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剧本《黑与白》于1869年3月29日星期天首演。我紧张万分地在后台踱步，慌乱到无法根据笑声与掌声的有无判断观众的反应。我只听见我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动，以及脉搏在我发疼的太阳穴砰砰作响。整出戏精心计算过的九十一分钟过程中，我的胃频频作呕。九十一分钟不会太长惹观众生厌，又不至于短到让观众觉得吃亏，这都出于那个可恶、阴魂不散的费克特的算计。我用从费克特那里学到的办法，叫帘幕拉起前帮费克特端盆子那孩子也端着盆子跟着我。第三幕结束前我被迫使用了好几次。
我躲在布帘后面偷窥，看见我家人和朋友挤在作家包厢里。凯莉穿着她担任家教那家雇主渥德夫妇送给她的新礼服，看起来特别娇美。此外还有我弟弟查理和他太太凯蒂；毕尔德和他太太；雷曼夫妇；代我出席我母亲葬礼的威廉·亨特等人。在底下靠近舞台的大包厢里有狄更斯和他那些没有流浪到澳洲或印度或独自流放(凯瑟琳)的家人，包括乔吉娜，他女儿玛丽，他儿子查理夫妇，他儿子亨利(从剑桥休假回来)，等等。
我没勇气看他们的表情，只好懦弱地缩回后台，端盆子的男孩手忙脚乱地跟着我。
终场的帘幕总算垂落，阿代尔菲剧院爆出热烈掌声，费克特带着他的女主角夏绿蒂·列克莱克出去谢幕，再招手要所有演员一起上台。所有人都笑盈盈的，如雷的掌声丝毫没有减弱，我听见“作者!作者!”的呼唤声。
费克特到后台带我出去，我踏上舞台，尽最大努力表现得谦虚又沉着。
狄更斯站着，显然在带领全场观众激烈地鼓掌。他戴着眼镜，因为太靠近舞台，镜片反射出聚光灯光线，他的眼窝变成两圈蓝色火焰。
这出戏一炮而红，大家都这么说。隔天的报纸恭喜我——总算——找到戏剧成功的完美公式，因为我精通了(套句他们的话)“简洁、紧凑又充满激情的结构”。
《禁止通行》连演六个月，我觉得《黑与白》完全可以连续爆满一整年，或许一年半。
可是三星期后，观众席像麻风病人的脸一样，开始出现缺损。六星期后，费克特和全体演员对着半空的剧院传情表意。全剧演出六十天后黯然落幕，还不及粗糙得多的合作产品《禁止通行》的一半。
我认为罪魁祸首是那些蠢牛般的英国观众。我们把纯洁的珍珠摆在他们脚边，他们满脑子却只想着那腐臭的牡蛎肉。再者，我(以及某些法国报纸)觉得《黑与白》有太明显的“汤姆叔叔情结”，这都要怪费克特一开始提供的那些剧情元素。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英格兰一如在那之前不久的美国，神魂颠倒地迷上《汤姆叔叔的小屋》[1]，任何人只要有件破烂的晚礼服，都看过那部戏至少两次。可惜风头一过，人们对奴隶制度与它的残酷本质不再感兴趣，美国内战之后更是明显。
与此同时，费克特承诺的“成功”几乎把我送进马歇尔希债务人监狱(尽管马歇尔希监狱几十年前已经关闭，部分建筑物已拆除)。他承诺会为《黑与白》找到“多金的赞助人”，事实上他心目中的主要人选是我。而我也千依百顺，默默挹注了大笔资金支应各种开销、演员薪资、布景画家费用、音乐家酬劳等等。
