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杰克·伦敦的一个老故事，
故事里的主人公倚在一棵树干上，
准备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高山与平原》，哈瓦那，1961年
事情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至少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条可恶的小舢板，在那里，除了呕吐就是海水的拍击，再就是几块泡湿了的饼干，机关枪淌着黏液，让人恶心，能自我安慰的是尚有一点还算干燥的香烟，那是因为路易斯（其实他并不叫路易斯，但我们大家都发过誓把自己的名字忘掉，直到那一天来临）灵机一动，把这玩意儿收进了一只罐头盒。每次打开它的时候，我们都分外小心，好像里面装了满满一罐蝎子。可在这样一条该死的小舢板上，即使抽支烟或是喝上一口朗姆酒也全都没用，五天五夜了，它就这样摇晃着，活像只醉酒的乌龟，经受着北风毫不留情的抽打，随着翻滚的海浪起伏，我们不停地用桶舀水，手都磨破了，我那要命的哮喘犯了，一半的人都病着，弯腰吐个不停，好像身体要拦腰断成两截一样。第二天夜里，连路易斯也吐出来绿胆汁，笑不出来了，向北我们看不见克鲁兹角的灯塔，谁也没有料到会身陷这么糟糕的局面；如果这也能被叫作一次登陆远征，简直会让人伤心透顶，愈发呕吐个没完。因此，只要能离开舢板就好，不管有什么正在岸上等着我们（可我们本来就知道会有什么，因此也无所谓），天气在最不应该的时候变好了，甚至还有让你束手无策的侦察机从头顶掠过，前面是沼泽也好，是其他什么也罢，只能蹚过那齐胸口深的水，寻找一个个脏兮兮的草墩、一个个树丛做掩护，而我就像傻瓜一样带着自己的肾上腺素雾化器奋力前进，罗贝托帮我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我才得以在沼泽中涉水前行（前提是这确实是一个沼泽，因为我们中好多人都觉得是不是走错了方向，也许我们并不是抵达了陆地，而是莽莽撞撞地登上了大海里一处烂泥暗礁，离那座岛还有二十海里……）；如此种种，想一想便揪心，说出口更让人消沉，糊涂的计划，毫无希望的行动，心里面半是无从解释的欢欣，半是对眼下这遭遇的怒火，头顶的飞机让我们不得不小心隐匿，公路那边还有埋伏在等着我们，前提是我们真的能到达公路，前提是我们也确实是在岸边的一个沼泽，而不是在某个烂泥马戏场里兜圈子，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沦为那只狒狒坐在他的宫殿里取笑的谈资。
谁也记不清过去了多长时间，我们靠乱草丛中一块块的空地计算时间，在这些地方，我们随时可能遭到机枪扫射，我听见左边传来一声惨叫，很远，我觉得那是罗克（他的名字我倒是可以说出来，因为他已经成了杂草枯藤和蛤蟆中的一具白骨）。我们的全部计划现在只剩下最终目标，那就是进到山里，和路易斯会合，如果他也能够到达那里的话；计划的其余内容都在沼泽里随着北风、随着雨水、随着这次匆忙的登陆泡了汤。但也不该失之偏颇，某些事情仍按计划执行着：敌人的飞机来袭击我们了。这是我们事先就料到的，也是我们招惹出来的事，它倒是没有爽约。因此，虽说罗克那一声惨叫仍然使我难受，我惯有的不惮以恶意理解世界的方式还是让我笑了起来（我呛进了更多的水，罗贝托帮我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我才得以把鼻子勉强探出水面吸几口雾化的肾上腺素，虽然实际上吸进去的更多是烂泥浆），因为既然飞机来了，就说明我们没有上错岸，至多错出了几海里的距离，但穿过这片杂草地，再前方就会是公路，然后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北就是临海的山区。说来也好笑，是敌人的飞机让我们确认了登陆地的可靠。
