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