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两个人用很小的声音交谈着，但显然为一件什么事情讨论得十分激烈，以至于博登施泰因和皮娅走到了面前，他们才发现身边有人。两个人当然都已经听说了保利的死讯，昨天，埃丝特·施密特刚给他们打过电话，弗洛特曼还专门去了她家。弗洛特曼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留着精心修剪的短胡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些灰白的头发搭在额头前。
“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要好，”弗洛特曼吸了一口烟，“实在是想不到……”
斯特凡·西本李斯特，罗默家具店的老板，身材微胖，脑袋前面有些秃，眼睛水汪汪的。他也戴着一副眼镜，左侧鬓角上有一块十分显眼的红色印记，这在当年的路基占领者当中已经看不到了。四个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在和弗洛特曼握手时，皮娅感到他的手汗津津的，她没说什么，装作不经意地把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保利、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相识于中学时期，他们一起反抗传统家庭的束缚，走上极左思潮的道路。他们声援核电反对者，支持德国红军团，七十年代末，绿党成立，他们更是找到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归宿。一九七九年五月，他们占领了规划中八号联邦公路的路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后来，保利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的伙伴们却渐渐觉得，应该适当地考虑大众的社会规范。此后，沃尔夫冈·弗洛特曼继承了父母留下的书店，而斯特凡·西本李斯特娶了罗默家的女儿巴贝尔，罗默家开的家具店在本地名声在外，十年前，西本李斯特成为这家店的老板。说起来，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在本地都是有名望的人，在建立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时，两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年前，西本李斯特接替保利成为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而保利则因为其过于激进的行事方式落选。“我不想说保利的坏话，”弗洛特曼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他虽然有些急躁和固执，但是，他是个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人。尽管我们时有争执，但仍然是朋友。他就是一个不记仇的人，我会想念他的。”
他越说越难过，但仍朝皮娅挤出了一个笑容，随后叹了口气。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在争吵，我再也没机会与他和解了。”
“为什么会争吵呢？”博登施泰因问。
“乌里总是喜欢攻击别人，他的这种行为对我们最近的工作有害无益，”弗洛特曼把手中的烟头摁熄在烟灰钮里，“很多凯尔克海姆的居民都不赞成继续修建八号联邦公路，我们的阵营很庞大——除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成员，还有很多其他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光有热情和投入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智。乌里却并不这么想。星期一的议会会议，我本来打算阻止他，但是没能成功，反倒遭来他一顿骂。不过，我并不怨恨他，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星期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博登施泰因追问道。
“还是那件事，关于八号联邦公路，”弗洛特曼回答说，“会上宣读了行政专区主席的一份文件，文件里提到，国土规划程序已经结束，环保组织递交的两千份抗议书无效。基督教民主联盟当然对这个文件赞誉有加，但是乌里不干了。他当场提出，他手头上有证据，能够证明博克咨询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中数据有误。他说的没错，这件事我们也知道，这绝不是凭空臆造的。我们已经和BUNTE的主席还有科尼希施泰因ALK的主席都谈过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要求他们重新进行评估。但是保利不同意，他说，我们想得太单纯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甚至牵扯到了柏林，这件事背后的黑手，是联邦州政府、行政专区主席会甚至国家交通部。”
皮娅低头做着笔记。
“乌里是有备而去。除了指出博克咨询公司的错误，他还抖出了施瓦茨和康拉迪买地的事情。他把两个人在公路规划路线上买的地的地段号码都指出来了，当场把施瓦茨和康拉迪气得七窍生烟。”
“施瓦茨在里德尔巴赫山谷有一块草地，”西本李斯特在旁边补充说，“康拉迪的在施奈德海因附近。还有市议会议长尼克尔，他也有一块地，也在八号联邦公路的规划线路上。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地都是在线路公布前不久买的。”
“为什么耐人寻味呢？”皮娅有些不明白。
