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时光总是很长，似乎炎热把几分钟拉成了几个小时，再把几小时拉成了几天。
周六下午，七点已过，阳光依然炙热，游泳池充满了孩子们的喧闹声。我和蕾切尔在游泳池会合。虽然我很疲惫，却是那种完成了任务后舒坦的感觉。我们游了几圈，然后玩水球，直到游泳池下班救生员来催我们。回到家吃过晚饭，已经差不多十点钟了。我脱下衣服，打开窗子，一股微风顿时穿过夜色而来。
我打开新闻频道，想看看媒体对于“牛奶节”是怎么报道的，好比较一下我们刚录的片子。主持人正在播报三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因为策划爆炸一栋联邦大楼而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的新闻：三人中有一个还是联邦政府的高级雇员，曾与该大楼里面的激进分子合谋，弄到了交通高峰期的车流量调度表和该大楼的图纸。
对于种族主义密谋的报道占了这么多时间，电视台似乎有些歉疚，接下来安排了一个金发美女惊艳登场，语速飞快地总结了“拉美裔进步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据该党领导人拉乌尔·伊格莱西亚斯说，拉美裔很快就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可是在就业方面，大多数人却处于社会的下层。
“由于现存的经济制度，我们正在挨饿，”伊格莱西亚斯说道。
“我们中很多人甚至连最低工资也拿不到。本市2500家少数族裔企业中，拉美裔企业得到的合同还不到3%。我们希望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该党在集会上要求拉美族裔参加定于劳动节在戴利广场举行的示威活动。
报道转到了市长讲话的摘要。市长在其蹩脚的演讲中宣布，他的目标就是要给与每个人公平的待遇。
“我本人就生长于蓝领家庭，深知一份可靠稳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本届政府绝不会阻碍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这就是真实的芝加哥：种族、劳工、政治，三大问题盘根错节。
斯蒂芬·拉蒙特怕是肺都要气炸！
终于等来了20秒钟的“牛奶节”新闻。一头奶牛的特写镜头，人群的切换镜头，玛丽安讲话的原声片段。节目一闪而过，费用却不低。我们的节目比它好。我用调羹舀了一些香草冰激凌在碟子里，以奖励我自己一下；突然，电话响了。
“我是大卫·林登。”
我穿着体恤衫与短裤，想赶紧找东西盖一下。
“呃……你好。”
一阵停顿。他觉察到了我的慌乱吗？
然后。
“抱歉，我没有早些打电话给你，因为我这一段时间都在国外。”
我在杂物间里胡乱翻检，抓起一件未洗的长袖衫。
“你经常旅行吧？”
“对。”
又一阵停顿。
我把长袖衫裹在了肩头上。
“我也一直很忙。”
“哦。”
再一次停顿。
“我想知道，你和你父亲是否还想见我？”
“当然。你打算什么时候？”我应该记下来，可笔记本在楼上工作间。
“明天怎么样？”
“明天？你在——？”
“我今天飞来开会。”
“开会？”一辆经过的小车灯光闪烁，后面飘着红丝带。我把长袖衫的袖子裹得更紧。
“什么会？”
“新千年外币兑换的税务影响与管理调控。”
“哦。”
“我是富兰克林银行外汇交易部的主管，”他不大耐烦地说。
外汇交易，当日交易；这两样我都不大了解，似乎风险极大。
“福尔曼女士——”
“两点半怎么样？”我说。
“你住哪儿啊？”
“丽嘉酒店。”
星期天上午，我匆匆穿上那条高档的白色亚麻布休闲裤，上身搭配黑色的丝绸衬衫；好几个月没穿那条裤子，现在拉链都拉不上了。我叹了口气，只好换成深蓝色的西装长裤。我一看，自己好像是熊队的中后卫球员。于是又换成圆点图案的红色连衣裙。现在又成了赶路的小红帽。于是又换回黑衬衫和那条白休闲裤；因为裤腰裤腿宽大，皱褶多便遮掩了一切；坐下时只要动作缓慢，便不会露出裂缝。我化了妆，把头发夹在脑后，再把一副太阳镜挂在衬衣的胸前。