不晓得过了有多长时间，天黑了，我们六个人躲在几棵瘦弱的树下，嘴里嚼着湿漉漉的烟叶和可怜的几块饼干，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了几近干燥的地面。路易斯、巴勃罗和卢卡斯一点消息都没有；失散了，可能已经死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也一定如我们这般，狼狈不堪，浑身湿透。可让我高兴的是，在经历了这一天两栖动物的征程之后，我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死亡从未如此真实，但它不会在我身陷沼泽时随着一颗流弹降临，而会是旱地上由各方精心组织、像模像样的战斗中的一次精准操作。敌军肯定控制着公路，把沼泽地团团包围，等待着我们被烂泥、虫蚁和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三个一群两个一组地露面。形势一目了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在这结局即将揭晓的时刻，我居然还能这样生机勃勃，头脑清醒。我在罗贝托的耳边念了几句老班丘的诗，他恨透了这个，他勃然大怒的模样再好玩不过了。“至少得让我们把身上的泥巴弄掉吧。”中尉牢骚道。“或者是能真正地抽上一口烟。”（说这话的是更左边的一位，不知道是谁，天亮的时候，他和我们失散了。）一切都是垂死挣扎：派出哨兵，大家轮岗睡觉，嚼一口烟叶，再吃上一点儿泡得像海绵一样的饼干，谁都没提路易斯，归根结底，我们唯一真正担心的是他已经死了，倘若果真如此，那可比被敌人追赶、比缺乏武器装备、比脚上的伤口还要令人丧气。在罗贝托站岗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睡着了一小会儿，可睡着之前我一直在想，现在让我们突然接受路易斯被打死的可能，那这几天所做的一切就都太鲁莽了。无论如何，这鲁莽还要继续，结局也可能是胜利，在这场荒唐的游戏里，我们甚至事先知会了敌人我们要登陆，却从未考虑过会失去路易斯。我觉得自己还在想，要是我们真的胜利了，要是我们能再一次和路易斯会合，这场游戏才算真正开始，我们如此狂放、危险却又不得不为的浪漫主义行动才算有所弥补。睡着之前我眼前还出现了一幕幻觉：路易斯站在一棵树旁，我们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慢慢将手放到脸上，把脸揭了下来，仿佛那是张面具。他就这样捧着自己的脸走到他的兄弟巴勃罗、我、中尉还有罗克身旁，做了个手势让我们接过这张脸，戴上它。可是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拒绝了，我也拒绝了，我微笑着，笑着笑着就流了泪，于是路易斯重又把脸戴了回去，他耸了耸肩，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我能看出他身上那种极度的疲惫。从专业角度来说，人在半睡半醒又发着烧的状态下，出现这样的幻觉不足为奇。可如果路易斯真的在登陆中被杀，谁来戴着他的这张脸上山呢？我们都会努力到山上去，可谁也不会戴着路易斯的脸上山，没有谁能够也没有谁愿意戴上他的这张脸。“亚历山大死后那些争夺王位的权贵啊，”我迷迷糊糊地想，“可权贵们都见鬼去了，人人都知道。”
虽说我叙述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一些时日了，但某些片段和时刻依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只能用现在时态讲述它们，仿佛我又一次仰面朝天躺在那堆乱草之上，身边还是那棵树，它保护着我们不至于暴露无遗。已经是第三个晚上了，天快亮的时候，尽管吉普车往来不息，子弹嗖嗖乱飞，我们还是穿过了公路。现在得等到下一次天亮，因为向导被打死了，我们都迷了路，得找到一个老乡，带我们去买点儿吃的，而说到“买”这个字，我差点笑出来，结果又把自己呛住了，可在这一类事情上，谁也不会违背路易斯的话，买食物一定要付钱，而且买之前一定要对人讲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做这样的事。在山坡上一间废弃的茅屋里，我们找到了一点吃食，那真是天上美味，堪比丽兹酒店的佳肴（如果在丽兹酒店里真的能吃上好味道的话），罗贝托把五个比索压在一只盘子下面，真想让你们看看他那苦着脸的表情。我烧得厉害，哮喘倒是好了一些，这也是祸福相依了，可当我再一次想起罗贝托在空荡荡的茅屋里放下五个比索时的那张脸，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一直笑到上气不接下气，暗骂自己傻气。该睡觉了，丁第放哨，小伙子们挤在一起休息，我则稍稍离远了一点，我发觉我的咳嗽和胸腔里发出来的哨鸣声会打扰大家，另外，我还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那就是夜里有两三次，我用树叶搭起一道屏障，把脸伸到下面，慢慢地点燃一根烟，稍稍享受一下生活。
