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报上知道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去世的。美国发出的新闻说他的生命结束在汽车上，在从康涅狄格去纽约的途中。我马上想起了新英格兰那个与他同名，叫“索尔兹伯里”的小镇，想起从那里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开车走这条路，把我送往纽约。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因为二战中与苏联军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连续发出苏联战场的消息而世界闻名，得过很权威的普利策奖。任过作家协会主席。他跟斯诺是朋友，斯诺早就建议他到中国采访，向他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终于来到中国。他为红军长征的事迹所感动，便带着心脏起搏器，沿中国红军长征的路线艰苦采访了一路，在中国在海外采访了上百名与长征有关的，各方面的人物。书印出来时已过了80大关。在中国，这个年纪的作者多半会用从容的方式“发挥余热”。他却像年轻人那样又作起写“新长征”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与卡曾斯、里斯等专家学者，积极为开创中美作家间定期对话热心奔走。在中国作家冯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此后数年间连续举行多次。按年纪按成就按家产，他已算志得意满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个人的存在形式。这使我很感动。
我1986年到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谈。他热情接待。会议由双方共同主持。互谅互让，合作得顺利愉快。我担心记者一个个把作家单独调出去访谈，影响会议进行。他便决定开幕时发布一次新闻，然后转到海边僻静小镇上关上门开会，谢绝采访，会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建议参加会谈的双方作家，应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艺术倾向的人，要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人。我们便将与会作家的名单事先通告给他们，征求他们意见。结果会开得很成功，气氛极融洽。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了创作观点，探讨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为以后对谈作了安排与设想。
“我要写中国的新长征——改革开放。要采访中国农村，这方面你能给我点什么建议？”有次在海边散步，他向我问道。
我说：“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专注最落后的。多看看中间的，一般的，传统的中国农业地区，那是中国农村大多数。”
“具体地点你认为哪里合适？”
我说：“可以去山东、那是中国典型、古农村区。”
再具体一点！
我说可以去我的故乡平原县。那里从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县治，而直到改革开放前，似乎还用传统的办法种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并请我为他作向导。
1987年他又来中国。先去了南方，从南方打电话来约我在山东德州会合。
德州是我的故乡，对他很欢迎，安排周到。我领他看了抗日战争战斗遗迹，看了农村和乡镇企业，访问了几家养殖、运输、工商个体户。请老农、基层干部给他介绍历史和现在的情况，还找了位熟悉历史的作家介绍当年义和团起义的史料。他非常兴奋，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参观采访。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战的老打字机整理素材，不论干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访材料整理完决不上床。有天他约那位作家来谈义和团。谈到凌晨两点还没结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来，悄悄嘱咐他适可而止。我说：“老头是年过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乡找个借口告辞了。后来老索知道这是我的主意，对我很不满意的说：“你怎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小孩子吗？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采访，晚上整理材料。我俩只在车上才有空交谈。有一天途中赶上了一个村逢集。他叫车停下，颇有兴致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国农民，农民也看他。双方都冲着对方笑，虽语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达无误。回到车上他问我：“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国人来？”我说：“今天可能是他们第二次见到外国人。”他问：“那第一次是谁？”我说：“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他听了大笑。