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蒂尔曼的第一次会面在河滨公园。那是周六的下午时分，公园里到处是骑自行车、遛狗的人和玩耍的孩子。斯蒂尔曼独自坐在一张长椅上，眼睛茫无所视地看着周围，那个红色的小笔记本搁在膝盖上。四处都很明亮，那无垠的光线似乎是从眼睛能捕捉到的每一样东西上辐射出来的，在头顶上，在树叶摇曳的枝杈间，微风一阵阵吹来，沙沙地动情摇晃着叶片，起起伏伏就像波浪似的。
奎因谨细地策划过他的行动。他假装不去注意斯蒂尔曼，在他旁边的长椅上坐下，双臂抱在胸前，跟那老人朝同一方向凝望着远处。两人都没说话。他后来算过，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十五到二十分钟。然后，他毫无预兆地把脑袋转向老人，直接又固执地盯着那张皱纹密布的侧脸。奎因把全副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眼神里，好像要用这力量在斯蒂尔曼脑袋上灼出一个洞来。这凝视持续了五分钟。
最后，斯蒂尔曼向他转过脸。用一副出入意料的轻柔男高音说道：“对不起，但我不可能跟你说话。”
“我什么也没说。”奎因说。
“没错，”斯蒂尔曼说，“但你得理解，我不习惯跟陌生人说话。”
“我再说一遍，”奎因说，“我什么也没说。”
“是的，我第一遍就听见了。可是，难道你没兴趣知道为什么吗？”
“恐怕没有。”
“说得好。我能看出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
奎因耸耸肩，没有作答。此刻他整个人摆出一副冷漠的架势。
斯蒂尔曼莞尔一笑，向奎因侧过身子，用一种同谋者的口气对他说：“我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那还有待观察。”一个长久的停顿之后，奎因回答说。
斯蒂尔曼大笑起来——一声短促、低沉的“哈”——然后接着说：“我并不是不喜欢陌生人本身。我只是不愿跟任何一个不作自我介绍的人说话。为了开始我们的交谈，我得知道你的姓名。”
“但某人一旦把他的姓名告诉你，他就不再是陌生人了。”
“没错。这就是我不跟陌生人说话的原因。”
奎因对此已有所准备，他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不会被对方摸透的。既然从理论上讲，他是保罗·奥斯特，那这个名字就是他需要加以保护的。而其他任何名字，甚至真名，都可以成为一种伪托，一种可以让他躲在后面享以安全的面具。
“既然这样，”他说，“我很乐意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奎因。”
“啊，”斯蒂尔曼若有所思地应着，点头答话，“奎因。”
“是的，奎因。Q-U-I-N-N。”
“我知道怎么拼。是的，是的，我知道。奎因。唔。是的。很有意思。奎因。一个最能引起联想的名字。和TWIN（双胞胎）押韵，是不是？”
“是这样的。TWIN。”
“也和SIN（罪恶）押韵，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你没弄错。”
“还有IN，一个N，或者INN，两个N。是不是？”
“一点没错。”
“嗯。非常有意思。我想到了许多和这个词押韵的例子。这个QUINN，这……作为事物本质的……QUINTESSENCE（精华）。比方说，QUICK（快）。还有QUILL（羽茎），还有QUIRK（怪癖）。唔。还和GRIN（露齿而笑）押韵。更别提KIN（亲属）了。唔。非常有意思。还有WIN（赢）。还有FIN（鳍）。还有DIN（喧嚣）。还有PIN（大头针）。还有TIN（罐）。还有BIN（箱柜）。唔。甚至还跟DJINN（神灵）押韵。唔。如果你说的没错，还和BEEN（BE的过去分词/存在）押韵。是的，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你的名字，奎因先生。它同时拐向这么多不同的方向。”
“是的，我自己也时常注意到这一点。”
“大多数人不会留意这类事情。他们觉得字词就是石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没有生命的物体，就像是不会改变的单子。”
“石头也可以改变的。石头会被风或者水磨损。它们会风化，也可能被压碎。你可以把它们砸成碎片，或是砾石，或是尘土。”
“确实如此。我得说你是一个明白人，奎因先生。如果你知道曾有多少人对我产生过误解就好了。我的工作为此而大受挫折。受尽了折磨。”
“你的工作？”
“是的，我的工作。我的计划，我的调查，我的实验。”
“嗯？”
“是的。可尽管有这些挫折，我却没有灰心。比方说现在，我正从事的是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一切顺利，我相信我将掌握一系列重大发现的钥匙。”
“钥匙？”
“是的。那把钥匙将开启某些禁闭之门。”
“呵！”
