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奇怪的家庭。在这个国家，人们做事要么因为强制，要么为了吹嘘，而我们喜欢自由的职业，毫无缘故的任务，没有任何用处的演习。
我们有一个缺陷：缺乏原创性。我们决定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受启发于——坦诚地说，是抄袭自——著名案例。如果我们试图贡献某种新意，就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如下后果：或者是尴尬的年代错置，或者出人意料，令人愤慨。我大伯说，我们是复写纸上的副本，除了颜色、纸张和用途之外，其余的和原件一模一样。我三姐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的机械夜莺，她的浪漫主义情怀达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
我们人数众多，住在洪堡大街。
我们做着事情，但是要讲述它们很难，因为缺乏最重要的元素：做事当时的焦虑和期盼，比结果重要得多的惊喜，以及行动失败——全家人像纸牌城堡一样倒塌在地，数天里都只能听见哀号声和大笑声。讲述我们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填补无可避免的空洞，因为有时候，我们或穷困，或被囚，或抱病，有时是某人去世，或是（提到这件事令我痛心）某人背叛了我们，某人放弃了，或是进了税务局工作。但是，不应该就此推断，我们生活不顺，或者心情忧郁。在我们居住的帕西菲克街区，我们抓住每个时机做事。我们拥有想法和愿望，并将它们付诸实践。比如行刑台那次，关于这个想法的起源，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我五姐断言是出自堂亲中的一位，他们都充满哲思，但我大伯坚持认为，这是他在读完一本袍剑小说之后萌生的想法。归根结底，起源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做事本身，因此，我几乎是索然无趣地讲述着这些事，只是为了让自己稍稍远离这个空洞下午落下的雨。
家里的房子前面带有花园，这在洪堡大街上非同寻常。这座花园不比普通庭院大，但比人行道高出三级台阶，这让花园看起来非常显眼，是行刑台最理想的地点。因为有石砖和铁栏杆组成的围栏，工作时可以避免行人钻进家里；他们完全可以倚靠在围栏外面流连数小时，而这并不会打扰我们。“我们将在满月那天行动。”我父亲命令道。白天，我们去胡安·B.胡斯托大街的建筑市场寻找木头和铁，而我的姐妹们留在客厅里练习狼嚎，因为我小姑坚持认为行刑台会吸引狼群，诱发它们对月嚎叫。我的表亲和堂亲们负责找来钉子和工具；我大伯绘制草图，和我母亲以及二伯讨论行刑器具的种类和特质。我记得讨论的结果：他们严肃地决定建造一座很高的平台，平台上将会竖起绞刑架和肢刑架，同时留出富余空间，以根据不同情况实施刑罚或是斩首。我大伯认为，这比他最初的设想要简陋粗略太多，但是房前花园的面积和材料费用的问题总归限制了家人的雄心。
一个周日的下午，吃完意式饺子之后，我们开始了建造工程。虽然我们从不在意邻居们的想法，但是为数不多的观众显然以为我们是在建起一到两个房间，来扩大房子的规模。第一个被惊动的人是对面的老头儿克雷斯塔先生，他走过来问我们为什么要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我的姐妹们聚在花园的一角，发出了几声狼嚎。相当多的人聚集了起来，但我们持续工作直到深夜，并建好了平台和两座小楼梯（分别为神甫和受刑者准备，他们不能一块儿登台）。周一，部分家庭成员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因为人们总得生存，我们其余的人开始架起绞刑架，与此同时，我大伯在查阅古代肢刑架的图版以作参考。他的想法是把滚轮放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用一根稍微有些不规则的长杆——比如一根光滑的杨树树干——支撑。为了满足他，我二哥和堂兄们开着小卡车去找杨树；同时，我大伯和我母亲把滚轮的轮辐嵌进轮毂里，而我负责准备铁制轴环。