我也借了愈来愈多钱给那个永远无力偿债(却始终挥霍度日)的费克特，得知狄更斯也是费克特豪奢生活的资助人，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安慰(如今我知道狄更斯总共借给费克特超过两万英镑)。
《黑与白》演出六十天后落幕，费克特耸耸肩，又去物色新的演出机会，我却收到账单。等我终于堵到费克特，问他什么时候还我钱时，他用他那幼稚的狡诈说道：“亲爱的威尔基，你知道我爱你。如果不是因为我坚定地相信你也爱我，你觉得我还应该这么爱你吗？”
他的回应让我想到我仍旧持有可怜的黑彻利的手枪，里面还有四发子弹。
当时母亲的遗产、《月亮宝石》和其他创作的收入已经几乎耗尽，为了支付账单，让自己摆脱接踵而至的债台高筑窘境，重建经济安全，我做了所有作家面临这种紧急状况时都会做的事：服用更多鸦片酊，每晚注射吗啡，喝更多葡萄酒，更常上马莎的床，并且开始创作新小说。
《黑与白》首演那天狄更斯从座位上跳起来鼓掌，可是一个月后他的朗读巡演却让他不支倒地。
在布莱克本的时候他觉得头昏眼花，到了博尔顿他脚步踉跄险些摔倒。几个月后我不经意间听到他对他的美国朋友詹姆斯·费尔兹说：“……只有奈莉发现我脚步不稳、视线模糊，也只有她敢告诉我。”
奈莉就是爱伦·特南，由于四年前她在斯泰普尔赫特斯受了点轻伤，狄更斯有时候还称呼她“病人”。如今他才是病人，而她偶尔会陪着他巡演。这个消息挺有意思，男人走到桑榆暮景，自己的年轻爱人变成看护，这是多么难堪的终极转折点。
我从毕尔德那里得知，狄更斯迫于无奈写信向他陈述这些病症。毕尔德看得忧心忡忡，收到信当天下午就搭火车前往普雷斯顿。毕尔德抵达后帮狄更斯诊治，命令狄更斯不可以再朗读，宣布巡演结束。
“你确定吗？”当时在场的多尔毕问道，“票已经卖光了，现在退票已经太迟。”
“如果你坚持让狄更斯今晚登台表演，”毕尔德怒气腾腾地瞪着多尔毕，眼神几乎跟麦克雷迪一样凌厉，“我可不保证他往后的日子不会拖着一条腿走路。”
当晚他就把狄更斯带回伦敦，隔天早上延请名医托马斯·华特森爵士会诊。华特森做了彻底诊察，又询问了狄更斯的症状，说道：“根据病人描述的状况，很明显狄更斯左半身处于瘫痪边缘，很可能是中风。”
狄更斯不肯相信医生的诊断，接下来那几个月不停强调他只是过劳。尽管如此，他仍然暂停了巡演。原订的一百场表演已经完成七十四场，只比让他濒临崩溃的美国巡演少两场。
然而，在盖德山庄和伦敦度过相对清闲的几星期后，狄更斯开始逼迫华特森医生答应让他重拾改期后的巡演。华特森摇头拒绝，警告狄更斯不可过度乐观，还要他格外当心，他说：“预防措施总是招致人怨，因为尽管它的成效最卓著，却最难看出它的迫切性。”
毫不意外，狄更斯辩赢了，他总是会赢。不过，他同意这最后一波巡演，也就是真正的告别朗读，不会超过十二场，不需要搭火车，而且延后八个月，1870年再登场。
于是狄更斯回到伦敦，工作日(周末他多半回盖德山庄)都住在威灵顿街《一年四季》办公室楼上，将全副精神投注在杂志的编辑、翻新、撰稿与筹划工作上。如果他找不到事做(有一次我进办公室去领支票看见的情景)，就会进入威尔斯那间如今经常无人坐镇的办公室收拾、整理、布置、掸灰尘。
他还要求他的律师欧佛利起草他的最终版遗嘱。遗嘱很快写好，签了名，5月12日起生效。
然而，从晚春到初夏那几个月期间，他并没有出现巡演最疲倦那段时间的郁闷神情。他热切期待他的美国朋友费尔兹夫妇来访长住，一如小男孩急着跟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或游戏。