“当然，目前我还只能说是在收集数据，收集证据。然后我就该梳理那些发现了。那是一项要求非常高的工作。你绝对想象不到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
“我能想象。”
“是啊。有许多事情要做，时不我待呀。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起床。不管什么天气我都到户外去，不断地移动，两腿不停地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可把我累坏了，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可这是值得的。”
“在真理面前，没有什么牺牲是不值得的。”
“说得是。”
“你看，没有人理解我所理解的事情。我是第一个。我是唯一的一个。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责任和负担。”
“世界担在你肩上。”
“是的，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或者说它余下的部分。”
“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么糟糕。”
“就这么糟糕。也许更糟。”
“啊。”
“你看，先生，这个世界裂成了一块块的碎片。而我的工作是再把那些碎片拼回到一起。”
“你已经承担了太多了。”
“我知道。但我只是在寻找一种原则。一个人完全能胜任。如果我能打下了这个基础，其他人就也可以着手做这种修复工作了。这里重要的是前提，是理论的第一步。不幸的是，没有别人能承担此任。”
“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吗？”
“大幅度的进展。事实上，我觉得眼下我已处在重大突破的边缘了。”
“听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这让我感到安慰，是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太聪明了，我的脑子清澈透明。”
“我一点也不怀疑。”
“你看，我已经明白了限制自己的必要。在一块足够小的地域内考察，得出的所有结果都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那个前提的前提，可以这么说。”
“是的，没错。这是原则的原则，操作的方法。你看，这个世界裂成了碎片，先生。我们不仅丢失了使命感，还丢失了借以说出它的语言。这毫无疑问属于精神层面，但它们在物质世界里自有其类似物。我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自身限制在物质层面，限制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面。我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我现在的工作却在日常范围内展开。这就是我经常被误解的原因。但没关系。我已经学会了不去理会这一切。”
“一个令人钦佩的回应。”
“唯一的回应。只有这样才配得上我这样的人物。你看，先生，我正在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在这种工作中，我不会被别人那些愚蠢的念头所干扰。无论如何，那都是我试图治愈的那种疾病的一部分。”
“一种新的语言？”
“是的。一种最终会说出我们必须说出的那些话的语言。我们的语词已经不再符合这个世界了。当事物完整的时候，我们自信地感觉到我们的语词可以表达它们。但是，这些事物一点点地分崩离析，支离破碎，溃散成一片混沌。可我们的语词却还是保留着原样没变。它们没有适应新的现实。因此，每当我们想说出我们的眼中之物时，一出口就走样了，我们用语言表述的每一样事物都是被扭曲的。这使得每一样事物都陷入了混乱。但是语词这东西，就像你所理解的那样，是可以改变的。问题在于怎样来证明它。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力求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工作——简单得甚至一个孩子都能领会我说的事情。想一个代表着一个物件的词——比方说‘雨伞’。当我说‘雨伞’这个词时，你脑子里就能浮现这个物件。你看见一个竖着杆子的、上面一圈金属轮幅上覆着雨布的东西，它张开时能用来挡雨，保护你不受雨淋。最后一个细节很重要。雨伞不仅是一样物件，它也是一件具有某种功能的东西——换句话说，它表达了人的意志。当你停下来想一想，每一样东西其实都和雨伞类似，都包含了某种功能。铅笔是用来写字的，鞋是用来穿的，汽车是用来驾驶的。瞧，这就是我的问题。当一样东西不再具备它的功能，那会怎么样呢？它还是那样东西吗，还是已经变成另一样东西了呢？当你把伞布从雨伞上扯下来，这雨伞还是一把雨伞吗？