笑完说：“他们对我态度很友好，他们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坏！我喜欢这种毫无准备的见面，这才是真实的情形。”又说：“市场很兴旺。当然生活水平还很低，但看得出温饱已不成问题，而且有了闲钱。年轻人开始追求时髦了，你不见有人在买牛仔服吗？邓小平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这里人说改革开放这几年。比过去几百年的发展还快，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有一天参观一个个体户养鸡场。那户主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过多年徒刑。服刑期间学会养鸡，释放后正赶上改革开放，就自己办起了鸡场。富裕后很热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众欢迎。那人对老索招待当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离开了。在车上我问他：“你好像对这里不大感兴趣。”他说：“我对为敌人效劳的人心里厌恶。到这里我只为证实一件事：连这样的人经济活动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见改革开放的决心。”
最后一天我领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们村长和乡亲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又在村中参观。我们村的经济情况是中间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为多年没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觉得丢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谅解的笑笑，没有坚持去。但在车上表示很遗憾。同时对我说：“你无论如何再到美国时到我家里看看，住几天。不是纽约那个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个小镇。那个镇的名字就叫索尔兹伯里。”
我问：“是因为你住在那里，才起了这个名字吗？”
他说：“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为这个巧合，我更不愿意离开那里了。那里才是美国，到了纽约不等于到了美国！”
1988年我参加完汉堡的“中国文化周”，应约转道去了去美国。
我在纽约下机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学所在地阿尔伯尼。一进于梨华的家门。她就告诉我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一到就和他联系。我立即与他通话。他问我何时能去他家？说他现在外地讲学，我定下时间，他如期赶回家去。我说我在东部共要在三个学校演讲，最后一讲是耶鲁，他请我在耶律演讲完就到那所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机场与他见面，然后一同去康涅狄格的索尔兹伯里镇。
这时正是新英格兰一带树叶变红的季节，从阿尔伯尼到马萨诸塞，从麻省又到耶鲁，一路秋山红叶，如火如荼，美不胜收。演讲很顺利，玩得也很尽兴。在耶鲁演讲完，诗人郑愁予夫妇开车送我到约定的机场，已有个中国女孩在等候，是张洁的女公子张棣。索尔兹伯里为我们交谈方便，特请她一同前去作客，为我们当翻译。小张棣当时正在卫斯里女子学院读书，离耶鲁不远。恰好又有几天假期可以陪我们。
索尔兹伯里穿着异常整齐，打了领带，从一架小飞机上下来，拥抱住我说：“好极了，你到底来到我家了。”我介绍他认识愁予夫妻。他就请他们一道去他家玩。我们五个人两辆车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走了两三个小时，转过几道小山，看见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绕到湖后，便看到有条岔路，路口两边的树上横拉着一道铁索，上挂着木牌，牌上写了几个字。老索停下车，跳出车门伸手摘下铁练，指着那条岔路说：“从这里起是我的地界，你们可以先在我家门口欣赏一下风景。”
只见四周一片青绿，林木葱郁，流水淙淙，满眼野趣。不闻市声。不远处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着条小船，静悄悄不见人影。
老索说：“那是我最近一家邻居，最近好像进了城，所以几公里内只有我一家人了。”
他摆手叫张棣开车带路，开进他的地界，他在后边把铁练拴好，上了张棣的车，继续前进。
走了约摸一公里，才到他家门前。
这是个白色的二层小楼，小楼后拖着一长条平房。夫人听到车声迎出来在台阶上站定，笑容满面跟我们招手。车开过正门在侧面停下。老索下车后帮我拿出行李领我从边门进了楼，打开一间屋门说：“这是你的卧室，在这里进来要少走路。”
我把行李安排好，从楼后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两人都穿工装裤，戴着劳动手套，男的拿树剪，女挎着一篮苹果。索尔兹伯里介绍说这是他夫人的女儿和女婿，住在只距此几公里的地方，是来帮忙摘苹果的。我这才注意到窗外不远就是个小苹果园。树长的并不好。苹果个儿既小，颜色也不鲜亮。索尔兹伯里说：“我不用化学肥料，连化学杀虫剂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难看，可是绝对没有污染。”