末了，那一天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没有路易斯的消息，其余都是灾难，我们八十个人里面至少牺牲了五六十人；哈维尔是最早一批倒下的，秘鲁佬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他挣扎了三个小时，而我什么都没能为他做，甚至没法在大家都背过脸去时给他补上一枪。整整一天我们都提心吊胆，生怕哪个联络员（总共有三个，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就在敌军的鼻子底下活动）给我们带来路易斯阵亡的消息。没有消息终究也是好的，想象他还活着，我们还能继续心怀期待。我冷酷地掂量了一番各种可能性，结论是他一定是被打死了，我们大家都了解他的为人，这该死的家伙能拿着一把手枪就跳出掩体，后面的人就得赶紧跟上。不会的，洛佩兹准会把他照顾好的，要说谁能在某些时刻像哄小孩子那样哄住他，跟他说不能这样由着性子，要换个不同的办法去做，也只有洛佩兹了。可是，如果洛佩兹……这样忧心没有什么益处，都是毫无依据的猜想，另外，这样的寂静很奇特，这样仰面朝天地躺着，就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差一点想说“完成了”，但那也太傻了）。也许是发烧或是疲惫的缘故吧，也有可能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会像清理蛤蟆一样将我们赶尽杀绝。可眼下应当充分享受这一点可笑的喘息时间，让自己欣赏眼前的景象，夜空澄澈，星光点点，树枝在这背景之上不经意地形成美妙的图案，我用迷蒙的目光追随着，看那些枝叶忽而交叠，忽而分散，一阵炽热的风从沼泽那边吹过树冠，它们随之缓缓改变了模样。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可他离我很远很远，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个国度里人们还可以睡在床上，他的身形仿若幻影，渐渐收拢、淡化，然后消失在树叶之间，我又想起曾与自己朝夕相伴的莫扎特的乐曲，《狩猎》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在小提琴柔和的旋律之中现出猎杀的号角，还有那变调，从野蛮的仪式转换成明快恬美的内省。我想象着，重复着，在记忆中默默地吟唱着它，同时感觉这旋律与天穹下的树冠图案互相映照，互相亲近，一次次地互相探索，最后这图案突然变成了有形的旋律，从一根低低的、几乎挨着我头顶的树枝上生出了一种节奏，它不断上扬，随后分叉形成扇形的枝条，其中那根稍稍细一点的树枝恰似第二小提琴在此刻响起，这枝条化入右边婆娑的树影，形成一个音符，收束这个乐句，引导目光沿树干下行，只要愿意，这乐曲便可往复循环。这也正是我们的起义，是我们眼下正在做的，虽然莫扎特和这棵树不会知晓，我们同样在用我们的方式努力，试图将一场笨拙的战争化入秩序，赋予它价值，使它有理有义，并且最终将把它引向胜利，就像是喧闹多年的狩猎号角声终于回归为动听的旋律，又像是慢板乐章之后以快板收尾，迎向光明。倘若路易斯知道会觉得有趣的，此时此刻我正把他与莫扎特相提并论，因为他一点一点地理清我们这次愚蠢的行动，把它拔升到首要原则的高度，用信念和激情碾压一切短暂的谨慎的理智。然而，去做一个以人类为音符谱曲的音乐家，是多么苦痛、多么令人绝望啊，要超越这片烂泥地，超越枪林弹雨，谱写我们本以为不可能的乐曲，这乐曲将与树冠相近相亲，与大地相近相亲，这片大地终将归还给她的儿女。是的，我发烧了。路易斯会怎样大笑起来啊，虽然他也喜欢莫扎特，我很肯定。
就这样，最后我会睡着，但睡着之前我要问自己，未来某天我们能否从仍然响彻着的猎人呐喊声的乐章过渡到胜利的丰沛的慢板，进而变成我此刻低吟的最后的快板，以及我们能否与我们面前仍然存在的一切握手言和呢？我们应该像路易斯一样，不是追随他，而是就和他一样，把种种痛恨和复仇的念头都抛在脑后，像路易斯那样带着宽宏大量的胸怀去看待我们的敌人，这宽宏在我脑海里的化身（可这个细节我无法对人言说）是全能的主是耶稣，那个当过被告也当过证人却从不审判的法官，他所做的仅仅是把陆地从一片汪洋中分离出来，以期在某个更洁净的时代来临之际，在某个地动山摇的清晨，让这片土地最终诞生出人的祖国。
