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天津卫的闲人都听说了，本地最出名的花花公子崔大少，居然用了3年多的时间在等一个人，但到底是在等谁，却没有人能说清楚。1931年9月20号的《新闲话报》上突然刊登出一篇文章，名为《崔大少揭秘》，篇幅之长，仅次于对两天前“九一八事变”的报导，作者是有名的记者红袖馆主，文中说：北伐胜利那年，崔大少一夜之间就把家败了，从此他在日租界著名的大旅社息游别墅门前摆鞋摊度日，然生意清淡，怕是难以糊口云云，……据笔者多方调查，并亲往观察其人数日，种种迹象证实他确是在等候，然被等候者是何等样人，坊间猜测不一，大体上有一十八种说法，其中一十五种说法认为他是在等一个女人……。
崔大少把读过的报纸整理好，交还给息游别墅的账房，随口道：“这个记者可真能白话。”这句话被作为当事者本人对文章的证实，由账房传播出去，于是，人们终于把思想统一到红袖馆主旗下——崔大少其实是个情种，便对他在等待什么样的女人越发地好奇。
当年衣饰光鲜的崔大少，如今穿得不大像样，头上的毡帽已经很破旧了，由于一年四季都戴着，夏天的汗渍在上面留下了一圈圈年轮般的白碱。岫玉的帽正也开了线，他从大襟上取下根针线，重又将帽正的四角钉得牢牢的。这个东西若是被遗失，他这三年也就白等了。
关于崔大少在毡帽头儿上不伦不类地钉了块帽正这件事，周围的人只当他是败家后的精神失常，唯有日本大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一眼便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去年夏天，土肥原偷偷来到息游别墅会见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他本已经走进大门，却又慌忙退了出来，人也没见，便径自坐上汽车离去。根据与他同行的间谍上角利一战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是如何把溥仪带到满州的》记载，回程的路上土肥原对他讲，那人头上的毡帽是个暗号，他必是监视息游别墅的间谍，这对他正在策划的那件大事极为不利。此后，上角利一派人监视了崔大少一个多月，甚至让间谍们假借醉酒撒疯，抢下他的毡帽来细看，却没发现任何疑点，由此上角利一得出结论，土肥原虽然得享大名，但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对崔大少他就看走眼啦。
然而，日本人心粗，他们没有注意到，崔大少那块看似是“五福捧寿”的帽正，其实雕着6只蝙蝠。
通常是早上7点30分，大魁会在上学前路过崔大少的鞋摊，把他娘做好的布鞋送过来。大魁他娘原本是两天才能做一双布鞋，近来她发现了可以雇邻家妇女帮忙干活的诀窍，便每天五双八双地生产，由此她们母子的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但这对崔大少的收购能力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大魁的爹是崔大少的拜把子兄弟，除去家里穷，为人无可挑剔。三年前崔大少败家之后，他这位把兄弟一跺脚，离开本地出门闯荡去了，至今没有音信，于是崔大少便让大魁告诉他娘在家里做布鞋，做多少他给卖多少，挣的钱保证够他们母子过日子和供大魁上学。
“他崔大爷，您辛苦啦。”原来是大魁他娘来了，三年多没见面，她并没有见老，却是满面泪水。他忙问：“大魁哪？”她道：“在意国医院里，说是得了白喉。”他问：“得多少押金？”她道：“得100，我手里有80，剩下的就没办法了。”
崔大少想了想，道：“你先回医院把80块钱交上，过会儿我就让人送钱去。”大魁的娘把鞋放下，泪水却流个不停，抽抽搭搭地去了。
崔大少从棉衣里摘下只怀表，拔腿奔了街对面前任黑龙江督军开的当铺，再回来时手中多了一卷现大洋。“老何，”他叫过息游别墅的门役，“你过河一趟，把钱送到意国医院，给大魁他娘。”老何死心眼儿，问：“你怎么不自己送去？”崔大少一摇脑袋，没有回答。
突然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激动得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为了这句问话，他足足等了3年零两个月，不由得他不面热心跳。
那人又问：“要是没有，桃木的也行？”
