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
一百多年前，西方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狂人。他站在海边的高山上，向着太阳、向着万物、向着全人类和全宇宙纵声宣布：“上帝死了！”那本来就奄奄一息的上帝，随着他这惊天断喝，真的就此寿终正寝了。人类的精神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狂人的名字叫做尼采。
其实上帝早就该死了。自从哥白尼的日心说推倒了基督教的地心说，谁还会真的相信在茫茫天边外的某个神山上住着什么耶和华和耶稣呢？不过人们还是照样进教堂，照样做祈祷和忏悔，因为“上帝”实际上是“信仰”的代名词。人总得在精神上有所依托，总得有一定的价值观念来把握这个物质世界。真正的上帝并不住在天边外，而是就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你反省、自责，当你情不自禁地吐出一句“天哪”，上帝就已经与你同在了。
尼采所宣布的上帝之死，指的是西方人所信仰的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崩溃。西方世界在逐渐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经历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一代代的青少年在信仰真空中找不到自我的价值，空虚、颓废毁掉了许多美好的青春。但这并不是尼采所期望，更不是尼采所带来的。尼采宣布上帝之死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在空前的大崩溃中获得空前的大自由。他让人们不要再盲目相信身外的造物主，盲目相信世外的大救星，而是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世界。上帝本来是人造的，但过去人们却把他尊为神圣的造物主，让自己屈居于精神奴隶的地位。在这样的主客体颠倒的精神结构中，一切价值都是颠倒的，人生的意义不是为了人类自己，而是为了上帝这个子虚乌有的观念。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要把一切颠倒的价值观念重新颠倒过来，对以往的一切真理和价值标准，都要用我们人类的眼睛去重新估量、重新评定。对人类命运的支配再也不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天外来客，而是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看到了人类无比广阔的未来。
正像尼采所预见，在上帝死了以后，人类尽管有过空虚、有过疯狂，有过残酷的毁灭和血腥的争战，但人类终于越来越能够清醒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人类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跃进着。每个人都能够力图以更理性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上帝死了，但人的信仰本能并没有消灭，只是这信仰更加现实化、更加科学化，更加与人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礼崩乐坏”，诸雄纷争。周朝天子由各国诸侯的领袖变成了附庸。传统的礼法、制度及思维模式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各国不再向中央朝廷纳贡，楚王居然派使臣问周天子鼎重几何。从鲁国开始废井田、开阡陌的经济改革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豪门蜂拥而起，竟相养士招贤。人们不再相信天子的一人独裁，而是用自己的思索去探求宇宙和社会的奥秘。一面是思想界百家争鸣，新潮迭起。人人都争做自己的上帝。混乱与繁荣交织，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的长期战争中，民族文明获得了巨大的飞跃。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财富，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核心，尤其是儒道墨法诸家的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其积极的效用，并且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个时代过去了很长时间后，新的上帝才慢慢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来，那就是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第二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是五·四时代。自从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一直做了两千来年的“上帝”。中国封建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孔庙的香火却是越烧越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好恶为好恶。以孔子的思想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被视为是异端邪说。“五·四”运动一把火烧毁了孔家店，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人们以科学否定了天命，以民主平等否定了专制独裁。人类文明数百年来产生的先进思想滚滚涌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人们第一次知道在圣人的书斋之外，天地竟有如此这般广阔。中国以此才开始真正打开闭锁的国门，自觉地与其他民族站在一起，沿着文明的跑道向前奔驰。五·四时代是中华民族人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追求现代化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在今天仍是需要中学生们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今的时代。
中国当代青年，在信仰的问题上，面临的正是一个“死去了上帝”的世界。
如果要确定一下“当代”的界限的话，指的就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诞生的这批青少年。他们出生于文革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上帝”的余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久久不散。这里的“上帝”并非哪一个人，而是指长期的冷战思维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固定的信仰模式。
这种信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内容上，它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以种种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为支柱，以崇高和壮烈为其美学特征。这种信仰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能够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积极因素，排除万难，克敌制胜。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个人来说，这种信仰能够净化自身心灵，提高人生境界，使人获得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正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水平普遍很低、物质生活普遍比较贫困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信仰并不是完全产生于自觉自愿，而主要是靠灌输和提倡。当它的超前性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回避现实，粉饰生活，这样就给信仰本身埋下了危机的祸根。而且在长期的极左思想统治下，这种信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神圣的信仰堕落成机械麻木的生物本能。把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崇拜并不是夸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这位伟人合乎自然规律地离开我们时，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们以为“毛主席”三个字就像“老天爷”一样是永恒的。有一个叫小昆的孩子，当年曾经问她的哥哥道：“现在华国锋当了毛主席啦？”当时北京地区的流氓小偷在赌咒发誓时都会说“向毛主席保证……”，这与西方人的“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有什么两样呢？敬神的结局必然是渎神。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最后只剩下一大套程式化的书面语汇。当时的中、小学生还沉醉在那纯真美好的幻景里，而年长一些的人们，已经开始有所觉悟了。随着这种信仰的专制性所带来的日甚一日的窒息，上帝的末日也就降临了。
35岁以上的人，也许还隐约记得1976年9月的哀潮，10月的欢浪。虽然心理学早已证明，童年的突发事件会给人留下终生的印痕，但那毕竟是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大事”。一位中学生在火车上深情地回忆起三岁时如何含泪埋葬了心爱的小猫，但问他当年国家大事的印象时，他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当代的青年，是在父母满怀希望和喜悦的心境中度过童年的。他们的童年岁月里，没有战争、没有武斗。当他们翻开小学课本的第一页，第一次看到的不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人口手，马牛羊”。美术课上画的不再是被一支大钢笔刺穿了胸膛的刘少奇，而是小鸟、大树、小房子。音乐课上唱的不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而是“让我们荡起双浆”和“春天在哪里”。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享受父辈所未曾享受过的幸福童年时，“上帝”慢慢地死去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代替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代替了“两个凡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真正进入了失去上帝的时代。一重重的纱幕被揭开，一句句的神话被打破，人们面对历史，痛哭、愤怒、咒骂，然后是突如其来的仰天大笑。在这充满悲酸的笑声里，新时期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发表了他那首令人心碎的《回答》：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神圣的信仰一变脸儿，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把戏。连这样不可逾越的价值都是空心的，世上还有什么可信赖的呢？对自身历史是不彻底的反思，开放国门涌进来的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终于淹没了中国精神界的一切权威。“团结一致向前看”逐渐变成了“向钱看”。一字之差，从精神转到了物质。取消了“向前看”就等于取消了任何信仰。等到我们的主人公陆续走入中学的大门，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此时他们所面临的理想领域，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这一代青年就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开始学做自己的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