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比别人知道得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我这么聪明？我从来没有思考过那些不是真正问题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我的力量。例如，我没有经历过任何宗教方面现实的困扰。我一点也不知道所谓“有罪”的那种感觉。
同样，我没有一种测试良心悔恨的标准；我觉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我不喜欢把我的行动置于危难之中；我喜欢从具有价值的问题中完全除去坏的结果。因为在邪恶结果之前，太容易失去观察一个行动的适当立场。我觉得良心的悔恨是一种“邪恶之眼”。
某些失败过的东西，正因为它已经失败，所以更应该加以尊敬，这更能符合我的道德观。“上帝”“灵魂不朽”“拯救”“来世”，这些都只是观念，我一点也不注意这些观念，也从来没有对这些观念浪费过我的时间，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虽然对于这方面，也许我从来就不够被称为一个小孩，我根本不知道作为一种结果的无神论，更不知道作为一种事物的无神论；对我而言，这是本能。
我太好问、经常怀疑、过分傲慢，以致不可能对完全显明地解决事物疑难感到满意。上帝就是这么一种完全显明的解决意图：在我们思想家看来，这是一种一点都不高明的解决方式。从根本上说，上帝不是别的，只是对我们的一种粗劣命令：你不应该有思想。我对另外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人类的拯救”对这个问题的依赖远比对任何一项神学奇迹的依赖更明显——营养问题。
为了一般目的起见，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获得最大力量，为了获得珍美的东西，为了达到摆脱道德教条的美德，你必须怎样小心地培养你自己？这里，我个人的经验可能是最坏的经验：我感到惊奇，居然要那么漫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从经验中获得理解。只有我们全无价值的德国文化，它的“理想主义”，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之内解释为什么在这方面，我是如此笨拙以至于我的无知几近神圣。
因为这种“文化”自始至终都要我们忽视现实事物，怂恿我们一门心思去追逐那些值得怀疑的理想目标，还美其名曰“古典文化”。这种做法，无非是想表明只要努力把“古典的”和“德国的”结合在一个概念，结合在古典文化之下，就创造了全新的东西！只要刻画一个“受过正统温软式教育”的莱比锡公民，你就感到这是可笑的！
我承认，一直到我长到很大的时候，我的食物，用道德名词来说，都是很坏的。厨师和其他基督徒同道人赞扬它是“无关个人的”“无我的”“利他的”。例如，莱比锡的烹调和我最初对叔本华的研究（1865），使我扬弃我的“生活意志”。如果要成为营养不良者，并弄坏一个人健全的胃，我觉得上述的烹调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据说1866年，这部分有一些变化。至于德国的一般烹调，其中有：十六世纪威尼斯食谱上的餐前汤；把味道煮掉的肉；与脂肪和面粉一起煮的蔬菜；面点变质为坚硬的面块儿！
此外，古人在正餐后全然食肉的习惯，不但古代德国人如此，现代德国人也是如此，现在你可以了解德国人智能的来源所在，一种有病的肠道。德国人的智能是消化不良的；它不能消化任何东西。但是，即使是英国饮食，虽与德国和法国饮食不同，我觉得它是一种“回归自然”，回归野蛮状态，然而这种饮食基本上与我的本性不适合。
最好的烹调，是皮得蒙的烹调。我不会喝酒：一天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或啤酒，我的生活就变得乱七八槽。住在慕尼黑的人，正与我相反。虽然我到很晚的时候才了解这一点，但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到它了。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相信，饮酒和吸烟最初还只是年轻人的浪费，最后简直就是坏习惯了。部分原因在于伦堡地方的酒，让我有这种苛刻的看法——相信酒使人兴奋，我应该早就是一个基督徒！换言之，我应该早就相信我所认为荒谬的东西。很奇怪，少量清淡的酒使我沮丧，而大量的酒却使我的行动几乎像离岸的水手一样。
甚至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在这方面表现出虚张声势的勇气。要在一个晚上撰作并抄写一篇长长的拉丁论文，奢望与我所模仿的对象塞勒斯特较量一下谁的文笔更严谨、更简洁，甚至会撒一点强烈酒精的香汁在作业上。当我在普福塔高等学校就读时，这种做法完全不适合我的生理状况，或许也不适合塞勒斯特的生理状况，即使它可能非常适合高贵的人。后来，到了中年时期，我变得更不能喝酒：在经验上说，作为一个反素食主义一样，我不能以充分的热情来劝告一切比较灵性的人绝对戒酒。水，可以满足同一个目的，从我的道德中，获得更多的忠告。
