显得很不协调。门打开了。门里面六七个身穿白衫或蓝工装的男女望了他一眼，又都神色紧张地把眼光转向别处。
一个穿白衣，生着一头神经质的黑发和一张大嘴的年轻医生赶紧走到他身旁，凑到他耳边悄声说：“情况比我们估计的更糟。”
“更糟吗，彼德？”罗纳德·阿达拉大夫望着一张轮床，冷冷地问。“不会吧。不要说得那么严重。”
他撩了一下耷拉到眼前的沙灰色头发，低头俯视那具尸体，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摸了一下死者带棱角的肥下颚。死者身材高大，秃头，右臂上有一处多年前刺的花纹，已经不大清晰了。粗壮的脖颈上有一圈发红的浅色印痕。背部被凝固的血迹染成深色，面孔却苍白如纸。
阿达拉朝年轻的医生一挥手：“跟我去办公室。你们都上这儿来干什么？叫他们滚！你到我办公室来，快。”
两人消失在通往城堡塔楼的狭小门厅，顺着昏暗的过道走去，只听得见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和一阵隐约的呜咽——那或许是223-81号病人在哀哭，或许是失修的墙壁缝里钻进来的风声，这幢建筑已经有百岁年纪了。阿达拉的办公室是用这座医院相同的赤色石料修成，因为他是院长，办公室安装了壁板。不过，因为这是一家州立医院，壁板上的木纹是假的，壁板也已弯曲变形。这房间看起来像是一个专靠不正当手段营利的蹩脚律师的办公室。
阿达拉打开电灯，把外套扔到有钮扣饰面的长沙发上。刚才助手去找他的时候，他正趴在结婚已经六年的妻子身上。他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慌忙穿衣。现在他注意到自己忘记系上裤带，裤子滑在不算肥胖的肚皮下边。他感到有些难堪，立即坐到办公桌旁的椅子上。他盯着电话看了一会，好像在琢磨电话铃为什么不响。
阿达拉对那个年轻人——他的助手说：“讲吧，大夫。别兜圈。坐下来说。”
“详细情况还不大清楚。他长得像卡拉汗。”彼德·格里姆把头发散乱的脑袋朝门口一摆，意思是指停在装卸平台上的那具尸首。“我们认为他——”
阿达拉插嘴说：“他是……？”
“你问逃走的邢个病人？叫迈克·胡鲁贝克。458一94号。”
“说下去。”阿达拉扳弄着自己的手指头，格里姆把一个破旧的白色卷宗夹放到院长面前。
“胡鲁贝克，好像——”
“是那个大个子？他好像不是爱闹事的。”
“他一直很老实，直到今天才出了这桩事情。”格里姆不断伸缩着嘴唇，像鱼吐水似的，露出小巧整齐的牙齿。阿达拉看着心烦，便低头去读案卷。年轻的医生继续说：“他把脑袋剃成卡拉汗那样的光头。事先偷了一把剃刀。后来他把脸染成了蓝色。撅断了一只笔，把墨水混在……”阿达拉转过脸来望着格里姆，带着既像气愤又像困惑的神情。年轻人连忙说：“后来他钻进冰库待了一个小时。换了别人早就冻死了。等殡葬工来抬卡拉汗的尸体。胡鲁贝克把尸首藏了起来，自己爬进了卡拉汗的尸袋。护理员们检查尸袋时看到一具冰冷的蓝色尸体，所以就……”
院长的薄唇中发出一声干笑，他吃椋地感觉到唇上还带着妻子身体的味道，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蓝色？真古怪。为什么是蓝色？”
格里姆解释说，卡拉汗是自缢死的。“今天下午他们发现卡拉汗的时候，他的脸己经憋成了青蓝色。”
“那么他的脸色不会总是蓝的，我的朋友。绳索割断之后，他的脸就不会发青了。他妈的护理员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唔——”彼德·格里姆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他伤害运尸体的人了吗？”阿达拉问。今晚的某个时候他得好好计算一下，由于病人的脱逃，会有多少人控告州政府。
“没有。他们说，他们追着他，可是他不见了。”
“他们追过他，我确定，”阿达拉饥讽地叹了口气，又低头去看卷宗。他做一个让格里姆安静下来的手势，开始阅读关于迈克·胡鲁贝克的报告：
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单一症状，妄想型自称曾被十七家医院收留，从其中的七家脱逃。尚待核实。
阿达拉抬头看着他的助手：“从七所医院里逃跑过？”没等年轻医生的回答——这问题也无法回答——他又埋首卷宗。
……根据本州精神健康法第四〇三条，病人须无限期住院……有幻觉(听觉，非视觉)强烈的恐惧感发作时，病人可能会有分裂症暴力行为。病人的智力属中等或中上等。……只对最抽象的概念有理解困难……认为自己受到迫害，被人监视。认为别人都恨他，在背后议论他有复仇和报恩意图，常与重要故事或历史事件相关，似为其幻觉之一部分……对妇女尤其怀有敌意……
阿达拉又读了病人住院时医生写的报告：他的身高、体重、体能、健康状况、攻击性。医生脸上仍带着冷漠表情，心跳却加快了。他感到恐惧，却又怀着某种冷静的佩服，在心里感叹道：这狗娘养的是一头凶残的野兽！主啊。