然而这不是慢板，从早晨洒下第一缕阳光开始，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不再向东北方向前行，而是进入一处陌生的区域，消耗掉我们最后的弹药。中尉带着一位同伴在山冈上断后，暂时牵制住敌人进攻的步伐，为罗贝托和我争取时间转移走大腿受伤的丁第，找一个更隐蔽的制高点坚持到天黑。敌人虽说有照明弹和各种电气设备，却从不在夜里发动进攻，他们觉得即便是人数和火力优势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抵消在黑夜中的不安全感；然而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乎整整一个白天，我们只剩下五个人，对面是一群凶猛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讨好那只狒狒不断袭扰着我们，更别提上面还有飞机随时俯冲向山间空地，用机枪扫射一棵棵棕榈树。
过了半小时，中尉停止射击，和我们会合了，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能前进多少距离。谁也没有想过抛下丁第，因为我们太清楚俘虏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了，我们只想着，就在这面山坡上、就在这片灌木丛里，我们会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好笑的是，那帮军人却在空军的误导下，回过头去进攻东边一座远远的山头，我们趁机顺着一条地狱般的小路向山上爬去，两个小时后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山头。一位同伴发现了一处山洞，洞口被荒草遮得严严实实，我们喘息着钻进去，并且计划好了一条直指北方的撤退道路，那是一条穿山越岭的险路，可它通向北方，通向山区，说不定路易斯已经到了那里。
我帮已经昏迷的丁第处理伤口的时候，中尉对我说，一大早，就在军队发起进攻前不久，他听见从西面传来一阵自动步枪和手枪的声音。可能是巴勃罗的人，也说不定就是路易斯。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幸存的人被分割成了三组，也许巴勃罗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中尉问我要不要等天黑以后试着和他们联络一下。
“你这么问我，肯定是因为你想去一趟。”我对他说。我们已经把丁第安顿在山洞里最凉快的地方，在他身下铺了一堆干草，大家抽着烟休息。另外两个同伴在外面放哨。
“你懂的，”中尉兴致勃勃地看着我，“小伙子，能这样出去溜达一趟我最开心了。”
我们就这样闲聊了一会儿，不时和丁第开开玩笑，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就在中尉准备出发的时候，罗贝托带着一位山里人走进山洞，还带来了半只烤羊羔。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狼吞虎咽，就连丁第嘴里都嚼了一小块，直到两小时后那块肉和他的呼吸一起离开了他的嘴。山里人给我们带来了路易斯的死讯；我们并没有因此停下吃喝，虽然这消息给肉加上了太重的调料；他并没有亲眼看见路易斯的死亡，而是听他大儿子说的，他的大儿子也扛了支老猎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们那一组人帮助路易斯和五个伙伴冒着枪林弹雨涉水渡过了一条河流，他笃定地说，路易斯刚一上岸，还没来得及钻进最近的树丛就受了伤。山民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上了山，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路易斯小组的两个人，带着多余的武器和一点儿弹药，当夜就能到达这里。
