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高桥松乘坐的客轮缓缓停在了朝天门码头。他磨磨蹭蹭地等舱房里的人都走光了他才把脸上的纱布、绷带都撕了下来。他从口袋里取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伤口已经结痂了。正如那位医生所说，他的脸部肌肉收缩得更加厉害了。现在他的左眼已经彻底变成了三角形，嘴角微微上翻。此外，自从接到出发的指令那一刻，他就没有洗过脸刮过胡子，也没有刷过牙。这两天，他也一直刻意地减少着睡眠。这使他的脸色铁青，眼睛里面布满血丝。总之，这是一个疲惫、颓丧的伤兵形象，在战时的重庆随处可见。随后，他再次贴好纱布才拎起行李走出来，混进了乘客的队伍。
高桥松认为寺尾谦一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敌方即便得到了他的照片也不可能专门守在码头上等候他的出现。他相信敌方掌握的日军情报官的照片一定有很多，但很难想象每一个哨卡的值班军官都能记住这些面孔或是在办公桌上放一本相册。至于他的这次潜入是否有泄密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但他还是按照机关长的指示忠实地执行着每一个步骤。
朝天门码头的出口分为军、民两部分。检查行李、证件的是一队无论衣着还是精神面貌都有别于其他军种的宪兵。鉴于这座重庆最大码头的吞吐量，宪兵们设了好几张桌子。繁忙的时候，每张桌子前都会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高桥松观察了一下，走到右侧的一条队伍后面。因为这样，他暴露给码头外侧的是他受了伤的左脸。其实，当他走到值班军官面前的时候，他也注意到码头外侧有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他脸上扫了几眼，但他没多想，因为任何一个脸上有纱布的人都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前面又打仗了？”军官显然注意到他的脸。从他的口音，高桥松判断出这也是一个四川人。
“大仗暂时没开打，小战天天不断哟。”
“通信参谋。”对方打开他的军官证，“方便把纱布揭开下吗？”
高桥松顺从地照做了。
宪兵看着照片打量了他几眼。
拍这张照片时，高桥松在嘴巴里塞了两个棉球，因此照片上显示的是一张圆脸。但是可以理解，经过长年的战争，消瘦下来才是正常的。
“咋个伤的？”
“刺刀划的。”
宪兵咂了咂嘴把军官证还给了他。
“有证明函吗？”
“有。”高桥松从上衣兜里掏出了易丹的证明函递了过去。战时，为了防止逃兵返乡，后方的宪兵对一些散兵游勇的检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核查他们是否有上级开出的证明函。
“探亲假一个月，好羡慕哦。”对方说着，把证件和证明函一并递过来。
“箱子也要打开下。”
“我晓得。”高桥松应声将藤箱放在桌子上主动打开，里面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还有几封同乡的家信。
“那个皮箱里面装的是啥子？”
“电台。”高桥松压低声音答道。
“你啷个带这个东西？”对方有些吃惊但声音也是压低了的。
“坏了的，带回装备部修。”说着，高桥松把藤箱拎下去，把皮箱拎上来。
“这种东西怎么能够让私人携带？”
“没得办法，集团军装备处都修不得。带回来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一台。”高桥松从另一侧的衣兜里掏出关于电台的介绍信。这封信是精心伪造的，具体内容和高桥松说的完全一致。上面盖着团部、师部和军部的鲜红大印，以及相关各级部门长官的亲笔签名。此外，信封里还有一张纸。上面罗列着几条电台故障表象，专业术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洋字母，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下面签着维修师的姓名。即使此时这个宪兵军官打电话到22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去，从这两封信上的人名也找不到任何破绽。因为人名都是真实的，这都是行动队从真正的易丹嘴里掏出来的情况。
宪兵军官把皮箱上盖打开了大约二十厘米看了一眼就合上了，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对电台这种洋玩意还是充满敬畏的。
“人家别的部队可没有你们这样的。”他嘟囔着，“这么贵重的东西都用汽车和飞机运输的嘛。”
“还飞机，一年到头能往我们那个地方去几次哟。别忘了，我们是川军哦。”高桥松的话代表着大部分川军官兵在装备、待遇上的不满。
对方苦笑着点点头表达了他的同感。他把皮箱扣好，站起身来主动交到了高桥松手上。
“啥都别说了。办完了公事，多和婆娘、娃儿待几天吧。”意思是放行了。
“长官，来包香烟吗？”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个卖烟的小贩在高桥松身边问道。
高桥松摇了摇头，径直走过去。
一个钟头后，卖烟小贩的老婆给他送来了午饭。女人从他身上接过装香烟的敞盖木箱。这样男人可以端着大碗找一个人少的角落蹲着吃饭。临错身时他们低声交谈了两句话。
“有情况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