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登施泰因来到了保利对门邻居埃尔温·施瓦茨家。一进院子，只见到处都堆满了草垛。和所有农民一样，天气是影响埃尔温·施瓦茨作息的一个重要因素，最近这段时间连续高温，正是收干草的好时机。埃尔温·施瓦茨是凯尔克海姆地区仅剩的为数不多的农民之一，近些年，地里的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对于撂荒的地，政府的补贴比种地的收成还多。门是开着的，博登施泰因伸出手，在门上敲了敲。
“请进！”一个带有浓重黑森腔的男人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博登施泰因走进屋子，这是一间非常宽敞的农家厨房，屋子里的光线很昏暗，和外面比起来，令人感觉十分凉爽舒适。一个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屋子里的味道闻起来微微有些发酸。
好大一会儿，博登施泰因的眼睛才适应了屋子里昏暗的光线。他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是之前开着拖拉机路过保利家门口的那个人。只见他穿着一件汗津津的汗衫和一条工作裤，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瓶水和一杯酸黄瓜。这个男人，博登施泰因只在凯尔克海姆的报纸上见过，报纸上的埃尔温·施瓦茨总是西装笔挺，作为市议员在各种正式场合出现。
“您好！我叫博登施泰因，是霍夫海姆刑侦局的。”博登施泰因首先自报家门。施瓦茨抬头望了他一眼。
“您刚刚不是在对门的施密特·朔尔施家吗？出什么事了？”施瓦茨喝了一口水，不紧不慢地问。施瓦茨的黑森口音很重，博登施泰因虽然不会说黑森话，但是要听，还是完全没有问题。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了您邻居保利先生的尸体。”博登施泰因开门见山地说。
“是吗？”施瓦茨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我们推测，保利先生是在星期二晚上遇害的，遇害地点就在他家厨房门口。我想知道，您当天是否听到或看到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周二晚上？”施瓦茨若有所思地回忆着，把汗湿的发梢往后捋了捋，盖到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光光的头顶。“那天我不在家，我去了莱纳特，一直待到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
施瓦茨口中的“莱纳特”，实际上叫作“金色狮子”，是蒙斯特一家很受欢迎的饭馆，就在老市政厅的斜对面，从那里开车到赫维森路只需五分钟左右。
“那您开车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呢？我们今天赶到时，发现所有的门都开着，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博登施泰因问。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埃尔温·施瓦茨一脸鄙夷地说，“比那更乱的您还没见过呢！他家一直没消停过，那些年轻人一天到晚骑着摩托开着汽车往他家跑，旁若无人，又笑又闹，好像不知道周围还住着其他人一样。还有他家的狗也是，到处乱跑，到处乱拉。这个保利好歹也是个老师，一点都不知道为人师表！真是！”
“您和保利先生的关系怎么样？”博登施泰因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问题。
“我们没什么交情。”施瓦茨伸手挠了挠胸前，因为天气热的缘故，他的胸前显得油腻腻的。“那个保利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他就是个愤青。不过，这不是我们政见不和的原因。”
“那是因为什么呢？”博登施泰因问。
“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埃尔温·施瓦茨说，“他的前妻，玛莱柯，是施密特·朔尔施的侄女。他们那房子，本不应该是他继承的，应该给玛莱柯。他们俩离婚以后，玛莱柯搬了出去，保利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星期二晚上，玛莱柯回来过，两个人吵了起来，吵得很凶。这件事情是那边的马特斯—埃尔泽告诉我的。”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口。
“爸爸，”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博登施泰因的存在，“我先收森林旁边的那片草地还是修道院那边的？”
埃尔温·施瓦茨叹口气，站了起来，他把裤子背带放到肩上，脸上闪现出有些痛苦的神色。
“椎间盘。”似乎是怕博登施泰因误会，他解释了一句。然后，他转头对年轻人说：“你先去修道院那边吧，森林那边我去收。”
年轻人点点头，离开了。
“我们正忙着收干草，”施瓦茨对博登施泰因说，“要赶这好天气。”
博登施泰因当然听懂了施瓦茨委婉的送客令，他友好地笑了笑，拿出一张名片放到铺着塑料桌布的桌上。“那我就不耽误您了。谢谢您的信息，要是再想起什么，请打电话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