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赵忠祥

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件半新的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丁《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猪的故事吧——那些猪长得真壮啊!

自嘲,是老赵和我特别喜欢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来做嘉宾,介绍她时,我开玩笑说:“谢军这么聪明,大概是因为脑袋特别大,容量也就大,”转身看到赵老师,我发现他的脑袋也不小。老赵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脑袋大,里面东西的质量可不一样。”

赵老师为人宽厚,有时候我这个小辈开他几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去内蒙古拍外景,有一组他与我骑马的镜头,他偷偷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我手中,说:“杨澜,抓牢点儿。我太沉,这马已经有点儿不太乐意了,万一它走着走着突然撒开腿跑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岂不要被摔散了吗?”这时摄像师已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赵老师没事儿人似的,神态自若地看看蓝天、草原,指指点点,好像非常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于是,在演播室录像时,我便故意开个玩笑,请他向现场观众谈谈骑马的感受。赵老师也真诚实,老老实实地说:“我当时看见了这么美的景色,想起马玉涛唱过的‘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来,所以心里直央求那马:‘马儿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啊’。”

减肥,是个时髦的话题,我们主持《正大综艺》时也常提起它。每当这时,体型微胖的赵老师总少不了自我检讨两句,说自己不常锻炼,又经不起美食的诱惑等等。有一次,他给观众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终于下决心减肥,便向医生请教方法。医生说:“这个好办,一天只吃两片面包就行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跑去找医生,问:“您说的两片面包,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和观众们听了这个故事,当场笑弯了腰,连摄像师们也合不拢嘴。我转身看赵老师,他倒绷得住,一脸诚恳迷惑的神情,好像进入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这位搭档,当下建议他以后可改说相声。不过,他的冷面滑稽究竟误导了一些观众。不久,赵老师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那位观众一本正经地请教他:“您的故事还没说完呢。那两片面包到底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仁兄是真的没有幽默感呢,还是借这封信来使整个故事更幽默呢?

赵老师说起吃,总是津津乐道的,不过,在自嘲之外,他却另有深意。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尽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让讲究“美食文化”的人们别只把眼睛放在引进各式“洋餐”上,还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食品,并推而广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记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综艺》是从赵老师抖空竹开场的。这木制的小玩艺儿,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当年,抛出长线,抖响空竹,是他与小伙伴们每年春天必行的“仪式”。现在的市场上已寻不见这样的老式玩具,为了录像需要,赵老师坚持要找一个空竹。他说:“不是我怀旧,而是想说明:好些民间的玩艺儿应该保留下去。

今天的孩子们有各种昂贵的玩具,但孩提时代的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我更希望孩子们在大好春光里到户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风筝,和大自然多亲近亲近,而不是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机。”最终,制片人在一个杂技团里借到了一只空竹,它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大家只好用透明胶带把它勉强“包扎”起来,并一再嘱咐赵老师:“您可别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赵老师痛惜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再过几年,恐怕连杂技团都没有这样的玩艺儿了。”

赵老师常对我说:“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如果不热爱、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

我非常钦佩赵老师的古文功底。唐诗宋词,乃至《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段落,他可信手拈来,且用得恰到好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也根深蒂固地植于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录给我宝光寺内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实际上,宽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处世准则。

要知道,主持人这一行中,为争出风头,或为区区排名之类的小事,明争暗斗的不少。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个位置的光线漂亮,哪个摄像机机位正,哪个麦克风混响好,而有些人专在这些事上动小脑筋。赵老师却从不计较,而且不忘提携我们这些小辈,带动相互配合的团体精神。比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时,有的主持人声音宏亮,而我没有经过发声训练,如果一味地跟着别人一起“喊”,声音就会很难听,而且嗓子一会儿就会暗哑。每到这种时候,赵老师总是一边请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儿,一边纠正我的发音方法,还会关照音响师把个人的音量、音频等加以协调。

在与赵老师搭档主持《正大综艺》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这位“大叔”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明白了,要确立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气质固然重要,知识储备、头脑灵活固然关键,但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修养和人格的健全。

蒋子龙先生写过一篇短文,说赵忠祥与我的组合开辟了“老少搭档”的模式。说这样的组合亦庄亦谐,相得益彰,保证了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经历、形象上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谐呢?

说起来,也不神秘。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我与赵老师在人生及处世上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我们都相信生活应该是积极认真的,真善美终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虽然社会中有不少阴暗面,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怀疑一切、消极颓废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捷径,投机取巧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荣耀,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赵老师喜欢看武侠小说,带动我也成了金庸迷。扎实稳健、厚积薄发的“少林、武当”型的正派功夫,常使我们向往,撒毒药、放暗器之流的邪门法术,会让我们皱眉。或许,这样的喜恶之情,正是我们追求主持风格时所持的态度?

台上台下,我都称赵忠祥为“赵老师”,这是极自然的称呼。虽然如今“老师”的称呼泛滥,几乎成为电视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但在严格意义上,赵老师的确是我的师长,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应该说是良师益友才更准确。

此刻,赵老师在做什么呢?是被请去筹划新的节目,还是偷得片刻闲暇,在家铺纸泼墨,画他最拿手的小毛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