在这些时刻，我们极其开心，因为四处都能听见锤子反复敲打的声音，我的姐妹们在客厅里嚎叫，邻居们聚在围栏前交流感想，在介于紫红色与锦葵色之间的黄昏里，立起了绞刑架的剪影，还可以看见我小叔坐在横梁上固定钩子，准备活结。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街上的人们不可能意识不到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东西，抗议和威胁的声浪鼓舞着我们用竖起肢刑架来结束一天的劳动。几个任性妄为的人试图阻止我二哥和我的堂兄们把装在小卡车上的上好杨树树干送进家里。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在这场激烈的拔河比赛中大获全胜，把树干安放在了花园，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深陷树根的缠绕。我父亲亲自把孩子交还给他愤怒的父母，斯文有礼地把孩子从围栏里送了出去，与此同时，当众人的注意力转向这感性的画面，我大伯在我堂兄们的帮助下，把滚轮安在树干的一头，并着手立起了肢刑架。正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平台上，赞扬行刑台的美丽外观时，警察赶到了。只有我三姐留在大门边，于是轮到她和副警长本人对话；她很容易就说服了他，我们是在自己的房产内工作，我们建造的工程仅在用途上稍显违宪，邻里背后的言论实则是仇恨和忌妒的产物。夜晚已然降临，这让我们不用浪费更多时间。
在电石灯的光照下，在上百名充满怨气的邻居的监视中，我们在平台上吃完了晚饭；我们从未觉得烤乳猪是如此美味，内比奥罗葡萄酒是如此色泽饱满，味道香甜。北方吹来的微风轻轻地摇晃着绞刑架的绳子；有一两回肢刑架的滚轮吱嘎作响，仿佛是乌鸦们前来歇脚、准备进食。看热闹的人开始离去，嘴里嘟囔着威胁的话语；还有二三十人停留，他们趴在围栏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喝完咖啡以后，我们关上了灯，让月亮出场，月亮从露台的栏柱那里升起，我的姐妹们开始嚎叫，我的堂兄弟们、叔叔伯伯们在平台上慢慢地走动，他们的脚步让地基晃动。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月亮爬升到活结的高度，滚轮上似乎有一朵镶银边的云彩不断伸展。我们仰望着，如此快乐，这是一种至高的享受，但是邻居们在围栏外窃窃私语，仿佛处于失望的边缘。他们点燃了香烟，逐渐离开，有些人穿着睡衣，另一些人走得更慢。只剩下街道、远处的警笛声和不时经过的108路公交车；而我们已经睡着了，梦见聚会、大象和丝绸服装。
我一直认为，严谨是我们家族的显著特征。我们将这种正派的品质发扬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不仅体现在穿衣吃饭中，还体现在表达和搭乘电车的方式中。比如，在帕西菲克街区，人们毫无顾虑地征用绰号，而对我们来说，绰号需要审慎、反思，为之牵肠挂肚。我们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别人取绰号，因为他不得不将其吸收，而且承受一生，仿佛绰号是他的一种特性。洪堡大街上的太太们把她们的儿子叫作托托、可可或者卡乔，把女孩们叫作黑妞或者宝贝，但我们家不存在这种普通的绰号，更别提类似于奇罗拉、卡丘索或是马塔加多这种盛行于巴拉圭和戈多伊克鲁斯的矫揉造作和高调的绰号了。只需以我二姑的情况为例，就足以说明我们对此的严谨态度。显而易见，她拥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臀部，我们绝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普通绰号的强烈诱惑；就这样，我们没有赋予她“埃特鲁里亚双耳瓶”这等粗俗绰号，而是一致同意使用更加大方得体的称呼：大屁股。我们一向这样谨慎，虽然我们得时不时地和坚持传统绰号的邻居朋友做斗争。我最小的从堂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大脑袋，我们一直拒绝称他“阿特拉斯”，那是他从街角的烤肉摊上得来的绰号，我们更喜欢精致得多的“冬瓜头”。我们一向这么做。