你撑开伞骨，把它撑在头顶，走到外面，走到雨中，你就会全身淋湿。你还会把这个物件称作雨伞吗？一般来说，人们会这么说。充其量，人们会说这把雨伞坏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我们一切麻烦的根源。由于它已经无法再发挥那种功能，这把雨伞已经不再是一把雨伞了。也许它看起来像一把雨伞，也许它曾经是一把雨伞，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另一样东西。然而，这个词，却一成不变。所以说，它其实已经无法再表达这个事物了。它是不确切的；它是错误的；它掩盖了本该被揭示的东西。进而说来，如果我们甚至都不能命名一件普通的、每天都拿在手里的物件，怎么还能期望把那些真正与我们有关的事情说出来呢？除非我们能够开始在我们使用的语词中呈现出变化的理念，否则我们将一直陷于迷失状态。”
“那么你的工作是？”
“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必须来纽约，因为这是最荒凉、最凄惨的地方。一整个破裂的世界，混乱是普遍现象。你一睁眼就能看见。破碎的人，破碎的事物，破碎的思想。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垃圾堆。但这绝对合乎我的意图。我发现那些街道是无穷无尽的物质来源，是取之不尽的破烂仓库。每天，我都带着手提包出去，收集那些值得研究一番的物质。我收集的样品已有几百件了——从磕碰的到砸碎的，从凹陷的到压扁的，从碾成粉的到沤成泥的。”
“你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我给它们命名。”
“命名？”
“我发明新的词语，能与它们相匹配的名字。”
“啊。现在我明白了。可你怎么判断呢？你怎么知道你发明的词是正确的呢？”
“我从不会犯错误。这是我的一种天赋。”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发明的词？”
“是啊。”
“对不起，这不可能。这是我的秘密，你懂的。等到我的著作出版，你和这世上的其他人就都知道了。但现在，我只能守住这个秘密。”
“机密。”
“没错。最高机密。”
“我很遗憾。”
“你不用太失望。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把研究的结果整理好。然后，伟大的事情就会开始发生了。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第二次会面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那是星期天，斯蒂尔曼从旅馆出来得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他走过两个路口，进了平时吃早餐的五月花咖啡馆，坐到后面一个角落的卡座里。奎因，这次变得更大胆了，跟着这老人进了餐馆，坐进同一个卡座，就坐在他对面。有那么一两分钟，斯蒂尔曼似乎都没注意到他的存在。稍后，他才从菜单上抬起头来，用一种莫测高深的眼神研究着奎因的面孔。他显然没有认出这就是前一天见过的人。
“我认识你吗？”他问。
“我想不认识，”奎因说，“我叫亨利·达克。”
“哦，”斯蒂尔曼点点头，“一个从本质下手的人。我喜欢他那一套。”
“我可不是在灌木丛里兜圈子的人。”奎因说。
“灌木丛？什么样的灌木丛？”
“当然是燃烧的灌木丛啊。”
“哦，是的。燃烧的灌木丛。当然啦。”斯蒂尔曼看着奎因的脸——这会儿看得更仔细了，但似乎还带着某种迷惑。“对不起，”他说，“可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我记得你刚才告诉过我，可我现在好像想不起来了。”
“亨利·达克。”奎因说。
“是了，是了。现在我想起来了。亨利·达克。”斯蒂尔曼停顿了好长时间，然后摇了摇头，“不幸的是，这不可能，先生。”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根本没有亨利·达克。”
“嗯，也许我是另一个亨利·达克。而非那个不存在的亨利·达克。”
“唔。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时候两个人确实会有同样的名字。很有可能你的名字是亨利·达克。但你不是那个亨利·达克。”
“他是你的朋友吗？”
斯蒂尔曼大笑起来，好像这是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不完全是，”他说，“你要知道，从来没有亨利·达克那么个人。他是我编造出来的。他是一个虚构的人。”
“不会吧。”奎因装作不相信的样子。
“是的，那是我写过的一本书中的人物。一个虚构的角色。”
“我觉得很难接受。”
“所有人都觉得很难接受。我骗了所有人。”