“因为他们利用了自己知道的内部消息，”西本李斯特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当时他们买的时候，是以农田或者牧场的名义买的，便宜得很，两欧元每平方米。一旦公路开工，他们从政府那里拿到的补偿至少是十欧元每平方米。所以，线路公布以后，这些土地的卖家都愤愤不平，甚至扬言要去上诉。”
“原来如此！”博登施泰因也恍然大悟，他清了清嗓子，“但是保利凭什么证明政府部门收受了贿赂呢？”
“据说是博克咨询公司和这些部门的一些信件往来的复印件。不过，我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西本李斯特说。
“这件事和博克咨询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只不过负责评估，能分到什么好处吗？”皮娅不解地问。
“博克咨询公司只是博克股份公司旗下的一个公司，”西本李斯特回答说，“这个股份公司还有很多其他的子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的领域包括公路建设、地面和地下建筑、道路标识以及公路防护栏安装等等。最近这些年，凯尔克海姆和科尼希施泰因所有的项目都由这个公司承包，因为不管是哪一个项目，这个公司都能给出最便宜的价格，最终在公开招标时中标。”
“嗯，的确有点意思！”博登施泰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要是我们有证据证明，那就什么都好说了，”西本李斯特说，“但是现在估计很难了。乌里打草惊蛇，想必所有相关的人都警觉起来，兴许这会儿都忙着销毁证据呢。”
“保利怀疑的是谁呢？”博登施泰因又问。
“首当其冲的是扎哈里亚斯，其次是美因陶努斯区工程建设部部长格奥尔格·沙费尔，还有博克咨询公司的经理卡斯滕·博克。”
“周二晚上您为什么又去找保利？”博登施泰因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一次，西本李斯特犹豫了。
“我想找他单独谈谈。”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不像之前的那些问题那样乐意回答。
“谈什么呢？”博登施泰因并不理会他情绪的变化。
“这个，就是谈谈星期一晚上的事情。”西本李斯特遮遮掩掩地说。
“但是，有证人亲耳听到，您指责保利想利用一陈年旧事威胁您。请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博登施泰因见西本李斯特不肯说实话，直截了当地说。西本李斯特立刻脸色大变。
“噢！那都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西本李斯特竭力表现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可是，放在装着苹果酒酒杯上的手却不自觉地握紧了，指关节都变成了白色。“保利其实并没有威胁我，只是我当时太生气了，口不择言而已。”
“有多生气呢？”许久不说话的皮娅突然开口。
“您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西本李斯特恼火地瞪了皮娅一眼。
“您是否太生气了，于是把保利给杀了呢？”皮娅大胆而不客气地假没。
“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西本李斯特一副错愕的表情，“我从来都是反对武力冲突的，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皮娅注意到，西本李斯特的手在发抖。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是，”皮娅看着西本李斯特，笑了笑，“可是，对于那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来说，暴力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如果一件尘封多年的罪恶被揭发，威胁到一个人现在的生活……”
西本李斯特脸上的汗珠不停地从微胖的脸颊上流淌下来。
“请告诉我们您周二晚上和保利的谈话内容。”博登施泰因严肃地要求道。西本李斯特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似乎在后悔之前自己说得太多。
“保利对您说了什么？您为什么那么生气？”见到西本李斯特不说话，博登施泰因厉声追问道。
“那真的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西本李斯特明显不太自在了，“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当年，我当选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时，他就开始对我耿耿于怀，他一口咬定我肯定耍了什么阴谋诡计。乌里就是这样，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殉道者和牺牲者的形象，总是活在否定、怀疑他人的臆想里。其实，他落选只能怪他自己。”
“但如果是您，事情就没那么好办了！”皮娅又在旁边插话道，“您是地方名流，是凯尔克海姆工商联合会的会长，又是著名家具店的老板。要是出点什么对您不利的流言——即使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也会大大有损您的声望，您说是吧？”
西本李斯特明显激动起来，眼睛睁得老大。
“我没对乌里做过什么！”他似乎着急得很，却又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我只是跟他说了一会话，其他什么都没干。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生生的呢！”
“离开之后您去了什么地方？”博登施泰因顺着他的话问道。
“我的办公室。我不喜欢看足球，在办公室里给几个客户做了报价。”西本李斯特说。