我要澄清的是，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在街区里与众不同。我们只是想在不伤害任何人情感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变常规与传统。我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粗俗，要是我们之中任何人在餐馆里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场拼抢得很激烈的比赛”，或者“法乔里进球的显著特点是在射门之前施展卓有成效的中路渗透”，都会受不了，并立即给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更纯正、更恰当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两边互相尥蹶子”，或者“我们先狠虐他们一通，再使劲往门里灌”。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们，但总是不乏人理解深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教益。我大伯阅读过不少阿根廷作家写的书，他说，其中许多人要是能这样写东西就好了，但他从来没有具体地解释过。真遗憾。
有一次一位远亲成了部长，我们想方设法让他把许多家庭成员安排到塞拉诺大街的邮电分局工作。持续的时间不长，毫无疑问。在我们待在那里的三天中，前两天我们以出色的效率接待公众，因此赢得了邮电总局一名巡查员的意外莅临和《理性报》上的一条赞美简讯。第三天，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已广受欢迎，因为人们从其他街区前来寄发信件，汇款到普尔马马尔卡和其他同样荒谬的地方。于是，我大伯指示大家自由行动，全家人就开始根据自己的原则和喜好展开工作。在邮资窗口，我二姐向每一位购买邮票的顾客赠送彩色气球。第一个收到气球的人是一位胖女士，她仿佛被钉在了原地，手里拿着气球和已经被舔湿的一比索邮票，邮票在她的手指上逐渐卷成了卷。一位年轻的长发男人断然拒绝接受气球，受到了我二姐的严厉责备，而同时窗口前的队伍里不同的观点开始针锋相对。旁边，几个外省人愚蠢地坚持要把一部分工资汇给远方的家人，他们有些惊讶地收到小杯的果渣酒，以及不时传过来的鲜肉馅饼，这一切都由我父亲主导，此外，他还在大声地朗诵老人比斯卡查最好的忠告。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负责包裹邮递窗口，他们给邮包涂上焦油，再把它们塞进一只装满羽毛的桶里。然后，他们把这些邮包展示给目瞪口呆的寄件人，并指出收件人接到改良过的包裹后会多么喜悦。“看不到细麻绳，”他们说，“也没有俗气的火漆，收件人的名字像是印在天鹅的翅膀下面，您看到了吧。”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
当看热闹的人群和警察入侵邮局的时候，我母亲在用最优美的方式谢幕，她用电报、汇款单和挂号信叠出许多彩色纸飞机，让它们在人们头顶上方飞舞。我们唱着国歌，有序退场；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哭泣，她排在邮资队列的第三个位置，意识到良机已过，她得不到气球了。
为了与实用主义和谋求实用成果的可怕趋势做斗争，我大堂兄力主贯彻以下步骤：从头上拔下一绺头发，在每根头发的中间打个结，然后让它沿着盥洗池的小洞轻轻地滑落。如果这根头发卡在了这种小洞通常会有的过滤网上，只要把水龙头打开一点，就能让它从视线里消失。
事不宜迟，必须立刻开始寻回头发的工作。第一个步骤，卸下盥洗池下接的U型水管，查看头发是否挂在了管道的某个突起处。没有找到的话，就需要打开从U型水管到排水口的那段管道。可以肯定，在这个部分将会出现很多头发，需要借助家庭其他成员的帮助，以便逐一检查，寻找打结的那根。如果那根头发仍没有出现，就将面临一个有趣的提案，即打破一直通至底层的水管，但这势必意味着巨大的努力，因为需要在某个政府部门或贸易公司工作八到十年，才能攒出购买我大堂兄楼下四间公寓的钱，此外还需考虑一个额外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在工作的八年或十年之中无法回避头发已经不再在水管里的痛苦感觉，只有最微小的可能让它依然挂在管道中某处生锈的突起上。