阳光朦胧，天气闷热；我找到停车位时已经两点半了；匆匆忙忙地跑过丽嘉酒店的水塔，额头上满是汗珠儿；推门进入时，一阵冷风袭来。芝加哥的闹市区高档酒店很多，但丽嘉是最早的一批，而且长盛不衰。我进了电梯，到达12楼的大厅，放轻脚步走过波斯地毯。只见一幅镀金边框的大型油画旁边有个电话间，我便走了进去，在铺着白缎子的长凳上缓慢地坐下来，拿起听筒。第二声铃响他就接了。
“我是艾利·福尔曼。抱歉，我迟到了。”
“我就来。”
我起身，拉了拉衬衣，悠闲地经过喃喃自语般的喷泉，走向一个很大的餐厅，餐厅里面是设计精致的大理石地板，四周是格状的架子，架子上全是盆栽的棕榈，一株活生生的树成了一幅画的边框——临窗俯瞰的街景。严格说来，午饭时间已经过了，然而依旧有一个传菜工举着一个银质托盘，托盘上放着银质穹顶形盖子的碟子；他把托盘递给了站得笔直的服务员。
服务员把托盘送到了一对金发碧眼的夫妇面前；这对夫妇带着三个淡黄色头发的孩子，孩子们都穿着洁净的白色夏服。杰伊·盖茨比，黛西·布坎南，以及他们的孩子——假如故事是另一种结局的话。不知大卫·林登是否带着他的妻子儿女？我想象着一幅温馨的场景：一个温柔端庄的妻子带着几个活泼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孩子。
服务员把一个穹顶形盘子递到小女孩面前，但她却用倒肘推开服务员，拿着芭比娃娃行走于桌子边缘；她母亲弯下身子对她耳语，小女孩却生气地摇摇头；母亲再次请求，女孩很不耐烦地大叫一声“不！”
突然，两兄弟中的一个把一个蘸了奶油的面圈扔向了妹妹，正中她胸口。女孩爆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餐厅里顿时僵住了，就像过去的广告片中，爱德华·弗朗西斯·赫顿讲话时的场面。然后人们发现小女孩并未受伤，餐厅里便恢复了常态。于是，父亲斥责儿子，妻子责骂丈夫，女孩哭了起来。
这时我转念一想，大卫·林登住得起如此高档的酒店，他的孩子恐怕也会宠坏，怕也和这几个淘气鬼差不多，其中哪个将来甚至会成为杀人犯也说不准。想到这里，心里感到平衡了一点儿。
“艾利？”
我转过身。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白色马球衫的男子，海军蓝的休闲裤，马革休闲鞋。他肩膀宽阔，手臂的肌肉如雕塑一般，表明是健身房的常客；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细纹围绕着眼眶；贵族范儿的瘦削鼻子使他的神情显出轻微的傲慢。他肯定有五十多了，但看上去年轻得多——半是因为头顶上一副瑞福牌的太阳镜，半是因为一头浓密而过早变白的头发。
扬声器播放着背景音乐，夹杂着刀叉碰撞瓷器的叮当声，然而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除了皮肤、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以及嘴角的样子，面前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保罗·艾弗森的替身。
他的神色，刚才还是坦率热情，瞬间变成了小心谨慎。
“你是艾利·福尔曼，对吗？”
我双手插在裤兜，然后抽出来一只，伸了出去。
“抱歉；你……你让我颇感意外。”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疑问，但又显然不打算提出来。他握手时，坚定有力，触感在我手心里回荡。
“请进，”他指向餐厅。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大步走向餐厅，我小跑着跟在后面，同时大脑飞快地转动。既然莱尔是他的母亲，库尔特是他的父亲，那么，他怎么会像极了保罗·艾弗森呢？