于是，狄更斯签妥了遗嘱，被医生判定濒临中风、死期将届，而印象中最闷热潮湿的夏天像夹带泰晤士河臭气的湿毛毯般笼罩伦敦，他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
那年夏天我开始新的创作，而且全力投入资料搜集与实际撰写。
5月底某个周末，我以巡回律师威廉·道森的身份去探视马莎(她房东心目中的“马莎·道森”)时，想到了新小说的形式与要旨。那次我为了让马莎开心，极其罕见地停留了两夜。当然，我带了装有鸦片酊的随身瓶，却决定把吗啡和注射器留在家里。结果我连续两夜无法成眠，即使增加鸦片酊服用量，勉强也只能焦虑地合眼几分钟。第二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观看熟睡中的马莎。时值早春气候暖和，我开了一扇窗，拉开窗帘，反正窗外只是一座私人花园。月光在地板、床铺和马莎身上刷出一大笔白。
有人说怀孕中的女人特别迷人。没错，女人怀孕期间至少有一段时间会散发出喜悦与健康的光芒(几乎是最病态的那种)。很多男人也认为怀着孩子的女人特别有性魅力，至少我有些朋友这么觉得。我却无法认同。亲爱的未来世界读者，请原谅我如此坦率，甚或稍嫌粗俗的言辞，也许我的年代更直接、更诚实。
亲爱的读者，事实上，在那个闷热湿黏的5月夜深人静时刻，我坐在那里看着马莎睡觉，出现在我眼前的并非短短几年前如此吸引我的那个纯真少女，而是一个年岁渐长、笨重肥胖、青筋浮现、胸部肿胀的怪异身影。以我锐利的小说家眼光看来，根本不像人类。
卡罗琳从来不曾变成这模样。当然，卡罗琳还算懂事，没在我面前怀过孕。不只如此，卡罗琳向来就能把自己维持得像她自己宣称或努力变成的仕女。而这刷上一道月光、鼾声连连的形体看起来……像母牛。
我翻动手里的枕头思考着这些事，我经过教育与逻辑洗礼的敏锐大脑在适量鸦片酊作用下更显清明。
马莎的房东韦尔斯太太(不是在唐桥井照顾我母亲那个更为精明的韦尔斯太太)没有看见我过来。马莎告诉我，房东太太得了喉头炎，已经把自己关在顶楼房间一星期以上。每天晚上邻居有个男孩会帮她送些热汤，早晨再送吐司和茶。我进马莎房间或停留在这里这段时间都没见到那个男孩。韦尔斯太太是个颟顸老妇人，不读书看报，几乎足不出户，对现代社会所知不多。她只知道我是“道森先生”，我跟她只在擦身而过时闲聊过几次。她以为我是个律师。我确定她从没听过名叫威尔基·柯林斯的作家。
我紧抓枕头，用外表柔软实则有力(我认为)的双手将它压扁又放开。
当然，还有几年前接洽我承租韦尔斯太太这套公寓的房屋中介，但那人也只知道我是“道森先生”，当时我给了他假地址。
马莎几乎从来不曾写信给她父母，不只是因为她跟我交往而跟家人疏远。尽管我耐心地教导马莎读书写字，她跟她妈妈其实都接近文盲，她们会写字母，能签署自己的名字，大字却都不认得几个，也都不曾花时间写信。她爸爸会读会写，却从来不写信。马莎偶尔回家探亲(她在老家附近的雅茅斯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家人)，但她总是一再强调她不曾跟家人透露她在这里的生活情况：没说过她的地址，没提过她的真实处境，更没透露过她跟“道森先生”的虚构婚姻。根据她不久前回家提供的信息，她家人始终以为她在伦敦某间普通旅馆担任女仆，跟三名同样出外谋职、虔信基督教的好女孩合租一套廉价公寓。
