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Ch. P.
你务要至死忠心。
——《新约·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
啊！给我做个面具吧！
——狄兰·托马斯
黛黛下午给我打电话，说乔尼不太好，我立刻就赶到了旅馆。几天前乔尼和黛黛住进了拉格朗日街上的一家旅馆，他们的房间在四楼。我一看到那扇房门，就意识到乔尼已经穷途末路了。房间的窗子朝向一个黑咕隆咚的院子，下午一点钟就得开灯才能看报纸或者看清对方的脸。天气并不冷，但是乔尼裹着一条毯子，缩在一把破破烂烂的安乐椅里面，椅子上发黄的布条耷拉得到处都是。黛黛显老了，穿的红裙子也不协调。这条裙子适合的是聚光灯下的工作场合。在这样的旅馆房间里，它看上去就像一团令人作呕的血块。
“布鲁诺老兄像口臭一样对我不离不弃。”乔尼说这样的话来问候我，屈起膝盖把下巴搁在上面。黛黛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我掏出一包高卢烟。我口袋里还藏着一小瓶朗姆酒，但在搞清楚状况之前，我还不准备暴露它。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盏灯，挂灯泡的绳子肮脏不堪，爬满苍蝇。我看了几眼那盏灯，然后用手做挡板遮住视线，问黛黛能不能把灯关了，靠窗口进来的光就行了。乔尼看似认真地听着我说话，视线跟随着我的手势，但他明显心不在焉，像是一只猫，虽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但是看得出来注意力完全在另一件事情上。终于，黛黛站起来关了灯。房间一团灰暗，我们反而互相看得更清楚。乔尼从毛毯下面伸出一只干瘦的大手，我感觉到他松弛的皮肤传来的温热。然后黛黛说要去冲几杯雀巢咖啡。知道他们至少还有一罐雀巢咖啡，让我高兴了点儿。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只要还有一罐雀巢咖啡，就不算是走投无路，还能再坚持一下。
“咱们好久没见啦，”我对乔尼说，“至少有一个月。”
“你就知道数日子。”他没好气地回答，“一号，二号，三号，二十一号。你，无论什么东西你都要在上面安个数字。这次也是。你知道她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我把萨克斯风弄丢了。不过说到底，她是对的。”
“但你怎么会把它弄丢呢？”我问他，同时意识到这正是你不能问乔尼的那种问题。
“在地铁里丢的。”乔尼说，“安全起见，我把它放在了座位下面。坐地铁的时候知道萨克斯风安安稳稳地待在脚下实在是太妙了。”
“回到旅店上楼的时候他才发现，”黛黛的声音有点嘶哑，“我只好跑出去找地铁站的人，还有警察，跟疯了似的。”
随后的沉默让我明白了她的寻觅都是徒劳。但是乔尼笑了起来，那是他的笑法，从嘴唇和牙齿后面发出笑声。
“大约这会儿某个可怜的倒霉蛋正想从那里边吹出点声音来。”他说，“那是我用过的最糟糕的一支萨克斯风；看得出来罗德里格斯用过，因为中间那段边上都完全变形了。这乐器本身不差，但罗德里格斯即使只是调调音，也能毁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提琴。”
“不能再搞一支吗？”
“我们正在想办法，”黛黛说，“罗利·弗兰德好像有一支。但是乔尼的合同……”
“合同啊，”乔尼补充说，“合同是什么玩意儿。我得演奏，就这么回事，而我既没有萨克斯风也没有钱买，兄弟们的情况跟我一样。”
最后这句说得不对，我们三个都心知肚明。现在谁都不敢借乐器给乔尼，他回头就能弄丢，或者弄坏。他在波尔多弄丢了路易斯·罗林的萨克斯风；他刚签约要去英国巡演时黛黛给他买的那支萨克斯风，被他又是踩又是砸，摔成了三段。没人知道有多少支萨克斯风被他弄丢，被他典当掉，或者被他摔坏。而所有这些萨克斯风，当他演奏起来，我都听到了只有神才能奏出的音乐——假如天国放弃演奏竖琴以及长笛的话。
“乔尼，你什么时候上台演出？”
“我不知道，今天，我猜。黛黛？”
“不对，是后天。”
“所有人都记得日子，只有我不记得。”乔尼抱怨着，把毯子一直盖到耳朵上，“我差点要发誓演出就在今晚，今天下午就必须要排练。”
“都一样。”黛黛说，“问题是你没乐器。”
“怎么会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后天在明天之后，明天又在今天的后面。而今天则在现在的后面，现在咱们正在跟布鲁诺老兄聊天。如果能忘记时间，再喝点什么热乎的东西，我就会好多了。”
“水就要开了，你等一会儿。”
“我说的不是开水那种热。”乔尼说。于是我掏出了朗姆酒瓶，效果就像开灯一样。乔尼惊呆了，张大了嘴，牙齿闪闪发光。就连黛黛，看到他这么惊喜，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就着雀巢咖啡喝朗姆酒还不赖，喝了两杯，又抽了一支烟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好多了。那会儿我已经注意到了，乔尼一点一点蜷缩起身子，继续谈着时间，从我认识他起这个话题就让他着迷。我从来没见过谁会如他一般沉迷于跟时间有关的所有话题。这是个怪癖，是他无数怪癖中最糟糕的那个。但是当他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时，他解释起时间来的那种风采谁也抗拒不了。我回想起一次录音前的排练，那是他还没来巴黎的时候，四九年或者五〇年，在辛辛那提。乔尼那时身材魁梧，我去排练的地方只是为了听他和迈尔斯·戴维斯的演奏。大家都劲头很足，兴高采烈，衣着光鲜（也许是今昔对比让我想起了他们的穿着，乔尼现在穿得又寒酸又肮脏），兴致勃勃，没有丝毫不耐烦，调音师在小窗后面做着欢快的手势，像一头心满意足的狒狒。正在这个时候，仿佛迷失在快乐里的乔尼突然停了下来，打了不知道谁一拳，说道：“这是我明天正在演的曲子。”大家被硬生生打断了，只有两三个人继续弹了几拍，像是火车一下没刹住。乔尼拍着额头，一个劲儿地说：“我明天已经演过这支曲子了，太可怕了，迈尔斯，我明天已经演过这支曲子了。”谁也没办法让他从这个念头里解脱出来。从那一刻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乔尼心不在焉地演奏，一心只想离开（回去继续吸毒，调音师咬牙切齿地说）。我看着他离开，跌跌撞撞，面如死灰，我问自己，如此这般，还能维持多久。
“我觉得要给伯纳德医生打个电话。”黛黛说，用余光瞥向乔尼，乔尼正小口喝着朗姆酒，“你发烧了，而且什么东西都没吃。”
“伯纳德医生是个可怜的废物，”乔尼舔着杯子说，“他肯定会给我开几片阿司匹林，然后会说他非常喜欢爵士乐，比如雷·诺布尔。你想想看，布鲁诺。如果我手头有萨克斯风，我就会给他来上一曲，让他屁股着地，从四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滚下去。”
“无论如何，吃点阿司匹林没有什么害处。”我说，用余光瞥向黛黛，“你如果愿意，我走后就给他打个电话，这样黛黛就不用下楼了。另外，这个合同……如果后天开始演，我想还有补救的机会。我还可以试着问罗利·弗兰德要一支萨克斯风。再不济的话……问题是乔尼你以后必须得小心点儿。”
“今天就算了，”乔尼看着朗姆酒瓶说，“明天吧，等萨克斯风到手再说。所以现在没必要再谈这事儿了。布鲁诺，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时间……我觉得音乐总能帮助我们多少搞懂一点这个问题。好吧，不能说是搞懂，因为我其实啥也不懂。我只能发现那里有些什么东西。就像是那些梦，不是么，在梦里你开始怀疑一切都彻底完蛋了，所以你提前就会有点恐惧；但同时你又对什么都不确定，也许一切都会像蛋饼一样翻个身，突然你就跟一个漂亮小妞睡在了一块儿，一切都是那么神圣地完美。”
黛黛正在房间的一角洗杯子。我这时发现他们连自来水都没有；我看到一个印着粉色花的脸盆和一只水壶，那只水壶让我联想到动物木乃伊。乔尼用毯子半遮着嘴，继续喋喋不休着，他看上去也像个木乃伊，膝盖抵着下巴，黝黑而光滑的脸被朗姆酒和身体的热度渐渐润湿了。
“布鲁诺，我读过几篇关于它的文章。这个问题很奇怪，而且真的很复杂……你知道，我觉得音乐就有帮助。不是帮我搞懂它，因为实际上我啥也不懂。”他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在敲椰子壳。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布鲁诺，空空如也。这玩意儿啥也不想、啥也不懂。说实话，我从来都不需要它。我全身只有从眼睛往下才有理解的功能，越往下理解能力就越强。但那不是真正的理解，我同意这一点。”
“你这样会烧得更厉害的。”黛黛从房间深处抱怨道。
“喂，闭嘴。是真的，布鲁诺。我从来都不想事儿，只是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想的东西，但这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发现自己正在想事儿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无论是你想还是随便换另外一个人想，那东西都一样。那不是我，我。我只能利用我想的东西，但总是在想出来之后，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哎呀，真难，太难了……一口都没有了吗？”
我把最后几滴朗姆酒都倒给他了，正好黛黛又重新开了灯，因为屋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乔尼出着汗，但仍然裹在毛毯里，时不时地打个颤，安乐椅便随之吱吱作响。
“我小时候，几乎是刚学萨克斯风的时候就发现了。我家里总是乱成一锅粥，天天都在谈论欠债和抵押这档子事儿。你知道什么是抵押吗？应该是很恐怖的，因为每次我老爸一提抵押，我老妈就捶胸顿足，最后肯定要干一架。我那时十三岁……但这些你都已经听过啦。”
没错，我是听过，还试着既生动又准确地把它写进乔尼的传记。
“就这样，在家里，时间看不到尽头，你懂的。一天到晚都在吵架，连饭都没得吃。最火爆的还有宗教问题，啊呀，你都想象不出来。我的老师帮我搞了一支萨克斯风，你要是看见它肯定要笑死，我想我是从那时突然发现的。音乐让我从时间里解脱出来，但这只是一种形容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我真正的感受，我觉得是音乐把我融入了时间。但要知道这个时间和……这么说吧，和我们的时间完全无关。”
我早就知道乔尼在他生活中构建的各种各样的幻觉，所以我听得认真，却不至于对他的话太上心。我心里想的是他在巴黎是怎样搞到毒品的。我必须去质问黛黛，尽管她很可能是同谋。这样下去乔尼撑不了多久。毒品和贫困无法和平共存。我想到他那些正在流失的音乐。乔尼本可以再录制十几张唱片，继续展现他的风采，继续创造其他音乐家无法想象的惊人突破。“我明天已经演过这支曲子了。”突然这句话让我明白了，因为乔尼永远都在明天演奏，他只要一开始演奏，就毫不费力地跃过了今天，其他人不过是从那里开始追随他的足迹。
我是爵士乐评论家，能足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也能明白我思考的问题远在乔尼的层面之下，可怜的乔尼欲言又止、唉声叹气、暴跳如雷或者痛哭流涕，都是为了能继续向前。我觉得他是个天才，而这对他来说根本无足轻重，他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才华超群并沾沾自喜。我郁闷地想到他好像是萨克斯风的开头，而我不得不满足于成为末端。他是嘴，我是耳朵；这是委婉的说法，不然的话他是嘴，我就是……所有的评论家，唉，轮到的都是悲伤的末端，开场的美味经过了啃咬和咀嚼之后已经一片狼藉。嘴又动了一下，乔尼的大舌头贪婪地舔走了嘴唇上的一串口水，双手在空中乱舞。
“布鲁诺，如果有一天你能写……不是为我写，你知道，我才无所谓呢。但是写出来应该很棒，我觉得会很棒。我刚才正跟你说到，小时候开始吹萨克斯风时，我就发现时间在转变。有一次我跟吉姆说了这事儿，他说大家都一样，只要一灵魂出窍……他是这么说的，只要一灵魂出窍。但是不对，我演奏的时候可没有灵魂出窍。只是地方换了。就像在电梯里一样，你在电梯里跟人说着话，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一边说话一边升上了一层、十层、二十一层，城市落在你脚下，你进电梯时开始说的话现在说完了，开头和结尾的几个词之间隔了五十二层楼。我开始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进了一个电梯，不过是时间的电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你别以为我忘了抵押和宗教那档子事儿。只不过在这种时候，抵押和宗教就像是一套我没穿在身上的西服；我知道它就挂在衣柜里，但是这时候你不能跟我说那西服存在。只有我穿上那套西服的时候它才存在，只有等我吹完了，老妈披头散发地走过来，抱怨我这鬼——音——乐吵得她耳朵都要聋了的时候，抵押和宗教那档子事儿才存在。”
黛黛又端来一杯雀巢咖啡，但乔尼忧伤地看着他的空杯子。
“时间的事情很复杂，让我无处可逃。我慢慢发现，时间并不是一个可以装东西的袋子。我想说的是，如果是一个袋子，尽管里面装的东西可能会变，但它的容量不会变，就这么回事。你看到我的箱子了吗，布鲁诺？装得下两套西装和两双皮鞋。好，现在你想象把它清空，然后再把那两套西装和两双皮鞋放回去，但你发现只装得下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了。但最妙的还不是这个。最妙的是你发现你可以把整个商店，把成百上千套的西装都塞进箱子里，就像有时候我一边吹萨克斯风，一边把音乐装进时间。把音乐，还有我坐地铁的时候想的东西都装进时间里。”