中尉又点燃一支烟，出去安排宿营的事，顺便认识一下新来的伙伴；我留在丁第身旁，他的生命在缓缓流逝，几乎没什么痛苦。这就是说，路易斯死了，羊羔肉好吃极了，这天晚上我们会增加到九至十人，而且有了能继续战斗的弹药。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呀！像是某种冰冷的疯狂，一方面给现在的我们送来了人员和食物，可另一方面又把我们的前景毁灭殆尽，一则消息和一只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根本理由已不复存在。洞中黑黢黢的，我尽量让我的烟燃得久一些，只觉得此刻无法允许自己接受路易斯死亡的现实，我只能把它当作我们作战计划中的一条，因为要是巴勃罗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领头，这事儿中尉和所有的同伴都知道，我只能接过指挥权，带大家进到山区，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战斗。我感觉自己闭上了双眼，记忆中的幻觉再一次浮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路易斯摘下了自己的脸，递给我，我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脸，说：“不，不，别这样，路易斯。”当我重新睁开眼的时候，中尉已经回来了，正查看着丁第的情况，丁第呼吸得越发急促了。中尉说，又从山上来了两个小伙子加入我们，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弹药，油炸甘薯，一只小药箱，政府军在东边的山里迷了路，离这里五十米远有一眼清澈的山泉。但他没有看我的眼睛，他嘴里叼着香烟，好像是在等我开口说点什么，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接下来的事情像一个模模糊糊的空洞，血液渐渐离开了丁第，丁第渐渐离开了我们，山民们自告奋勇去埋葬他。尽管山洞里到处是呕吐的秽物和冷汗的气味，我还是留在里面想休息一会儿，奇怪的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时我还没有中断我的人生轨迹，突然远离我的国家，不远万里，来到路易斯这里，来到这个岛上登陆，来到这个山洞之中。我算了算时差，想象着就在此刻，星期三，他也许快要到他的医院了，也许正把他的帽子挂到衣架上，翻一翻收到的信件。这并不是我的幻觉，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在城里住得那么近，经常在一起谈政治，谈女人，谈我们读的书，每天在医院里见面；他每一个表情我都是那么熟悉，那些表情已经不再只属于他，而是包含了那段岁月里我的整个世界，包括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亲，我的报纸和报纸上那些夸大其词的社论，我中午和值班医生一起喝的咖啡，我读的书，我看的电影，还有我的理想。我问自己，我的朋友对这一切，对路易斯，对我，都会怎么看待，我仿佛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答案（可这一定是发烧的缘故，该吃些奎宁），一张自鸣得意的脸，上面写着舒适的生活，优选的出版物，一把得心应手、声誉良好的手术刀。甚至不用他开口我就知道他要对我说，你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没有必要，就是这样，这些人不可能接受一场革命，因为这会使他们种种行为的真实意图都大白于天下，比如他们会按时定点地发些不费吹灰之力的善心，中规中矩地分摊善款，和同类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显得天真无邪，在沙龙里大谈反种族主义，可是伙计，这姑娘怎么竟然要嫁给一个白黑混血儿呀，他们信天主教，每年拿股息，在旗帜飘扬的广场上参加各种周年庆典，他们木薯一般索然无味的文学，限量本和纯银装饰的马黛茶具构成的民间文化，卑躬屈膝地参加外交会议，或早或晚迎来无可避免的死亡（奎宁，奎宁，我的哮喘又发作了）。可怜的朋友，我想想就替他难受，他像傻瓜一样维护着那些注定会随他而去、再好些也会随他的子女而去的虚假的价值；他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家医院和一座颇为讲究的房子，却维护着封建权力之下的产权和毫无限度的财富；他太太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天主教迫使他到情人们身上去寻找安慰，他却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教会的原则；警察在到处关闭大学、审查出版物的时候，他却仍维护着某种所谓的个人自由；维护这一切，不过是出于恐惧，他对革命心存畏惧，他怀疑，他不信任，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可怜迷惘的国度里，这些就是全部的神圣。