一餐吃得很多要比吃得不够更容易消化一点，消化良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整个胃部都发挥作用。因此，一个人应该知道他的胃有多大。在餐与餐之间，不要喝咖啡，因为咖啡使一个人沮丧，闷闷不乐。茶也只有在早晨才可以喝，少量，但要非常浓。如果太淡了，可能对身体很有害，会使你整天抑郁不快。这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不过可能的变化范围总是不太大，如果气候使人感到疲乏，那么早上也不要喝茶：最好在一小时以前，去喝一杯浓且去油脂的可可。不要老是坐着不动；不要相信任何不是产生于户外空旷之地的思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随着身体自由活动而来的思想，也不要相信任何不能鼓舞你筋骨活动的思想。一切偏执都可能是起于内脏。像我早已在别的地方所说过的一样，常常坐着不动的生活，是真正违反圣灵的一种罪恶。
营养问题与气候和地点问题密切相关。没有人能够随地生活：凡是一个需要完成伟大事业而这伟大事业又需要他全部精力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气候对迟缓或加速身体机能活动的影响很大，以致在地点和气候选择方面的任何差错，不但使人不能完成他的职责，而且还可能完全阻止从事他的职责，因而永远不能面对它。于是在他的身上，就永远没有足够的动物元气，可以使他获得欢欣的自由，以致可以对自己说：只有我才能做这个。
内脏上稍稍一点麻痹，一旦恢复正常以后，就足以把一个天才变成平庸人物，变成“德国式”人物：只有德国的气候，最能使最强壮健全的内脏变得衰弱。精神步伐的轻快或缓慢，密切地依赖着身体机能活动的速度：的确，精神本身只是这些身体机能活动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举出好些大智者曾经住过或现在正居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机智、聪明是构成快乐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天才必然是舒适惬意的；所有这些地方，通常都气候干燥。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等，这些地方证明一个事实：天才都依赖干燥的气候和晴朗的天空。
换句话说，天才都是有赖于快速的机能活动，都有赖于一种持续不断为自己获得大量精力的可能。我知道一个例子，有一个具有伟大而独立心智的人，只是由于不适宜的气候，使他变成一个狭隘的专家和畸形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诉诸理性并切实思考理性，我自己也很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现在，长久的实地经验告诉我，如何从自我观察中去认识气候和气象的影响力，就好像借助精确可靠的仪器去认识一样，因此，即便是从都灵到米兰这一段短短的旅程，我也可以用这种心理上的自我观察推测出空气湿度的变化。
所以，我惶恐地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我一生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险的十年，总是在那些不适合我的地方度过。我早就应该离开那些地方的。像伦堡、普福塔、修林吉亚、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这些地方都不适合我的体质。如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留下一点令人愉快的回忆，而以所谓“道德上”的原因，例如，用缺乏充分的友谊，来解释这一点的话，那是愚蠢的看法：因为直到今日我还是像过去一样缺乏这种友谊，可是并没有给我不愉快的感觉。
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我生命中多余而愚钝的因素，是对生理状况的无知，那种让人讨厌的“理想主义”，从这个“理想主义”中产生不出好的东西来，它不能带来任何解决与报偿。它所带来的结果，解释了一切错误，解释了很多迷失的本性，也解释了那些使我离开毕生事业的“谦卑专门化”，例如解释为什么我成了一位语言学家，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或其他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有所了解呢？
当我住在巴塞尔的时候，我整个心智和习惯，包括我每天的时间表：对我而言，可以说是我非凡力量的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对于我所消耗的力量，没有任何报偿，甚至没有想到它的耗尽和替换的问题。过去我缺乏那种由必要的本能所产生的保护作用，我缺乏那种敏锐的自负：我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与我同等的人，我是“无私的”，我忘记了我与别人之间的距离。总之，我是处在一种决不能宽恕自己的境况中。过去当我几乎到达终点，只是因为我几乎达到它时，我开始反省我一生中的根本荒谬，“理想主义”，疾病开始使我接近理性。
营养的选择，气候和地点的选择：在任何理由下都不能有错的第三件事，是关于复原或消遣方法。对我而言，一般阅读是我用以复原的一个方法：它是构成使我逃避自己的东西的一部分，是使我漫游于新奇科学和新奇心灵世界的东西的一部分，它是我现在不再关心的东西的一部分。当我埋首工作时，在我的四周是看不到书本的：我小心地不让任何人在我面前说话甚至思考。因为，那样就等于在阅读。
