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的时候躺在自家床铺上，外面是大白天。我穿着睡衣，浑身痛苦不堪。卡罗琳在一旁兜转，悻悻然望着我。我的脑壳史无前例地砰砰抽痛，全身所有肌肉、肌腱、骨骼和细胞都跟相邻的组织相互摩擦，在绝望的疼痛中哼唱走音的曲调。我觉得我已经好几天或好几星期没服用过鸦片酊药剂了。
“马莎是谁？”卡罗琳问道。
“什么？”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嘴唇干燥龟裂，舌头肿胀。
“马莎是谁？”卡罗琳又问。她的语气单调又冷漠，像射过来的子弹。
过去两年来我经历过无数紧张场面，包括在地窖里醒来什么都看不见，但那些都不如眼前的局势来得危殆。我觉得自己仿佛心宽体胖无比安稳地乘坐在舒适车厢里，却发现车厢突然倾斜坠崖。
“马莎？”我勉强应了一声，“卡罗琳……亲爱的……你在说什么？”
“这两天两夜以来你在睡梦中一直喊‘马莎’。”卡罗琳的神情和语气丝毫没有软化，“马莎到底是谁？”
“两天两夜!我昏迷多久了？我怎么回来的？我头上为什么缠着纱布？”
“马莎是谁？”卡罗琳又问。
“马莎是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里的角色。”我边回答边触摸裹在头上的厚纱布，假装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就是那个徒步走在脏乱堕落的泰晤士河畔的风尘女。我好像梦见泰晤士河。”
卡罗琳双手抱胸，眼睛眨呀眨的。
亲爱的读者，即使在当时那样岌岌可危的情势下，也千万别小看足智多谋的小说家处变不惊的本事。
“我睡多久了？”我又问。
“已经星期三下午了，”卡罗琳终于回答，“星期天中午我们听见敲门声，开门后发现你昏迷不醒躺在门廊上。威尔基，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查理跟凯蒂已经来过两趟，他说你母亲的状况还是一样，还说韦尔斯太太说你星期六晚上一声不吭就走了。你上哪儿去了？你的衣服为什么都是烟味，还有一种很难闻的味道，臭得我们不得不烧掉？你的头怎么受伤的？毕尔德医生来看过你三次了，他很担心你太阳穴那道伤口，更担心你会脑震荡。他以为你昏死过去，也担心你永远醒不过来。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你又为什么会梦见狄更斯小说里那个叫马莎的人物？”
“等会儿再说。”说着，我上身俯在床边，却发现我站不起来，就算勉强站起来，肯定也没办法走路，“我等会儿再回答你的问题，先让女仆拿个脸盆进来。快，我要吐了。”
生活在未来世界的读者，在你们那个一百多年后的遥远国度里，或许，甚至很可能，所有疾病都被消灭了，所有疼痛都被驱除了，我这个年代的人们承受的所有病痛也都变成历史传说的古老回音。然而，在我这个世纪里，尽管我们拿自己跟那些未开化民族相比时不可避免地骄傲自大，事实上我们治疗疾病或外伤的知识极其有限，我们应付疼痛这个人类最古老的敌人时也显得捉襟见肘，拿不出多少可堪使用的药物。
我的朋友毕尔德比大多数从事医疗这个不可信赖行业的人好得多。他没帮我放血，没在我肚皮上放水蛭，也没拿出他那些狰狞丑陋的钢铁器械帮我做个环锯手术。这种手术又叫颅骨钻洞术，是19世纪外科医生的特殊癖好，他们随性又变态地在病人疼痛的头骨上钻个洞，有点儿像用木匠的钻孔器帮苹果去核，以拉葡萄酒瓶塞的手法轻而易举地挖出一块圆形白骨，与此同时还表现得仿佛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毕尔德只是频频探视，发自内心地忧伤愁闷，时时检查我发际线的伤口和瘀青，换换纱布，焦虑地询问我持续不断且愈形加重的疼痛，建议我多喝牛奶多休息，低声叮嘱卡罗琳，对我服用鸦片酊的事实不以为然，却没有命令我停用，最后，再以保守观察不造成伤害的疗法来彰显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精神。正如同面对他那位知名度更高的患者兼朋友狄更斯时一样，毕尔德只能替我担心，帮不了我什么。