“这太令人惊讶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需要他，你知道。当时我有一些太危险也太有争议的想法。于是，我佯称这些理论出自另外的某个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你是怎么想到把他命名为亨利·达克的？”
“这是个好名字，你不觉得吗？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充满了神秘感，而同时又很恰当。它很符合我的意图。此外，它还具有一种隐秘的含义。”
“暗示黑暗吗？”
“不，不。再明显不过了。是它的首字母，H.D.。这非常重要。”
“怎么讲？”
“你难道不想猜猜吗？”
“我不想。”
“噢，猜猜看吧。猜三次。如果你猜不到，我会告诉你的。”
奎因停顿一下，试图尽最大的努力来猜测。“H.D.，”他问，“跟亨利·戴维有关？譬如亨利·戴维·梭罗？”
“门也没摸着。”
“纯粹的H.D.呢？诗人希尔达·杜利特尔？”
“更不对了。”
“好吧，再猜一次。H.D.，H……还有D……再过一会儿……只要再一会儿……啊……是了，我猜出来了。H是那个哭泣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而D是那个大笑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辩证的两极。”
“好聪明的回答。”
“我说对了吗？”
“没有，当然没有。不过，一个聪明的回答也相当于答对了。”
“你不能说我没试过了吧。”
“当然不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正确的答案作为奖赏告诉你。因为你试过了。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在亨利·达克的名字中，首字母H和D来自汉普蒂·邓普蒂。”
“谁？”
“汉普蒂·邓普蒂。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个蛋。”
“‘矮胖子坐墙头’那个？”
“正确。”
“我不明白。”
“汉普蒂·邓普蒂：人类境况最纯粹的化身。仔细听好，先生。蛋是什么？是还未出生时的状态。这是个悖论，是不是？汉普蒂·邓普蒂如果没有生出来的话，他怎么能够活在世上呢？然而，他活着——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他活着是因为他会说话。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语言哲学家。‘“当我使用一个单词的时候，”汉普蒂·邓普蒂用一种相当傲慢的口气说，“它就意味着我选择让它去意味的那个意思——既不多，也不少。”“问题在于，”爱丽丝说，“你是否能够让一个单词意味着那么多不同的事物。”“问题在于，”汉普蒂·邓普蒂说，“是谁说了算——如此而已。”’”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第六章。”
“有意思。”
“远不止有意思呢，先生。这是关键性的。仔细听好了，也许你会学到些什么。在他跟爱丽丝的零星交谈中，汉普蒂·邓普蒂勾画了人类希望的未来，并且给了我们获得拯救的线索：成为我们所说的语词的主人，使语言回应我们的需求。汉普蒂·邓普蒂是一个先知，一个道出这个世界尚未准备就绪的真相的人。”
“一个人？”
“对不起，这是一时口误。我是说一个蛋。但这个口误是具有启示性的，正好以此证明我的观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蛋。我们存在着，但我们尚未抵达命定的形式。我们完全是潜在的，是一个尚未抵达使命的例证。因为人是堕落的生物——我们从《创世记》知道这一点。汉普蒂·邓普蒂也是一个堕落的生物。他从墙上坠落了，没有人可以把他再拼凑回去了——无论是国王，还是他的马，他的兵。但这正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努力去做的事。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责任：把蛋再拼凑回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先生，都是汉普蒂·邓普蒂。帮助他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一番富有说服力的论证。”
“在这番话里找不到一点瑕疵。”
“没有裂缝的蛋。”
“正是。”
“而同时，这也就是亨利·达克的来由。”
“是的。但还不止这一个原因。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蛋。”
“不止一个？”
“老天啊，是的。有无数的蛋。但我想到的那个尤其著名。可能是所有蛋里最著名的一个了。”
“你开始让我感到迷惑了。”
“我说的是哥伦布的蛋。”
“哦，是的。当然啦。”
“你知道那个故事？”
“谁都知道。”