我可以相信她从没把真相告诉过家人吗？
嗯，我觉得可以，马莎没骗过我。
我带马莎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在城里遇见过熟人？或者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看见过我们？
我几乎可以确定没有。尽管伦敦有时候确实很小，尽管上流社会的朋友和熟人偶尔会狭路相逢，我却从来不曾带马莎到任何可能撞见我生活圈子里的人的地方，更不会在大白天里。我跟马莎一起出门散步的少数机会里，我总是带她到城里的偏僻角落，比如遥远的公园、灯光阴暗的小馆或小巷弄里的餐厅。我总是告诉她我想探索这个城市，想跟玩捉迷藏的孩子一样发掘这个城市的新景点。我相信她早就看穿我的把戏，但她没有埋怨过。
不，不会有人知道。就算真有人见过我们，他们也不知道跟我在一起的年轻小姐是谁，更不会放在心上：只是另一个挽着无赖威尔基手臂的年轻女演员。我结交过无数这种女性。只是另一朵长春花，就连卡罗琳都知道这些长春花的存在。
我离开椅子，走过去坐在床边。马莎翻身过来面向我，鼾声暂时停止，却没有醒过来。
我手里还拿着枕头，月光覆盖我修长灵敏的手指，仿佛用白色颜料为它们上色。我每一根手指都比枕头上的白色枕套更洁白。突然间，我的手指好像融入细柔枕巾，仿佛沉没其中，融化了，变成布料的一部分，宛如尸体的手消失在白垩里。
或溶化在生石灰坑里。
我上身前倾，把枕头盖在马莎沉睡的脸上。我右眼后侧的甲虫匆忙往前跑，想看个清楚。
法兰克·毕尔德!
两个月前我跟毕尔德说起我朋友有个被抛弃的已婚女性朋友，那人目前独居，怀着身孕却手头拮据。我请他推荐产婆。
毕尔德用饶富兴味又带点责难的眼神望着我：“你知不知道你朋友的女性友人预产期大约何时？”
“应该是在6月底，”我觉得耳根发热，“或者7月初。”
“那么等她九个月的时候我会亲自去看她……很可能会亲自帮她接生。有些产婆技术高超，很多却会弄死人。给我那位女士的姓名地址。”
“我手边暂时没有这些资料，”当时我告诉他，“我会跟我朋友打听，再写信告诉你。”
我给他马莎的姓名地址，然后把那件事抛到脑后。
但毕尔德可能没忘，万一他这星期看到报纸……
“可恶!”我大骂一声，把枕头扔到房间另一头。
马莎立刻醒来，费劲地撑起来坐直，像大海怪似的浮出铺着床单的海面。“威尔基!怎么回事？”
“没事，亲爱的。只是风湿性痛风加上头痛，抱歉吵醒你了。”
头痛千真万确，因为甲虫(不知何故怒气腾腾)钻回我大脑深处。
“哦，亲爱的孩子。”说着，马莎把我搂向胸脯。片刻后我就那样入睡了，头依然枕在她肿胀的胸部。
这段时期我撰写的作品名为“夫妇”。主题是关于男人如何受诱跌入恐怖的婚姻。
最近我读到皇家委员会前一年发表的英国婚姻报告，令人震惊的是，委员会认可了苏格兰的婚姻法，只要男女双方同意，婚姻关系就成立。报告中竟然为这类婚姻辩护，指称这种婚姻可以帮助“受骗妇女”抓牢那些对她们怀有不当意图的男人。我在这些文字底下画线，又在报告空白处写下批注：“某些情况下，这些婚姻也是捕捉浪荡男人的陷阱!!!!”