“‘目前用药物控制：氢化氯普马嗪，每日3200毫克，分几次口服。’真是按照这个处方处理的吗，彼德？”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三克氢化氯普马嗪。”
“操，”阿达拉轻声骂道。
“至于用药的时候……”助手倾身倚到桌前，拇指头撑在一摞书上，指尖因用力而涨红。
“说吧。全都说出来。”
“他耍滑头，没吃药。”
阿达拉感到脸上一阵燥热。他压低嗓门说：“说。”
“放过一场电影。”
“电影？”
格里姆用两根长指甲敲出答答的声响。“是一部惊险片。好像是主角假装吃下了某种药——”
“你是说，在娱乐室？……到底怎么回事？”
“放了一部惊险片。主角其实没吃药。是药片。他假装吃下去，后来又吐了出来。好像是哈里逊·福特主演的。电影放后好几天，病人都学他的样子搞鬼。我猜想谁都以为胡鲁贝克不会那么机灵，所以谁也没认真盯住他。那部片子也许是尼克·诺特主演的。”
阿达拉慢慢吐出一口气。“他多久没吃药了？”
“四天了。嗯，算五天吧。”
阿达拉在他那训练有素的大脑中检索着资料，在“精神病药理学”类中搜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行为主要靠抗病药物控制。病人对氢化氯普马嗪不会像服用麻醉剂那样上瘾，但骤然停药会使胡鲁贝克恶心、头晕、出汗，并高度紧张，所有这些症状导致恐惧感的发作。
恐惧感一发作，精神分裂病人就变得格外危险了。
停服氢化氯普马嗪之后，像胡鲁贝克这样的病人时而会愤怒狂躁，时而会杀人。
有时病人会产生幻听说，你刀子耍得真漂亮，到外边去试试吧。
阿达拉想，胡鲁贝克还会失眠。那就是说，两三天之内都会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这时间足够他到处闯祸了。
阿达拉吟哦一声，这声音在昏暗的办公室回响着。他用手托着腮，便又一次闻到妻子的体味。他真希望时光能倒转一个小时，希望他从没听说过关于迈克·胡鲁贝克这个人。
“你们怎么发现他没吃药的？”
“有一个护理员，”格里姆解释说，一边又像鱼吐水似的努着嘴。“他在胡鲁贝克的床铺下发现了氯普马嗪药片。半小时以前。”
“谁发现的？”
“斯图·洛尔。”
“还有谁知道？谁知道他没吃药？”
“他，我，你。护士长。洛尔告诉她的。”
“哦，那好。听着，告诉洛尔，告诉他，再跟别人提起这件事，立刻就开除他。要绝对守口如瓶。等一等……”阿达拉想到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问道：“停尸间在医院的C区，胡鲁贝克怎么他妈的跑到那里去的？”
“我不知道。”
“给我查明白。”
“事情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吓得心惊胆颤的助手急忙说。“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我正在搜集资料，再作发表。”
“什么都别作。”
“你说什么？”
阿达拉厉声说：“不经过我同意不许泄露给任何人知道。”
“唔，那么董事会的人……”
“天啊，尤其不能让董事会的人知道。”
“没有没有。”格里姆赶忙说。
“天哪！”阿达拉喊道。“你该不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吧？”
“没有，当然没有。”阿达拉走进医院的时候，他正打算打电话到警察局。格里姆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指一直抖个不停。担心自己会因焦虑造成迷走神经故障而晕厥。或是吓得尿在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
“咱们好好想一想吧，”阿达拉思索着。“他现在一定在游荡……他在哪儿失踪的？”
“在斯汀森。”
阿达拉轻声重复着这个地名，用手指紧紧按住卷宗，似乎一松手它就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式精神病院的办公室飞出去，飞到黑呼呼的半空中。他的情绪舒缓了一点。“把尸体从停尸间拖到灵柩车上去的是哪个护理员？”
“洛尔是一个。我想还有弗兰克·杰苏普。”
“把他们叫来这儿来。”阿达拉忘记了不体面的裤子，起身走到满是污垢的窗前。窗子有半年没洗刷过了。“你的责任是保密，”阿达拉严厉地说，“绝不许任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懂吗？”
“是。”格里姆立即回答。
“还有，给我查出来他是怎么从E区逃出来的。”
“是。”
“如果任何人……向工作人员，或是向报界泄露，就开除他。不许报警，不许发布新闻。把他们叫到这儿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你说是不是？现在就给我把那两个护理员找来，马上！”
