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上看到，南京人在举着火把庆祝大军渡江35周年，这才想到，过长江、打南京、进上海，已是1/3世纪前的事了。
35年前4月22日晚上，我们到达八圩港待命，同志们站在岸边，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春水、望着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要过江了！要解放全中国了，要成为国家的主人了！”胜利者的喜悦和自豪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边谈了多半夜，谈话的原词句我已记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内容，我并未忘记。说起来惭愧，竟连一句电影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说的豪言壮语也没说。大家这一时刻，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强烈的，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最多的倒是谈自己和别人的缺点。因为同志们心里的一个共同感觉是“胜利来得这么快，自己太缺乏准备。怎么能带着这些毛病过长江去呢？过了江我们每个人在群众面前都是党的代表、都是军队的代表。咱这样儿行吗？”
23日下午，我们渡过江，到了江阴，随后是进常州、进苏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阵每个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来了。本来一向军风纪不整齐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带扎得正不正，绑腿打得紧不紧了；本来爱调皮说怪话的，变得严肃庄重了；本来生活上有娇气的女孩子，这几天竟然比在艰难的环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气也好了起来，互相间团结的气氛也更浓，不大发生在吃败仗时（请原谅我的实话，我们的队伍偶尔也会打败仗的）同志间说句笑话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这样一种自尊自爱的情绪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带的老人，回忆起解放军进城时，那种严格的纪律性，高度的自觉性，仍然赞不绝口，怕都和这种情绪有点关系。别人当时怎么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经历的几件小事是记忆犹新的。1949年5月25日晚，我们从苏州的木镇出发，乘卡车奔赴上海，从半夜就下雨，路上车马又多，一路总抛锚，直到第二天天黑才从造币厂那边进入上海，雨还没停，不知为什么又在上海市内兜起圈子来。上海人十分热情，卡车每在一个地方停下，不知从哪里就会聚集起一堆人来，围着车子鼓掌，呼口号、扭秧歌。走到金神南路，车又被群众围住，喊跳之后，有人站到卡车前发表起演说来：“1945年国民党进上海时我们也这样欢迎过，可是他们叫我们失望了。我们抛弃了他们。希望今天这个欢迎会不再带来失望，希望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希望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时我们都很年轻，被群众的情绪激动得热血沸腾，也跳到车顶上去讲话：“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永远和上海人民团结在一起，建设新上海！”这样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后半夜才找到个驻处，竟是静安寺路汤恩伯的公馆。
这是一处极精致、极富丽的住宅。一切设备在那时代都是最先进的了。司令先生走得仓促，室内一切都原样没动，餐柜上摆着菜点、厨房里放着整箱的法国名酒，冰箱中有现成的各种食品。墙上挂的，桌上摆的，箱中装的东西且不说它。当时正逢夏天，各个房间里都摆了几把团扇和折扇。每把扇子上的画幅和诗词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试想一下，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么个华贵官邸，又确切无疑是敌产，突然闯进上百名饿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湿冰冷的造反派老爷会出现什么景象？当时这些大军——真正在火线上和敌人拼过命的“大军”，不是“文化革命”中专拿皮带、木棒凌辱革命者的“造反大军”们，一连住了几夜，整幢房子连一块糕点、一把扇子也没有丢失。检查纪律时，只发现放在地下室一个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结果，是一个战士见上边都是洋字，以为是药水，拿来要为一个战友治咳嗽，发现不灵，赌气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军的纪律当然是严的，但再严的纪律，若不自觉遵守，也等于零。那一天，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饿得发晕、房中又只有我一个人时，看见床头桌子边那一盘糕点，实在想吃，甚至馋得有点睡不着觉。只是觉得一个革命者、一个肩负解放全中国重任的战士，伸手去摸那东西太丢人，太不自爱，才忍下了要吃的欲望。
过了一天，苏州河北解放了。我们移驻到新雅酒店。文工团要演出，领导派我去买几盒化妆油彩来，我们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业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门，就跟人打听金城工业社在哪里？人家告诉我在打浦桥，（也许是提篮桥，记不清了）我又一路上问打浦桥在哪里？走到外滩公共汽车站，我向公共汽车司机打听路，那司机说：“不用问了，你乘我们车去好了。”我说：“我没钱买票。”（因为领导给我的钱是买油彩用的，没说可以坐车）车上好几个乘客便说：“上来好了，欢迎解放军，我们替你买。”我再三谢过他们，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实在远，而且又热又渴，那汽车对我很有诱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虽然累，心里倒是踏实、欣喜的。
这两件小事，我从未对人说过。觉得说出来实在显出我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后来干脆连想也不再想起它。“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封我为牛鬼蛇神，叫我给他们用板车拉取暖的煤。派来与我同拉一辆车的，是位上海出来的老艺术工作者。
路上悄悄谈起当时许多怪现象，他感慨地说：“上海解放时，我才20几岁，是自动冒着雨跑出门去迎接解放军。那时的解放军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是真好，群众怎么会不爱戴？办的每件事都为群众着想，人民怎么会不拥护？那股劲头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该是怎么个样子啊！”于是我又想起这两件事，并且觉得也并不见得精神境界多么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对于信仰的理论，那种虔诚态度，那种一丝不苟、身体力行的作风，究竟是好的。即使所做的事细小琐碎，也比那说空话说假话言行不一的好；那种革命者的自尊感，尽管难免还有幼稚、简单之处，究竟要比造反派们把别人不当人，把自己也并不当人的野兽哲学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车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场即兴演说，我想。我们那时太单纯，真正缺点在于天真轻信，没想到在我们队伍里还混有张春桥、姚文元之类劣种！我想，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由我们这一批毛头小伙子组成的，想把我们的党和军队搞垮怕还不会这么容易！可惜我不一定会看到雨过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么悲观，老一辈的革命家们，竟以闪电的速度、霹雳的声势，迅速果断平息了这场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发言权。今天如果在原来的金神甫路那条街上，又碰上35年前参加过那个即兴欢迎会的人，我们可以挺着腰板来大声讲，当年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我们的诺言不是空话：“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