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要对这篇文章做公平的论断，就应该从音乐的命运中去感受苦痛，正如从外伤受到苦痛一样。当我因音乐的命运而感受苦痛时，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苦痛呢？那是因为音乐已被剥夺了美化世界和肯定的性格，现在已成颓废的音乐，不再是狄俄尼索斯的笛声了。但是，假如一个人觉得产生音乐的原由，就是他自己存在的原由，就是他自己感情表露的话：那么，他会发现这篇文章非常温和而谦恭。
作为一个老炮手而言，谁能怀疑我能把大炮瞄准瓦格纳？我具有这方面一切决定性的东西，我喜欢过瓦格纳。但毕竟，对一个比一般人较为狡猾精明的“不认识的人”加以攻击，而这个“不认识的人”又是别人不太容易看得出，这是我毕生事业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除了一个音乐骗子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不认识的人”需要我去撕掉他们的假面具，尤其是，我必须攻击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精神事务方面，不断地变得更懦弱，而在本性方面，则不断地变得更贫乏，也更“老实”，德国人以很大的胃口，把一切矛盾集于一身，把“信仰”与科学，基督教的博爱与反闪族主义，权力意志（建立一个帝国的意志）与谦卑的福音等，一股脑儿狼吞虎咽，吃了个干净。
所有这些，竟没有一点消化不良的迹象：在所有这些矛盾之中，他们不站在任何一边，好一个没有选择的胃口，好一个“不自私”。好一种正义感，将平等权利给予一切人，发现一切东西都是可口的：无疑的，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来到德国的时候，我发现德国人的口味，正等同看待瓦格纳和萨金恩的喇叭手。我亲眼看到莱比锡人如何创立李斯特学会，来培育和传播狡猾的教会音乐，以崇敬一个真正的和最德国味道的音乐家，这里所用“德国的”这个字，是就以往的意义而言，即海因里希·邵兹，德国人无疑都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不粗鲁，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不告诉德国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除了我，还有谁去做这件事呢？我是说他们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不但完全失去了对文化进步和文化价值那种广泛的观点，他们不但都是政治的（或教会的）傀儡，而且他们更诅咒这种广泛的观点，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先是“德国人”。他必须属于“这个种族”，只有这样，他才能决定一切历史的价值和价值的缺乏，只有这样，他才能建立它们。
“我是德国人”这句话构成了一个凭证，“而德国重于一切”这句话则构成了一个原则，德国人代表了历史上的“世界道德秩序”，在他们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上来说，他们是自由的指导者，在他们与十八世纪的关系上来说，他们是道德的复兴者，是“无上命令”的复兴者。恐怕还有一种反闪族史，还有宫廷史，对这种宫廷史，特雷茨基竟然不感到害羞。近来有一种愚痴的意见，即斯瓦比亚美术家维谢的理论，把德国报纸的流通，当作每个德国人必须赞同的“真理”。这就是说：“必须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整体，美的再生和道德的再生。”这些话真使我感到厌烦，我很想告诉德国人，甚至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告诉德国人关于他们内心上早已具有的东西。
过去四百年来，一切对文化所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内心，而且总是基于同样的理由，由于他们在面对现实时的根本怯懦，也就是面对真理时的怯懦。由于那几乎成为他们本能的虚假，由于“理想主义”，德国人剥夺了欧洲的收获，剥夺了欧洲最后伟大时期的意义。文艺复兴：当那些更高价值，当那肯定生命保证未来的价值，在他们拥护者的内心，胜过了那些堕落的价值时，这就是欧洲的收获。可是，马丁·路德，这个要命的修士，正当教会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时候，他不但恢复了教会，更恢复了基督教。
否定生活意志的基督教，居然成为一种宗教，马丁·路德真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修士，这个修士，因为“无法忍受”而攻击教会，但结果却恢复了它，罗马旧教很有理由举行庆祝会以纪念马丁·路德，并为他创作节日戏剧。路德和道德再生！毫无疑问的，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有两次不同机会，当德国人由于非常大胆和自制而获得一种诚实的、明白的以及完全科学的心灵态度时，他们曾知道如何去发现一条密道以回到旧“理想”，真理和理想调和以及在根本上如何拒绝科学和恢复虚伪的理由。
莱布尼兹和康德，这两个人是欧洲知识良心的累赘！最后，当一个最伟大的天才和意志力量，出现在跨越两个颓废世纪的桥梁上，而这个力量之强大，足以把整个欧洲结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政治和经济单位时，德国人以其独立战争，剥夺了欧洲的意义、伟大的意义，剥夺了拿破仑的生命。因此，他们该对一切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一切今天存在的东西负责，对有害于文化的衰弱和愚钝，苦恼着欧洲的民族主义精神病，把欧洲分化为许多小国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卑下政治负责。
他们剥夺了欧洲本身的意义和智慧，他们把欧洲带入穷巷，除我以外，有谁知道一条走出穷巷的道路吗？有谁知道一件足以重新结合欧洲各民族的伟大事业吗？