“你坐地铁的时候。”
“嘿哟，对了，说到重点了，”乔尼嘲弄地说，“地铁真是个伟大的发明，布鲁诺。坐地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箱子里可以装得下那么多东西。可能我在地铁里不是弄丢了萨克斯风，可能……”
他笑了起来，咳个不停，黛黛不安地看着他。但他做着手势，笑着，咳着，忙活得不行，像猩猩一样在毛毯下面抖来抖去。他笑得连眼泪都掉了下来。他把眼泪舔掉，仍然笑个不停。
“最好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话，“我把它弄丢了，就这么回事。但地铁让我发现了箱子的把戏。你看，那些有弹性的东西真是奇怪，我觉得它们无处不在。所有的东西都有弹性，朋友。看起来硬邦邦的东西也有弹性，那种弹性……”
他凝神思考着。
“……那种弹性是延迟的。”他突然补充道。我做了一个敬佩的手势表示赞同。太厉害了，乔尼。这人居然说自己无法思考。好一个乔尼。现在我对他接下来要说的话真正产生了兴趣，他也发觉了，愈发嘲弄地看着我。
“你觉得我能为后天的演奏搞到一支萨克斯风吗，布鲁诺？”
“可以，但是你得小心。”
“当然了，我得小心。”
“合同是一个月的，”可怜的黛黛解释道，“在雷米的俱乐部演十五天，两场音乐会，还要录制唱片。我们能好好完成的。”
“合同是一个月的，”乔尼张牙舞爪地模仿道，“雷米的俱乐部，两场音乐会，还要录制唱片。哔——啪嗒——啵啵啵，哧。我渴啊，渴啊，渴啊。还想吸烟啊，想吸烟啊。特别想吸烟。”
我递给他一包高卢烟，虽然我知道他心里想吸的是毒品。已经是晚上了，走廊里开始有人来来去去，说着阿拉伯语，或者唱着歌。黛黛出门了，也许是去买点晚上吃的东西。我感到乔尼的手放在了我的膝盖上。
“你知道她是个好姑娘，但我已经腻了。我早就不爱她了，我受不了她。有时候还是挺刺激的，她床上功夫真不赖，就像……”他把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像意大利人那样，“但我得摆脱她，回到纽约去。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回纽约，布鲁诺。”
“回去做什么？你在那儿混得比在这儿还惨。我不是说工作，是说你的个人生活。我觉得你在这儿朋友更多。”
“是啊，有你，还有侯爵夫人，还有俱乐部的那些家伙……布鲁诺，你从来没跟侯爵夫人上过床吗？”
“没有。”
“好吧，那就像是……但是我刚才明明在跟你说地铁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就换了话题。地铁是个伟大的发明，布鲁诺。有一天我在地铁里开始感觉到了什么，后来就忘了……两三天后又感觉到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解释起来很简单，你知道，但说它简单是因为那其实不是真正的解释。真正的解释是无法解释的。你必须坐上地铁，然后等着它在你身上发生，尽管我觉得这事儿只会在我身上发生。看，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真的，你从没跟侯爵夫人上过床吗？你必须让她站到卧室角落里那只金色的小凳子上，凳子在一盏很漂亮的台灯旁边，然后……见鬼，这女人已经回来了。”
黛黛拎着一包东西进了门，她看着乔尼。
“你烧得更厉害了。我已经给医生打了电话，他十点钟来。他说你需要静养休息。”
“好吧，我同意，但是我得先给布鲁诺讲讲地铁的事儿。那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发生的事情。我想到了我老妈，然后想到了兰，还有孩子们，当然了，那一刻我还觉得自己正走在老家的街上，看得到那时候那些伙伴的面孔。我没有在思考，我好像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从来不思考；我像是站在一个街角，看着我脑海里经过的画面，但我并没有在思考我看到的东西。你懂吗？吉姆说所有人都一样，还说通常情形下（这是他的原话）一个人的想法不能自主。但问题在于，即便是这样，我在圣米歇尔站一上地铁，就想起了兰和孩子们，还看见了老街坊。我刚一坐下就想到了他们，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地铁里，大概过了一分钟就到了奥德翁站，人们进进出出。然后我接着想兰，还看到我老妈买东西回来，我慢慢看到了所有人，还跟大家待在一块儿，真是太美妙了，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回忆总是让人恶心，但这次我挺乐意想到孩子们、看到他们。如果我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你，你肯定不会相信的，因为我得讲好一会儿，就算这样还有很多细节来不及讲。就给你讲一件事好了，我看到兰穿着一条绿裙子，我和汉普在33号酒吧演出的时候她就是穿那条裙子去那里的。我看到裙子上有缎带，有蝴蝶结，腰上和领子上都有装饰……不是一下子看到的，实际上我正围着兰的裙子转，非常缓慢地观察。然后我看到了兰和孩子们的脸，接着我想起了住在隔壁的迈克，他在农场工作过，还给我讲过科罗拉多的几匹野马的故事，边说边像驯马师一样神气地挺胸抬头……”
“乔尼。”黛黛从角落里叫他。
“你看，在我想到、看到的所有东西里头，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我大概讲了多久？”
“不知道，大概两分钟。”
“就算两分钟，”乔尼补充道，“两分钟的工夫我只给你讲了一小部分。如果我给你讲我看到孩子们在做什么，还有汉普是怎么弹《把爱留住，亲爱的妈妈》的——我听到了每一个音符，你想想，每一个音符，而且汉普是那种乐此不疲的人——如果我给你讲我还听到我老妈在做一篇长长的祷告，祷告里好像提到了卷心菜，她为我老爸和我请求宽恕，还说些什么卷心菜……好吧，如果我全都详细讲给你，就不止两分钟了，你说呢，布鲁诺？”
“如果你真的听到、看到了这些，那得要一刻钟呢。”我笑着对他说。
“那得要一刻钟，嗯，布鲁诺。那你说说看，我怎么可能突然感觉到地铁停了，我离开了我老妈，兰，还有所有那些人，看到我们停在圣日耳曼德佩站，离奥德翁站正好一分半钟。”
乔尼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来都不太放在心上，但现在他那样看着我，让我浑身冰凉。
“你的时间、那个女人的时间才过了一分半钟，”乔尼怨恨地说道，“地铁的时间、我手表的时间也一样，真该死。那么，我怎么可能想了一刻钟，布鲁诺，你说呢？一分半钟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想一刻钟？我跟你发誓那天我没吸过，一块都没吸，一张都没吸。”他补充道，像个孩子似的为自己开脱。“没过多久，这种事又发生了，现在已经是不管我走在哪儿都会发生。但是，”他狡猾地补充，“只有在地铁里我才能意识到，因为坐地铁就好像是被塞进了钟表里。每一站就是几分钟，你明白吧，那是你们的时间，眼下的时间；但我知道还有另一种时间，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他捂住脸，浑身颤抖。我恨不得自己已经离开了，但又没办法告辞，因为乔尼会不高兴，他对朋友异常敏感。但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又会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至少跟黛黛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说这些事的。
“布鲁诺，如果我能够只活在这些瞬间，或者活在我演奏的时间里，这些时候时间也在改变……你就能意识到一分半钟里可以发生那么多事……这样的话，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还有她，还有你，还有所有那些家伙，就可以活上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找到办法，不用像现在这样守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过日子，就可以比现在多活上成千上万倍的时间……”
我尽最大努力笑了笑，隐约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只要我一走到街上，回到我的日常生活里，他的猜测，还有他的猜测让我产生的直感，就会一如既往地烟消云散。眼下我敢肯定，乔尼说这番话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些疯疯癫癫，也不是因为他在逃避现实，相反，现实对他来说是场拙劣的模仿，他又把这种模仿变成了一种希望。乔尼在这种时候跟我说的一切（这五年来乔尼一直跟我还有所有人说类似的话），我都没办法指望之后再仔细想一想。只要一走到街上，只要它变作回忆，而不是由乔尼絮絮叨叨地说出来，这一切便成了吸食大麻以后出现的幻象，成了单调、重复的手势（因为你时不时就会听到某人声称，也有其他人讲类似的话）。这些话起初让人暗暗叫绝，之后就会让人恼火，至少我自己这么觉得，好像乔尼说这些话是在取笑我。但这种想法总是出现在第二天，而不是乔尼跟我说话的当时，因为那时我会觉得有事情需要让步，有盏灯需要点亮，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必要去打破一些东西，彻头彻尾地打碎，像把楔子钉进树干，再一锤敲到底。乔尼已经没有力气敲打任何东西了，而我就更别提了，既不知道要用什么锤子，也想象不出这个楔子的形状。
最终我还是离开了那个房间，但是走之前发生了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不是这件事，也会是其他类似的事。我背对着乔尼跟黛黛告别时，从黛黛的眼睛里窥见了有什么事不对劲，就立刻回过头去（因为也许我有点怕乔尼，这位兄弟般的天使，天使般的兄弟），我看到乔尼已经掀掉了盖在身上的毯子，赤身裸体坐在安乐椅上，抬着腿，膝盖抵着下巴，一边发抖一边笑着，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地坐在肮脏的安乐椅上。
“有点热了，”乔尼说，“布鲁诺，你看我肋间的伤疤多漂亮。”
“盖上点儿。”黛黛命令道。她羞愧难当，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和乔尼彼此很熟悉，赤身裸体没什么了不得，但黛黛还是觉得难为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她感到乔尼这个样子并没有惊吓到我。乔尼知道这一点，咧嘴大笑着，淫荡地抬着两条腿，生殖器挂在椅子边上，像是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他大腿上长了一些诡异的斑点，让我觉得无比恶心。然后黛黛抓起毯子赶紧把他包住了，乔尼继续笑着，似乎很快活。我含糊地告了别，保证第二天再来，黛黛送我到楼梯口，出来时关上了门，不让乔尼听到她要说的话。
“比利时巡演回来后，他就一直这样。他演得那么好，当时我多高兴啊。”
“我奇怪他是从哪里搞到的毒品。”我盯着她的眼睛说。
“我不知道。他整天喝红酒和白兰地，几乎没停过。但他也吸过，尽管没有在那儿吸得多……”
“那儿”指的是巴尔的摩和纽约，他在贝尔维尤精神病院待了三个月，还在卡马里奥待了很久。
“黛黛，乔尼在比利时真的演得很好？”
“对啊，布鲁诺，以前哪次演出都没有那么好。观众都像疯了一样，乐队的小伙子们也跟我说了好多次。跟往常一样，乔尼会突然做点怪事，但好在他没有当众出丑。我以为……但是您看到了，现在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糟了。”
“比在纽约的时候还糟？那时您还不认识他呢。”
黛黛不傻，但没有哪个女人会喜欢别人谈论她的男人认识她之前的事，只是现在她不得不忍耐，所谓之前如何，也不过是几个词而已。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开口，我甚至都不完全信任她，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要说。
“我猜你们现在手头有点儿紧。”
“这份合同后天就开始生效了。”黛黛说。
“您认为他能够录音和公开演出吗？”
“能啊，”黛黛有点惊讶，“只要伯纳德医生治好他的感冒，他就能演得比以前哪一次都好，问题是没有萨克斯风。”
“这个包在我身上。黛黛，这点钱你拿着。只是……最好别让乔尼知道。”
“布鲁诺……”
我做了一个道别的手势，开始下楼，打断了黛黛的话，可以想象得到她要说些什么来表达无用的感激。离她四五级台阶的距离时，我才觉得更容易开口。
“第一场音乐会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他吸了。可以让他抽支烟，但别花钱给他买那个。”