终于，我们可以打破每一间公寓的水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生活在脸盆和其他装满湿头发的容器的包围中，此外包围我们的还将有助手和乞丐，我们慷慨地给予他们报酬，让他们搜寻、分离和归类，并将疑似的头发拿给我们，以便成就我们如此渴望的绝对把握。如果头发没有出现，我们会进入一个更为模糊与复杂的阶段，因为接下来的一段管道将把我们带入城市的主干下水道。在购买了特殊服装之后，深夜我们将学会在下水道里滑行，在强力手电筒和氧气面罩的支持下，探索大大小小的通道，如果可能，还有盗窃团伙中的一些人提供帮助，我们已经和他们建立了联系，而我们白天在政府部门或贸易公司挣到的大部分薪资将落入他们手中。
我们时常会觉得任务即将完成，因为我们会找到（或是别人给我们拿来）与我们所寻找的相似的头发；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人为干预，头发的中间不会有结，最后我们几乎总会证实，那个结只不过是头发直径变粗的结果（虽然我们也没有听说任何类似的情况），或是长期停留在潮湿表面之后产生的某种硅酸盐或氧化物。我们可能就这样在大大小小的管道里不断行进，直到抵达没有人能下决心继续前进的那个地方：通向河流的总排放口，碎屑物迅速在那里聚集，怎样的金钱、船只和贿赂都无法让我们继续探寻。
但也许在此之前，或是在更早之前，比如在盥洗池下面几厘米的地方，在与二楼公寓同高的地方，或是在第一根地下管道里，我们就找到了那根头发。只要想象一下这会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计算出由于十足的好运而节省下来的力气有多么令人惊喜，就足以让我们做出选择，要求一项类似的作业，并充分论证这项作业的合理性，每位尽职的老师都应该从学生幼年时就将其推介给他们，而不是用交叉相乘法或坎查·拉亚达的悲伤炙烤他们的灵魂。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如此害怕仰面跌倒的姑妈？许多年来，全家人努力试图治愈她的担忧，最终却不得不承认失败。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姑妈还是害怕仰面跌倒；她纯真的狂躁影响了我们所有人，从我父亲说起，他满怀手足情谊陪同她去一切地方，持续观察脚下，以便我的姑妈可以毫无忧虑地走路，而我母亲每天几次精心打扫院子，我的姐妹们捡起网球，那是她们之前在露台上天真无邪地嬉戏时留下的，我的堂兄弟们清洗掉在家中大量繁衍的狗、猫、乌龟和母鸡的所有痕迹。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姑妈下决心穿过各个房间之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没完没了的观察，并激烈呵斥当时正好出现在那里的所有小孩。然后，她才开始行动，先用一只脚作支撑，像在松香盘上蹭脚底的拳击手一般小步挪动，再换另一只脚，她移动身体的方式在年幼的我们看来非常庄严，要花好几分钟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真可怕。
全家人多次试图让我的姑妈合理地解释她害怕仰面跌倒的原因。有一回，她的回应是凝重到可以被镰刀切割的沉默；但是，有一天晚上，在喝了一小杯橘皮苷之后，姑妈屈尊暗示，如果她仰面跌倒了，将再也无法重新站起身。对于三十二名家庭成员随时准备前来帮助她的简朴愿望，她目光憔悴地回答：“没用。”几天后的夜晚，我大哥把我叫到厨房，让我看一只仰面跌倒在盥洗池下面的蟑螂。我们无言地看着它长久却徒劳地试图翻正身子，与此同时，其他的蟑螂克服了对灯光的恐惧，在地板上打转，揉搓着那只仰面朝天的同伴。我们带着显而易见的忧郁回房睡觉，出于某种原因，大家不再问询姑妈；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减轻她的恐惧，陪伴她走动，伸出我们的手臂让她搀扶，给她买许许多多的防滑鞋和其他的稳定装置。生活就这样继续，并不比别人的生活更糟。
