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双向四车道靠近十字路口的位置。清晨六点半，还没到上班上学的时间，没什么车经过，每分钟只有一两辆。
我正沿着棚冈佑真驾驶的路线行走。我尝试模拟他无证驾驶一辆时速六十公里——远超过速度上限的汽车，从南向北笔直行进的视角。
为了在十字路口右转，车子提前进入右侧车道，丝毫没有减速，直直冲进路口，飞速拐弯。因为车速很快，转弯的弧度较大，他勉强把车身维持在了车道内。尽管如此，可能因为失去了平衡，没开多远车就冲上了人行道，事故便发生了。
车道上还留有车胎摩擦的痕迹。那几道黑线看起来有点像黑胶唱片的沟槽，仿佛只要把唱针放上，就能回放出车祸的冲撞声、被害人的惨叫、人生被撕碎的残酷旋律。
车道和人行道之间安装了护栏，其中一部分被连根拔起，应该是被车撞坏的。在栏杆的残骸旁边留下痕迹的怪物，夺走了被害人的性命，也瞬间摧毁了加害人的人生。
那里摆放着祭奠死者的花束。其中应该有与被害人相熟的人献上的，可能还有看到事故报道后感到无比痛心、来到现场的普通人献上的。被人无证驾车夺去性命，这一定是世上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死因之一。因此，人们对被害人抱以莫大的同情，同时对加害人表现出更深的愤怒。那些同情、不甘、愤怒和哀悯，最终汇聚成了放在这里的花束，也体现了世间对这起案件的高度关注。
站在花束前，我不由得想象起车祸之后的混乱状况。
我想到棚冈佑真的脸。那个低头坐在鉴别所的调查室、只知道回答“是”的少年，当车子冲断护栏撞倒行人时，他坐在驾驶席上在想什么呢？
我记得那辆车的挡风玻璃被撞裂了。他当时是不是呆滞地凝视着眼前的蛛网状裂纹呢？
棚冈佑真绝口不提车祸发生时的情况，我觉得到现场来应该能了解一些，便在上班前提前出门，来这里一趟。“你专门跑一趟，但很可能什么都发现不了。”妻子无奈地提醒。她的预测十分准确。她还笑着说：“你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帮忙给儿子准备早餐，或喂女儿断乳食品，这样至少有一个人能得到帮助。”
旁边走来一个与我母亲年纪相仿的妇人，她站在花束前双手合十。我担心在这里碍事准备离开，突然听到她问：“你是死者家属吗？”
“不是。”我慌忙摆手。其实我也想问她同样的问题。
“真过分啊。”妇人说。
“嗯，是啊，真的是。”虽然不太清楚她在针对什么抒发感慨，我还是应了一句。
“你想啊，反正是少年犯，肯定不会受重罚。明明夺走了一条人命。”
因为《少年法》的目的在于让他们改过自新，而不是予以惩罚。不过这话说出来也没什么用，她想要的并不是这种解释。
“既然开车把人撞死了，就该也被车撞一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其实不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听到杀人犯没有被判死刑，理由之一是“只有一名死者”时，面对如此荒谬的理由，任何人都会不知从何反驳。难道人命不是以一换一吗？杀人还要先到先得？一想到这里，就会想去寻找自认为合理的规则。可那样的规则不会太过时吗？
“凶手肯定没在反省。”妇人说，“他一定没把社会当回事。那种年轻人，就算把人撞死了，也只会觉得‘哎呀，这下麻烦了’而已，对吧？”
“不知道啊。”是否在反省、是否意识到犯了罪、到底有多后悔，这些恐怕连少年自己都无法把握。一个未曾与之谋面的人，仅凭新闻报道就想判断出少年的心情，简直难上加难。尽管如此，我仍无法否定那种心情。人们的心中总是充满了“一定”和“反正”。“他到底在想什么呢？”即便如此，我们依旧要设法理解少年的想法，探究他们的真心。虽然很困难，却不能放弃，还要时刻牢记着这种困难。
“没有驾照还出来飙车，简直太荒唐了！要是时间再晚一点，就有可能撞到上学的小学生了。太可怕了！”妇人抬手遮住了嘴，“我觉得啊，未成年人应该跟成年人接受同样的惩罚。”
“是。”我根本无意反驳，也没有必要告诉她这种案子很可能会进入刑事审判。“不过我总是在想，那要从几岁起才好呢？”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和一个两岁的女儿。”
“哎呀，他们一定很可爱吧。我也有孙子了。”
“假设我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有一天不小心骑上了开着引擎的摩托车……”
“小学生可以骑吗？”
“假设他不小心推了一下，结果摩托车动了起来，撞到了人。”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可那又不是故意的。”
“假设他是初中生呢？”
“现在有些初中生也挺坏。不过，其中也有完全没有恶意或确实不是故意的情况，所以也没办法。至于恶作剧……”
假设那个初中生的家庭环境非常恶劣呢？
人不是机器，在成长过程中势必会受到周围的影响。
当然，一定有人会说“就算家庭环境不好，有的人还是会规规矩矩地生活”或者“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犯下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我在调查案件时，有人直接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也曾看到类似的言论。其实，我完全理解。
说到底，家庭环境完全没问题的人应该几乎不存在。虽然存在贫富差距，而且有钱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并不说明能有完美的家庭或负责的监护人。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完美的家庭该如何定义。自从有了孩子，我切实的感受是，每天都在烦恼什么才是正确的，无论看多少本育儿书，都没办法弄清楚。阵内曾一本正经、不带一丝嫌恶和嘲讽地问：“写那本育儿书的人是怎么养育自己孩子的？”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那些育儿书作者的孩子，真的长成了好人，长成了优秀的大人吗？还有，好人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呢？
“听说凶手失去了父母。真是太惨了。”妇人继续说道。
此时，我开始怀疑她并不是对惨烈车祸深感同情的过路人，而是更熟悉情况、积极跟人谈论此事的好事者。
“失去父母确实挺惨的。”我把对方的话重新打包一遍说了回去。
“不是那个意思。你瞧，反正人们一听说那种事就会心软。”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就算失去了父母，一般人也不会无证驾驶撞死人吧。那些努力生活的孩子听了要生气的。”
“可能吧。”明明不是当事人却硬要替当事人表达心情，对于这种人，我总是会有点戒备。“那个人一定会这么想”——那些能轻易如此断言的人，都有过分自信的嫌疑，或许他们并没有想过，对当事人来说，那些想当然的断言只会徒增困扰。
我想到了棚冈佑真。
他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失去父母，后来被伯父养大。
当然，伯父一家并非坏人。应该说，他们突然要养育这么一个侄子，因这起事故受到了巨大影响，也算是受害的一方。这就好比状态良好的先发投手突然乱了阵脚，于是中继投手强行提前上场，连到练投区热身的时间都没有。不，不对，伯父一家恐怕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能上场，简直就是本来在观众席上坐得好好的，却被教练指着鼻子说：“你给我上！”
“不过啊，这场车祸真是太惨了。哪怕偏上一点点，旁边牵狗散步的老爷爷也会被撞到。”
“原来还有人在散步？您知道那个老爷爷住哪儿吗？”
“你是警察？”
“啊？”
“寻找目击者不是警察的工作吗？”
我那句话并没有什么深层的用意，只是想如果当时有人在旁边，并且我能找到那个人询问当时的情形，说不定能弄清棚冈佑真到底是怎么开的车。当然，这些警方都已经调查过了。只是根据我并不算太丰富的经验，相比目击者的亲口诉说，公文式的资料确实会漏掉一些细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很多时候都存在一些与文章不尽相同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