黛黛没有回答，尽管我看到了她把钱在手里折了又折，一直折到小得看不见。至少我可以肯定黛黛不吸毒。也许是恐惧或爱把她变成了同谋。如果乔尼跪下来求她，就像我在芝加哥见过的那样，哭着求她……有这个可能，但牵涉到乔尼，其他事情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风险，至少，眼下他们有钱买食物和药了。街上细雨蒙蒙，我竖起了风衣领子，深深地吸气，直到撑痛了肺；我觉得巴黎散发着清爽的味道和热面包的香气。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乔尼的房间有多臭，乔尼盖在毯子下面的身体还在不停地出汗。我走进一家咖啡馆，想喝杯白兰地清洗一下口腔，也许还想清洗一下记忆。我满脑子都是乔尼说的话、他说的故事、他眼中那些我看不到或者压根就不想看到的东西。我开始考虑后天的演出，它像一服镇静剂，像一座桥，从柜台前向未来延伸出去。
如果一个人心里完全没底，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点事情做，仿佛抓住一只救生圈。两三天后，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侯爵夫人给乔尼·卡特搞来的大麻，于是去了蒙帕纳斯的录音棚。侯爵夫人真的是一位侯爵夫人，她从侯爵那里搞到了成堆的钱，尽管他们因为大麻或者类似的原因离婚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她和乔尼是在纽约认识的，也许就在乔尼一举成名的那一年：有人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和四五个喜欢他音乐风格的小伙子组了个乐队，乔尼平生第一次可以尽情演奏，于是他的才华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不是评论爵士乐的时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写的书，是关于乔尼和战后爵士乐新风格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四八年——或者说一直到五〇年这段时间——发生了一场音乐爆炸。这场爆炸是冷冰冰的，无声无息，爆炸过后，所有东西都屹立在原位，没有哭喊也没有废墟，然而传统的坚硬外壳已经被炸得粉碎，就连传统的捍卫者（有乐队也有听众）也开始怀疑从前热爱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是否依然如故。因为自从乔尼吹响了高音萨克斯风以后，听众就无法继续欣赏以往音乐家的演奏、认定那就是天籁之音。为了粉饰这种妥协，听众只能将其称为“历史感”聊以自慰，说以往的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在“他自己的年代”仍然不可超越。乔尼像一只手，将爵士乐的历史翻了一页，就是这样。
侯爵夫人对音乐的感觉像惠比特猎犬那样敏锐，她一直对乔尼和他乐队的朋友们无比敬仰。我猜在33号酒吧时期，她就在他们身上砸了不少美金，那时候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在拼命抨击乔尼的唱片，用一些老掉牙的标准对他的爵士乐评头论足。很可能也就是在那期间，侯爵夫人开始时不时地跟乔尼共度春宵，跟他一起吸大麻。在录音之前或者是音乐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他们在一起，乔尼在侯爵夫人身边看上去无比快活，尽管兰和孩子们就坐在某个包厢里，或者在家里等着他。不过乔尼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等待，也不懂得去想有人在等他。就连他抛弃兰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乔尼做法。我看过他从罗马给兰寄的明信片，那是在他没通知兰就跟两个音乐家一起爬上飞机，消失了四个月以后。明信片上画着罗穆路斯和雷穆斯，这两位总是让乔尼觉得很好玩（他的一张唱片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在上面写道：“在种种爱的包围中孤身前行。”摘自狄兰·托马斯一首诗的第一行，那个时候乔尼一直在读他的诗。乔尼在美国的几位经纪人做了些安排，从他的收入里扣掉了一部分交给兰，兰也很快发现自己离开乔尼不是一笔糟糕的买卖。有人跟我说过侯爵夫人也资助过兰，但是兰并不知道那笔钱来自何处。这事儿不奇怪，因为侯爵夫人久经世故，慷慨得毫无底线，就像每次朋友们成群结队上她家去的时候，她都会拿出蛋饼招待那样，她仿佛拥有一张永恒的蛋饼，内容包罗万象，随时都可以取出一块，以备来客需要。
我到的时候，侯爵夫人正和马塞尔·加沃提还有阿特·博卡亚在一起，他们恰好在讨论乔尼前一天下午的录音。他们看到我，像是见到天使降临一般。侯爵夫人抱着我亲了又亲，直到亲不动了才停下；小伙子们一个是贝斯手，一个是中音萨克斯风手，他们使劲拍打着我，下手毫不留情。我只好躲到一张沙发后面，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他们这么疯狂是因为得知我帮乔尼搞到了一支绝妙的萨克斯风，乔尼刚用它录了四五支无与伦比的即兴曲目。侯爵夫人随后说乔尼是只肮脏的老鼠，因为他跟她闹翻了（她没说为什么闹翻），肮脏的老鼠很清楚自己只有跟她好好道歉才能拿到支票去买萨克斯风。自然，乔尼从回到巴黎起就没想道歉，而他们似乎是两个月前在伦敦吵的架，所以就没人知道他在地铁里弄丢了那支倒霉的萨克斯风，诸如此类。侯爵夫人一开口说话，就会让人琢磨她是不是染上了迪齐风格，用词出其不意地跳跃，充满了各种变体，滔滔不绝。最后侯爵夫人一捶大腿，开始大笑起来，就像是有人在玩命地挠她痒痒。趁着这当口，阿特跟我说了昨天录音的细节。因为我妻子得了肺炎需要照顾，我没能去成录音现场。
“蒂卡可以作证，”阿特指着笑弯了腰的侯爵夫人说，“布鲁诺，在你听到那几张唱片之前，是无法想象它们有多妙的。如果昨天上帝显灵的话，相信我，他肯定就待在这间该死的录音棚里。顺便说一句，录音棚里热得像炼狱一样。你还记得《杨柳树》吗，马塞尔？”
“记得，”马塞尔说，“谁问谁白痴，我从头到脚都文满了《杨柳树》。”
蒂卡给我们端来高杯酒，让我们舒舒服服地聊天。我们其实没怎么谈昨天录音的事，因为任何音乐家都知道这种事情无从谈论，但是从大家的片言只语中，我又看到了希望，觉得也许我的萨克斯风能给乔尼带来好运。尽管如此，谈话里也透露出了不少荒唐事，让我的希望多少有点顿足，比如说乔尼在录音间隙脱下了鞋子，光着脚在录音棚里走来走去。不过，他和侯爵夫人和解了，还保证要在今晚演出之前来录音棚喝一杯。
“你认识乔尼现在的女朋友吗？”蒂卡很好奇。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给她形容了一下，但是马塞尔又添油加醋地补充了一番，描述得细致入微，且充满暗示，把侯爵夫人逗得直乐。谁也没有提到毒品，但我实在多疑，总觉得蒂卡的录音棚里有毒品的气味，而且蒂卡笑个不停，我注意到乔尼和阿特有时候也会笑成这样，这是瘾君子的特征。我思考着，既然乔尼跟侯爵夫人闹了别扭，那他到底是怎么搞到的大麻；我对黛黛的信任瞬间掉到了谷底——如果说我以前还有点信任她的话。说到底，他们都一样。
我有点忌妒他们物以类聚，可以轻易地同流合污。而从我清教徒的世界看去——我无须回避这一点，任何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憎恶道德败坏——他们像是病态的天使，因为没有责任感而令人气恼，但又对这个群体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比如说乔尼的唱片、侯爵夫人的慷慨捐献。不，不只如此，我要强迫自己说出来：我忌妒他们，忌妒乔尼，另一边的乔尼，尽管谁也说不清另一边到底是什么。我忌妒一切，除了他的痛苦。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痛苦，但即便在他的痛苦里，也有某种状态拒绝我的进入。我忌妒乔尼，也觉得愤怒，因为眼见他滥用天赋，愚蠢地将生活施加给他的压力堆积成毫无用处的胡言乱语，日复一日地自暴自弃。我想如果乔尼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甚至不需要他牺牲任何东西，连毒品也不用戒掉，如果他能够掌控住这架五年前就开始失去方向的飞机，也许他会迎来更糟糕的结局，完全疯掉，或者死掉，但他至少能在那些追忆往昔的悲伤独白中、在他讲述的那些戛然而止的迷人经历中，触碰到他所寻觅的东西。我出于个人的懦弱这样想着，也许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乔尼能骤然毁灭，类似一颗星星突然分崩离析，化作万千碎片，让天文学家目瞪口呆整整一个星期，然后回家睡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乔尼似乎猜到了我所想的一切，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快活地跟我打了招呼，吻了侯爵夫人，领她在空气中转了一圈，还跟她和阿特用拟声词交谈了一番，这复杂的仪式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然后他几乎立刻坐到了我身边。
“布鲁诺，”乔尼坐在最好的那张沙发上说，“那玩意儿真不赖，让他们给你说说，我昨天用它吹得到底怎么样。蒂卡哭得泪珠跟灯泡似的，我猜不是因为欠服装师的钱吧？蒂卡，你说呢？”
我还想知道更多关于灌录唱片的细节，但是乔尼吹完牛就心满意足了。他紧接着就跟马塞尔谈起了今晚的曲目，还有他们俩为了上台穿的崭新的灰西装有多么合身。乔尼的气色真不错，看得出来，他这几天没有吸过头；他吸的剂量应该是恰到好处，让他能愉快地演奏。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乔尼把手按在我的肩上，凑过来对我说：
“黛黛跟我说那天下午我对你相当无礼。”
“去你的，你根本不用记着这件事。”
“但我记得很清楚。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那天我真的感觉棒极了。我那样对你，你该觉得高兴，因为我在别人面前绝不会那样做，相信我。这说明我欣赏你。我们得一起去个地方好好谈谈。这儿……”他努了努嘴以示轻蔑，然后笑起来，耸了耸肩，好像正坐在沙发里跳舞，“布鲁诺老兄，黛黛说我真的很无礼。”
“那天你感冒了。现在好点儿了没？”
“不是感冒。医生一来，立马就开始说他多么热爱爵士乐，还说哪天晚上我一定要去他家听唱片。黛黛跟我说你给她钱了。”
“那样你在拿到收入之前就能维持一阵子。对今晚的演出感觉如何？”
“挺好，兴致不错，如果手头有萨克斯风，我现在就能吹，但是黛黛坚持由她把萨克斯风带去剧场。这支萨克斯风棒极了，昨天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爱。你是没见着我吹完的时候蒂卡的表情。你是吃醋了吗，蒂卡？”
大家放声大笑，乔尼觉得这种时候应该在录音棚里跑圈才符合气氛，他边跑边高兴地大步跳着，还跟阿特跳起了舞，没有伴奏，他们就用眉毛一抬一抬地打拍子。你没办法对着乔尼或者阿特发火，那就像是因为头发被吹乱了所以跟风斗气似的。蒂卡和马塞尔小声地跟我交流了对今晚演出的看法。马塞尔说乔尼肯定能重现一九五一年第一次来巴黎时创造的轰动，从他昨天的表现看，今天一定能一帆风顺。我但愿自己能像他那么放心，但说到底，无论放心与否，我都只能坐在前排座位上安静地听音乐会，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至少我可以放心乔尼没有像在巴尔的摩的那个晚上吸得那么多。我告诉蒂卡的时候，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好像差点就要掉到水里一样。阿特和乔尼已经走到了钢琴边上，阿特正给乔尼弹一首新曲子，乔尼摇头晃脑地低声吟唱。他们俩穿着灰西装，潇洒极了，尽管这段时间以来乔尼日渐发福，身材已经走了样。
我跟蒂卡谈了巴尔的摩那晚的事情，那是乔尼第一次惹出大乱子。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蒂卡的眼睛，确保她能够理解我，这次她不要再屈服于乔尼。如果乔尼喝了太多白兰地或者吸大麻过了头，这场音乐会就会一败涂地。巴黎可不是乡村赌馆，在这里，所有人都关注着乔尼。我这么想的时候，嘴里不禁生出一股苦味，还从心里升起一阵暴怒，并不是针对乔尼，也不是针对他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而是针对我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比如侯爵夫人和马塞尔。说到底，我们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以照顾乔尼为名，实际上是为了拯救我们心中乔尼的形象，以接受预想中乔尼将带给我们的新的快乐。我们将这尊集体树立起来的雕塑擦得闪闪发光，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乔尼如果遭受挫败，对我的新书（不日即将发行英文版和意大利文版）没有好处，也许我关照乔尼或多或少是出于类似的原因。阿特和马塞尔需要乔尼来维持生计，至于侯爵夫人，谁知道除了乔尼的天才，她还看中了他身上的什么。这一切跟另一个乔尼都没有任何关系，我突然想到，当乔尼掀掉毯子、像一条蠕虫般一丝不挂的时候，他想告诉我的也许就是这个，没有萨克斯风的乔尼，一文不名、一丝不挂的乔尼，被某个念头困扰的乔尼，他有限的智慧不足以理解这个念头，但它缓缓流淌在他的音乐里，抚摸他的肌肤，也许他还会因它而出人意料地纵身一跃，让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