显而易见，我的四位堂兄弟投身于哲学。他们读书、相互讨论，家庭其他成员在保持距离的同时钦佩他们，因为我们坚守不干涉他人喜好的原则，甚至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我大为敬重的这几位少年不止一次地探讨过姑妈的恐惧问题，并得出了晦涩但或许值得重视的结论。就像在类似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我的姑妈对这些讨论研究知之甚少，但从那时起，家庭内部对姑妈愈发顺从。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姑妈从客厅到前院、从卧室到卫生间、从厨房到储藏室的那些摇摇晃晃的远征中陪伴着她。她坚持侧卧睡觉，夜里维持绝对静止的状态，偶数日期朝右，单数日期朝左，我们从未觉得她的行为离奇反常。姑妈笔直地坐在餐厅以及后院的椅子上，绝不接受舒适的摇椅或莫里斯椅。在“伴侣号”发射的那一晚，全家人都躺在前院的地上观察那颗卫星，但是姑妈依旧坐着，第二天她出现了严重的颈强直。我们逐渐被说服了，到如今是彻底屈服。我的堂兄弟们也促进了我们的转变，他们用会意的眼神暗示，说着“她是对的”之类的话。但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想向我们解释。比如，在我看来，躺着极其舒适。把整个身子靠在床垫上，或是院子的瓷砖地上，可以感受到脚跟、小腿肚、大腿、臀部、脊背、肩胛骨、手臂和后颈均匀地分担了身体的重量，即在地面上让身体舒展开来，以无比亲密和自然的方式靠近地表，而地面贪婪地吸引着我们，仿佛要将我们吞噬。奇怪的是，对我来说仰面平躺是最自然的姿势，有时我会怀疑姑妈正是因此而感到恐惧。我认为这个姿势完美无缺，也从心底相信这是最舒服的姿势。是的，我没有说错：在心底，在内心深处，渴望仰面平躺。这甚至让我感到有些恐惧，而我无从解释。我多么希望像她一样，却又多么无能为力。
早在我们将想法付诸实践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给老虎住宿将面临情感和道德的双重难题。情感难题不在于住宿，而在于老虎，因为这些猫科动物不喜欢别人为它们提供住宿，它们会使出自己所有的力气——巨大的力气——进行抵抗。情况既然如此，挑衅上述动物的脾性是否合适呢？而这个问题又将我们带到了道德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一切行动都能成为光荣或羞耻的起因或后果。夜晚，在我们洪堡大街的家里，面对着忘记撒上肉桂和糖粉的大碗奶粥，我们沉思。我们并不是真正确定能够为老虎提供住宿，这令我们痛苦。
最后，我们决定让一只老虎入住，只是为了观察整个运作机制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之后，我们将会评估结果。我不会在此详述获得第一只老虎的过程：那是一项谨慎而艰辛的工作，跑遍领馆和药店，花掉一堆杂乱的纸币，邮寄航空信件，频繁查阅字典。一天晚上，我的堂兄弟们浑身带着碘酒的痕迹回到家中：成功了。我们喝了大量的内比奥罗葡萄酒，最终我最小的妹妹不得不用耙子清理桌子。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年轻得多。
既然实验已经给出了我们熟知的结果，我可以提供关于住宿的细节。最困难的或许是与环境相关的一切，因为需要一间家具尽可能少的房间，这在洪堡大街上十分罕见。在屋子中央安放装置：两块交叉的木板，一套弹力钢筋，以及几只装着牛奶和水的陶罐。让老虎入住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虽然有可能操作失败，需要重新再来；在老虎已然入住后，当它恢复自由并选择——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行使这权利的时候，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在这个我称为过渡阶段的时期，家人的反应非常重要；一切都取决于我的姐妹们如何行动，取决于我父亲尽可能地利用老虎的习性，犹如陶匠操纵黏土，使老虎重新入住的本事。