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释放，也是人类精神与感情的代言者。“善良古老的”年代并不存在了。或许它在莫扎特那里会成为一种绝响——我们是多么的幸运，他的罗可可没有停止对我们的诉说，他的“美好社会”，轻柔的狂想，以及他对中国式的花饰所表现出来的童真；他心中的礼貌规矩，他对窈窕、恋人、舞者、哭啼者的要求，他对信仰的罪恶，可以向我们中的某种残余发出仁慈的呼吁！啊，真不知是什么时候，这一切竟然顷刻间变成了过眼烟云，可是，谁又会怀疑，在对贝多芬的理解和欣赏不断变化的同时，这些会消失得更早呢！
贝多芬的确只是一种风格过渡和断裂的终结者。他与莫扎特之间存在着差异，贝多芬是欧洲一个伟大的、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审美终结，而且是一个老套的、松散的过程。它不断裂变着，并且形成一个未知的、年轻化的、渐渐靠近的灵魂。处在他的音乐之上的，是一种永恒的、丧失的、放荡的希望之光——它也是欧洲沐浴过的那道曙光。卢梭曾经梦见过它，这道曙光正围绕在大革命的自由之树旁边翩翩起舞，最后，甚至出现在了拿破仑的面前。可是现在，往日的这种感觉正迅速地消失掉了，今天要想体会到这种感情是多么困难——就像卢梭、席勒、雪莱、拜伦所说的那样，这对我们的听觉来说是何等的陌生啊。
在这些人当中，欧洲人找到了通向这个词汇的道路，并且深刻了解应该如何用贝多芬的音乐将它演奏出来！那些源自德意志音乐的东西，则属于浪漫主义，换句话说，就历史而言，与那场伟大的幕间剧相比，那个欧洲从卢梭向拿破仑、向民主兴起的过程来说，这些已经显得更加短暂、更加草率，甚至是极其肤浅的运动。
韦伯的《自由射手》和《欧伯隆》，如今我们已经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了！或者，马尔施纳的《汉斯·海林》和《吸血蝠》；或者，甚至包括瓦格纳的《汤毫塞》！即使仍然没有成为被遗忘的，却也是消逝了的音乐。一切浪漫主义音乐都没有高贵的成分，并且不具备音乐的品格。除了剧场和大庭广众之前，再找不到可以保留它们的地方。因为它根本就属于二流音乐，现实音乐家很少去留意它。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一位出生在哈尔基扬的大师，因为自己那轻松、纯情、喜悦的灵魂而迅速地得到了人们的崇敬；当然，他也以同样的速度被人们抛到了脑后，因为他是德意志音乐美妙的过程。提到罗伯特·舒曼，这个人将事情看得很严重，并且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事情看得很严重，他也是最后一位创立学派的人。
现在，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被这个舒曼式浪漫主义克服着，谁能说这就是一种幸运呢？或者是一种舒心、一种解放？舒曼，由于他将自己的灵魂投进了“萨克森瑞士”，所以，这个灵魂的一半是属于维特式的，另一半则是让·保尔式的，丝毫没有贝多芬式的因素！对于他的曼伏雷特音乐来说，就是一种失策和误解，甚至是无理的举动。从根本上说，舒曼的审美只是渺小的审美，即一种对安静的抒情与陶醉，这虽然是危险的，但是在德意志人之中，却是一种双倍危险的嗜好。他们常常都是靠一边行事，一边害羞、萎萎缩缩、扭扭捏捏，显示一种高贵的柔弱的人。他敢于隐匿在幸福和苦痛之中。从一开始就像一个羞涩的姑娘或者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一样。因为，这个舒曼早已成为音乐中的德意志事件，与欧洲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一点与贝多芬的情形相似，更广范地说，这与莫扎特曾经历过的情形相同，即完全丧失了欧洲灵魂的音乐，而沦为单纯对祖国的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同时也威胁到了德意志的音乐。
德意志的风格，基本上与乐声、耳朵没有什么关系。这体现了一种事实。正是由于我们善良的音乐家，谱写了大量的最恶劣的作品。而对于德意志人读谱的声音不高，其实这一点并不是用耳朵听的，反而是要用眼睛看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将自己的耳朵放在了抽屉里。古代人读，都是给自己读的，如果说古代人读的话——在过去，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古代人还要大声朗读。如果我们私下问其原因，对方一定会用高声回答道：意思是想说，使所有音响肿胀、弯曲、颠倒，以及变换速度，这是古代公众常用的一手。那个时代，书写风格法与演说法总是一模一样的。而对于风格法则来说，一部分取决于令人惊奇的训练和耳喉的精炼的需要；另一部分则归因于勇敢、坚持不懈、古代肺脏的权力。
就古代的意义来说，这一时期首先属于生理学的整体，如果它是用一口气进行概括的话。这种时期与在狄摩西尼那里，在西塞罗那里出现的时期相同。两次肿胀，两度下跌，但是这一切仍然在二呼一吸之中进行着，这也可以说是古代人的一种享受。这些人习惯于用自己的素养对一些美德进行评估，而这种行径常常出现在报告中的罕见物和困难物——但是我们却对这种伟大的时期哑口无言。我们是现代人，所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气短的人！而那些老人，换言之，在演说中统统都是半瓶醋，因此成了行家，或批评家。这样一来，他们便把自己的演说家驱赶到极限的地步。
运用与上个世纪相同的方式，所有意大利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通晓歌唱。在这里，歌唱的名家往往攀上了高峰。可是，在德国，直到最近一段时期，舞台上出现了一类具有雄辩口才的人，他们十分羞怯而笨拙地刺激了那些人振荡的青春。但仅仅存在一种公开的、基本合乎艺术的演说。在德国的传教士运用每一个音节、每一个词汇，在一句话中敲打、跳跃、跑动，似乎激动得要溢出似时，他所听到的良心故事，大多是丑恶的良心故事，因为，他拥有这样的理由：让任意一个德意志人达到演说中的精明干练实在是罕见的事情，或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对于德意志的诗歌杰作，往好听点说，是最伟大的传教士的杰作——到目前为止，德意志最好的书就是《圣经》，与《圣经》相抗衡的其他所有作品，几乎只剩下“文字”一种事物了，由于它在德国没有较好地成长，所以在德意志人的内心没有留下较深的印象，当然现在也没有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