“有证人吗？”博登施泰因问。
“清洁女工十点钟走的。之后是我一个人在。”西本李斯特有些底气不足。
博登施泰因和皮娅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细微的动作还是被西本李斯特察觉了，他的脸上又重新冒出了密密的汗珠。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保利先生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晚上十点半，”皮娅不紧不慢地说，“而您当晚对死者发了脾气，也去找过死者，而且，您在这个时间段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这怎么可能呢！”这时，半天没开口的弗洛特曼激动起来，“即便偶尔意见不合，毕竟我们几个都是多年的好朋友。如果要说杀掉保利，还有很多人比西本李斯特的动机更大吧！”
“比如说？”皮娅反问道。
弗洛特曼迟疑起来。
“我不想随意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他的眼神迅速扫了一下西本李斯特，“在这种形势下，人都会容易变得冲动，很有可能一下说出不是本意的话来。”
“就好像康拉迪前几天说要朝保利的墓碑上撒尿一样吗？”博登施泰因说。
“没错！”弗洛特曼扶了扶眼镜，“这根本就是逞口舌之快嘛！”
“您说得也挺对！不过，考虑到保利在这番话后一天遇害，我们就不得不要多想想了。”博登施泰因说完，女服务生正好端着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的食物过来了。博登施泰因也就不再继续追问下去。
几人彼此都不说话。弗洛特曼看起来胃口不错，但西本李斯特却心事重重，吃了没几口就停下了。
在博登施泰因和皮娅去“金色狮子”饭店调查的同时，本克和卡特林·法欣格也没有闲着，他们到赫维森路调查走访了保利的多个邻居。当晚，他们有的在看足球赛，有的在自家花园里乘凉，没有一个人听到或者看到过异常情况发生。不过，从几个邻居的话语中，至少有一件事情得到了证实——埃尔温·施瓦茨和伊丽莎白·马特斯所说不假，保利家每天都是热闹非凡。大家都已经对络绎不绝的车辆、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和不绝于耳的欢声笑语习以为常。所以，就算是周二晚上真的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异常，毕竟邻居们都见怪不怪。一个叫亨德里克·凯勒的人倒是提供了一条信息。亨德里克·凯勒是《陶努斯环视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他告诉奥斯特曼说，周日晚上，他在一家叫做“快乐农夫”的乡村饭馆用餐时，凑巧坐在市长丰克的邻桌，所以，不经意听到了市长和他朋友的谈话。凯勒还向奥斯特曼保证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市长的声音很大，他绝对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当时，一桌人都在等诺贝特·扎哈里亚斯，但是诺贝特·扎哈里亚斯却一直没有露面。吃饭过程中，丰克猜测说，扎哈里亚斯约了自然保护机构进行会谈，有可能正为这件事情发愁，另一个人则担心扎哈里亚斯会临时变卦，改变自己的立扬，第三人却说，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扎哈里亚斯，而是想办法让保利闭嘴，至少在这次会谈时不要捣乱。
两路人马各自回到警察局后，大家开始分析手中的线索。
“扎哈里亚斯没有不在场证明，”皮娅得出结论，“‘金色狮子’的服务生说，他十点就离开了。”
“目前来看，扎哈里亚斯的嫌疑是最大的。”奥斯特曼也表示同意。
“我也这么觉得，”博登施泰因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手表，“看来，我得去会会这个扎哈里亚斯了。”
“那我们呢？”皮娅连忙问道。
“你和本克去保利的餐馆看看，这会儿应该已经开门了。”博登施泰因不假思索地说。
皮娅露出不乐意的眼神，博登施泰因却装作没看见。对于皮娅来说，本克是她最不愿意合作的一个同事，两个人似乎互相都看不顺眼。起先，皮娅以为本克是眼热头儿对自己的器重，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原因，本克就是不喜欢自己。而自己呢，对他也是退避三舍。这个人，高傲自负，又喜欢说些针对女性的笑话，其实，那些笑话一点儿也不好笑，简直就是幼稚！还有他的车，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可他自己还洋洋自得，真是让人暴汗！
皮娅心里打着算盘，希望能说服头儿和自己换换，不要和本克搭档去餐馆调查，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亨宁的号码。
“喂，亨宁，怎么了？”她问。
“我又检查了一遍奥佩尔动物园发现的那具尸体，”电话那头的亨宁谈起工作来总是一本正经，“在被抛尸草地之前，他曾经在某处仰躺过。虽然现在看已经不明显，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在死者肩部和臀部有印痕，貌似是一块木板留下的痕迹。”
“木板？”皮娅愣住了。
“昨天，我在死者的小腿肚和上臂的表皮上发现了木屑，可以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还想不出，这些东西会从哪里来，你能想到吗？”亨宁问。
“木板这种东西，到处都有，没有别的线索了吗？”皮娅有些犯难。
“有！”亨宁回答道，“我还在死者的四肢后面以及头发里发现了氯化钠。”
“氯化钠？”皮娅脱口而出，“是什么东西？”
“哈哈，我就知道你化学学得不好！”基希霍夫在电话里头笑了起来，“不过，这可是个生活常识，氯化钠就是食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