当一个人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嘴里真的有苦味。全世界所有的坦率和诚实加在一起，也无法让人坦然面对这个突然的发现：在乔尼·卡特这样的人物身边，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可怜的废物。乔尼这时正往这边走过来，坐在沙发上喝白兰地，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现在我们大家该动身去普莱耶尔音乐厅了。希望音乐至少能拯救今夜余下的时间，再完成一项极其糟糕的使命：在我们和镜子之间拉上一道屏风，让我们在地图上消失几个小时。
自然，明天我要给《狂热爵士》写一篇关于今晚音乐会的乐评。但此时此地，我看着摊在膝上的、趁演奏间隙记下的潦草笔记，却没有一点做评论家的欲望，不想对别人评头论足。我很清楚乔尼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位爵士乐人，他的音乐才华像是一层华丽外衣，人人都可以理解和欣赏，但它掩藏着别的东西，对我来说，那才是唯一值得关心的东西，也许因为那也是对乔尼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会儿我仍然沉浸在乔尼的音乐里，因此这样说很容易。一旦冷静下来……为什么我做不到他那样，为什么我不能用头撞墙？在开口说话之前我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我反复推敲，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但这一切不过是愚蠢的诡辩。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人在祈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跪下来。变换姿势象征着变换声音，象征着变换即将说出的话和已经说出口的话。一旦窥探到了这种变换，那些一秒钟之前我还认为是很随意的东西立刻充满了深刻的含义，一切都被非同寻常地简化了，同时又变得更深邃。马塞尔和阿特都没有意识到，昨天乔尼在录音棚脱鞋并不是因为他疯了。那一刻他需要用皮肤触碰大地，来证明他的音乐是对现实的肯定而不是逃避。我在乔尼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从不逃避。他吸毒不像大多数瘾君子那样是为了逃避现实，他吹萨克斯风也不是为了躲在音乐的壕沟里，他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天又一天，也不是为了躲避无法承受的压力。他的风格，那种配得上各种新颖名称却无须这些虚饰的最纯真的风格，证明了他的艺术不是一件替代品或者完结篇。乔尼十年前就抛弃了大众流行的“热辣爵士”，因为这种激烈色情的语言对他来说太过被动。在他身上，渴望超越了快感、埋葬了快感，因为渴望督促他前进、寻觅，提前终结了他轻轻松松就投入传统爵士乐怀抱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乔尼不会钟爱蓝调，蓝调里的受虐和怀旧倾向……但我已经在书里写过了上述种种，揭示了乔尼如何拒绝暂时的满足感，从而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并且正在和其他音乐家一起将它发挥到极致。这种风格的爵士乐摒弃了廉价的色情和所有瓦格纳式的浪漫，因此能够置身于一种无牵无挂的境界，让音乐获得绝对的自由，就像是绘画摆脱了一切具象功能，重获自由，成为绘画本身。这种爵士乐既不便于调情也不便于怀旧，我很乐意称它为形而上的音乐。乔尼驾驭着这种风格，凭借它来探索自我，来向他永远把握不住的现实宣战。在他的风格里我看到了极端的自相矛盾，以及咄咄逼人的活力。它永不满足，像一根马刺不断鞭策，又像一种永不停息的营造，它的快感不在于攀到巅峰，而在于不停地探索，在于它拥有的那些能够抛弃所有人为因素却又充满人性的特质。当乔尼像今晚一样迷失在源源不断的音乐创造之中时，我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逃避任何东西。赴约永远不可能是逃避，即使我们总是改变约会的地点；至于留在身后以及有可能留在身后的那些东西，乔尼对它们视而不见，要么就傲慢地蔑视它们。比如说，侯爵夫人以为乔尼害怕贫穷，她没有意识到，乔尼害怕的只是想吃大排时伸出叉子却叉了个空，想睡觉时找不到一张床，或者他觉得自己该有一百块钱时钱包里却空空如也。乔尼不像我们，他并不在抽象概念的世界里游移，所以他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听到的无与伦比的音乐，丝毫不抽象。但只有他才能讲述自己在演奏的时候收获了什么画面，他很有可能已经抵达了另一边，迷失在一场新的猜想之中。他的征服就像是一场梦，当听众的掌声把他带回现实，便是通向遗忘的梦醒时分，在这一边是一分半钟的时间里，他在遥远的那一边度过了一刻钟。
我那时的想法，就好比在风暴的中心抓住一根避雷针，便以为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四五天之后，我在拉丁区的杜邦咖啡馆遇到了阿特·博卡亚。他还没来得及为之配上惊讶的表情就将坏消息向我全盘托出。我最先产生的是某种满足感，我只能称之为幸灾乐祸，因为我早就知道乔尼安分不了多久；但是随后我想到了后果，我对乔尼的喜爱让我的胃开始绞痛；于是，在阿特给我描述那天的情形时，我连喝了两杯白兰地。简而言之，那天下午德劳奈准备了一场录音，打算推出一支新的五重奏乐队，由乔尼带头，成员还有阿特、马塞尔·加沃提和两位很棒的巴黎小伙子，他们两个分别是钢琴手和鼓手。录音原本计划在下午三点开始，这样，从下午到晚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入状态然后录上好几支曲子。可结果呢？结果乔尼五点才到，那时德劳奈已经心急如焚了，不仅如此，他还倒在一张沙发上说身体不舒服，说他来仅仅是为了不要毁了大家这一天的安排，但他完全不想演奏。
“马塞尔和我劝他先休息一会儿，但是他神神道道的，净说些什么在地里找到了好多盒子，一直说了半个小时。最后他开始一把一把地从兜里往外掏树叶，不知是他从哪个公园捡来的。结果录音棚成了植物园，工作人员走来走去地收拾这些东西，脸色难看得要命，到头来胡闹了一场啥也没录。你想想看，录音技师在控制室里闷头吸了三个小时的烟。这样胡闹，对巴黎的技师来说真是够呛。
“最后马塞尔说服了乔尼，最好还是试一下，他们俩开始演奏，我们慢慢地加进去，但这样充其量就是解解乏，之前的无所事事让我们困得够呛。我早就发现乔尼的右臂有点痉挛，我跟你保证，他开始演奏的时候看上去真可怕。他面如死灰，你知道吗，还时不时打个冷战；他还跌了一跤，但我没看到。中途他喊叫了一声，盯着我们，慢慢地一个一个看过去，问我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演奏《恋爱中的人儿》。你知道，就是阿拉莫的那支曲子。德劳奈就给技师做了个手势，大家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乔尼张开腿，像是站在一条摇摆不定的船上，吹了起来，我跟你发誓，我从来没听过那样的吹法。他这样吹了三分钟，直到突然吹出了嘟声，那声音足以彻底毁了刚才仿若来自天堂的美妙音乐，然后他就去了房间一角，把我们扔在一边，那时才演奏到一半，我们只好尽最大的努力收了场。
“但后面才是最糟糕的事。我们结束演奏的时候，乔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演奏像臭狗屎，录音一文不值。自然，德劳奈和我们都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因为瑕不掩瑜，仅仅是乔尼的独奏就比你平时听到的那些音乐好上一千倍。那音乐与众不同，我没办法给你解释……你听到就知道了，你想想看，德劳奈和技师们都不舍得销毁它。但乔尼像疯子一样坚持要销毁，还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向他证明录音已经被抹掉了，他就要砸控制室的玻璃。最后技师随便放了个什么唱片给他听，总算把他糊弄过去了，乔尼就提议录《链霉素》，录出来的效果好多了，也差多了，我的意思是，这支曲子完美无缺，但已经不像乔尼吹《恋爱中的人儿》时那样令人不可思议了。”
阿特喝完了啤酒，叹了口气，一脸哀伤地看着我。我问他在此之后乔尼干了什么，他说后来他用那些关于树叶和满地都是盒子的故事把大家都搞烦了，而且也不愿意再录下去，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录音棚。马塞尔把萨克斯风夺了过来，免得他又把它弄丢或者踩坏，然后和其中一个法国小伙子一起把他送回了旅馆。
除了立刻赶去看他，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但最终我决定还是等到明天再去。结果第二天，我在《费加罗报》治安通告版里看到了乔尼，他似乎是在前一天晚上烧着了旅馆房间，然后光着身子在走廊里乱跑。他和黛黛都没有受伤，但是乔尼正在医院里接受监护。我把新闻给我妻子看，让正在养病的她提提神，然后立刻去了医院。到了那儿，我的记者证没有半点用处。我能打听到的只有乔尼正胡言乱语，他体内的大麻足够让十个人失去理智。可怜的黛黛没能抵抗住，没能说服他不碰大麻；乔尼所有的女友最后都会变成他的同谋，我万分确定是侯爵夫人帮他搞到了毒品。
总之，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我立刻赶去德劳奈家，请求他让我尽快听一听《恋爱中的人儿》，谁知道这一曲会不会就是可怜的乔尼的绝唱；如果是这样，我的职责便是……
但还不是，它不是绝唱。五天后黛黛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乔尼好多了，他想见我。我没去责怪她，一是因为我知道那是白费口舌，二是因为这可怜姑娘的声音就像从一只打碎的茶壶里传出来的一样。我答应马上就到，还跟她说，也许乔尼好些的时候，可以为他安排一次国内城市的巡演。黛黛哭起来的时候我挂了电话。
乔尼坐在床上，病房里还有其他两个病人，还好都睡着了。我还没开口，他就用两只大手抱住了我的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吻了又吻。他看上去无比憔悴，尽管他说伙食很好，他也很有胃口。这会儿他最担心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说他的坏话，他这么胡闹是否伤害到了谁，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因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音乐会已经取消了，这对阿特、对马塞尔还有其他人都是伤害；但他既然这么问，似乎他还是希望同时发生了什么好事，能有所转圜。然而我也没把他的话当真，因为说到底他从内心深处对这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算一切都一塌糊涂，乔尼也不会为之所动，我太了解他了，不会再在意他的顺从。
“乔尼，你让我说什么呢。本来可以一切顺利的，但你总有本事把一切都搞砸。”
“你说得对，我没法抵赖，”乔尼疲倦地说，“都是因为那些盒子。”
我想起了阿特说的话，于是盯着他看。
“满地都是盒子，布鲁诺。一堆堆看不见的盒子，埋在一大块地里。我从上面走过，时不时就会被哪一只绊到。你一定会说这是我做的梦，对不对？你听好了，是这么回事：我时不时就被一只盒子绊到，然后我发现满地都是盒子，有成千上万只，每只盒子里都装着死人的骨灰。我记得之后我蹲下来用指甲去挖，直到挖出来一只。对，我记得。我记得自己在想：‘这只一定是空的，因为它里面要放我的骨灰。’但是不对，盒子里装满了骨灰，尽管我没看到，但我知道其他的盒子里也是这样。然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录《恋爱中的人儿》了，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偷偷看了一下体温计，温度居然还很正常。一位年轻医生在门口往里探了一下，跟我点头打了个招呼，对乔尼做了个鼓励的手势，像运动员那样充满活力的手势，不错的年轻人。但乔尼没理他。医生没进门就离开了，我看到乔尼握紧了拳头。
“他们永远都不会懂，”他对我说，“他们就像拿着掸子的猴子，像是堪萨斯音乐学院的那些姑娘，以为自己弹的是肖邦，了不得。布鲁诺，在卡马里奥他们把我跟其他三个人关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都会来一个实习医生，干干净净，面色红润，看着真让人愉快。相信我，他简直像是舒洁面巾纸和丹碧丝卫生棉条的孩子。他是个大大的白痴，坐在我床边给我鼓劲，而我只想去死，我不想兰，也不想别人。最可恶的是那家伙居然生气了，因为我不理他。他好像盼着我能坐在床上，欣赏他那张小白脸，欣赏他一丝不乱的头发和讲究的指甲，盼着我能像那些去到卢尔德的人一样瞬间痊愈，扔掉拐杖，蹦蹦跳跳地出去。