有人注意到下述事实吗？
当饱满状态表示心灵尤其是整个有机体不适于这种深刻紧张时，偶然事件和各种外来刺激作用得太过有力、透入得太过深切。一个人必须尽可能远离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壁垒是精神饱满最初的一种谨慎本能。要我容许一种陌生的思想秘密地爬过墙头吗？因为那正是阅读所指的意义，随着工作和创作时期而来的就是复原时期。
对我而言，一些令人愉快的、聪明的、智慧的书，就是我借以复原的东西，应该是一本德国书吗？我必须回到六个月之前，以我手头上的一本书，来了解自己。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出自维克多·布罗查德一项杰出的研究。读这本书时，我从前的一项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怀疑主义者，那两面的，不，多面的人，即哲学家中唯一可贵的人，在其他情况下，我差不多总是阅读少数几本同样性质的书，非常适合我需要的几本书以自娱。
也许我的天性不喜欢多读书，书房会使我生病。我的天性也不喜爱很多东西或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怀疑，甚至敌视新书，比“容忍”“心地宽大”及其他各种“友爱”更接近我的本性。因此，我一再重读少数几个法国作家的著作：我只相信法国文化，认为欧洲其他自称为文化的东西，只是纯粹的误解。更不必说德国的东西了。在德国，我所遇到的少数较高文化的事例，都源于法国，尤其是瓦格纳夫人，这位夫人在风格品评方面，是最杰出的一个人。
虽然我不读帕斯卡的著作，但实际上，我是喜爱帕斯卡的，他是最能发人深省的基督教的牺牲品，他慢慢地扼杀自己，依照一种最可怕的非人的残忍方式，首先在肉体方面扼杀自己，然后在精神方面扼杀自己。即使我的内心具有某些蒙田式的怨恨，谁知道呢？也许在我的肉体中也有。即使我的艺术欣赏力并非没有困难地维护像莫里哀、高乃依、莱辛这些人以对抗像莎士比亚那样狂放的天才。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不把现代法国人也看作可爱的友伴。
在历史上，我不能想象任何一个世纪，能够像今天的巴黎一样，可以找到这么多让你很想知道、也很精明地洞悉人类心理的天才在一起。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名字出来，他们实在太多，例如布尔热、洛蒂、吉普、美雅克、法朗士、勒美特尔：或者选出一个最出色的人，一个真正的拉丁人、我特别喜欢的莫泊桑。
在我们自己人当中，我对这一代的人甚至比对那些大师更倾心，因为这些大师都被德国哲学腐化了。例如，泰纳被黑格尔哲学腐化了，泰纳对伟大人物和伟大时代的误解，就是由于黑格尔哲学造成的。只要德国所到之处，他就腐蚀了文化。战争第一次“拯救了”法国精神，司汤达是我生命中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件。因为，在我生命中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是意外的，而不是有意安排的。
司汤达是很了不起的，他具有一种能够预知人们心理的眼光。他对事实的把握，使人想起那些最善于把握事实的人。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他是诚实的无神论者，一个在法国历史上少有而难得发现的典型无神论者，梅里美引为最大的光荣……也许，我会嫉妒司汤达？
我曾经说过一句最好的关于无神论的笑话，这句笑话是所有人类未曾说过的，可是司汤达的话，使我的笑话逊色了，他说：“上帝唯一的理由是他不存在。”我自己曾经在某处说过，向来对生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上帝。
海涅使我获得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在所有时代中，我都没有找到像他那种悦耳热情的音乐。他具有一种神奇的狂野魔力，没有这种魔力，我简直不能想象美是什么东西。当我判断某些人，某些种族的价值时，我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想象出萨提尔这个半人半兽性质的神。他是多么巧妙地对付德国人！总有一天，人们会宣称海涅和我是德语世界里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远远超越纯粹德国人用这种语言所能成就的一切。
人们一定会把我与拜伦的曼弗雷德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在我自己的心灵里，我曾发现他所有最内在的东西。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成熟得可以阅读这本书了。文字误我，我只是偶尔轻视那些胆敢在曼弗雷德之前提到《浮土德》的人。德国人不能获得一种伟大的概念。试看舒曼就知道了：由于对这位撒克逊人表示愤怒，我作了一篇相反的曼弗雷德序曲，普罗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与这个序曲相类似的东西：这完全是亵渎音乐女神。我要为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找寻最高的公式时，我始终发现下述一点，就是他想象出西泽这个典型。
