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手

转眼间,我和他结婚一周年了。再过两个星期,我们的儿子就要出生了。

随着产期的临近,我的心情紧张起来。这时候,他搬出那句口头禅:“别怕,有我在呢。”我笑了:“这回你可帮不上忙。”他说:“别小看人,到时候我握着你的手,你就有劲儿了。”

他说得对。

今年一月,我突然发起烧来,39℃的体温持续不退。去诊所就医,美国大夫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说是感冒,不必吃药,过几天自然就会好的。五天过去了,病情依然不见任何好转,只有靠强退烧药才能暂时抑制一下体温,药效一过,温度计上的红线依旧窜得老高。他急了,连忙开车带我去医院看急诊。等了近一个小时才有位护士传我进去。我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坚持扶我,却被那位护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结果,我在里面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一位值班医生过来询问。几句话之后,便说:“你是感冒,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问是否需要打针,他说不必。接着开了一种抗菌药,便准备打发我走。

这时,突然听到门被“砰”的一声撞开,接着是护士的抗议声,但她的声音立刻被一个更响的嗓音盖过:“我要见我的妻子。为什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见她出来?”他像牛一样冲了进来,这时谁如果拦他,他准跟人家打起来。他几步跨到我面前,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没事儿吧?别怕,有我在呢。”接着转向医生:“这怎么会是一般的感冒呢:为什么不给她做X光透视?”医生大概被他的气势镇住了,一时不敢言声,乖乖地领我去做透视。结果:是肺炎,而且已相当严重。如果再发现得晚些,会并发心肌炎和肾炎。

每当我劝他改一改急脾气的时候,他就会说:“要不是有这么个急脾气,这些庸医就把你的命给送了。”

他说得也对。再说,他的急脾气也的确改不掉——命书上这么写的。

你说算命这事儿,有时还真挺准。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易经学家,曾经在几年前告诉他何时会遇到终生伴侣,何时会有第一个孩子,现在一一应验,你说神不神?那位大师还说他这一生天马行空,操劳忙碌。这也不假,一年三十万英里的飞行距离,明明白白地在他的航空帐户上。

“我再也不想独自旅行了。”婚后他这样对我说。可是,半年前,他又不得不独自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那时我已怀孕,又在上学。去机场送他的时候,他说:“我一定尽快回来。”当时我还不甚明白“尽快”指的是什么,心想:“去跟人家签合同,日程表上写的是三天,排得满满的,怎么个尽快法?”

没想到,才过了两天就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当晚回纽约。

“谈判不成功吗?”我问。

“不,合同已经签了,一切顺利。”话筒里传出他兴奋的声音。

他提前一天回家了。因为临时改换航班,不得不用头等舱的票子换了张经济舱的——人家肯定以为他神经搭错了。要知道,他个头大,在经济舱的座位上,只能缩着腿,二十个小时的连续飞行,真够他受的。而且,为了早回来一天,前两天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根本没合眼。

“这下用不着倒时差了。我现在困极了。”他一脸倦容,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干嘛把自己赶得这么紧?不要命了!”我给他盖上被子。

“一个人有什么意思?过去是没办法,现在有家了,还不赶着回来?再说,我是个急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着,鼾声已经响起来了。

美国去年有一本畅销书,书名是《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水星来》。其作者认为,男人和女人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女人永远都想把男人改造成她们心中完美的模样,而男人呢,则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够完美了,于是两下纠缠不休。

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事后,他总开玩笑说:“物极必反,等我老了以后,肯定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老头,你耐心等着吧。”有了这样的承诺,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干脆放弃了改造他的念头,接受了他的存在。当然,这并不妨碍我时而畅想一下悠闲平和的老年生活。

而时下,我们正年轻,正天马行空。

我们一直在搬家。为了结婚,他把加里福尼亚的房子卖了,搬到了纽约;

为了陪我一起回国定居,我们又把纽约的房子退了,搬到上海。

“哪儿是我们最后的家呀?”我问他。

“有你在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初送我的那捧红玫瑰。每一朵都是那么完美。关了灯,

月光从窗口透进来,那些丝绒般的花瓣折射出柔和的光泽。

真的,我们俩很知足:我们的相遇并不算太迟。爱情,在这个很多人听见就露出怀疑眼光的时代,我们俩相信。

有一位朋友曾提醒我们:”肯定会有人说闲话的,说你们一个有名,另一个又是做生意的。”其实,已有传闻说,杨澜嫁给一个又矮又丑的老华侨,还要神秘地加上一句:“不过,听说很有钱。”

我说:“这些人的想象力的确不太丰富。”

他说:“我们自己开心就行了。”

话虽这么说,毕竟还是凡人,有烦恼的时候。有人说我和他回国定居是因为在海外混不下去了,说他是想靠太太的名气赚钱。我真的愤怒了:做人怎么这么累呀!有人出国不回来吧,说人家不报效祖国;我们回来吧,又说风凉话,横竖把别人往环处想,只有这样心理才平衡吗?!