两个年轻人跟我们寒暄几句，放下苹果拿起小篮，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带着好奇心跟着到地边看了看，见菜长得也是又细又蔫。菜叶上满是虫咬的眼儿，那位女婿向我连说带比划的笑着解释了一番，我虽然听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虫子咬过，证明是绝对没用化学药品的，没有污染！
这晚上索尔兹伯里就用自己种的苹果为我们洗尘。边吃边谈，气氛既热烈又亲切。那绝无污染的苹果外貌欠佳。味道也平常。大家还是交口称赞，索尔兹伯里像个孩子，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愁予夫妇告辞，我和张棣就住下来，过了几天难得的安静、悠闲生活。索夫人也是作家。索尔兹伯里写中国红军“长征”，她写了本“我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写她陪丈夫在中国采访的经过。只剩下我们四个在一起时，最辛苦的是她。老索上午写作，下午陪我们游玩。三顿饭全由她操劳。虽然面包和肉是存在冰箱中的，但青菜水果都要现吃现采，老索不爱赶时髦，他家的电器、灶具都很陈旧，是城市里已经淘汰的东西。她的劳动很不轻松。
老索的住屋不大，但书房不小。书房是一间木板墙铁皮顶的平房，墙壁和地板都不上油漆，而且凸凹不平。柱子不仅没有刨光，上边还有许多破损处。书桌和靠椅也是旧物。桌上那件老打字机。二次大战在斯大林格勒就是用它，现在还在用，油漆磨掉露出了铜色。在中国我见到时就说过：“你这架机器可以送进博物馆了。”他说：“要送的。我已说好，我去世以后把它交博物馆保存。”我问他这房为何不刷油漆？他说这里原是一个农场，书房是个马棚。他不愿失去马栅的原样，当然，马粪是清理出去了，别的没有动。这屋里有一部电话机，也是那种古老的黑铁盒子，斑斑驳驳。壁炉旁还堆了一堆木柴。我问他：“你这里做饭、取暖都已用电，准备木柴干什么？”他说：“到了冬天我这里常被雪封住，道路，电线也有被风刮断的时候。有时想叫除雪车来除雪，连电话也打不通。我会被困在这里，准备下木柴，至少人冻不死。”
靠墙根放着个有活门的木箱，像是捕鼠器，但大得多。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山里有一种鼬鼠。常夜里跑进屋来把他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他预备了这个东西，里边放进食物，鼬鼠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说：“抓住它怎么办？杀掉吃了吗？”
“怎么可以那样？”他正色说“这种小动物很懒。他们吃饭后总爱睡觉，我等它睡着后搬上汽车，拉到20公里外大森林里去，打开箱门，等他睡醒后自由走开。我再把箱子拿回车上拉回来……”听他那口气，不像是怎样对付鼬鼠，倒像是在谈如何照看小孩。
客厅一面墙对着苹果园。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门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闲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画报。他小声叫我，神秘的招手。我走过去，他指指窗外。一我发现他的苹果园里进去了两头鹿，正在伸头吃树上的苹果。但他窗外挂着许多条奇怪的装饰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长绳串着的几十个易拉罐。我想拉开门到外边草地上去看鹿。他却拦住我说：“不要去惊动它们。对客人不能那样。”我就问他：“既然要欣赏苹果园和小鹿，你就不该再挂那些装饰品！”他说：“那不是装饰品。是给鸟预备的交通信号。我这窗太大，像一面大镜子，从外边看整个树林都映在里边，小鸟常常受骗，照直飞过来一头撞在窗上，撞得晕头转向。我挂上这些，风一吹他们会响会动，小鸟就不再上当了。”
我望着这个80多岁的孩子（他反对人们把他看做老人），很难想像他在战场上是个什么样子！但他确实是在硝烟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
下午，我们在他的领地和镇上闲逛。这片领地中有几个山头，山上树林很密也很杂，他不修道路，却在最高山头建了个茅屋，闲时坐在那里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鸟。要爬上这山头，很费力。因为他对这山林的一切都听其自然。活的就让它随自己意思活，死了它干枯、倒落。山坡上满是横七竖八倒下的大树，直立着许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桩，像是有意设下的路障。我问他这些木桩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最早从欧洲来的移民曾在这里采过矿，废弃怕也有100年了，这是留下的惟一遗迹。他舍不得清除它们。至于那倒下的树，把它还给土地不正是最好的处理吗？
我们上镇上去总要捎带着办事。这里远离镇区，没有人来处理垃圾，每过一周他要把装好袋的垃圾送到10公里外的处理场去。然后从那里再去镇上。镇很小。只有一个交通岗，还是位女警察，平时车辆来往不多，女警察尽可坐在树下打盹。有个教堂，有个法院。但没有监狱。我问他：“如果出现了犯罪，犯人关到那里去呢？”他说：“寄放别的城镇监狱。当然要付给人家租金。好在几十年来就出现过一次这种事，是个酒鬼喝多了，醉中烧了镇议会的楼，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猎了一只鹿，没有判刑，罚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监狱的钱。”
我在的几天，正是万圣节前夕，在纽约应是热闹的购物季节，这里仍然很清静，就是街上多了个货摊，卖万圣节做鬼头用的南瓜，摊下卖真南瓜。镇上还有家百货店卖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们买去套在头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写着“台湾制造”！
