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扔了可乐，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三明治，同时不断地瞥向后视镜，希望再次看到哺哺，但过了二十分钟都没见到，便决定返回伦特街。此时已将近四点半，我得赶回家了！看来本·辛克莱的遗物还是得露丝·弗莱希曼来处理。
我按了门铃，却没任何反应，从前面的窗子往里看，等待着两只耷拉的耳朵及一只湿湿的黑色鼻子从门帘后钻出来，可什么动静都没有。也许她出去遛狗了吧。我摸出笔来，找到一张加油站的收据，草草写成一张便条；然后蹲下，把字条从下面的门缝里塞进去——突然，我注意到了什么。
门框底部，有一根挡风雨的铜条，本来是被纱门遮住的；我看到铜条后面是空着的——原来，门微微开着！我站直了身子，伸手去握门把手，轻转一下，门开了！
我纠结着是否应该进屋。我与弗莱希曼太太只有一面之缘，并没有熟到可以随意进入她家的程度，但我又不想仅仅为了退还两个纸箱再跑一趟。
“弗莱希曼太太！”我大声喊道。
“我是艾利·福尔曼。你在吗？”这时我记起了那条狗儿。
“布鲁诺！我在这儿，布鲁诺！快来呀，好孩子！”我打了几声口哨。还是没动静。
我跨过门槛。屋里毫无动静，令人压抑，静得可怕！似乎什么东西被扰乱了，还没恢复平静，就连灰尘也不敢动一下。直觉告诉我即刻离开，带着纸箱子回家。不过好像有什么别的东西也触动着我——或许是好奇心，或许是一开始让我接下纸箱子的责任感。我朝着本·辛克莱的房间，慢慢地走上了楼梯。
地板上躺着一人，四肢摊开——正是露丝·弗莱希曼！
警方赶到时，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其中一个警察很年轻，身穿皮夹克和崭新的警服衬衣，细细的小胡子像是粘上去的。他的搭档则年纪较大，满脸皱纹，显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神态。问了我几句以后，他们就进了屋子。
他俩几分钟后就出来了。年轻的警察拿出手机，开始拨号。
老警察一把抓过手机。
“别浪费了。”他的拇指猛地指向屋里。
“用她的；反正她用不着了。”
年轻警察把手机滑进衣袋，进屋去了。
“弗莱希曼她——？”我开口问，但声音颤抖。老警察点了点头，他的警徽上写着“马奥尼”。我抓紧阶梯栏杆。
“可我一小时以前还和她在一起，那时她都还好好的。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奥尼脸上闪出一丝警觉。
“你之前就在这儿？”
“三点钟离开的。”
“鲍尔斯，快出来。”年轻人出来了。
“为什么先前没说这个情况？”
我一句话才说到一半，老警察就举手把我打断。
“记下来，鲍尔斯。必须做记录。”
鲍尔斯下巴一低，拉出一个记录本。
于是我就说了，我是如何应弗莱希曼太太的请求来到罗杰斯公园的，又是如何查看本·辛克莱的遗物的，她又是如何说服我带走箱子，以及我回来是如何发现她在地板上的。我说话时，鲍尔斯运笔如飞，迅疾异常。
马奥尼打断了我。
“你说她给你写了一封信？”
“对。”我就说了《欢庆芝加哥》的情况。
“这个节目是你制作的？”他上下打量着我。我紧张了起来。
“我看过。我就是在城东长大的。”他脸色顿时转晴，笑了起来。
“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一下子放松了。
法医的车来了，马奥尼停止了对我的询问。他们进屋时，我听见他们说：“没有刀伤，也没有擦伤或其他外伤”……“可能是一到两个小时”……“现场似乎也没有动过。”看见他指着我，我就站了起来——顿觉天旋地转，只好再次坐下。