大厅与餐厅之间有一道三级大理石台阶，他走到那儿时才转身，似乎刚刚记起我还在后面。领着我走下台阶时，他的手轻轻擦着我的后背——这感觉真好！
服务员领班带我们到了一张较小的餐桌，那儿远离盖茨比夫妇——他们此刻还在争吵，就像其他不和的家庭一样。
“你吃过了吗？”他打开一本菜单，封面与封底都是红色皮革制作的，封面上文字是金质的浮雕。
“我……呃，没，但我——”他看着我，琢磨着我的心思。
“那好吧，我要点一份三明治。”
他合上菜单，立刻就来了一个服务员。常进餐馆者肯定有引起服务员关注的秘诀——但愿我也能知道！大卫点了一份鸡肉沙拉配面包，一杯冰茶。我要了一杯葡萄酒。服务员一脸的不屑。
大卫摊开餐巾，铺在了膝部。我玩着餐刀，注意到他前臂上那些柔顺金黄的汗毛是如何向一边生长的。
“你的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和你母亲一样。”
他一脸困惑。
“你知道她的模样？”
“我父亲有一张老照片，是她和我父亲、巴尼·泰特曼三人的合影。”
“哦。”
饮料送来了。我喝了一小口葡萄酒。
“他会来这儿见我吗？”
“谁？”
“你父亲呀。”
我皱了下眉。这事出了点儿小问题。我给老爸说了大卫的事，老爸大为光火。
“你脑子进水啦？”他大呼小叫道。
“居然把电话号码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他不算是完全陌生，”我辩解道。
“他是莱尔·戈特利布的儿子。”
“那只是他的说法，”老爸说完，随即开始不断数落我如何天真，很容易只看表面就轻信别人，我到底了解他多少？怎么能把号码给他？上帝保佑你不会去见他。就连大卫住在丽嘉酒店这个事实都不能让他平息怒火。
“我给你说，艾利，假如我要行骗，难道我会去住那些廉价旅馆吗？他当然会住在丽嘉酒店。宝贝儿呀，对于人的本性，你需要学的太多太多了。”
我听着他训斥，一点儿也不反驳，只盼着过一会儿他心平气静以后会想通的，可他一直没回电话。
“呃，爸爸今天来不了，”我对大卫说。
“他……关节炎犯了。你知道的，老年人腿脚常有毛病。”
“哦。”他的下巴动了一下。
“我很抱歉。”
“不必。没什么。”他鼻孔张大，那股傲慢气又深了一点。
“对了，你是搞货币交易的？”
“对。”
“哦。”我看着他。
“你一直住在费城吗？”
“除了旅行都在。”
“我猜，旅行的时间更多吧。”
“对。”
我拿起调羹。
“常到些什么地方呢？我是说，你旅行的时候。”
“大部分是欧洲，有时到东京。”
“去过德国吗？”
“去过。”
“那是你父母的祖国。”
“对。”
我这句话让气氛变得令人不安了——我从来就不擅长喝酒时闲聊。于是我竭尽全力，尽量不去想他有多么像保罗·艾弗森。然而这就像尽量不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那么困难。
服务员端来了三明治。他小心翼翼、整整齐齐地咬了几口，然后把剩下的三明治放在盘子里，双手交叉放在前面。
“你呢？你的工作？”
他终于提了一个问题。这种勉强的交谈肯定让他感到尴尬。
“影视制片人。”
“真的？”他的嘴角意外地飞出了一个亲切的微笑。
“我一直想执导一部作品”
作品。而不是片子。他看上去完全玩得起数码摄像机及其全套设备，甚至包括现在市场上的那种编辑软件。
“当然可以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做的。”
他耸耸肩。
“你可以用家人来练手艺嘛。”
他摇了摇头。
“我并不想做家庭生活纪录片；而且我也没有家人。”
无妻，无子。不会有杀人犯了。
“我没做故事片，是为企业客户拍商业广告。”
“可你懂啊。”
又是一个微笑——灿烂、坦诚，就像老爸照片里莱尔的微笑。
一阵刺痛的快感传遍我的全身。
“当然，我也不会一直都拍商业广告片，总有一天……唉……谁说得准呢？”
“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看电影。上中学时我在电影院打工。”
“打工！引座员吗？”
他点了点头。
我闭上一只眼睛，浮现出一个长着青春痘、穿着红色夹克衫的少年在电影院里领着观众找座位的情景。