最微小的失误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烧断的保险丝，洒在地上的牛奶，磷光闪闪的眼睛划破黑暗所引发的恐惧，爪子每一次攻击之后的温热血流；我拒绝继续想象，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地使老虎入住，并且没有产生危险的后果。装置以及我们大家——从老虎到我的从堂兄弟们——应该承担的不同职责似乎都非常高效，而且和谐地衔接配合了起来。对我们来说，给老虎提供住宿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个仪式毫无差错地执行到最后。要么老虎接受入住，要么采用某种方式使得它的接受或拒绝变得无关紧要。在被人们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关键的时刻——或许是由于那两块木板，或许只是一种习惯性表达——全家人都觉得自己被一种非凡的激动情绪控制了；我母亲没有掩饰她的泪水，我的堂姐妹们抽搐着将手指交叉又分开。给老虎提供住宿意味着某种完全的对抗，直面一种绝对的力量；平衡的支点是如此微妙，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此高昂，而入住之后的短暂时刻，那自证了其完美性的短暂时刻，让我们得以从自己身上剥离，虎性和人性被同时消除，这一切都仅仅发生在一个静止的运动中，即眩晕、暂停和完成。没有老虎，没有家人，没有住宿。无从得知存在着的事物：一阵并非来自这副肉身的颤抖，一种中间的时间，一根联通一切的柱子。然后，所有人来到有顶的庭院里，姑妈们端上了汤，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歌唱，仿佛我们在参加一场洗礼。
我们不是为了茴香酒，也不是因为不得不去。有人已经猜出来了：我们去是因为无法忍受各式各样最狡诈的虚伪。我年纪最大的从堂姐负责了解葬礼的性质，如果是真的，如果人们哭泣是因为在晚香玉和咖啡的香味中男男女女们除了哭泣再无他想，我们就会留在家里，在远处陪伴他们。顶多我的母亲会过去一下，以全家人的名义道个恼；我们不喜欢强行加入他人与阴影的对话之中，那是傲慢无礼的行为。但是，如果我堂姐通过不慌不忙的调查，怀疑在带顶庭院或是客厅里出现了虚伪的征兆，那么全家人会立即穿上最好的衣服，等待葬礼开始，无可阻挡地逐一登场。
在帕西菲克街区，活动几乎总在摆着花盆、放着电台音乐的庭院里举行。在这种场合，邻居们会关掉广播，只留下茉莉花和家属靠着墙壁交错安放。我们逐个抵达，或者两人一组，向丧亲家属们致意，很容易就能认出他们，因为他们一看见有人进来就开始哭泣，然后我们在某位近亲的护送下，在死者面前鞠躬。一两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出现在了死者家里，但是，虽然邻居们对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仍表现得就像每个人的到来都有自己的缘由，相互之间几乎不说话。一种精确的办法指导着我们行动，在厨房里、在甜橙树下、在卧室里、在玄关挑选交谈的对象，时而走到庭院里或者大街上抽烟，或者在街区里散步，就政治观念和体坛动向展开交流。无须太久就能探明近亲的感受，啤酒、甜马黛茶和帕尔蒂库拉淡型香烟就是通向秘密心事的桥梁；午夜以前，我们便足以确认可以毫无愧疚地行动。一般来说，我的小妹负责第一次出击；她熟练地来到棺材旁边，用一条紫色的手帕盖住眼睛，开始哭泣，起初，她静静地流泪，把手帕浸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然后是抽泣，急促的喘息，最后爆发出可怕的号哭，邻居中的妇女们不得不把她送到为这种紧急情况而准备的床上，让她闻橘花水并安慰她，与此同时，其他的妇女忙着照顾突然被这场危机感染的近亲们。一时间许多人聚集在灵堂门口，他们小声提问、交流信息，邻居们则耸耸肩。家属们由于必须竭尽全力而深感疲惫，他们开始收敛自己悲痛的表现，就在此时，我的三个从堂姐妹开始哭泣，她们哭得自然，没有叫喊，但又如此动人，以至于家属和邻居大为忌妒，他们意识到当其他街区来的陌生人都如此悲痛的时候，他们不能这样在一旁休息，于是再次加入了集体哀悼的行列，再次需要腾出床位，给年长的女士扇风，给抽搐的老头放松腰带。