我知道他争强好胜惯了,凭自己的才干在美国创下一块天地,从来没受过这种气,真替他不平。他苦笑着说:“谁叫我娶了个有名的太太?说不定还有人会叫我‘杨先生’呢。嘴在别人脑袋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你可不许灰心,别没出息!”

“杨澜,你多幸福啊。我真有点儿妒嫉你。”我的正被感情困扰着的女友这样对我说。

当我把这话传达给他时,他大大咧咧地说:“我本来就不错嘛!”不瞒你说,我欣赏他的这种自信。

正是凭着这种自信,他十九岁时只身去法国求学,兜里只揣着四十美金;又是凭着这种自信,生活无着的他没日没夜地在餐厅里打工,挣学费、生活费。一天,又饿又累的他在切菜时险些把手指切断。老板立刻甩过来一句话:“我可不负责医疗保险。”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粗粗地裹了一下伤口,又干了起来。他对我说过,当时他脑子里想起了韩信。

我坚信,一个胸怀大志却又能忍受艰苦和屈辱的男人,是最了不起的,他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懂得珍惜世间真情,懂得体谅人情冷暖。

每次去纽约的中餐馆吃饭,他都给服务员不少小费,特别是那些从大陆来的。

“看见那位专为客人倒冰水、收盘子的四十来岁的人吗?一看他的手势,就知道是新手。这是餐厅服务员里干活最累,小费最少的活儿,刚进来的人才被分配做这份工。负责点菜的服务员把所收小费的10%给他,他每晚干五六个小时,连工资顶多得二十几块美元,同是中国人,还经常被资格老一点儿的人欺负。”说起餐馆里的事,他样样在行。

吃完饭,他特意给那位中年人小费,那人谢个不停。大家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那人在国内是机关里的干部,陪读来到美国,刚到一个月。“唉,有点儿吃不消。看来出国前精神准备还是不够。”那人苦笑着对我们说。“上帝对我们俩儿真是眷顾,”出门时他感慨起来,“你看人家四十多岁了,还要从底层做起,不容易啊。”

街边有个中国老汉,看样子六七十岁了,正在卖肉包子。当时正刮着大风,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这老汉失望的眼神。风把老汉的皱纹吹得更深了。

他走上前去,一口气买了二十个包子。

“够我们吃一阵子的。”我挽着他的手臂往家走。

“这么大年纪还不能呆在家里享享清福。”他自言自语道。

我认真地建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又穷,也出来卖肉包子吧。到时候,我们就叱喝说:‘吴记肉包子,又鲜又香喽!’”

命运无常,谁也不可能一直走上坡路,甚至刻苦努力也不一定保证成功,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罢了,就像赌场里传出的永远是头彩的消息,至于那些不赔不赚或输得精光的人,大家尽量不去注意。今天的名与利是我们的劳动所得,问心无愧;明天即使名利淡去,也还有脚下一块坚实的土地;那就是我们的爱情和家庭。我很奇怪为什么记者们每次采访我都要问一句:“事业和家庭,哪样对你更重要?”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是家庭更重要:事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感情上的得失却完完全全是自己真实的感受,谁也无法代替,谁也掠夺不去。这样想的时候,我和他靠得很近,天地也因此更显辽阔。

工作累的时候,我们喜欢畅想。“干脆明天就退休吧。”我们常这么开玩笑。

我曾知道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城里人一直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攒够了钱去大海边买一幢房子,安享晚年。为了这个梦想,他拚命地工作了几十年,熬白了头发,累弯了腰,终于在退休的时候凑够了钱,在海边买到了称心的别墅。黄昏,他独自来到夕阳下的大海边,望着万顷波涛,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感慨不已。这时,他遇到了一位渔翁,两人攀谈起来。他对渔翁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可以朝夕与我热爱的大海为伴,与天地共呼吸,再不必为上司的脸色患得患失。为此我奋斗了一生,得来真是不容易啊!”渔翁诧异地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周折呢?你看我,不是早就得到了这一切了吗?”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时,他说:“其实,即使守着同一片海洋,老渔翁的体验与这个城里人的肯定不同:一个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千辛万苦地拚搏而得,感叹的内容不一样,珍惜的程度也不一样。我倒是觉得那个城里人经历了两个世界,感悟或许还高于渔翁呢。再说,他不必为明天的鱼价担心。”

“看来,目前我们还是要做城里人了,天天忙碌,脑袋里装着个关于大海的梦。”

还好,海离我们并不远。假期的时候,他便牵了我的手,走进细细软软的沙滩,漫步着,看潮起潮落,日出日落。

我们曾在海边联过一首诗。

我是万古的波涛,

我是千年的海岸。

..

波涛撞击到海岸,才结束了漫长的流浪;海岸拥抱了波涛,才焕发出酝酿的激情。

携手而行,是爱情电影中的俗套,却是我和他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每一天。今夜,我们为彼此准备了结婚周年的礼物,直到现在,还互相保守着秘密。

但是,玫瑰花已经盛开在窗前。在它的幽香里我写下这本书的最后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