“布鲁诺，这家伙和卡马里奥的其他所有人都有一副深信不疑的派头。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什么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深信不疑。我猜是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价值，对他们的文凭。不，也不是这个。有几个人还是很谦虚的，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但即使是最谦虚的人也很镇定。就是这一点让我神经过敏，布鲁诺，他们怎么能那么镇定。有什么可维持镇定的，也让我知道知道，我这个可怜的魔鬼，臭皮囊里的瘟疫比恶魔的还要多，同时又清醒地感知到一切都像果冻一样，在周围抖动，只要安静下来，稍加注意，留心感受，就能发现那些空洞。在门上，在床上：那些空洞。在手上，在报纸上，在时间里，在空气里：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空洞，像一团海绵，像一只漏斗过滤着自己……但他们代表了美国科学，你知道吗，布鲁诺？他们的白大褂给他们挡住了那些空洞；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只是接受别人已经看到的东西，想象他们自己也看得到。他们自然看不到空洞，所以他们非常镇定，对他们的处方、针筒、该死的精神分析、不能吸烟、不能喝酒深信不疑……哎呀，直到我出院的那天，上了火车，看到车窗外的景色都往后跑，变成了碎片。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风景远去时，就会慢慢碎掉。”
我们抽着高卢烟。医生允许乔尼喝一点白兰地，抽八到十支烟。但我看得出来，在抽烟的是他的身体，他的魂魄在别处，似乎不愿意从井里爬上来。我很好奇他这几天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不想刺激他，但是如果他自说自话起来……我们一言不发地抽着烟，乔尼时不时伸出手臂摸摸我的脸，仿佛想验证我的身份。然后他玩起了手表，满怀柔情地看着它。
“问题是他们觉得自己有学问、有见识，”他突然说，“就因为他们搜集了一堆书，还把它们都死啃了下去。真好笑，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好孩子，坚信他们学的东西和做的工作是非常高深的。马戏团里也一样，布鲁诺，都一样，我们也一样。人们以为有些事情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们为那些高空杂技演员，或者为我鼓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难道我吹了支好曲子就会粉身碎骨不成，还是高空杂技演员每跳一次就要断一根肌腱？其实真正难做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别的事，是所有人觉得简简单单就可以做到的那些事，比如说，观察或者理解一只狗或者一只猫。这才是很难做到的，非常难。昨晚我突发奇想，准备看看这面小镜子里的自己。我跟你保证这件事奇难无比，难到我差点从床上滚下来。你想想看，你正在看着自己。这一件事就足够把你吓得浑身冰凉，半个小时缓不过神来。实际上，这家伙不是我，一开始我就清楚地感觉到他不是我。我突然斜着看到了他，知道他并不是我。这是我的感觉，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就像是在棕榈滩，海水一浪接一浪地扑来……你刚刚感觉到一个浪头，另一浪已经扑来了，另一些话又扑过来……不对，不是话，而是话里的意思，像是一种强力胶，口水黏液。黏液扑过来，把你淹没，说服你镜子里的人就是你自己。当然了，怎么会发现不了呢，他确实就是我，有我的头发，还有这个伤疤。人们没有发现自己唯一接受的东西就是那些黏液，所以对他们来说照镜子实在是太简单了。同样，用刀切下一块面包也很简单。你用刀切下过面包吗？”
“经常切。”我被逗乐了。
“那你还能这么淡定。我做不到，布鲁诺。有天晚上我把桌上所有东西都扔得远远的，刀子差点把隔壁桌上日本人的眼睛扎出来了。那是在洛杉矶，我惹出了这件大麻烦……我跟他们解释，却还是被关进了监狱。我还以为很容易就能跟他们解释清楚。那次我认识了克里斯提医生。他太棒了，要知道我对医生……”
他的手在空中挥舞，到处挥来挥去，好像要在空气里划出痕迹。他微笑着。我感到他是孤独的，在一种完完全全的孤独之中。我在他身边好像空气一样。如果乔尼想要用手在我身上挥一下，就会像切一块黄油或者分开一段烟雾那样把我切断。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才会不时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头抚摸我的脸。
“你有块面包在那儿，在桌布上，”乔尼看着空气说，“那东西实实在在，你无法否认，它色泽诱人，还散发着香气。那东西，它不是我，它是不同的，是我以外的东西。但如果我触摸到它，如果我伸出手指头去抓住它，那么事情就有变化了，你不觉得吗？面包在我的身体之外，但如果我用手指头碰到它，就能感受到它，我能感受到它就是世界，但是如果我能够碰到它、感受到它，那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称它为我们以外的东西。难道你觉得能这么说吗？
“亲爱的，千百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大胡子哲学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破了脑袋。”
“面包里是白天，”乔尼嘟囔道，捂住了脸，“我敢碰它，把它切成两段，放进嘴里。我已经知道了，不会有事的：这才是可怕之处。安然无事才可怕，你发现了吗？你把刀子扎进面包里，切了面包，然后一切照常。我无法理解，布鲁诺。”
乔尼的表情和他的躁动开始让我觉得不安。越来越难让他谈爵士、谈回忆、谈他的计划，把他带回现实。（带回现实：我一写出来就觉得恶心。乔尼说得对，现实不应该是这样的，现实不可能是做一个爵士乐评论家，因为这一定是别人对我的戏弄。但是同时，我不能再跟着乔尼的思路走了，这样我们最后都得变成疯子。）
然后他睡着了，或者至少闭上了眼睛装作睡着了。我又一次发现，要知道乔尼在干什么、乔尼是什么有多困难。他是不是睡了，是不是在装睡，是不是以为自己睡了。我对他的了解比对其他朋友的认识少得多。没人比他更普通，更正常，更为困窘的生活所迫；很显然，他让人觉得很容易接近。很显然，他没有什么特别。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乔尼，只要他愿意做一个可怜的魔鬼，病怏怏的，恶习缠身，毫无意志，同时又充满诗心，才华横溢。这显而易见。我一生都崇拜天才们，像毕加索、爱因斯坦，还有圣贤列表上的所有人，任何人都能在一分钟里列出这样一张单子（上面还有甘地、卓别林、斯特拉文斯基）。我和大家一样完全同意这些天才们做事天马行空，在他们身上发生任何事都不足为奇。毫无疑问，他们与众不同。但乔尼的与众不同是难以察觉的，因为神秘并且无法解释而惹人恼火。乔尼不是天才，他没有什么重要发明，只是像成千上万的黑人和白人一样吹爵士乐，尽管他吹得比他们都好，当然也必须承认，好坏的评定多少取决于时代、流行趋势和听众的喜好。比如说，帕纳西埃就认为乔尼一文不值，尽管我们觉得一文不值的是帕纳西埃自己，总而言之，这种争议是永远存在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乔尼不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一想到这里我总会自问，难道乔尼身上一点都没有另一个世界的特质吗？（他自己会是第一个出来说没有的。）听到别人这样讲，他很可能会笑出来。我很清楚他想的是什么，他如何活在这些想法里。我说他活在这些想法里，是因为乔尼……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给自己解释的是，乔尼和我们之间的距离难以解释，因为它建立在一种无法解释的差异上。我觉得他是第一个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他被害得不轻，我们也一样。我真想现在就说，乔尼是凡人中的天使，但做人最基本的诚实逼我吞下了这句话，让它优雅地转了个身，承认也许乔尼是天使中的凡人，我们这些不现实中的现实。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乔尼用手指抚摸我的脸才会让我觉得不开心，觉得自己是透明的、不值一提，尽管我身体健康，有一所房子、一位妻子、一点名气。尤其是，还有一点名气。尤其不值一提，我的那点名气。
但是跟往常一样，我一走出医院，走到街上，便恢复了时间观念，专注于我要做的事，像蛋饼在空中柔软地翻了一个身。可怜的乔尼，与现实格格不入。（是这样，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更容易相信就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我坐在咖啡馆，去医院探望病人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前的事了，我上面所写的一切逼得我好似罪人一般，至少要让自己稍微体面点。）
好在火灾的事已经摆平了，不难猜到侯爵夫人必定助了一臂之力。黛黛和阿特·博卡亚来报社找我，我们仨一起去威克斯俱乐部听《恋爱中的人儿》的录音，它还没有公开发行，却已经出名了。在出租车上，黛黛勉为其难地给我讲了侯爵夫人是怎样把乔尼从火灾那件麻烦事里捞出来的，他的床垫被烧焦了，住在拉格朗日街旅馆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都被吓得魂飞魄散，除此之外，其实没出什么别的岔子。罚款已经交了，新的旅馆蒂卡已经安排了，乔尼正躺在一张豪华的大床上安心养病，成桶地喝着牛奶，读着《巴黎竞赛画报》和《纽约客》，时不时地拿起他那本著名（而且破破烂烂）的袖珍本《狄兰·托马斯诗集》，上面到处都是铅笔写的标注。
在街角的咖啡馆交换了这些信息，并且喝了一杯白兰地之后，我们坐进了试听室准备听《恋爱中的人儿》和《链霉素》。为了能更好地欣赏，阿特让人关了灯，还躺在了地上。然后乔尼到来，他的音乐拂过我们的面庞。乔尼到来，尽管他人在旅馆、窝在床上，但在一刻钟里他用音乐席卷了我们。我理解他为什么生气，不许公开发行《恋爱中的人儿》，因为谁都会发现其中的错误，几个乐句结尾处有很明显的吹气声，特别是最后那突兀的降调，音符短促沉闷，我觉得像是心碎的声音，又像刀子切进面包的声音（几天前他谈到过面包）。但乔尼对我们觉得美妙无比的东西视而不见：在这场即兴创作中，始终有一股焦虑寻觅着出路，音乐里充满了向四处逃离的情绪、质询和绝望的手势。乔尼无法理解(因为这对他而言是失败，对我们而言则是出路，至少是指明了一条出路）《恋爱中的人儿》会成为在爵士乐历史里流传的演奏。只要一听到它，身为艺术家的乔尼便会气得发狂。这支曲子是对他渴望的模仿，是他斗争时的内心独白，他跌跌撞撞，口水和音乐一同流出来，面对着他所追寻的东西、他追得越紧却离得越远的东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真是奇怪，我们无法不听这首曲子，尽管汇聚到《恋爱中的人儿》里的一切都表明，乔尼并不是受害者，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不像我在他的传记（英文版刚刚发行，像可口可乐那么畅销）里写的那样，是被追寻的对象。现在我知道了，乔尼是追寻者而不是被追寻的，他的人生遭遇是狩猎者的，而不是猎物的。谁也不知道乔尼追寻的是什么，但它就在那儿，在《恋爱中的人儿》里，在大麻里，在他那些荒谬的长篇大论里，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崩溃里，在狄兰·托马斯的诗集里，在乔尼这个可怜的魔鬼的身体里，它把他变大，把他变成一个荒谬的存在，变成一个没手没脚的狩猎者，变成一只兔子，奔跑追赶着沉睡的老虎。我不得不说，《恋爱中的人儿》让我从心底里想呕吐，似乎这样我就可以摆脱乔尼，摆脱乔尼身上与我、与其他人都格格不入的东西，摆脱这团没手没脚的黑乎乎的东西，摆脱这只发疯的黑猩猩，他用手指拂过我的脸，对我温柔地笑着。
阿特和黛黛看不到（我觉得他们不想看到）《恋爱中的人儿》表面上的美以外更多的东西。黛黛甚至更喜欢《链霉素》，乔尼在这首曲子里一如往常，潇洒流畅地即兴演奏，听众觉得他娴熟，我觉得还不如说是乔尼走了神，任音乐自己流动，而他自己神游去了另一边。在街上我问了黛黛他们有什么计划，她说只要乔尼能离开旅馆（眼下警察还监视着不让他出去），一家新的唱片公司就会请他录所有他想录的曲子，报酬很丰厚。阿特补充说乔尼有很多绝妙的灵感，他和马塞尔·加沃提会跟乔尼一起“创造”这些新曲子。但在刚过去的这几个星期之后，我看得出来，阿特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而且我私底下知道，他跟经纪人谈过好几次想尽快返回纽约。我太能理解他了，可怜的孩子。
“蒂卡可真够朋友，”黛黛愤恨地说，“当然，对她来说太容易了。她总是最后才来，只要打开钱包，就能搞定一切。可我呢……”