一个人不能想出这些东西，他要么就是这东西，要么就不是这东西。伟大的诗人只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发掘，这种情形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致后来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在看一看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我在房间里来回地走了半个小时，不能控制一阵无法忍受的情绪，唏嘘不已。现在我不知道有比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更为令人伤心的：他是多么需要扮演小丑，他一定好难受。
汉姆雷特被了解吗？驱使一个人疯狂的不是疑惑而是确定。但是要觉察到这点，一个人必须是深奥的，必须是一位哲学家，我们都惧怕真理。说实话，我直觉地感到，培根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的创始者和自苦者。对那些美国傻子和笨蛋的饶舌，我关心些什么呢？但是，在想象方面希求最伟大的实在主义力量，不能与行为方面希求最伟大实在主义的力量相比，不能与恐怖的东西，不能与罪恶相比。实际上，它要先假定后者的存在。
我们对培根，所知的不够多，他是第一个实在主义者。因此，我们无法确知他所做的任何事，他所希望的任何东西，以及他自己经历的任何东西。批评家下地狱去吧，假定我不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例如以瓦格纳的名字。那么，两千年来的见闻觉知不足以看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作者，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幻影。
说到我生命力的复原，我必须对供给我最大和最旺盛刺激的人，表示几句感谢的话。这是指我与瓦格纳的密切关系。我很轻易地忽视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但是，如果我生命中失去那些在德雷斯登的日子，那将是无比的牺牲，那些充满信心、愉快、光辉和奥妙时刻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曾把瓦格纳看成什么人：但是，没有乌云遮盖过我们的天空。这点再把我带回到法国，我与瓦格纳的崇拜者没有发生什么争论，这些瓦格纳的崇拜者由于相信他像他们自己一样而去赞扬瓦格纳：对这些人，我只表示我的轻蔑。
由于我的本性与一切条顿式的东西不兼容，以致只要有德国人出现的地方，就会阻碍延迟我的消化，所以，我与瓦格纳的最初接触，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我受他的影响，我尊敬他，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人不同的人，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式美德”相反、并反抗“德国式美德”的人。我们这些呼吸五十年代潮湿空气的儿女，对“德国的”这个观念，必然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不得不成为革命的人，我们不能赞同一个虚伪者当道的环境。这个虚伪者今天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是否披上猩红的服装或穿上骠骑兵的制服，我觉得这是无关重要的。
瓦格纳也是一位很优秀的革命人物，他摆脱了那些德国人，除了巴黎以外，欧洲其他地方，是没有艺术家生存余地的。那种作为瓦格纳艺术条件的所有五官的聪敏，对差异性的敏感，对心理病态的敏感，这些都只能在巴黎才可以发现。别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对形式问题的爱好，对周围状况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是突出的巴黎式的重视。
在德国，一个人根本没有巴黎艺术家心灵中那种伟大的野心。德国人是温顺的。瓦格纳以往一点也不温顺。但是，关于瓦格纳所带来东西的问题（见《善恶的彼岸》中第269号警句）以及与瓦格纳关系最密切的人，我早已说得够多了。他是一个法国后期浪漫主义人物，像德拉克洛瓦和贝辽士一样，那些趾高气扬而志向远大的艺术家，都是病弱而无可救治的。
他们都是表现的盲目崇信者，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匠人。谁是第一个有才智的瓦格纳追随者？是波特莱尔，这个人也是第一个了解德拉克洛瓦的人，那位典型的颓废者，这一代的艺术家都在他身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也许他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宽恕过瓦格纳？因为他降格跟从德国人，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德国所及之处，他就腐化了文化。