于是我继续受苦。
我在自家床上勉强算是恢复意识的那天是1月22日，距离我最后一次前往拉萨里烟馆已经五天。尽管我迫切需要去探望母亲，但那个星期我太虚弱，根本没办法下床。多年来我承受着风湿性痛风之苦，但相较于此时的情况，那种疼痛根本不足挂齿。除了平常的肌肉、关节与腹部疼痛，仿佛有个巨大、阵阵搏动、炽热如火的痛点深深埋藏在我右眼后方。
或者某种巨型昆虫钻进我的脑袋。
此时我想起多年前狄更斯跟我说过的怪事。
当时我们泛泛地讨论现代外科手术，狄更斯随口提及“我几年前动过一个小手术，就在去美国前不久……”
当时狄更斯没有详述，但我从他女儿凯蒂和其他人口中得知那绝非什么“小手术”。当时狄更斯正在创作《巴纳比·拉奇》，只觉直肠的疼痛日益加剧。(他的疼痛程度比起我折磨人的头痛如何，我说不上来)医生诊断是“瘘管”，也就是直肠壁破了个洞，周边的组织挤了进去。
狄更斯别无选择，只能立刻接受手术，他指定十三年前发表过《直肠结构之实务》的费德列克·萨尔曼医生主刀。手术过程是先用刀片扩大直肠破洞，以各式夹钳固定，再用其他更凶险的器械扩大开口，然后谨慎缓慢地切除入侵组织，再把残余组织推出直肠腔，最后将直肠壁缝合。
手术过程中狄更斯没有使用吗啡、鸦片或任何现今人们称为“麻醉药剂”的物品。凯蒂说(消息来源当然是她母亲)手术中她父亲一直保持愉快心情，手术结束后不久就下床走动。没几天他又开始写作《巴纳比·拉奇》(当然是躺在沙发上靠着软垫)，而他紧凑又疲累的第一次美国行迫在眉睫。
我扯远了。
狄更斯当初聊起这个“小手术”，旨在说明人类对疼痛的记忆何其有幸地不可靠。
“亲爱的威尔基，我经常感到很震惊，”他说，当时我们正搭乘一架有篷马车穿越肯特郡，“因为我们对疼痛确确实实没有真正的记忆。没错，我们会记得过去曾经疼痛，也清楚记得当时有多么难受、多么希望永远不必再经历那种苦。但我们没办法真正回想起那种痛感，对不对？我们记得那种状态，却记不住其中的细节，至少不像我们记住……比方说……一顿美味料理那样。我猜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愿意重复经历生产的痛苦，因为她们忘记了产痛的具体感受。亲爱的威尔基，这就是我的论点。”
“什么论点？”当时我问，“生产吗？”
“不。”狄更斯说，“应该说是疼痛与享受的对照。对于疼痛，我们只有一般性(却不愉快)的记忆，却没办法真正回想起来；对于享受我们却能回想起每个细节。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一旦品尝过最香醇的葡萄酒、抽过一流品质的雪茄，或在最高档的餐厅用过餐，甚至乘坐过像我们今天搭的这架华丽马车，更别提认识国色天香的美女，这些经历里的所有细节都足以让你回味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我们没办法真正回想起疼痛；至于享受，我们却忘不了那些奢侈放逸的细节。”
或许吧，不过亲爱的读者，我跟你打包票，1868年1月、2月、3月到4月我承受的疼痛有种摧心剖肝的具体特质，我永远也忘不了。
农夫生病时，有人会替他耕田；士兵生病时，他就到医务室报到，由别人代他上战场；生意人生病时，其他人，或许是他的妻子，会为他料理店铺的日常事务；女王生病时，会有数百万人为她祈福，王宫里她房间所在区域人人都会压低声音蹑手蹑脚。不过，在以上这些例子里，农场、军队、商店和国家的事务都能如常进行。
可如果作家生了重病，一切便都停顿了。如果他死了，他的“事业”从此结束。在这方面，畅销作家这种职业有点儿像知名演员，只是，就连知名演员都有替补者，作家却没有。没人能取代他。他独特的口吻无可取代。对于作品已经在重要全国性杂志连载的畅销作家而言更是如此。《月亮宝石》已经从1月开始分别在我们英国的《一年四季》和美国的《哈泼周刊》连载，虽然开始连载前我多写了几章，但那些已经送去排字，新的一批近期就得提交，那些内容目前却都只是初步的笔记和大纲，还没写出来。