阿特和我互相看了一眼。我们能跟她说什么呢。女人们总爱围着乔尼和像乔尼这样的人转。这不奇怪，即便不是女人，也会被乔尼所吸引。困难的是如何像一颗尽职的卫星、一位尽职的评论家一样，既围着他转又保持距离。阿特那时不在巴尔的摩，但是我记得我刚认识乔尼时，他还跟兰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兰的样子看着真让人难过。但是，跟乔尼交往了一段时间，慢慢进入他的世界、他的音乐、他日复一日的恐惧、他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所做的不可思议的解释、他那突如其来的温柔以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兰会是那副样子，理解了跟乔尼生活在一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另外一副样子。蒂卡是另一种人，她风流成性，无牵无挂，而且腰缠万贯，这比拿着机关枪都管用，至少阿特·博卡亚生蒂卡的气或者头痛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请您尽早来，”黛黛请求道，“他愿意跟您说话。”
我本想因为火灾的事（火灾的起因，她肯定是同谋）给她说一番大道理，但我知道不会管用，这就好比跟乔尼说，让他做一个有用的公民。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很奇怪（也很令人不安）的是，只要乔尼那头的事情一有好转，我就兴高采烈。我没单纯到以为这仅仅是出于友谊。这更像是一场休战，一种暂缓执行。我不需要寻找解释，因为这感觉就像鼻子长在脸上那么清清楚楚。我很生气，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感受得到这一点的人，唯一一个因此受煎熬的人。我很生气，因为阿特·博卡亚、蒂卡或者黛黛都没发现，每次乔尼受罪、进监狱、想自杀、放火烧床垫或者在旅馆的走廊里裸奔时，都是在替他们还债、为了他们去死。他自己却毫不知情，不像那些在断头台上慷慨陈词的人，那些著书揭露人性丑恶的人，那些弹钢琴时的姿态像是要洗刷全世界罪行的人。他自己毫不知情，可怜的萨克斯风手，这个词从头到脚都透着荒唐，透着渺小，只是成千上万可怜的萨克斯风手中的一个而已。
如果我继续这样，最后我写出来的书更多会是关于自己而不是乔尼，那就糟糕了。我会越来越像个布道者，这一点儿也不好笑。回家的路上，为了重振信心，我带着必要的厚颜无耻想道，在书里提到乔尼的病态人格时，我只会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乔尼会觉得自己在满是骨灰盒的地里散步，或者他看画的时候画面会动起来；说到底，那些都是大麻造成的幻觉，做个戒毒治疗就不会再犯了。但是可以说，乔尼把那些幻觉暂时托付给了我，像塞手绢一样把它们塞进我的口袋，时间到了再把它们赎回去。我相信我是唯一一个包容它们、和它们共处、对它们极度恐惧的人，但没人知道这一点，连乔尼也不知道。我没法跟乔尼坦白这件事，这就像是要向一个伟大的人物袒露心迹一样，在那样的人物面前我们毕恭毕敬，只是为了换得一句忠告。这世界算什么，为何像一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算哪门子的布道者？自从我认识他时，自从我开始钦佩他时，我就知道，乔尼身上没有一丁点儿伟大之处。一开始我对这件事茫然不解，但后来便泰然处之了，也许是因为我不准备把伟大这个特质安在先行者身上，特别是安在这些爵士乐人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曾认为乔尼身上有一种伟大的气质，而他在日复一日地与之对抗。（或者说我们在与之对抗，二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我们就直说好了，在乔尼身上好似有另外一个潜在的乔尼的灵魂，另外这个乔尼毋庸置疑地伟大；这灵魂备受瞩目，是由于乔尼缺乏那些气质，同时又在反向地召唤和吸纳这种气质。）
我这么说是因为，乔尼做过的那些企图改变生活的尝试，从流产了的自杀计划到吸大麻，都是像他那种完全没有伟大气质的人会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反而因此对他更加敬佩，因为他不折不扣就是一只想学认字的大猩猩，一个用脸去撞墙的可怜鬼，而且他还不放弃，失败了又重新开始。
啊，但如果有一天大猩猩真的学会了认字，那将是多么惊天动地，多大的混乱，快逃命吧，我第一个逃。如果一个人毫不伟大，却这样去撞墙，那就太可怕了。他用血肉之躯的撞击来揭发我们的懦弱，他音乐的第一个乐句便将我们击得体无完肤。（如果是烈士、英雄，可以：我们认同他们。但是乔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更好，就像是生活里突然波澜不断，可怕或愚蠢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没有任何现成的规律可循。比如一通电话过后，住在奥弗涅的姐妹立刻就到访了，或者牛奶就倒进了火坑，或者我们从阳台看到一个孩子倒在车底下。就像在足球队或者董事会里，命运似乎总是垂青于一些替补成员，因为正式成员总是会出岔子。那天早上正是如此，我还沉浸在快乐之中，因为了解到乔尼的情况好转了，心情也不错，就在这时，一通紧急电话打来报社，是蒂卡打的，说远在芝加哥的小蜜蜂过世了，她是兰和乔尼的小女儿，乔尼知道以后自然就像疯了一样，最好我能去给朋友们搭把手。
我又一次走上了旅馆的楼梯——作为乔尼的朋友，我已经走了那么多家旅馆的楼梯——我到的时候蒂卡在喝茶，黛黛正在打湿一块毛巾，阿特、德劳奈和佩佩·拉米雷斯正在低声讨论莱斯特·杨最近的消息。乔尼安静地躺在床上，额头上敷着块毛巾，神情平静得几乎有些轻蔑。我立刻收回了慰问的表情，只是跟乔尼紧紧地握了握手，点了一支烟，等着他说话。
“布鲁诺，我这儿疼。”过了一会儿乔尼才开口，摸着胸口，“布鲁诺，她就像是我手心里的一块白色宝石。我不过是匹可怜的老马，没有人，没有人会给我擦眼泪。”
他说得那么庄严，几乎是朗诵出来的，蒂卡看着阿特，趁乔尼脸上盖着湿毛巾、看不到他们的时候，交换了一个“由他去吧”的手势。我个人很厌恶那些廉价、煽情的话，但乔尼说的话不仅让我觉得在哪里读到过，而且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面具在说话，那么空洞，那么无力。黛黛拿来一块毛巾给他换上，换毛巾的时候我瞥到了乔尼的脸，他面如死灰，嘴歪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都闭出了皱纹。在乔尼身上，事情总是朝着不同寻常、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佩佩·拉米雷斯跟他不太熟，我猜还在因为他的丑态而惊魂未定，因为没过多一会儿乔尼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开始不紧不慢地骂人，每个词都被咬牙切齿地咀嚼一番，然后像陀螺一样被甩出来。他诅咒了录制《恋爱中的人儿》的负责人，他没有盯着哪个人看，但他骂人的话污秽得不可思议，足够把我们像虫子一样钉死在纸板上。他这样骂了两分钟，把所有与《恋爱中的人儿》有关的人骂了个遍，从阿特和德劳奈骂起，顺带着骂了我（尽管我……），最后骂了黛黛、万能的上帝和孕育了我们所有人的婊子。这一顿骂，和那段关于白色宝石的话，说到底，就是在芝加哥死于肺炎的小蜜蜂的悼词。
又过了十五天。我的工作堆积如山，给报纸撰稿，拜访这位，又拜访那位——这就是一个评论家生活的缩影，他完全依靠别人、依靠别人的新闻和别人的决策而活。既然说到这里，一天晚上，蒂卡、宝宝·莱诺克斯和我在花神咖啡馆一起，快活地哼着《你突然出现》，讨论着比利·泰勒的一场钢琴独奏，我们三个都觉得那场演奏非常精彩，宝宝·莱诺克斯尤其喜欢。她那天打扮成圣日耳曼德佩区的时尚风格，简直拉风得不得了。看到乔尼走进来，宝宝脸上现出二十多岁的人那种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神情。乔尼对她视而不见，径直走过去坐到另一张桌子旁，醉得一塌糊涂，或者困得一塌糊涂。我感觉到蒂卡的手碰了碰我的膝盖。
“你看，他昨晚又吸上了，也有可能是今天下午。那个该死的女人……”
我勉强回应道，黛黛和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样难辞其咎，而她自己更是其中排得上号的，因为她陪乔尼吸了几十次，哪一天要是动了念头，她随时会再吸上一回。我真想离开，一个人待着，既然我永远都无法靠近乔尼，无法在他身边伴他左右。我看到他用手指头在桌面上画画，服务生问他要喝点什么，他就呆呆地盯着人家看，最后在空中画了一支箭一样的东西，用双手抬着，似乎它奇重无比。旁边桌的那些人已经开始偷着乐，但仍然保持着克制和得体，花神咖啡馆的客人都是这样。然后蒂卡说了句“真见鬼”，坐到乔尼的桌子边，向服务生点了咖啡，然后在乔尼的耳边说起话来。不用说，宝宝急不可耐地跟我倾诉了她美好的愿望，但我含糊其辞地告诉她，今晚得让乔尼清静清静，而且好姑娘得早睡早起，最好是由一位爵士乐评论家做她的护花使者。宝宝可爱地笑了，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然后我们就静静地待着，看到一位姑娘走过去，脸上用铅粉抹得雪白，画着绿色的眼影，连嘴唇也涂成了绿色。宝宝说这样打扮也不坏。我请她为我低声唱一支蓝调，她的那些蓝调曲子已经让她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声名鹊起。然后我们又唱起《你突然出现》，这支曲子整晚都在不停地追逐着我们，像是一条面色雪白、长着绿眼睛的猎犬。
乔尼新五重奏乐队中的两位小伙子也出现了，我趁机问了问当晚的演出怎么样。于是我才得知，乔尼差点没法演奏，但是他的演出仍然比得上约翰·刘易斯所有的灵感，假设后面这位也能有什么灵感的话，就像其中一位小伙子说的，他唯一的灵感就是在手边常备些音符，用来堵窟窿眼儿，此灵感和彼灵感可不是一回事儿。我问自己，乔尼还能坚持多久，尤其是他忠诚的听众还能坚持多久。两位小伙子说不喝啤酒，离开了，宝宝和我又一次落了单，最后我向宝宝的问题屈服了，她真是人如其名，外号起得真不错。我给她解释了为什么乔尼又病又虚弱，为什么五重奏的小伙子们对他越来越厌倦，为什么到头来总有事情会爆发，就像以前在旧金山、巴尔的摩和纽约时那样。
几位在附近演奏的音乐家进来了，其中几位走到乔尼的桌旁跟他打招呼，但乔尼看着他们的目光似乎非常遥远，表情愚蠢得可怕，眼睛湿润，眼神柔和，任由嘴唇上的口水不住地往下滴。蒂卡和宝宝两人截然不同的反应很有趣：蒂卡运用了她操控男人的技巧，微笑着稍稍解释了一下，把他们从乔尼身边支开了；宝宝则在我耳边述说着她对乔尼的仰慕，说最好能带他去一家戒毒所治疗。她说的一切都只是出于忌妒，她还想当晚就跟乔尼上床，目前看来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于是觉得很高兴。自打认识她以来我就想过，要是能抚摸她的大腿该有多好。我差一点就向她提议去个更清静的地方喝点小酒。（她不会答应的，说实话我也不想去，因为我们俩都为着另一张桌子上的人牵肠挂肚、郁郁寡欢。）突然，毫无预兆地，我们会看到，乔尼慢慢站了起来，看着我们，认出了我们，朝我们走来（不如说是朝我走来，因为他眼中没有宝宝）。走到桌子前面时，他非常自然地弯了弯腰，像是要从盘子里拿薯条，我们会看着他在我面前跪了下来，非常自然地跪了下来，看着我的眼睛。我会看到他在哭泣，无须言语我就明白，他在为小蜜蜂哭泣。
我的反应自然就是想把乔尼扶起来，免得他难堪，结果最后难堪的是我，因为没有人比我更可笑了，努力想搬动另一个人，可他明明跪得好好的，就想保持这个姿势好好待着。于是，就连花神咖啡馆里这些绝不会一惊一乍的客人们都不怎么友好地看着我，他们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个跪着的黑人是乔尼·卡特。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着一个疯子爬上神坛，扯着耶稣基督要把他从十字架上拽下来。第一个责备我的人是乔尼，他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抬起眼睛看着我。因为他，还有客人们如此明显的谴责，我只好又回去坐在乔尼面前，感觉比他还糟糕，现在无论让我待在哪儿都行，只要别让我坐在这把椅子上，面前跪着乔尼。
接下来的事情没有那么糟糕，尽管我不知道这样持续了几个世纪，大家一直这样一动不动，乔尼止不住地流泪，一直盯着我的眼睛，与此同时，我试着给他递支烟，试着自己也点一支，试着给宝宝做了个请谅解的手势，我觉得她正要逃走，或者正忍不住要哭出来。最后还是蒂卡一如既往地解了围，她万分镇定地坐到我们桌旁，又拖了一把椅子到乔尼身边，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但并没有强迫他，直到最后乔尼慢慢直起身来，不再让人担心，而是变成了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朋友，他只要把膝盖抬起几厘米，在他的臀部和地面（我差点说成了十字架，这玩意儿真会传染）之间舒舒服服地放进一把椅子。看客们终于看厌了，乔尼自己哭累了，我们也受够了被当作狗一般地看笑话。忽然之间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有些画家会对椅子情有独钟，对我而言，花神咖啡馆的随便一把椅子突然都变成了一件美妙的物体、一朵花、一味香气，是城市人维护秩序和正直的完美工具。