当我考虑所有事物之后，我发现如果没有瓦格纳的音乐，那么在我的少年时期之后，就决不能继续活下去，因为我似乎注定不适于生活在德国社会中。如果一个人想要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抑郁感，他可能要吸食大麻。那么，过去我沉溺于瓦格纳音乐中。瓦格纳是一种与一切德国人的东西相反的毒药，他是一种毒药，这一点我无法否认。自从《特里斯坦》被改写得适于钢琴演奏时，我就是一个瓦格纳的崇拜者。
我认为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都不值得我重视，它们都是太普遍了，太“德国式”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寻找一件在可怕的魔力方面，在可怕但可爱的无限潜能方面能与《特里斯坦》相匹敌的作品。在一切艺术当中，我都没有找到。与《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比起来，所有达·芬奇的杰作，都失去了可爱之处。这篇作品毫无疑问是瓦格纳的登峰造极之作：《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两篇作品，对他而言，只能说是消遣之作。
变得更为健康，这对像瓦格纳那样的本性而言，是往后退了一步。为了要成熟得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我认为活在适当时间以及活在德国人当中，是最大的幸运：心理学家的好奇心，非常强烈地在我心中活动着。对一个从来没有不健康以致足以应付这种“地狱靡靡”之辈而言，世间一定是一个恐怖的东西。在这里，一个人可能甚至必然地用上一种神秘的公式。我想，我对瓦格纳所能创造的令人惊叹的事物，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对那些只有瓦格纳才能达到的奇妙狂喜，比任何一个人了解得更清楚。同时，现在我的力量足以使那些最可疑危险的东西转变为有利于我的东西，因而我变得更为有力，所以，我把瓦格纳看作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
我们两人都遭受过，甚至透过彼此的手而遭受过比这个世纪大多数人所能忍受的更大苦闷，这个事实乃是把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的联系物：而这个联系物将永远把我们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正如瓦格纳只是德国人当中的一个误解一样，我也是如此，并且将永远如此。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必须先具有两世纪的心理和艺术的熏陶……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将时钟的针拨回来。
关于我对音乐所真正需要的，我要对我读者中最特殊的读者说一句简单的话。像一个十月的下午一样，它令人愉快，但也深奥，它将独一无二，放任，温和，同时也像一个淘气优雅的娇美可爱的女人。我永远不会承认，德国人会懂得音乐是什么。那些被称为德国人的最伟大音乐家，都是外国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或犹太人。或者说：像海因里希·舒茨、巴赫及韩德尔这些人，他们都是属于坚强一类的德国人，这种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只要把肖邦的才能给我，我自己身上就有足够的波兰气质，以产生其他各种音乐。
基于三个理由，我要把瓦格纳的“齐格菲”除外，也许，也把李斯特的某些作品除外，在管弦曲的壮丽音符方面，他胜过所有其他音乐家，最后，我要把从阿尔卑斯山那边产生的所有作品除外，也就是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我不知道如何除去罗西尼，我更不知道如何除去我在音乐方面的南方对手，我的威尼斯好手贾斯第。而当我说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时候，我真正所指的只是威尼斯。要想为音乐再说些话，我必然会回到威尼斯。我不知道如何区别眼泪与音乐。如果没有一种恐惧的战栗，我不知如何想到喜悦或南方。
我伫立在桥上，
后来，却在黑夜中。
从远处传来歌唱的声音；
在优美的涓滴中逝去。
越过灿烂的边际。
狭长的平底小船、灯火、音乐沉醉，
天鹅在远处的黑暗中……
我的灵魂，一个弦乐器，
在幽暗中移动，
偷偷地唱一支平底小船之歌，
在光辉的快乐中闪耀。
曾有人倾听吗？
在所有这些事物中，选择食物、地点、气候和娱乐，自我保存的本能最占优势，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以自卫本能的方式明显地表露出来。限制一个人听觉和视觉范围，把一个人自己孤立于许多事物以外，这是初步的自虑谨慎，这是表示一个人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必然的东西的初步证明，表示这种自卫本能的一个惯用字是“鉴识力”。不但当“是”这个字表示出“不偏颇”的地方，我们不要说“不”字，而且要尽可能不说“不”字。