我正想着，突然中尉一路小跑进了山洞，大喊着路易斯还活着，说刚刚和北边联系上了，路易斯活得好好的，他带了五十个山民上了山，他们先前在一片洼地里偷袭了一个营的政府军，弄到了不少武器。我们像傻子一样互相拥抱，说了一大堆后来好长时间里都让我们一想起来就脸红的话，因为只有这个，再加上吃烤羊羔肉、向前进，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唯一重要而且越发重要的事，在那一刻，我们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我们用同一根木柴点燃各自的烟，然后擦干被烟熏出来的眼泪，大家都知道，烟当然是有催泪功能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天亮以后，一位山民带中尉和罗贝托去到巴勃罗和他的三个同伴那里，中尉托着巴勃罗的手臂把他抱起来，因为他的两只脚已经在沼泽里泡得伤痕累累。我们总共有二十个人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巴勃罗一把拥住了我，嘴上还叼着烟就对我说：“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我给他那双脚打上漂亮的绷带，小伙子们和他开起了玩笑，因为他就像是穿了一双洁白的新鞋，说像他这样不合时宜地显摆，他哥哥会骂他的。“那就让他骂好了，”巴勃罗猛抽了几口烟，也开起了玩笑，“想要骂人，就得活着才行啊，伙计，他活着，活得好好的，比鳄鱼还精神，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上坡路了，瞧瞧，你这不是给我打上绷带了吗，真够奢侈的……”但是好景不长，太阳一出山，子弹便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我的耳朵中了一枪，如果稍稍准上两厘米，儿子（也许你现在正读着这些文字），你也就不会知道你老爸经历的这一切了。在鲜血、疼痛和恐惧之中，眼前的一切都仿佛蒙上了立体镜，每一个形象都轮廓分明，凹凸起伏，色彩变幻不定，这一定是我的求生欲所致，此外我并无大碍，用手帕包扎住，便又继续往山上攀去；但有两个山民倒在了后面，倒下的还有巴勃罗的副手，他的脸被一颗点四五子弹打成了漏斗。在这个时刻，有一些蠢事是永世不会忘却的；有一个胖子，我记得也是巴勃罗那个小组的，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想在一棵树后藏起来。他侧着身子，跪在树干后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还开始大喊大叫，说：“咱们投降吧！”回答他的是两梭子汤普森冲锋枪的子弹，还有中尉那压倒枪声的怒吼：“这儿没人投降，狗东西！”到后来，山民中最小、平日里一直一言不发、很腼腆的那位，告诉我离这里一百米远有一条曲折的小路，从左边一直通向山顶。我大声告诉中尉，率先跑去，后面跟着一群山民，山民们初上火线，发了疯似的开着枪，在这片枪林弹雨之中看着他们的行动简直是种享受，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小路尽头的一棵木棉树下，那个最小的山民爬在最前面，我们紧随其后，哮喘让我举步维艰，血沿着后颈流下来，比一头猪被宰时流的血还要多，可我很肯定，这一天，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件事就像数学定理一样明确无疑：这天晚上，我们一定会与路易斯会合。
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摆脱敌人追赶的，枪声逐渐稀落，我们的耳边响起了那些惯常的叫骂声：“胆小鬼，害怕了吧，怎么不过来了？”突然间一切沉寂，树木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生机勃勃，友善而亲切，地面依然崎岖不平，该照料伤员了，水壶里只剩下不多的朗姆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传来了叹息声，夹杂着几丝抱怨，休息一会儿，抽上一口烟，继续前行，向上攀爬，尽管我喘得连肺都快从耳朵里蹦出来了，巴勃罗在一旁对我说：“听着，伙计，你把绷带给我打成四十二码的了，可我的脚是四十三码的。”四下里传来了一阵笑声，山头上有个小小的农舍，主人有一点调过味的木薯，水也是清凉的，一贯办事认真的罗贝托掏出四个比索付账，于是，先是那农夫，后来是大家伙儿，全都笑得差点岔了气，昏昏欲睡的中午，大家不得不忍痛放弃休息，就像是看着一个曼妙无比的姑娘走过，只能眼巴巴地看看那双美腿。