乔尼抽出一条手绢，自觉地道了歉，蒂卡让人端来浓咖啡让他喝下去。宝宝在乔尼面前表现得棒极了，她一扫之前的蠢态，开始哼起了《玛米的蓝调》，而且并不显得刻意，乔尼看了看她，微笑了起来，我觉得蒂卡和我心照不宣，同时发现小蜜蜂的形象在他的眼中慢慢淡化了，乔尼又一次同意回到我们这边陪我们待一会儿，直到他再次逃离。像往常一样，只要过了让我难堪的那一阵子，我又觉得自己比乔尼高上一等，于是我由着他，跟他东拉西扯了一会儿，但避开了太过私人的话题（我可不想看到他从椅子上滑下来，又跪下去，那太可怕了），幸运的是蒂卡和宝宝棒极了，简直像天使，而且客人们来来去去，这样过了一小时以后，到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新来的客人根本就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说到底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宝宝先走了（她是个刻苦的姑娘，早上九点就要去跟弗雷德·卡伦德排练，为下午的录音作准备），蒂卡喝完第三杯白兰地以后，主动提出来要送我们回家。乔尼拒绝了，说更愿意跟我聊下去，蒂卡觉得也行，就自己走了，走之前也没忘了给所有人买单，这就是侯爵夫人的做派。乔尼和我一人喝了一杯荨麻酒，朋友们在一起偶尔放纵一下无伤大雅。然后我们开始在圣日耳曼德佩区闲逛，因为乔尼坚持说散散步对他有好处，而我不是那种会在这时丢下朋友不管的人。
我们沿着修道院路走到福斯坦堡广场，不妙的是，这广场让乔尼想起了一个玩具小影院，好像是他八岁时教父送给他的。我试着把他往雅各布路上领，怕他的回忆又让他想起小蜜蜂，但是乔尼似乎翻过了这一篇，那天晚上也始终没有再提起。他走得很安静，毫不迟疑（我见过他在街上跌跌撞撞，不是喝醉了，而是像某些反应失灵了）。炎热的夜晚和寂静的街道让我们觉得很惬意。我们吸着高卢烟，信步走到河边，走到孔蒂码头边书摊上一个装书的黄铜箱子前。或者是偶然的回忆，或者是哪个学生吹了一声哨子，我们想起了维瓦尔第的一支曲子，开始深情又投入地唱了起来，乔尼说如果手头有萨克斯风，他整夜都要吹维瓦尔第，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
“总之，我还要吹几支巴赫和查尔斯·艾夫斯，”乔尼屈尊俯就道，“我不懂为什么法国人不喜欢查尔斯·艾夫斯。你听过他的曲子吗？那首豹子之歌，你必须得听听豹子之歌。A，leopard…”
他那细弱的高音舒展开来，唱起了豹子之歌，有好几句完全不是艾夫斯的原词，乔尼才不管这些，只要他明白自己唱的是首好曲子就行。最后我们坐在栏杆上，面对着心之居所街，夜晚如此美妙，我们便又吸了一支烟。不一会儿，烟草的劲儿就把我们赶进了一家咖啡馆喝杯啤酒，光是喝啤酒这个念头就让我们兴奋不已。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他谈了一下我的书，因为他立刻又说起了查尔斯·艾夫斯，说起他在自己的唱片里多次引用过艾夫斯的主题，但谁都没有发现（我猜连艾夫斯自己也没发现），他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想到了书的事儿，就试着提起这个话题。
“啊，我读了几页，”乔尼说，“在蒂卡那儿，他们总是谈起你的书，但我连书名都看不懂。昨天阿特给我捎来了英文版，我才看了下。你的书不赖。”
这种情况下我总是采取自然的态度，混合着淡淡的谦虚和一定程度的兴趣，似乎他的意见会向我——我，我这位作者——揭示我的书的真相。
“好像是从镜子里看见自己一样，”乔尼说，“我本来以为，读关于自己的书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一样，但不是从镜子里看。我很崇拜作家，他们写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关于咆勃爵士起源的那部分……”
“好吧，我不过是把你在巴尔的摩跟我说的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我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辩解什么。
“对啊，原封不动，但真的像是在照镜子。”乔尼固执地说。
“那又怎样？镜子可不会骗人。”
“但它漏了一些东西，布鲁诺，”乔尼说，“你的学问比我大得多，反正我觉得漏掉了一些东西。”
“漏掉的是那些你忘了告诉我的事。”我酸溜溜地答道。这只蛮猴完全有可能……（我必须跟德劳奈谈谈，不能让一番胡言乱语毁掉评论家的努力成果，那也太可惜了……“比如说兰的红裙子。”乔尼正在说。无论如何，抓住今晚的机会，把新鲜材料补充进新版，这主意倒是不错。“闻起来一股狗的骚味儿，”乔尼正在说，“这是那张唱片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的，要认真听，要快点处理这些信息，因为如果任何一段争议落到其他人手里，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中间那只盒子，最大的那只，装满了骨灰，几乎灰得发蓝，”乔尼正在说，“像是我姐姐用的粉扑盒。”假如他没有陷入幻觉，要是他否定那些最根本的理念，否定那个广受赞誉的审美体系，就糟糕了……“酷派爵并不是碰巧产生的，也不是像你写的那样。”乔尼正在说。注意。）
“怎么不是我写的那样？乔尼，事情确实是会变的，但是六个月前你……”
“六个月前，”乔尼，“Six months ago.啊，布鲁诺，如果那些小伙子们在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吹那支……说起来，你写的萨克斯风和性，真是别出心裁，文字游戏玩得漂亮。Six months ago. Six，sax，sex，真是太美妙了，布鲁诺。真有你的，布鲁诺。”
我不打算告诉他，以他的智识年龄还无法理解这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包含了一系列深刻的理念（我在纽约给伦纳德·费泽尔解释后，他表示这理念非常精准），爵士乐的色情意味自搓衣板时代就开始发展了，等等。一向都是如此，在这种时刻我会忽然欣喜地意识到，评论家的存在是必要的，甚至比我在私底下、在我正在写的这些东西里愿意承认的更有必要。因为创作者们，从发明音乐的人到一批批该死的音乐家再到乔尼，都没法推断出自己的作品会有什么辩证的效果，无法追溯他们正在谱写的或者即兴创作的作品的根源，也无法看清它们的深远意义。当我因为自己不过是个评论家而闷闷不乐的时候，我就应该想想这些。“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突然传来乔尼的声音，那是他的另一个声音，那是他……该怎么描述呢？当乔尼在他那一边的时候，该怎样描述他？他又一次逃离了，已经不在这一边了。我不安地跳下栏杆，凑过去看他。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真是拿他没辙。
“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乔尼对着自己的双手说，“它的碎片将会洒落在大城市的那些广场上。六个月前。”
尽管没人看得到我，没人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还是为那颗星星耸了耸肩（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又回到了这个永恒的话题：“这是我明天正在演的曲子。”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它的碎片在六个月前将会洒落，洒落在大城市的那些广场上。他逃离了，走得远远的。我气得眼睛充血，因为他不愿意跟我多谈我的书，事实上最后我也不知道他对这本书的想法。成千上万的乐迷都在读这本书，已经出了两种语言的版本（很快就会出第三种，西班牙文版，看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也不仅仅演奏探戈舞曲）。
“那裙子漂亮极了，”乔尼说，“你都不知道兰穿着有多合身，但是我最好还是喝杯威士忌再给你解释，如果你身上还有几个子儿。黛黛只给我留了三百法郎。”
他嘲弄地笑着，看着塞纳河。说得好像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搞到酒和大麻似的。他开始给我解释说黛黛是个好人（关于我的书只字未提），只给他一点点钱是出于好意，但是幸好有布鲁诺老兄在（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但是没必要提），最好还是到阿拉伯区的咖啡馆坐坐，在那儿他们只要看你像是从那颗叫作洋艾的星星来的，就会让你一个人静静待着。（这是我的想法，这时我们正从圣塞维利街这边走过，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我妻子通常在这个点儿醒来，排练着早餐喝牛奶咖啡时要跟我说的话。）就这样我和乔尼一起走着，我们就这样喝了一瓶廉价的劣质白兰地，然后又喝了一瓶，觉得无比快活。但是他仍然只字不提那本书，只说起了天鹅形状的粉扑盒、星星、各种零零碎碎的事物，与此为伴的是零零碎碎的句子、零零碎碎的眼神、零零碎碎的微笑、桌上滴滴答答的口水，口水黏在杯子（乔尼的杯子）上。的确，有时候我恨不得他已经死了。我猜很多人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都会这么想。但我怎么舍得让他死呢，他今晚还有话没说完，他就是死了也会继续追寻、继续逃离（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尽管他死了我就清净了，出名了，成为权威了，我写的论文将无人敢质疑，我死之后会被厚葬。
乔尼敲打着桌面，时不时地停下来看我一眼，做个无法理解的手势，再继续敲打。咖啡馆的老板跟我们相识已久，当年我们常跟一个阿拉伯吉他手来这儿。本·艾法早就想回去睡觉了，现在我们是唯一的顾客，这肮脏的咖啡馆里充斥着一股辣椒味儿和糕饼的油脂味儿。我也困得不行，但愤怒支撑着我，那是一股无言的愤怒，并不是针对乔尼的，更确切地说，像是纵欲了一个下午之后需要冲个澡，用水和肥皂冲刷掉身上的汗臭，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最初……乔尼还在桌上孜孜不倦地敲着节拍，时不时唱两句，几乎都不看我。很有可能他再也不会提起我的书了，这也不错。世事无常，明天也许会出现另一个女人、不知哪一桩麻烦事、一场旅行。最好还是谨慎些，别让他看到英文版，跟黛黛说一声，让她帮个忙，作为对我帮的那么多次忙的回报。我的不安真是荒唐，这甚至近乎愤怒。我没指望过乔尼对这本书能有多么钟爱，其实我从未指望过他真的会去读。我很清楚这本书只限于谈论乔尼的音乐，并没有展示真实的他（但是也并没有说谎）。出于慎重，出于好意，我不想脱去他的外衣，展示出一个无可救药的精神病人，一个肮脏的瘾君子，还有他那令人扼腕的滥交生活。我强迫自己只写最关键的部分，强调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内容，展现乔尼那无与伦比的音乐。我还能说什么？但他也许正是在那儿等待着我，一直都在伺机而动，暗中潜伏然后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他那些荒唐的举动每次都让所有人遍体鳞伤。也许，他就在那儿等着我，好推翻所有那些审美理论：我对他的音乐的诠释和我有关现代爵士乐的伟大理论都以此为基础，正是它们让我在世界各地广受赞誉。
说实话，他的生活与我何干？唯一让我不安的是他放任自流，以这种我无法追随（更准确地说，不想追随）的方式沉沦下去，最终推翻我书里的结论，让我的理论轰然倒塌，证明他的音乐纯粹是另外一种东西。
“喂，刚才你说我的书里漏掉了什么东西。”
（现在要注意了。）
“漏掉了什么东西，布鲁诺？啊，对，我是跟你说过漏掉了什么。你看，不仅仅是兰的那条红裙子。还有……那里真的有骨灰盒吗，布鲁诺？我昨晚又看到它们了，在一大片地里，但是这一次埋得没那么深，有一些上面还刻着铭文和图案，一些戴着头盔的巨人，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手里拿着巨大的棍子。独自一人走在那些盒子中间真是可怕，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走在它们中间寻寻觅觅。别伤心，布鲁诺，你忘了写这些并没有关系。但是，布鲁诺，”他抬起一只手指，一点儿也没抖，“你忘了写的东西是我。”
“怎么会，乔尼。”
“是我，布鲁诺，是我。这不是你的错，我吹不出来的东西你也没办法写出来。你在书里说我真正的传记在我的唱片里，我知道你真是这么想的，而且听上去真不赖，但事实不是这样。如果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吹，吹出真实的我……你看，我也没办法让你无中生有啊，布鲁诺。这里面太热了，我们走吧。”
我跟着他来到街上，随便走了走，一只白猫从一条小巷里出来，朝我们叫唤，乔尼抚摸了它好一会儿。好吧，到此为止；我准备到圣米歇尔广场拦一辆出租车先送他回旅馆，然后我再回家。说到底，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一度害怕乔尼会创造一套理论来反驳我的书，准备先在我身上试试威力，再把它像脏水一样泼出去。可怜的乔尼正抚摸着一只白猫。说到底，他唯一的观点就是谁也无法了解谁，不过如此。所有的传记都事先默认了这一点，然后才开始写，真见鬼。走吧，乔尼，回家吧，时间不早了。
“你别以为只有这个，”乔尼说，他突然直起身子，好像看透了我在想什么，“还有上帝，亲爱的，你说的一点儿也不沾边。”
“走吧，乔尼，回去吧，时间不早了。”
“你和你那种人所谓的上帝。早上那管牙膏，你们管它叫上帝，垃圾桶，你们管它叫上帝；害怕失败，这种恐惧也叫上帝。你真有脸，把我跟这个垃圾混为一谈，你写我的童年，我的家庭，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祖先血统……一大堆臭鸡蛋，你坐在中间咯咯叫，对你的上帝心满意足。我才不要你的上帝，他从来都不是我的上帝。”