一个人必须摆脱一切使他重复说“不”的东西。理由如下：一切抵抗力的消耗，不管有多么稀少，只要变为规则，形成习惯，总是含有大量、绝对过多的损失。我们体能的最大消耗，是由一点一滴少量消耗累积而成。保持自己不动，跟许多东西保持距离，是一种体能消耗，而且是一个纯粹趋向消极目的的体能消耗。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不断需要保护自己的人，可能大大地削弱体能以致不能再保护自己了。
假定我要走出我的房子，并且，离开这安静而高贵的都灵而找一个德国乡镇，我的本能将要集中力量以对抗从这个世界而来，对它加以侵袭的一切东西。假定我发现一个德国城市，它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中生长的一种罪恶组织，但是，在那里，任何一件事，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外来的，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变成一只刺猬吗？但是，要拥有刺就等于消耗力量，这是一种双重的耗费，因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能够除去它们而张开我们的双手。
另一种自虑谨慎和自卫方式，是尽可能少地做反应，使自己脱离那种迫使一个人停止他的“自由”和创造力，而只变为一束反应的环境和处境。这种自虑谨慎和自卫方式的一个好典型，就是与书本接触。除了埋首于一大堆书籍中之外，实际上无所作为的学者，平庸的语言学家，一天可以打发两百本书，最后完全失去了为自己而思想的能力。如果没有书本在他的手上，他就根本不能思想。当他思想的时候，他是对一个刺激发生反应（一个他所读到的思想发出反应），最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
学者把他所有的能力都放在肯定、否定或批判早被想出来的东西上，他自己不再思想了，他本身的自卫本能消灭了，否则他会对书本有所排斥。因此，学者是一个衰颓者。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具有天赋的，秉性良好的以及自由的那种本质，早已“读得粉碎”了，只有火柴在它们能够除去任何火花，或“思想”之前，才需要划亮。当一个人的力量正在充沛而方兴未艾的时候，曙光时读书，简直是罪恶！
现在，我再不能不对下述问题，做直接回答，即一个人如何成为他现在的情形。这里，我接触到自我保存技术的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了——自利。如果我们假定，一个人的毕生事业，一个人毕生事业的决定与命运，多少有几分超越一般标准，那么，就没有东西比面对一个人的自我和这个毕生事业更为危险的东西，一个人成为他现在的情形这个事实，须先假定他对他现在的情形没有一点怀疑。
从这个观点来看，纵使一个人生命中的差错，纵使暂时的偏差和失误，纵使浪费在那些远离中心目标的工作上的犹豫、懦怯和热诚，也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些东西里面，可能有产生伟大智慧、最高智慧的机会，在那些所谓“反求诸己”，走向毁灭的环境中，自我忘却、误解、蔑视、自我的狭隘化和平庸化等，就等于理性的本身。用道德上的名词来说：爱一个人的邻居以及为他人和其他东西而活，可能是保持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是特殊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与我向来的习惯和信念相反，我是站在“无我”倾向一边的，因为，在这里，这些倾向是有助于自利和自制的。整个意识的表面，必须除去任何重大的强制性。甚至要当心每一个显著的词句，要当心每一个显著的行动：它们都导向一个危险的可能性，那就是说本能也许会太快地“了解自己”。同时，因为构成“观念”注定要胜过其他东西，所以在内心不断增长，它开始发生支配作用，它慢慢地使你从谬误中回转过来，它促成一个人的各种性质和能力，而这些性质和能力有一天将成为你整个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主要事业，“目的”“志向”和“意义”方面，透露一点消息以前，它会慢慢地培养一切有用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去，我的一生简直就像惊涛骇浪。为了重新评估各种价值，也许需要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才能：尤其需要那些现在还不一定互相矛盾和破坏的对立才能。各种能力中的等级次序；距离感；不产生敌对的分隔技术；不混杂任何东西；不调和任何东西；种类繁多但不混乱，所有这些都是我本能的最初情形，是我本能的长时期秘密作用和技巧。
它的保卫性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致在任何时候对我内心所成长的东西，我都没有获得任何暗示，直到我所有的能力突然间都达到成熟阶段，在某一天完全爆发出来为止。我想不起我曾经耗费心力的任何事例，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斗争的迹象：我是一个与英雄气质相反的人。像“忌欲”某些东西，“追求”某些东西，心中存有“目的”或“欲望”，在我的经验中，我毫不知道这些东西。在这个时候，我展望我的未来，就像在平静的海上一样：没有任何期望扰乱它的宁静。