“挺迷人的，不是吗？当面对如何把蛋竖起的问题时，他只是轻轻把蛋壳底部敲碎，弄出一个稳定的平面用以支撑蛋的站立。”
“那挺管用。”
“当然管用。哥伦布是一个天才。他寻找天堂，发现了新世界。可要使那里成为一个天堂，仍为时不晚。”
“确实。”
“我承认事情进展得不太好。但还是有希望的。美国人从来没有丧失过他们发现新世界的欲望。你还记得1969年发生的事情吗？”
“我记得那时有许多事。你说的是哪一件？”
“人在月球上行走。想想这档子事吧，亲爱的先生。人在月球上行走！”
“是的，我记得。据总统说，那是创世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他说对了。那个人说过的唯一有智慧的话。你估计月球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知道。”
“来吧，来吧，再猜一下。”
“哦，是啊，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当然，这种相似并非那么完美。但说真的，在某些位相，特别是在晴朗的夜晚，月亮看起来真的非常像一个蛋。”
“是的，非常像。”
这时，一个女侍者端来了斯蒂尔曼的早餐，摆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老人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着食物。他一边礼貌地用右手举起餐刀，敲碎了半熟鸡蛋的壳，一边说：“如你所见，先生，我将不遗余力。”
第三次会面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中午稍过：阳光像薄雾似地笼罩在砖石和树叶上，影子越拉越长。斯蒂尔曼又回到了河滨公园。这次是在公园边上，到第84街上那座人称汤姆高地的裸岩小丘那里去休息。在同一地点，1843年和1844年的夏天，埃德加·爱伦·坡曾长时间地凝视着哈德逊河。奎因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把了解这类事当成了自己的职责。结果，他自己倒是经常来这里坐坐。
现在，他对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不怎么感到害怕。他围着岩丘转了两三圈，就是引不起斯蒂尔曼的注意。于是他索性坐到老人身边，跟他打了个招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斯蒂尔曼竟然没认出他来。这是奎因第三次作自我介绍了，每次都像是成了另一个人。他拿不准这是不是个好兆头。如果斯蒂尔曼是假装的，那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与伦比的演员。因为每次奎因出现时，都有些惹人注目的举动。而斯蒂尔曼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斯蒂尔曼确实没有认出他，那又意味着什么呢？真有人能对自己眼前的事物如此视而不见吗？
老人问他是谁。
“我叫彼得·斯蒂尔曼。”奎因说。
“噢，跟我同名，”斯蒂尔曼回答，“我叫彼得·斯蒂尔曼。”
“我是另一个彼得·斯蒂尔曼。”奎因说。
“哦，你是说我儿子。是啊，那倒有可能。乍一看你是有点像他。当然，彼得是金发，而你是黑发。不是亨利·达克，但头发倒很达克。当然，人是会变的，不是吗？一分钟前是这样，过了一分钟又变了个样。”
“没错。”
“我一直记挂着你，彼得。好多次我都在想，‘不知道彼得怎么样了’。”
“我现在好多了，谢谢。”
“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曾有人跟我说你已经死了。这消息让我很悲伤。”
“没有。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看得出来。非常健康。说话也挺流利的。”
“现在，所有的词语我都能脱口而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感到头疼的词。我全都能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彼得。”
“一切都应归功于你。”
“孩子是最好的祝福。我总是这样说。是无与伦比的福祉。”
“你说得没错。”
“至于我自己，我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当日子过得不好时，我就回想过去那些好时光。记忆是伟大的祝福，彼得。仅次于死亡。”
“这毫无疑问。”
“当然，我们也必须活在当下。比如，我现在是在纽约。明天，我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你看，我走过许多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就离开了。这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这挺来劲的。”