“罗尼，觉得好些没有？”
“我挺好，”矮胖的青年冷冰冰地说。“好不好又怎么样？你到底想干点什么？说实话。”
在罗尼把身体移开时，迪克·科勒医生能感觉到廉价的床垫弹簧在这个病人身下蹦蹦地弹起。病人一下子躲到床头，好像科勒要对他图谋不轨似的。罗尼闪动着眼睛，满腹狐疑地打量六个月来一直在为他治病的这位大夫——同时也是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和老师。他仔细观察着医生开始变得稀薄的卷发、棱角分明的面孔和瘦窄的腰身。他好像在努力记忆科勒医生的这些身体特征，将来好向警察报告。
“你感到不舒服吗，罗尼？”
“我不行，我干不了，大夫。我怕。”他像小孩受了冤屈似的抱怨着。忽然间他又变得理智起来，用正常的语气说：“我最怕电动罐头刀。”
“厨房里的？你不喜欢厨房里的干活？”
“不不不，”他哀诉着。“罐头刀。我受不了。你怎么老是不懂呢？”
科勒医生伸腰打了一个大哈欠，他困得支持不住了。凌晨三点他就醒了，九点钟来到这所恢复治疗中心，一直待到现在。科勒带领病人们做早饭、洗碗碟。十点钟，他打发四个病人做些零工，和员工讨论病患，以及调解病人之间的小纠纷。
剩下的时间他得照料另五名病人，他们有的没被雇作帮工，有的在休息——今天是星期天。科勒和这几个年轻的男女病人分别进行心理治疗谈话，然后分派他们进行日常家务事。他们分成小组去做对正常人来说极为简单的工作：削马铃薯，洗生菜，打扫门窗、洗手间，将垃圾分类处理，互相大声朗读。病人们有的低头皱眉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咬嘴唇、揪眉毛，哭着喊着不肯干。但是最后都把事情做完了。
后来就出事了。
吃晚饭前，罗尼犯病了。他旁边的一个病人用电动罐头刀打开一个金枪鱼罐头，罗尼惊叫着逃出厨房，引起连锁反应——好几个病人都歇斯底里发作。科勒医生终于维持住秩序，让他们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吃饭。吃完饭，洗了碗碟，收拾好房间，做完游戏，又经过详细商量决定该看什么电视节目。最后病人就着果汁吃药片，或是喝下柑橘味道的氯普马嗪。这就该睡觉了。
科勒顺着一层楼的过道走去，跟还没睡觉的病人道晚安——他们正和在休息室看电视的夜班护理员聊天。
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一阵微风，科勒不由得信步走到户外。已经十一月了，今晚天气却暖和得出奇。这使他想起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就读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夜，他从联合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机上走下来。那一年他经常往返于拉瓜地亚机场和罗利—杜拉姆机场之间。那一夜他从纽约度完感恩节回来。假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曼哈顿的玛瑞山精神病院度过的。接下来是星期五。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听他侃侃而谈。老先生坚持要儿子学内科——甚至说，如果年轻人不按他的设想选择专业，他就不出钱供他念书了。
第二天，年轻的迪克·科勒对父亲的盛情招待道了谢，就乘当晚的飞机回到学校。星期一学校开学，上午九点他到财务处申请了学生贷款，以资助自己继续学习精神病学。
科勒又打了一个大哈欠，心里想着自己的家——离这里半小时路程的一套公寓。这儿是乡郊地区，他本可以买得起一间大宅第，但他宁肯为工作方便而牺牲住宅的宽敞。他不用修树剪草，不用粉刷装饰。他只希望有一块安然独处的小窝。
科勒的公寓套房坐落在山上，窗外白天是一片片树林、田野，夜间是波里斯顿的万家灯火。这真是科勒在疯狂世界中的一座清醒的孤岛。
然而今晚他却又回到恢复疗养中心，爬上吱吱作响的楼梯，钻进一间10×20英尺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张帆布床，一个梳妆台，和一面钉在墙上的铁框镜子。
科勒脱掉西装上衣，松开领带，躺到帆布床上踢掉鞋子。他朝窗外望去，看到一片暗淡的星星，再往下可以看见西边有一条乌云将天空划成两半。要起风暴了。他听说这场风暴来势凶猛。他自己是喜欢下雨的，但他希望不要打雷，因为他的许多病人都怕雷。等他闭上眼睛之后，这个担忧立即就消失了。他现在只想睡觉。他能感觉到瞌睡已经袭来，两腿发酸。一个哈欠打出了冰凉的眼泪，不到一分钟，他就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