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东西会与它现在的状况有所不同：我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我总是一样。我从来没有任何欲望。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活了四十四岁以后，竟然能够说，他从来没有为荣誉、女人或金钱烦心过。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大学教授，这种念头过去从来没有进入我的脑海中，因为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四岁。两年以前，有一天，在同样情形下，我变成了一个语言学家，我之所以成为语言学家，是因为我的老师里敕尔要我把我的头一本语言学著作在他主办的杂志上发表。
里敕尔，我是带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提及这个名字的，他是我曾经认识过的人当中，唯一具有天才的学者。他拥有我们修林吉亚人所特有的，甚至让德国人都同情的那种引人注意的癖性，甚至达到那种我们喜用迂回方式所达到的真理。人们不要把这些话误解为具有任何反对之意，像我修林吉亚同乡，那有智慧的兰克一样……
人们会问我，为什么我竟会叙述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根据通常的标准来说，为什么我竟会叙述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尤其是，如果我命定要承担伟大事业，那么，这样做，我像在损害自己。我的回答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饮食、地点、气候、娱乐，所有自爱的辩解，比人们向来认为根本的一切东西，更为重要。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学习。其实，人们此前热心重视的东西，甚至都不是实际的东西。它们只是幻想，它们都来自不健全本能的谎言，它们都来自有害本能的谎言。所有关于“上帝”“灵魂”“美德”“罪恶”“来世”“真理”“永恒生命”等概念。
人们奢望在这些概念中寻求人性的伟大，寻求人性的“神性”，所有政治问题、所有社会秩序问题、所有教育问题，都彻头彻尾地变虚假了，因为最有害的人们被视为最伟大的人们，也因为人们被要求去轻视这些“细节”，去轻视这些生活的基本需求。现在，如果我把我自己与那些向来被视为人类中第一等的人比较一下，其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我不认为这些所谓“第一等”人是真正的人类，对我而言，他们是人类的渣滓，他们是疾病和怨恨本能的产物：他们都是些怪物，他们彻底腐化，根本无药可救，仇视生命。我是与他们完全相反的。对任何健全本能的迹象非常敏感，是我的特权。在我的身上，没有一点病象，即使我时常患着严重的疾病，但是我从来没有变成病态的：在我的本性中，你找不到一点狂热的痕迹。
在我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没有人能够指出我曾采取过傲慢或悲伤的态度。悲伤态度不属于伟大：一个需要采取一种态度的人是虚假的。小心所有装模作样的人，当生活需要我付出最大的努力时，我觉得它是最容易的。凡是在这个秋天的七十天中，能看到我的人，在我身上都看不到一点紧张的痕迹，相反，只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愉快，因为在这七十天中，我怀着一种对后世的责任感，毫无间断，完成了很多伟大的工作。
在我之前，没有人曾经做过这么多工作，在我之后，也不会有人做这么多工作。我从来没有比现在这样更能享受过我的饮食，也从来没有比现在睡得更好。我不知道除了以游戏方式处理伟大事业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就作为一个伟大的象征而言，这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少的束缚，郁闷的样子，语气方面任何冷酷的声音，所有这些东西都不适于一个人，更不适于他的工作！
我们的神经不要紧张，即使感受孤独之苦也是一种妨碍，我经常苦恼的唯一东西是“繁杂”，也就是我心灵的变化无穷。在我柔弱的七岁时，我早已知道，人类的任何言语都不会影响我。因此，曾经有人看见我怏怏不乐吗？今天，我还是具有对一切人都同样殷勤，甚至充满了对最卑下者的顾虑：尽管如此，却没有一点傲慢或轻视的意味。
我一生都在气恼那些在血管中具有卑劣血液的人。我认为人类所具有的伟大是对命运的爱：一个人无论在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希望改变任何东西。他不但必须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它！在面对必然性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虚假的，但他必须去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