“是的。我也感到挺来劲的。我的脑子从未停止思索。”
“这挺不错的。”
“这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确实如此。可仍然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东西。岁月催人衰老，却也给了我们这些日日夜夜。我们死后，总会有人来取代我们。”
“我们都老了。”
“当你老了，也许会有个儿子可以安慰你。”
“希望如此。”
“那你就像我一样幸运了。记住，彼得，孩子是伟大的祝福。”
“我不会忘记的。”
“还要记住，你别把所有的鸡蛋都搁在一个篮子里。反过来，也不要在孵化之前数你的小鸡。”
“不会的。我会尽量顺其自然。”
“最后一条，绝不要说你心里认为不真实的事情。”
“我不会的。”
“撒谎是件坏事。它会让你后悔被生出来。不能出生是一种诅咒。你被判处活在时间之外。当你活在时间之外时，就再也没有什么日日夜夜了。你甚至连死亡的机会都没有。”
“我明白。”
“谎言永远无法被抹除。连真相也做不到。我是一个父亲，我知道这些。想想我们的国父的故事吧。他砍倒了樱桃树，然后跟他父亲说，‘我不能说谎。’不久后，他把一枚硬币扔到河对面去了。这两个故事是美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事件。乔治·华盛顿砍倒了樱桃树，再就是他把钱远远地扔开了。你能理解吗？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钱不长在树上。这是使我们国家走向强盛的要义，彼得。现在，乔治·华盛顿的头像印在每张一美元的纸币上。从这一切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个重要的教益。”
“我同意你的看法。”
“当然，不幸的是树被砍倒了。这棵树是生命之树，它能使我们免于死亡。现在我们都张开双臂拥抱死亡，尤其是当我们已垂垂老矣。但我们的国父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生活是一碗樱桃’的意思。假如那棵树继续生长着，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脑子里有许多这样的思想。我从来不会停止思索。你一直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彼得，我很高兴你能理解。”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一个父亲总会把他所知道的教给自己的儿子。这样，知识就会世代相传，我们就会越来越聪明。”
“我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
“现在我可以幸福地去死了，彼得。”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但你一定不能忘记我说的一切。”
“我不会的，父亲。我向你保证。”
第二天早上，奎因按通常的时间等候在旅馆对面。天气终于变了。在晴朗了两周之后，纽约终于下起了毛毛细雨，满街都是湿漉漉的汽车轮胎辗过马路的声音。奎因在长凳上坐了一个小时，撑着一把黑伞，心想斯蒂尔曼随时都可能出现。他一边等，一边享用着面包卷和咖啡，读着大都会队星期天比赛失利的报道，但那老人还是不见踪影。耐心点，他对自己说，开始盯着报纸上其他新闻看起来。四十分钟过去了。他已经读到财经新闻，就要看到有关公司并购的分析文章了，这时雨突然下大了。他不情愿地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到旅馆门口的街对面。他穿着湿冷的鞋，站了一个半小时。斯蒂尔曼病了？他想。奎因试着想象他躺在床上的情景，高烧的汗水湿透了身子。也许这老人在夜里死去了，他的尸体还没被人发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他告诉自己。
今天本应是关键的一天，奎因为此作了精心策划。现在他的算盘全落空了。他为自己没能考虑到这种意外情形而懊丧不已。
可他仍在犹豫。他站在雨伞底下，看着小小的雨珠滑落下来。到十一点时，他开始重作打算。半小时后，他穿过街道，沿着人行道走了四十步，走进了斯蒂尔曼下榻的旅馆。这地方散发着蟑螂驱逐剂和烟蒂的臭味。门厅里有几个无处可去的住客，摊手摊脚地躺在橘黄色的塑料椅子上。这地方似乎除了恶臭就没别的了。
一个卷着袖子的大个子黑人坐在柜台后面。他一手撑着脑袋，另一只手飞快地翻动着一份小报，几乎没有停下来瞄一眼报纸上的文字。就好像他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已经烦透了。
“我想给你们的一个客人留个口信。”奎因说。
那人慢慢地抬起头看看他，一副希望奎因立马消失的表情。
“我想给你们的一个客人留个口信。”奎因又说。