老索到镇上必去的地方是邮局。但邮局不在市中心。而是在镇外一个只三四户人家的居民点上。很低的平房，门口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悬星条旗。门前静悄悄没有一个顾客。里边只有一位老太太办公，柜台上没放着信封和邮票，却摆了些小绒狗、小兔子、变形金刚。老索向老太太介绍我，老太太听说来了个中国人很高兴。她说去年才到中国旅游过，对中国印象很好。那是个很迷人的国家。我问她摆这些玩具干什么？是代卖吗？她说不是。到这里来的顾客都是熟人，办完邮件总要闲谈一会，若带着孩子来，孩子听大人闲谈会不耐烦。预备点玩具。他们有东西玩，就不吵着要走了。
老太太送我几张邮票作纪念，我把胸上带的中国笔会的徽章送给了她。
我住了几天，发现这里几乎全是英格兰移民的后裔，没碰到过一个黑人，也没见其他少数民族，跟纽约完全是两个天地。在纽约街头你只消站上10分钟，至少能听到5种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和中国话、日本话，各说各的。这里只有纯正的英语。房子也是一种风格。白色的小二层楼，阳台上摆满鲜花，车房在底层的右侧。怪不得人们管这一代叫新英格兰。张棣呆了两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妇成天用手势交谈。临离开的前一天，老索为我开告别派对，竟费尽心思请来了当地一位华裔。这位朋友见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他是这镇上惟——个华人，平时很少有外边人来，我可能是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客人。这位华裔美国人汉语已经词不达意了，但仍热心翻译。当时正是美国大选时期，电视台每天在播双方竞选的节目。有时各自发表演说，有时双方辩论。索尔兹伯里问我：“你对这两人怎么看法？”我说：“对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我怎么好发表什么意见？我希望谁当选都保持现在这样好的中美关系。”他笑笑说：“我告诉你，这两人一个是混蛋一个是傻瓜。不过谁当了总统，美国都会尊重他的权力。爱美国不等于要爱总统，遵守法令跟喜欢总统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当选他就不再是某个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
走的那天，他们夫妻开车一直把我送到纽约。到了纽约，夫人先下车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车送进修车厂，又租了辆车把我一直送到华侨日报，这才告别。并约好过了年在中美作家会谈中再相会。
后来我虽没再去美国，但始终保持着联系。我的小女儿学英语，他极高兴地和她建立文友关系，两人不断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学英语，不能老是靠她翻译才知道他信中的内容，他又请我女儿转告我，他在美国见到贾平凹时是多么高兴。还向我报告，张学良将军到美国时，纽约华人集会欢迎，他是惟一得请柬的外国记者……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给我的信，我感到有点惊诧。打开请人翻译后才知道这是讣告式的信，我们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场开心网球后急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经过翻译仍深深的感染了我。我在写完对卡曾斯的怀念文章后立即给他写信。请他也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没有提“老”这个字。但我要他不要再无节制的拼搏。他回信说，他现在身体跟20年前没什么两样。不拼搏，为什么活着呢？
是的，工作、拼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这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在奋斗不已的。而且我也真的没感到老字和他有什么牵连。因此我听到他骤然而去的消息，一时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索尔兹伯里可以说跟我们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各有自己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信仰。因而我们也有分歧。但这并没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到底我们共同的东西多些，大家都有一颗把世界变得更可爱的愿望，都有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决心，有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热心。所以我们的争论不仅没影响我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世界上有老索这样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气。世界上这样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结识到很幸运，所以我永远会对他怀念。
1993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