“我写的只是黑人音乐……”
“我不要你的上帝，”乔尼重复道，“为什么你要在书里强迫我接受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上帝，我做我的音乐，我做我的上帝，我不需要你的创造发明，把他留给马哈利娅·杰克逊和教皇好了，你马上给我把书里的这部分删了。”
“如果你这么想删掉的话，”我没话找话说，“第二版里就删。”
“我像这只猫一样孤独，比它还要孤独得多，因为我能意识到我孤独，但它不能。混蛋，它的爪子扎着我的手了。布鲁诺，爵士不仅仅是音乐，我也不仅仅是乔尼·卡特。”
“这正是我想说的，我写了有时你演奏的样子就像是……”
“像是屁股上淋了雨，”乔尼说，今晚第一次我觉得他生气了，“我啥也不能说，一说就要被你翻译成你那肮脏的语言。如果我演奏的时候你看到天使，那可不是我的错。如果其他人张着肥嘴说我吹得出神入化，那也不是我的错。这就是最糟糕的地方，布鲁诺，这就是你在书里真正忘了写的东西，因为我一文不值，我吹的曲子，大家为之喝彩的那些曲子，一文不值，真的一文不值。”
他谦虚得奇怪，真的，在凌晨的这个点儿。这个乔尼……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乔尼把双手按在我的肩上，把我摇过来摇过去，大喊着。（“安静！”一扇窗里传来尖叫声。）“这不是音乐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而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这是小蜜蜂是死了还是活着的区别。我吹的是死了的小蜜蜂，你知道吗，但是我想吹的是，我想吹的是……所以有时候我会踩萨克斯风，大家就以为我是喝多了。当然我踩它的时候确实是醉了，毕竟一支萨克斯风是很贵很贵的。”
“我们从这边走，坐出租车送你回旅馆。”
“你真是个大好人，布鲁诺。”乔尼取笑我说，“布鲁诺老兄在小本儿上记录我跟他说的一切，只是会漏掉那些重要的事。阿特给我那本书之前，我都没料到你错得这么离谱。一开始我以为你写的是别人，罗尼，或者马塞尔什么的，然后我看见书里说乔尼这个、乔尼那个的，这才发现写的是我，但我问自己：‘这人真的是我吗？’还有什么我在巴尔的摩，我在鸟园，我的风格……听着，”他冷冷地补充道，“我不是不知道你的书是写给大众看的。写得不错，我的演奏风格和我对爵士乐的感受，你说得完全没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为这本书争论不休？你的书，就像是塞纳河里的垃圾，码头边漂浮着的这根稻草。我是边上那根稻草，你是那边那只上下浮动的瓶子。布鲁诺，我一直到死，也不会找到……”
我从他的胳膊下面抱住他，让他靠在码头栏杆上。他又开始神志不清了，断断续续地胡言乱语着，直吐口水。
“不会找到，”他重复道，“不会找到……”
“你想找到什么，兄弟？”我对他说，“你别去要求那些不可能的，你已经找到的就足够……”
“对你来说是足够了，”他怨恨地说，“对阿特，对黛黛，对兰……你不知道怎样才……没错，有时那扇门就要开启了……你看那两根稻草，它们碰到一起了，它们在跳舞，一根在另一根面前……很美啊，你看……那扇门就要开启了……时间……我跟你说过，我觉得，时间这回事儿……布鲁诺，我这一辈子都在我的音乐里寻觅，期待着这扇门最终能打开。但是没有，只有一条缝……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有天晚上……一条红裙子。对，红色的，她穿着漂亮极了。好吧，那天晚上我们跟迈尔斯和哈尔在一起……我们连续一个小时演奏着同一支曲子，只有我们几个，真是快活……迈尔斯演奏得太动听了，都要把我从椅子里甩出去了，然后我就出了神，我闭上眼睛，飞了起来。布鲁诺，我发誓我飞了起来……然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但是这声音又在我身体里面，好像是有个人站在那里似的……或者未必是个人……你看那只瓶子，这么浮上浮下，真是不可思议……不是某个人，我只是在找个参照……就像在梦里一般，是安全感，是一场邂逅，你不觉得吗？一切都消散之后，兰和孩子们在家里等着你，烤箱里正烤着火鸡，你坐上车，一路畅通，没有遇上一个红灯，一切都像桌球那样畅通无阻。在我身边的好像是我自己，但又不占一点儿地方，也不在纽约，特别是他不受时间的束缚，以后也不会……对他来说甚至没有以后……这一刻就像是永恒……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幻觉，因为我迷失在了音乐里，只要我一吹完——因为毕竟要让可怜的哈尔过过弹钢琴的瘾——吹完的那个瞬间我就猛地坠回了自己身上……”
他温柔地哭着，脏兮兮的手揉着眼睛。我不知所措。都这么晚了，河里的湿气升了起来，我们俩一定要着凉了。
“我觉得我想游泳，但不是在水里游，”乔尼低声说道，“我觉得我想要兰的红裙子，但不要兰。小蜜蜂已经死了，布鲁诺。我觉得你是对的，你的书很棒。”
“我们走吧，乔尼，你觉得它不好我并不会生气。”
“不是这样的，你的书挺好，因为……因为里面没有骨灰盒，布鲁诺。就像是书包嘴的曲子，那么纯净。你不觉得书包嘴的曲子像是生日歌或者慈善歌吗？我们……我跟你说过我想游泳，但不是在水里游。我觉得……但就只能成为白痴……我觉得我会找到其他的东西。我不满足，我觉得那些好东西，比如兰的红裙子，甚至是小蜜蜂，都像是逮老鼠用的陷阱，我不知道怎么换种说法来解释……这种陷阱是用来安抚人的，你知道，为了让人说一切都好。布鲁诺，我相信兰和爵士乐，没错，就连爵士乐也一样，都像是杂志上的广告，光鲜亮丽，好让我觉得舒服，就像你有巴黎，有老婆，有工作……我有我的萨克斯风……还有我的性……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陷阱，亲爱的……因为不可能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就离门这么近，离门后的那一边这么近……”
“唯一有用的就是尽力做到最好。”我说，觉得自己愚蠢到了极点。
“每年都在《节拍》杂志的名人堂上拔得头筹，那是当然，”乔尼表示赞同，“那是当然，那是当然，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我拉着他慢慢走到广场上。运气不错，街角停着一辆出租车。
“我尤其无法接受你的上帝，”乔尼嘟囔着，“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会容忍这个的。如果他真的在门的那一边，去他妈的。要是有他在那边给你开门，去那边不费吹灰之力，也就没啥了不起了。用脚把它踢穿，那才对。用拳头把它砸碎，对着门射一发，朝着门撒尿撒个一天。那次在纽约，我觉得我用音乐打开了那扇门，后来我不得不停下来，那该死的家伙就迎面关上了门，只不过因为我从来不祈祷，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向他祈祷，因为我不想理会这个穿着制服的门童，这个家伙开门关门就是为了讨点小费，这个……”
可怜的乔尼，接下来他还怪我不把这些东西写进书里。都三点了，我的天。
蒂卡回了纽约，乔尼回了纽约（黛黛没有跟去，她现在安安稳稳地待在路易斯·佩隆家里，他是个很有前途的长号手）。宝宝回了纽约。在巴黎的这段日子平淡无奇，我想念我的朋友们。我写乔尼的那本书到处都在大卖，很自然，萨米·普雷兹尔已经来找过我，讨论有没有可能把它改编成电影在好莱坞上映。算算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就知道，这样的提议相当诱人。我妻子还因为我跟宝宝的那一段逢场作戏而怒不可遏，其实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底，宝宝是个水性杨花的人，任何一个聪明女人都应该理解，这种小插曲动摇不了夫妻关系；况且宝宝已经跟着乔尼回了纽约，最终她还是开心地决定要跟乔尼上同一条船。她肯定已经跟乔尼一起吸上了大麻，跟乔尼一样迷失了自己，可怜的姑娘。《恋爱中的人儿》刚刚在巴黎公开发行，恰好这时我的书开始印第二版，而且有希望翻译成德文。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对第二版做一些修改。以我尚在职业允许范围内的诚实，我自问是否有必要展示我笔下人物性格的另一面。我跟德劳奈和霍德尔讨论了好几次，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建议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书非常好，而且读者们也很喜欢它现在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俩好像都很警惕文学化倾向的危险，担心我会给书蒙上一种与乔尼的音乐毫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的基调。至少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权威人士的意见（还有我自己的意见，到现在这种程度还否认这一点就实在是太傻了）充分表明第二版不用做任何改动。我细读了美国的相关杂志（其中有四则关于乔尼的报道，他又一次企图自杀，这回用的是碘酒，他洗了胃又住院三周，之后像个没事人一样重新在巴尔的摩登台演出），觉得很放心，同时乔尼的反复发作令我又惋惜又难过。乔尼对那本书没有说过一个字的坏话。比如在芝加哥的音乐杂志《顿足爵士》上，泰迪·罗杰斯采访了乔尼：“你读过巴黎的布鲁诺·V写你的书吗？”“读过，写得很好。”“你不想就这本书说些什么吗？”“除了这本书很好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布鲁诺是个很棒的小伙子。”在乔尼喝醉了或者吸了毒之后会怎么说还有待寻访，但至少没有一丝流言说他质疑我的书。我决定在第二版不做任何修改，继续展示最真实的乔尼：一个可怜的魔鬼，智力平平，但像无数的音乐家、棋手、诗人一样，被赋予天分、创造出美妙绝伦的作品，却对其重要性毫不自知（至多也就是像个拳击手知道自己很强壮而已）。我倾向于让乔尼保持这样的形象。没有必要把事情复杂化。热爱爵士乐的大众并不热衷于音乐研究或者心理分析，他们只需要现成的、片刻的满足，双手打着节拍，表情惬意、享受，让音乐拂过肌肤、渗入血液、融入呼吸，这就够了，他们不需要有任何深入探索。
先到的是电报（一份发给德劳奈，一份发给我，下午就已经出现在了日报上，配着愚蠢的评论）；二十天后，我收到了宝宝的信，她没有忘记我。“他在贝尔维尤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他出院的时候我去接他了。我们住在迈克·鲁索洛的公寓里，他去挪威巡演了。乔尼状态不错，尽管他不想再登台演出，但还是同意了跟28俱乐部的小伙子们一起录唱片。我跟你坦白讲，他实际上已经非常虚弱了（我和宝宝在巴黎有过一段韵事，我能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他晚上喘气和叫喊的样子，真让我觉得害怕。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宝宝贴心地补充道，“他死的时候很快乐，而且毫无预兆。他正在看电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我听说一切来得很快。”这样推断起来，宝宝应该没在现场。确实如此。后来我们得知，乔尼当时住在蒂卡家，跟她待了五天。他心事重重，闷闷不乐，说要放弃爵士乐，要去墨西哥，在田间干活度过余生（每个人都会在什么时候动起这个念头，几乎有点无趣了），蒂卡看住他，尽力安抚他，强迫他放眼未来（这些是蒂卡后来说的，好像她和乔尼对未来有过一丁点概念似的）。乔尼当时正在看电视，觉得节目非常好笑，看着看着，他开始咳起来，突然就倒下了，诸如此类的说法。蒂卡和警察宣称乔尼当场就死亡了，我对此半信半疑（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们肯定急于摆脱麻烦，比如乔尼是死在蒂卡的公寓里，蒂卡手上的大麻，可怜的蒂卡的几桩前科，尸检时某些不如人意的结果：想象得出来医生会在乔尼的肝脏和肺里面发现些什么）。“你不知道他的过世让我多么悲痛，我本可以跟你说点别的事，”亲爱的宝宝善解人意地补充道，“我心情好点的时候再给你写信，给你讲讲（罗杰斯好像有意跟我签合同去巴黎和柏林演出）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因为你是乔尼最好的朋友。”然后她用了整整一页来骂蒂卡，说她不仅害死了乔尼，还是珍珠港事件和黑死病的罪魁祸首。最后小可怜宝宝总结道：“趁我还没忘，在贝尔维尤，有一天乔尼一直问起你，他思维有点混乱，以为你在纽约却不愿意去看他，他总是说起一块满是什么的地，然后他叫你的名字，还骂了脏话，可怜的人。你也知道，发烧的时候就是这样。蒂卡跟鲍勃·凯瑞尔说，乔尼临终时说的好像是：‘啊，给我做个面具吧。’但是你能想象在那个时候……”我哪能想象。“他变得很胖，”信的结尾宝宝补充道，“走路的时候都在喘气。”正是像宝宝那么观察入微的人才会提到的细节。
这一切正好发生在书的第二版发行的时候。幸运的是，还有一点时间。我加足马力写了一篇讣告补充进去，还附了一张葬礼的照片，照片中有很多著名的爵士乐人。这样一来，这本传记，可以这么说吧，就完整了。也许我这话说得不合适，但很显然，这只是从审美角度做出的评论。据说还要出一个新译本，我猜会是瑞典文或者挪威文。我妻子为此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