这一句便与事先设计好的对白不同了，崔大少非常失望，抬眼一看，见问话的是个衣装华贵的女子，想必是刚在息游别墅打了一宿麻将牌，天亮要回家了，才想起婆婆让她给买弓鞋的事，便没好气道：“您往前走几步，盛锡福一准有。”
这前前后后的一切，都被躲在餐厅里观察崔大少的红袖馆主看到了，他拿出采访本做笔记：据息游别墅门役说，崔大少每天早上都会收到一个男孩给他送来的布鞋，但两三年来，却未见卖出去一双。那些鞋到哪里去了？崔大少与做鞋的人是什么关系？……长期在此包房的新一代女校书刘小姐称，崔大少与她是大学同窗，精通英法文字，能写能算，可以轻易在洋行、海关、邮电局找到高薪工作，不想却在此卖鞋自污，必定与感情事有大关联……。
一个多月之后，11月8号，红袖馆主发表了对崔大少的最新报道：众人原以为崔大少在苦苦等候出外未归的恋人，其实谬矣，据可靠消息来源称，……近日崔大少多次委派他给那妇人送钱，少则十七八，多则百十块，而此妇人的丈夫实为崔大少的结拜兄弟，失踪多年，生死不明……。
红袖馆主故意没有写上与鞋相关的内容，因为，崔大少存下来的几百双布鞋，已在前几日被他转手卖掉了。这原也是笔意外之财，前几天日本人找大混混儿袁三爷组织一批闲人闹事，但所有人都明白，替日本人干活，能多弄一个算一个，于是，众人除每日饭食工钱之外，又多要了两双鞋钱。不想日本人脑袋不好使，以为这些人真的要鞋穿，便把这事委托给内藤洋行，而他的大舅子正在内藤洋行当采买，便揽下了这桩生意。钱是按两块二一双领的，但给崔大少的却是一双鞋6毛钱。这种事不能写到报纸上，日本人小心眼儿，万一瞧见了，必定会跟他找后账。
下晚的时候，崔大少看到一群群，一队队的混星子、流氓、青皮光棍儿们光着脑袋，轮着手枪，从他眼前经过，奔华界去了，不一会儿，华界那边传来一阵阵枪声，有人跑回来说是混混儿冲进了华界，一路放枪一路抢，已经抢过了东马路，正往估衣街那边去。他们抢了谁跟崔大少无关，唯一有关系的，是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大魁他娘亲手做的布鞋。
没有了这几百双鞋，他崔大少从此就狗屁也不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一个从同治年间流传下来故事可为佐证，故事说的也是拜把子的两兄弟，也是把兄富把弟穷，把弟出外谋财，一走三年五载没有音信，等终于回转家来，见老婆孩子倒还活着，只是把兄未曾帮过她们一丝半缕，这位把弟当即大怒，拿刀去找把兄理论，把兄将他领回家中，打开库房给他看。故事讲到此处便有了分歧，《沽上英雄谱》中说是房中存了满满一柜子扇套，而城里流传的版本却说是库房里堆着一两千只柳条筐，反正不管怎么着，那娘俩这几年靠手艺养活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都被把兄派人高价买了回来，让她们赚到的钱足够过平安日子。那位把兄说的好：“我这大伯子要是三天两头给她们娘儿们送钱送米，岂不坏了老弟你的名头？”
这就是“义”，是天津卫老爷儿们最独特的表达“义”的深刻内含的方式，然而，崔大少如今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失去了物证——那几百双鞋。
大魁那孩子一病不起，花钱如流水，现在对于崔大少来讲，只要能抓挠来钱，让他干什么都行，但他又不能离开这个倒霉的鞋摊，因为，他当真害怕有人来找他时他恰好不在，虽然三年没有音信，但既然约好要相见，那边就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现在，他只有变卖家里的东西来给孩子治病，最终不得不卖那批布鞋。
一辆汽车吱地一声停在息游别墅门前，门役上前一躬到地，拉开车门，车里下来一男一女。这车看着眼生，必是头一回来，崔大少放下咬了两口的烤白薯，心中刚转上一点闲心思，却被白薯呛住气管，咳得扑到在地——他认出来，那位从美国大汽车上下来，穿件水獭皮领的毛哔叽大衣，手臂上吊着个妖妖佻佻小娘儿们的，正是他那一个头磕到地的老把弟。
夜里两点多钟，华界那边仍在响着零星的枪声，崔大少的把兄弟终于出来了，后边跟着一群有身份的人在送，那些人的马弁、跟班之类的跑在前边驱赶闲人。崔大少三步两步冲开人群，上前抓住把兄弟的衣袖，张口刚要说话，便被把兄弟将手中的报纸摔在他的嘴上，跟着保镖过来，上边一拳，下边一脚，便把他打发了。