等到护理人员把露丝放上了担架，人群已经围上来了。其中一位老太太，穿着皱皱的裙子和毛衣，双臂紧抱，好像很怕冷；黄褐色的长筒袜卷到了膝盖。她走过来，介绍自己是雪莉·阿特舒勒，是露丝的老邻居、老朋友。
“什么事儿，孩子？”
我唯一见过的另一个死者是我的母亲，可那是在医院里，因为癌症才不治身亡的。我想要回答，不料眼泪蜇着双眼。阿特舒勒太太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然后看见鲍尔斯缓步走了出来，手拿记录本。
“警官先生，露丝怎么啦？”
鲍尔斯看着记录，好像雪莉并不存在。
“警官，我的朋友究竟怎么啦？我们刚才还一起喝咖啡，离现在还不到一个钟头呢。”
鲍尔斯抬起头来。
“真的？”
她说是三点半过来的，那时我刚走几分钟。她俩在一起半个小时。鲍尔斯又开始记录。
“到底怎么回事儿？”阿特舒勒太太再次问道。
“看来是心衰竭，夫人。”
“奇了怪了！露丝健壮得像一匹马。”
“她七十多岁了，阿特舒勒太太，”我说道。
“叫我雪莉。”她转向鲍尔斯。
“我认识露丝三十年了，该吃的药她从没断过，而且每天坚持散步，精神好得就像三十七八的女人。”
我看着鲍尔斯。
“能肯定是心衰竭吗？我返回时，前门是开着的。或许——”
鲍尔斯立即打断了我。
“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现场也干干净净的。”他扫视了一眼雪莉。
“老年人常常会忘记关门。”
雪莉的脸一下子绷紧了。
“可这也未免太快了吧，辛克莱先生才去世几天呀，”我说道。
“经常有这种事，”鲍尔斯说道。
“一个走了，另一个也不想活下去了。我见过的太多了。”
“可他们不是——我是说，她和他不是——”
鲍尔斯打断了我的话。
“他们当然不是。”
“警官先生！”雪莉挺直了身子：“他们的关系没什么不体面的。”
鲍尔斯耸了耸肩。
就在我依次扫视这两人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重要情况。
“那只狗呢？”
“狗？”他皱起了眉头。
“布鲁诺，弗莱希曼太太的看门狗。这会儿不见了，他先前还在的。”
他皱着眉头答道：“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人，而不是动物。”
想起布鲁诺刚见到我时摇着尾巴、全身扭动的样子，眼泪又要掉下来了。
“小伙子，”雪莉打断他说。
“我的侄女住在司考基的一栋公寓楼里。她说，有人闯进她邻居家里，杀了那家人的狗儿并且分尸。结果是俄罗斯街头匪帮干的，就是俄罗斯黑手党。”
鲍尔斯的下巴抽动了一下。
“这里不是司考基，夫人。也没有谋杀的证据。那条狗很可能跑掉了。”他朝门口做了个手势：“尤其是前门还开着。不过，我会告诉法医关于咖啡的情况。或许是咖啡因……”他合上了记录本。看样子要走了。
马奥尼走到了我们面前，示意要鲍尔斯的记录本，鲍尔斯递给了他。马奥尼扫视了一眼记录，然后向雪莉询问露丝的近亲。雪莉说，露丝有个侄儿住在西郊，应该是离了婚的。
尽管看起来一切正常，我却总觉得想要说点儿什么。
“我们会和他联系的，”马奥尼说。
“你们要把露丝送到哪儿？”雪莉问道。
“埃文斯顿医院。”
她低下头，穿过草坪，走回家去。
马奥尼手里依然拿着记录本——突然，他指着雪莉，碰了碰搭档的倒肘。
鲍尔斯拖着步子追上雪莉：“对不起，夫人，请再说一遍你的名字。”
开车回家途中，我不由得想着，生命如此脆弱，死亡才是永恒。
蕾切尔已经看着电视睡着了；我抱着她，比平常抱得更紧，抱的时间更长。然后把本·辛克莱的遗物放到了地下室。我让蕾切尔睡在我的床上，自己则坐在旁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直到鸟儿开始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