亲爱的读者，你可能会觉得那四个惊叹号太多了，但我向你保证，它们远远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扭曲法律来协助那些对男人如饥似渴的花痴，这种做法实在太荒诞、太可憎。被诱捕踏入婚姻，甚至获得皇室同意与协助，这种事简直令人发指，难以想象，比格洛斯特街90号仆人用梯里那个实体更叫人毛骨悚然。
但我知道我绝不能以受害男性的观点写这本书。1869年的读者(不，应该说一般大众)，根本就看不出这种陷阱会对那些他们自命清高地贬为“无赖”的男人造成多大的痛苦与灾难(即使那些男性读者与男性大众之中绝大多数都曾有过类似的“浪荡”岁月)。
于是我睿智地把我的受害男主角转化为娇弱却出身高贵的上流仕女，因为一时失察，被迫下嫁一名暴徒。我不但把那个暴徒设定为牛津大学毕业生(哦，我多么憎恶牛津和它代表的一切!!)，更是牛津的运动员。
容我自夸，运动员这个点子真是神来一笔。生活在遥不可及未来的读者，你必须了解，在我这个时代的英格兰，体能训练这种白痴行为和运动这种荒谬事物已经与宗教的伪善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名为“强身派基督教”的庞大怪物。目前蔚为风潮的观念是，好的基督教徒应该“身强体壮”，应该投入各种没大脑的粗野运动。强身派基督教不只是一时潮流，更符合达尔文的洞见，也说明英国为什么有权统治整个世界以及俯仰其间那些孱弱的褐色小个子。这是体现在杠铃、田径赛和一堆人跳上跳下、把自己推上推下的运动场上的优越感。报纸、杂志和讲道坛纷纷大声疾呼，要大家变节投入“强身派基督教”怀抱。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古老辉煌英国的迂腐学者育儿室以他们一贯的傲慢气势信奉它。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得意地把这股潮流抛向我那些不明就里的读者。世上可能只有我知道我那个受困被虐的女主角其实是被掳获的男人，只是，我的牛津暴徒已经足以引发议论了。
即使《夫妇》的创作还在最初阶段，我已经因此树敌不少。毕尔德和雷曼的孩子听说了我的牛津暴徒，都很气恼我，觉得我背叛了他们。枉费我跟他们说了那么多经典职业拳击赛的精彩传奇，为他们描述英国拳击冠军汤姆·塞尔斯硕大的二头肌。
这些事只会让我笑得更开心，因为我经常逼着毕尔德带我到他偶尔出诊的拳击或团队运动训练营。我在训练营诘问那些受训者和其他人，逼着他们说出这种强身生涯究竟有多么不健康，又如何像回归达尔文弱肉强食丛林一样，把运动员变成暴徒。此外，我还通过毕尔德质问训练营的医生，要他们说明这种训练会对身体与心灵造成何种损害。站在艳阳下抄写笔记对我而言是一大折磨，可是我至少每小时喝一次随身瓶里的鸦片酊，这才熬过来。
《夫妇》的第二个主题(隐藏在不公义的诱捕式婚姻背后)是：所谓的道德完全伴随个人的悔过能力而来，这是动物(或运动员)彻底欠缺的能力。
毕尔德自己也是运动狂热分子，他带我探访一个又一个汗臭弥漫的病态巢穴的过程中，对我的理论未予置评。到了1869年7月4日，毕尔德在波索瓦街为马莎接生了一个女娃娃。同样也是毕尔德到教区处理那些棘手的程序，为孩子办好户口。孩子的母亲登记为马莎·道森太太，孩子叫玛丽安(用我最畅销的小说女主角的名字)，父亲则是威廉·道森，绅士，巡回律师。
由于我写作与研究工作忙碌且繁重，孩子出生时我没有在场，一两星期以后才去探视马莎和号啕大哭的婴儿。一如我在1月以及我情妇结婚、我向即将丧夫的弟媳求婚的那个10月夜晚许下的承诺，我把马莎的生活费从二十英镑调升到二十五英镑，马莎喜极而泣向我道谢。
可是亲爱的读者，我的故事进度超前太多，遗漏了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如果你希望充分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得跟我一起度过1869年6月9日星期三那天晚上，那是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以及狄更斯遇见祖德的四周年纪念日，也是狄更斯最后一次度过这个纪念日。
[1] Uncle Tom’s Cabin：1852年出版的美国小说，作者为哈丽叶特·斯托，是一部反奴隶制度的小说，又译为“黑奴吁天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