“这里没有客人，”那人说，“我们管他们叫房客。”
“那就是你们的一个房客吧。我想留一个口信。”
“那是谁呢，伙计？”
“斯蒂尔曼。彼得·斯蒂尔曼。”
那人假装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说：“没有。不记得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你们难道没有登记簿吗？”
“有啊，我们有登记簿。但它在保险箱里。”
“保险箱？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登记簿，伙计。老板喜欢把它锁在保险柜里。”
“我想你应该知道密码吧？”
“对不起。只有老板知道。”
奎因叹了口气，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五美元的票子。他把钱放在柜台上，那只手仍压在钱上面。
“我想你这里正好有登记簿的副本，对吧？”他问。
“也许吧，”那人说，“我得去办公室瞧瞧。”
那人拎起摊在柜台上的报纸。报纸下面就是登记簿。
“运气来了。”奎因说着，手从票子上挪开了。
“是啊，今天好像该我走运了，”那人应道，从柜台上把票子拉过去，捏着边角抖了抖，塞进自己口袋，“你朋友的名字叫什么，再说一遍？”
“斯蒂尔曼。一个白头发的老人。”
“一个穿外套的先生？”
“没错。”
“我们叫他教授。”
“就是他。你有他的房间号码吗？大约两星期前入住。”
办事员打开登记簿，翻动着，指头顺着名字和数字往下滑移。“斯蒂尔曼，”他说，“303房间。他已经不在这里住了。”
“什么？”
“他退房了。”
“你说什么？”
“听好，伙计。我只是把这上边写的告诉你。斯蒂尔曼昨天晚上结账走人了。他走了。”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离谱的事情了。”
“我可不管是怎么回事。这可是白纸黑字写着的。”
“他留下转信的地址了吗？”
“你开什么玩笑？”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那得问路易，他昨晚值班。他晚上八点来上班。”
“我可以看一下房间吗？”
“对不起。那个房间今天早上我已经租出去了。那家伙还在睡觉。”
“他长什么样？”
“五美元你就想问这么多问题？”
“算了吧，”奎因绝望地挥挥手，“这不重要。”
他在倾盆大雨中回到自己的寓所，虽然打着伞，可还是全身湿透了。功能到此为止了，他对自己说。词语的意义到此为止了。他厌烦地把伞扔在起居室地上。脱下夹克衫扔到墙上。水溅得到处都是。
他打电话给弗吉尼娅，因为太尴尬，都顾不上想别的事情了。她接通的那一刻，他几乎要挂断电话了。
“我跟丢他了。”他说。
“你肯定吗？”
“他昨天晚上退房了。我不知道他这会儿在什么地方。”
“我很害怕，保罗。”
“你有他的消息吗？”
“我说不准。我想好像有，但我不能肯定。”
“这是什么意思？”
“彼得今天早上接了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洗澡。他不肯告诉我打电话的是谁。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拉上窗帘，什么话也不肯说。”
“可他以前也这么做过。”
“是的，这就是我不敢肯定的原因。但他已经很久没这样过了。”
“听起来不妙。”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别担心。我有几个主意。我这就行动起来。”
“我怎么跟你联系？”
“我会每隔两个小时给你打一次电话，不管我在哪里。”
“你能保证吗？”
“是的，我保证。”
“我真是怕极了，我挺不住了。”
“这都是我的错。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真是非常抱歉。”
“不，不是你的错。没人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盯住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钻进他的身体里。”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以为我会成功。”
“现在还来得及，是不是？”
“是啊。时间还宽裕。我不想让你太担忧。”
“我尽量放松。”
“好的。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
“每隔两小时？”
“每隔两小时。”
他在这番对话中煞费苦心地把握着分寸。面对种种烦心的事，他还是让弗吉尼娅平静下来了。他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可她似乎仍然信任他。这当然无助于解决事情，因为事实是，他对她撒了谎。他根本没有什么几个主意。连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