美国大汽车载着他的把兄弟呜地一声去了，送行诸人向他啐上一口也各自散去，崔大少倒在地上没有反应，只盯着报纸上红袖馆主新写的那篇文章流泪，文章的标题是《崔大少新传·小婶娘原来是三姨太》。在没败家之前，他确曾有过两房姨太太，只是，自从他参加了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便把她们都打发了。
这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红袖馆主把它们捣腾出来，怕要给他惹上个不义的骂名了。这也难怪他的把兄弟生气，他崔大少若有孩子，确是应该称呼大魁他娘为“小婶娘”，然而，这话他又无从解释，即使找到了把兄弟，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失去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大魁他娘亲手做的那几百双布鞋，现在正穿在“便衣队”的脚上。
这就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便衣队事变”，是日本人为了掩护溥仪逃往东北，特意制造的一场大混乱。土肥原和上角利一从中原公司二楼的窗子里朝下看，见便衣队一群群地往华界发动冲击，俩人乐得仿佛《花子拾金》，不过，土肥原还是敏锐地发现，中国人毕竟有些鬼点子，他们在脚上穿了同样的鞋，这必定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自己人做的记号。
11月12号早上7点半钟，又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照旧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那人又问：“这天下难道光剩下穷人啦？就没人穿好鞋吗？”崔大少答：“想穿好鞋也得有双好脚。”……问话的还是上次那位贵妇人，只是这一次俩人一问一答的，句句都与组织上跟他分手时交代的接头暗语不差分毫。
崔大少摘下毡帽头儿抓了抓头皮，随手拿了双鞋包上，道：“两块钱。”便把包着鞋的纸包交到那妇人手上。息游别墅的门役事后跟账房讲，这话又被账房转告给红袖馆主，说是崔大少为女人昏了头，把毡帽头儿跟鞋一块儿包起来卖啦！也就在这个时候，崔大少看到，那个一脸精明相的日本胖子又来了，他先是拿眼紧盯着他，停了片刻，掉头便走。
土肥原确实挺生气，虽说溥仪昨夜已然逃离本地，但有这么个家伙天天守在门前，对他总不是件好事，然而，等他打电话调来日本警察，崔大少却早已离去，而且从此便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本地出现过。土肥原对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必定是个共产党；门役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崔大少一准是找着好事由，挣大钱去了；红袖馆主的结论是，他终于等到了那个女人，俩人离开本地过小日子去了……。
上午9点30分，英商麦加利银行1号窗口的印度籍出纳员刚刚上班，便有位绅士递上来一份提款单，“请您盖章。”她又客气地把提款单退了回去。来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只苦力戴的那种破毡帽，把缝在上边的一块玉石揪下来，涂上印泥，盖在提款单上。
印度出纳员找来印章档案详细查对，证明这枚6只蝙蝠的印章确实是存款者持有的凭证。“请问您是提现款么？”接待规程要求她必须得这么说，但几十万块现大洋如果提现款，来人应该有一支汽车运输队停在银行外边。那人又送过来一张汇款单，是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账号，道：“全部转过去。”出纳员问：“本行账号资料撤销么？”他道：“当然。”出纳员却暗道：这个香港的账号是英国总领事馆早有通报的户头，几年来，有许多人都在利用这个账号周转抗日资金，她有责任把这笔汇款的情报向英国上司汇报。
这时，她发现一位漂亮的中国妇人带着个漂亮的中国男孩向这边走过来，妇人对那位绅士道：“他爹，大魁说，他崔大爷让告诉你，说他不用钱，自己先走啦。”
那位绅士发一声感叹：“这可是我那老把兄变卖了全部家产捐出来的钱，看守了3年多，他居然一分钱也没动过，这又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