天黑了下来，山路越来越陡峭难行，可一想到路易斯选了这么个地方等我们，大家便都兴高采烈起来，这是连鹿也没法上去的地方。“到了那儿就会像进了教堂一样，”巴勃罗在我身边说道，“这不是连风琴都有了吗。”说着他面带嘲笑看着我，我几乎喘出了一支帕萨卡利亚舞曲，也只有他才会觉得还挺好笑的。我记不清是几点钟，但我们到达最后一处岗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陆续过了哨卡，表明身份，也帮山民们做介绍，最后终于到达一块林间空地，路易斯就在那里，靠在一棵树干上，当然还戴着他那顶遮阳帽，嘴里叼着一支烟。我好不容易才让自己落在了后边，让巴勃罗三步两步跑上前去，和他的哥哥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我又等着中尉和其他人都上前拥抱了他，才把小药箱和枪放在地下，两只手插在衣兜里走上前去，打量着他，我知道他会对我说什么，一定是那句一成不变的玩笑话：
“瞧瞧你戴了副什么样的眼镜子呀。”路易斯说了话。
“你不也一样戴着小镜片吗？”我答道。于是我们都笑弯了腰。他的颧骨硌得我脸上的伤口生疼，但我真想让这种疼痛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这么说你算是来了，切。”路易斯说。
和每次一样，他把“切”这个音发得很难听。
“你以为呢？”我也把音发得很难听。我们又一次傻乎乎地笑得直不起腰，旁边的人虽然不明就里，但也都跟着大笑起来。有人带来了水，也带来了消息，我们大家轮番看着路易斯，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真的瘦了一圈，而在他那副操蛋小镜片的后面，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神采奕奕。
山下又响起枪声，可这个营地暂时还是安全的。伤员都得到了治疗，大家就着泉水擦洗了一番，然后睡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睡上一觉，就连巴勃罗那么想和他哥哥聊聊，也睡着了。可是哮喘就像我的情人，总是让我夜里不得安宁，我正好和路易斯待在一起，我靠在树干上，抽着烟，望着夜空下树叶摇曳生成的图画，不时聊一聊登陆以后各自的遭遇，但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未来，等那一天来临、我们手中的枪换成办公室的电话机、从山区下到城里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起了狩猎的号角，差点儿把那天夜里自己的想象向路易斯一一道来，只为逗他一笑。最后我没有对他讲，可我感觉得到，我们正慢慢进入四重奏的慢板，进入一种暂时的完满，虽然只能持续几个小时，却是实实在在的信念，是我们永生难忘的迹象。还有多少狩猎的号角尚未吹响，我们中间还会有多少人像罗克、像丁第、像秘鲁佬一样抛洒自己的白骨。可只要看一看大树的树冠，你就会感到，纷乱的景象终究会被意志重新整理清晰，那慢板的图案将会出现，在恰当的时机，最终进入到快板的节奏，那时它将化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实。一面是路易斯把国际形势、首都和各省发生的事情向我娓娓道来，一面我看见树冠上的枝叶一点一点按照我的愿望交织，那是我的旋律，也是路易斯的旋律，他还在不停地讲着什么，对我的遐想毫无觉察，然后，就在这图案的中心，现出一颗明星，一颗不大但是颜色湛蓝的星星，虽然我对天文学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判断它是恒星还是行星，但我确定无疑，它既不是火星也不是水星，它闪烁在慢板的中心，闪烁在路易斯话语的中心，光亮无比，绝不会让人误把它当作火星或是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