最后，为什么我不表示我的怀疑呢？对我个人，也是如此，德国人企图使一个伟大的命运，只产生一个羞怯的小人物。一直到现在，他们与我妥协：我不知道，将来是不是会变得好一点。啊！我多么地想在这里证明一个错误的预言：我的读者和听众早就是俄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将永远一样吗？在人类知识史上，代表德国人的，只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物，他们只产生了一些“不自觉”的骗子。这个字可以适用于费希特、谢林、叔本华、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以及康德和莱尼布兹，他们都只是制造面具的人。
德国人绝对没有产生过人类智力史上最诚实的智力，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产生过超越四千年来欺诈真理的智力，对我而言，“德国的智力”，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空气，在接近那种现已成为本能的心理上的不洁净，在所言所行中，这种不洁净把德国人的性格显示出来了，我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他们不能像法国一样，一个拉·罗希弗考德，一个笛卡儿，就比德国人当中第一流思想家，千百倍地诚实，他们决不能忍受十七世纪那种强烈的自我省察，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产生一个心理学家。但是，心理学是一个种族洁净与否的测量标准。
如果一个人不洁净，他怎么能够有深度呢？德国人像女人一样，我们决不能探寻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没有深度，甚至连肤浅都谈不上，在德国，所谓“有深度的”就是这种对自我的本能的不洁净，我们刚才已经说到过这一点，他们不会明白他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不可以把“德国的”这三个字当作一个普通形容词，以表示这种心理上的腐败吗？例如，德皇现在宣称解放非洲黑人，是他作为基督徒的一种义务。
在我们这些优秀的欧洲人当中，这句话就可以被称为“德国的”。德国人曾经产生过一本具有深度的书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构成深度。我知道好多学者们把康德当作有深度的。恐怕在普鲁士宫廷里，特雷茨基是有深度的。当我偶然赞美司汤达是一个有深度的心理学家时，在德国大学教授当中，我常常不得不为他们吃力地讲出他的名字。
为什么我不继续进行到最后呢？我喜欢承认一切东西。甚至被人们视为一个卓越的轻视德国者，也是我的一部分野心。在我26岁的时候，我早就表示过我对德国人性格的怀疑（请看《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三部分），德国人使我无法忍受，每当我要想到一个不合我本性的人时，我总会想到德国人。
我对人的第一个考验是看他内心有没有一种距离感，看他是否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等级和秩序，看他能否区别人和人的高低，因为这是构成一位君子所必需的东西。否则，他必然是属于那种赤裸的和非常温顺的一种人，即贱民，但德国人都是贱民，因为，他们都太温顺了，如果一个人与德国人交往，就会把他自己贬低了。德国人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一个相等的基础上。如果把我与少数艺术家，尤其是瓦格纳的相处除开，我可以说我没有与德国人消磨过一个愉快的时刻。如果数世纪以来最深刻的精神要在德国人当中出现的话，那么，某些救世主义者会确切地宣称，他自己丑恶的灵魂，至少也一样伟大。
我不能忍受这个民族，你跟这个种族的人总处得不好，这个民族不喜欢与众不同的人。但是，天哪，我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的双脚没有精神，因而甚至不能走路。因为德国人根本就没有脚，他们只有腿。德国人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多么丑恶，这一点本身就是他们丑恶的极致，他们不曾因为只是德国人而感到羞耻过。
他们对任何事都想置喙，他们认为自己适于解决一切事物，恐怕他们甚至会评判关于我的事情，我的一生就是这一点的证明。在他们当中，我没有发现过对我有任何一种圆通优雅的表示。在犹太人当中，我曾发现过这点，但在德国人当中，却从来没有发现过。我的本性是要对所有的人温和而仁慈，我有理由不划出区别界线，但是这点并没有蒙蔽我的眼睛。
我没有把任何人除外，更没有把我所有的朋友除外，我只能希望，这一点没有破坏我对他们具有仁慈态度的那种名声。有五六件我一向视为光荣的事情，然而事实上很多年以来，我差不多把每一封我所接到的信，都看作一种嘲弄。因为，在一种善意待我的态度中比任何怨恨的态度中，有更多的嘲弄意味。我坦白地告诉我每一个朋友说，他们从不认为我的任何一本著作有费心研究的价值。
从某些细微的迹象来看，我可以猜到，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著作的内容。至于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我的朋友们，除了在其中发现一种难以说明的傲慢以外，是不是还能发现别的东西？过了十年，可是，现在还没有人觉得他应该维护我的名字以对抗那不合理的沉默，我的名字被埋没在这种不合理的沉默之中。
有个外国人，一个丹麦人，第一次表现出充分本能上的敏锐和勇气来做这件事，他渐渐地埋怨我所谓的朋友们了。今天，有哪一个德国大学能像布兰德斯博士，去年在哥本哈根所做的演讲一样，来讲授我的哲学以证明他是心理学家呢？
我自己对这点决不感到苦恼。因为，凡是必然的东西，都不会使我不快。对命运之爱是我天生的本性。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不喜欢嘲讽。因此，大约在我那颠倒乾坤的《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一书发出毁灭性的霹雳之前两年，我把我的《瓦格纳事件》一书公之于世。德国人想要完全误解我以使他们自己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