我和我的兄弟们通常等到这个时刻才会走进灵堂，去到棺材旁边。尽管显得非常奇怪，但我们是真的深感痛苦，每次听到我们的姐妹们的哭声，那无尽的伤痛就会填充我们的胸膛，并让我们想起童年，比亚·阿尔贝帝纳附近的田野，在班菲尔德的罗德里戈将军大街上拐弯时吱嘎作响的电车，诸如此类总是让人非常伤感的事情。我们只要看见死者交叠的双手，就能突然泪流满面，不得不羞愧地遮住脸，我们是五个真正在葬礼上哭泣的男人，与此同时，丧亲家属们绝望地攒出力气，向我们看齐，他们感到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必须证明这场葬礼是属于他们的，只有他们有权利在这座房子里这样哭泣。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缺乏真情（我们通过我最年长的从堂姐那里了解到这一点，这为我们增添了力量）。他们徒劳地积攒抽泣和晕厥，和他们团结一心的邻居们给予他们支持，送上安慰，并考量局面和情势，把他们送去休息，又把他们送回来重新加入战斗，这些同样是无谓的努力。现在，我父母和我大伯接力替换了我们，这几位老人的痛苦中有某样东西必须敬重，他们从洪堡大街前来给死者守灵，从街角算起，离这里足有五个街区。说话最有条理的邻居也开始词穷，丢下丧亲家属，去到厨房喝果渣酒，发表评论；几名家属在一个半小时的持续哭泣之后筋疲力尽，开始呼呼大睡。我们轮流主导局面，并且表现得像是没有任何事先准备；清晨六点前，我们成了葬礼毫无争议的主人，大多数邻居已经回家睡觉，家属们以不同的姿势躺倒，并带有不同程度的浮肿，黎明在院子里降临。在这个时间，我的姑妈们在厨房里准备了补充能量的点心，我们喝了煮沸的咖啡，当我们在玄关或卧室相遇时狡黠地对视；我们就像来来往往的蚂蚁，路过时相互摩擦触角。灵车抵达，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的姐妹们带着家属在棺材合上前与死者作最后的告别，她们支撑他们，安慰他们。与此同时，堂姐妹和兄弟们加快进程，把他们赶走，打断告别环节，然后自己留下同死者待在一起。家属们屈服了，迷失了方向，朦胧地意识到现状却无力应对，他们任由自己被带来带去，啜饮任何靠近他们嘴边的东西，用语无伦次的抗议回应我的堂姐妹和姐妹们亲切的请求。离开的时刻到来，家里挤满了亲人和朋友，一个无形但严密的组织决定了每个步骤，殡葬公司的负责人听从我父亲的指挥，棺材的移动遵从我大伯的指示。偶尔，最后一刻赶来的家属们愤怒地吵闹着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利；可邻居们已经确信，一切理应如此，后者恼火地看着他们，强迫他们住口。我的父母和叔伯们安坐在灵车上，我的兄弟们登上了第二辆车，我的堂姐妹们裹着黑色和紫色的三角披肩，好心允许某位近亲也坐上第三辆车。剩下的人各自找车搭乘，有些家属不得不坐出租车。一部分家属因为清晨的空气在漫长的旅途中恢复了精神，试图谋划在墓园里进行一次复辟，他们即将面临痛苦的幻灭。棺材刚抵达列柱廊，我的兄弟们就团团围住了丧亲家属或朋友们指定的祈祷师，很容易就能通过他逢迎场合的表情和上衣口袋里鼓起的那卷稿纸而认出他。他们向他伸出双手，用眼泪濡湿他的衣领，轻拍着他，发出木薯粉般柔软的声音，祈祷师无力阻止我小叔走上讲台，开始发表演讲，他的演说闪耀着真理之魂，处处严谨。演讲持续了三分钟，完全围绕死者展开，赞颂了他的德行，也评议了他的缺点，每个词都充满仁慈；他极为动情，有时甚至难以结束发言。他刚下来，我大哥就占据了讲台，他代表邻里诵读赞美词；与此同时，原本被指定的邻居试图从我的堂姐妹和亲姐妹之中开路，她们正哭着抓住他的坎肩。我父亲亲切而不容违抗的姿态让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行动了起来；他们轻柔地开始转动灵台，而那些专职祈祷师留在了讲台下方，相互对视，汗湿的手揉搓着演讲稿。我们通常不会一直陪死者到拱形坟墓或地下墓穴，我们会半途掉头离开，一路谈论着葬礼中的突发事件。我们远远看见家属们绝望地跑过去抓住棺材上的绳子，和邻居们争抢起来，而此时，已经是邻居们掌控着这些绳子，他们更希望自己而不是家属们挽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