“那么，你最喜爱的影片有哪些？”
他举起手掌。
“这可不行，我记不住那么多。”
我咧嘴而笑。
“只说前五部。”
“还是很难。”他看着我身后，把三明治都忘了。
“我想想看。”他举起一只手。
“有《正午》，《教父》。”说出一部就放开一根指头。
“《公民凯恩》，《七武士》……还有……《阿尔及尔之战》。”他摊开手指，颇为得意。
我的眉毛上扬了一下。
“很不错。”
他拿起剩下的三明治，塞进嘴里。
“我给你补充三部。”
他停止咀嚼，微笑不再：“我漏掉了什么？”
“《卡萨布兰卡》，《双重赔偿》，《热情似火》。或许还有《洛城机密》。”
“颇有好莱坞范儿，对吗？”
“全靠片厂制！”他向后一靠，眯起眼睛看着我。
“不适合你。”
“有眼力。”我再次咧嘴而笑。
“我以前常拍纪录片。对了，咱们言归正传……我是说你的家庭……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他拿起餐巾纸擦着嘴唇。
“我跟你说起过砸脑袋——就是斯库尼克先生——电话里说的——”
“我也说过我不知道他的情况。”
“我知道。我只是在想，我见过一张砸脑袋的照片，大约在二战期间拍的。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女人是黑头发，抱着婴儿。我猜想他们是一家人，照片是在欧洲拍的。”
他喝了一小口茶。
“欧洲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带着吗？那张照片？”
“没有。很不巧。照片——没带。”我摆弄着调羹。
“他们站在一座桥上，地面是鹅卵石，背景中有一座城堡。”
“那种背景到处都有。”
盖茨比一家从我们桌旁经过；孩子们跳跳蹦蹦，无忧无虑，父母挽着手臂并肩而行。一切都过去了。
“或许我一直都想反了。”
他看过来。
“如果和你母亲有关系的不是砸脑袋，而是照片中的女人呢？”
“你是说那个女人和我母亲认识？”
“完全正确。”我一下子来了劲儿。
“或许砸脑袋知道，她俩是密友。有可能砸脑袋觉得你的母亲能帮他查到那个女人的下落。你母亲谈到过她在欧洲时的朋友吗？”
他摇摇头。
“她极少谈起来美国以前的事情，这也就是很难了解她情况的原因之一。好像她建造了一堵墙，把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分隔开来。”
我用调羹在桌布上画着小小的圈子。
“我觉得自己在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战争中，我的父亲被派回德国，但你已经知道这事。他也死于那儿，不过我不能完全确定。”
我停下了画圈。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父亲被派——”
“不，另一句？”
“他死在了那儿，不过——”
我放下调羹。
“库尔特·魏斯并非死于德国。”
“就是德国。”
“不对。库尔特·魏斯死在这里，就在郎代尔，道格拉斯公园的音乐会上。”
他把头一偏。
“你说什么？”
“当时我父亲就在场。”
“不可能。我母亲说，他是战略情报局的特工，战争结束时才回家；但那时很多纳粹分子想逃往北美和南美，于是他就被派回去执行最后一个任务。”
“最后一个任务？”
“父亲应该是去追踪一个纳粹高官，防止他溜出国境。但是出了意外，我父亲被人出卖而牺牲。”
我摇摇头。
“不对。”
我简述了老爸告诉我的情况。
我说完后，他端坐不动。我开始觉得他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一切。
“我弄不明白，”他说，飞快地眨着眼睛，声音低得就像耳语。
“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母亲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呢？”
我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