这份压力在我的恐惧之上平添另一股恐惧，为那股在我脑壳和身躯里爬行探钻的疼痛压力添加另一股压力导致的疼痛。
在我全新悲惨人生的第一个星期，我坐不起身，握不住笔，终日卧床，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剧烈痛苦。我设法口述下一个章节，先是由卡罗琳记录，接着换她女儿凯莉，但她们都无法忍受夹杂在我间歇语句之间不由自主的痛苦哀号与呻吟，她们会不停跑到我床边试图抚慰我，而不是坐在原处等我恢复口述。
到了周末，卡罗琳雇了一名男性誊写员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抄写我的口述。但这位助理明显神经比较敏感，同样受不了我的呻吟、埋怨和不自主扭动。他工作一小时后就辞职了。星期一来的那第二个誊写员不在乎或不同情我的痛楚，但他好像也没办法从我的哭天抢地和痛苦呻吟中听出口述的文句和标点。他做完两小时后被开除了。
那个星期一晚上家里其他人都安然入睡，我自行服用了六杯鸦片酊，但那只硬螯怪物在我大脑里忙碌奔走，又沿着脊椎往下钻，弄得我痛苦不堪难以成眠，甚至没办法静静躺着。我只得下床，摇摇晃晃走到窗子旁，拉开死气沉沉的厚重窗帘，再拉起百叶帘，面向波特曼广场凝视窗外无尽的黑夜。
在外面某处，尽管菲尔德手下的巧妙伪装可以瞒过路人，我敢肯定他们依然在盯梢。如今他的行动我看见也知道得太多，他永远不可能放过我。
我接连好几天拜托卡罗琳拿报纸给我，还叫她去找我昏迷那段时间的旧报纸。但旧报纸已经都扔了，我读到的那些当日报纸都没提及任何前警探惨遭开膛剖肚弃尸贫民区墓园的消息。泰晤士河或弗利特下水道系统附近也没有任何火灾消息。我问卡罗琳那些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火灾时，她只是一脸疑惑地望着我。
我也趁毕尔德或我弟弟查理来看我的时候向他们打听，可是他们都没听说过任何警探被谋杀或地底遭遇祝融之类的消息。他们俩都认为我那些念头肯定来自我的噩梦。的确，那段时间我断断续续入睡的那区区几个小时里噩梦连连，但我没有多做辩解。
显然菲尔德运用他的影响力让警方和媒体都对黑彻利探员的惨死三缄其口……可是为什么？
或许菲尔德和他那上百名深入地底城寻仇的手下根本没有向警方通报这起命案。
这又是为什么？
那个星期一晚上我紧抓窗帘，望向1月寒冷起雾的伦敦午夜，全身乏力，精神涣散，无法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我努力寻找菲尔德那些必然在外窥伺的探员，仿佛在黑暗中寻找救世主。
为什么？菲尔德有什么办法能帮我消除疼痛？
圣甲虫在我大脑底部挪移了三五厘米，我痛得大叫，赶紧抓起天鹅绒窗帘塞进嘴里，堵住第二声惨叫。
菲尔德是这恐怖棋局里的第二名棋手，他跟怪物祖德相抗衡的本事恐怕只有远在他乡的狄更斯足以匹敌，至于狄更斯在这场游戏里的动机就更讳莫如深了。我发现我开始想象老迈肥胖、满脸髭须的菲尔德拥有某种不真实、几乎带点儿神秘的力量。
我需要有人来救我。
却没有这样的人。
我哭哭啼啼又跌跌撞撞走回床边，一阵游移的剧痛袭来，我顿觉眼前一片黑暗，只得紧抓床柱站在原地，之后勉强移动几步去到我的五斗柜。最底下那个抽屉的钥匙藏在我放梳子的盒子里，就在内衬底下。
黑彻利给我的那把枪还在干净衣服底下。
我把枪拿出来，再次赞叹它的惊人重量。然后我又摇摇晃晃走回床边，坐在唯一一根点燃的蜡烛旁。我戴上眼镜，忽然意识到此时我的外貌八成跟我的内心一样疯狂：头发和胡子乱如飞蓬，面孔因持续张嘴呻吟而扭曲；眼神因疼痛与惊恐而狂乱；睡衣往上缩，露出苍白颤抖的小腿。
我对枪械一窍不通，只能尽我所能确认那些子弹还安稳躺在各自的圆柱槽里。我记得当时在想，这种痛永远不会结束，那只圣甲虫永远不会离开，《月亮宝石》永远完成不了。再过几星期就会有几万个人排队购买下一期的《一年四季》和《哈泼周刊》，却发现连载小说只有空白页。
那天晚上，“空虚”与“无益”这些念头盘踞我的脑海，挥也挥不去。
我把手枪举到面前，再将沉重的大口径枪管塞进嘴里。枪管滑进嘴里的时候，有颗小珠子撞到我的门牙，我猜那是瞄准器。
很久以前有人(可能是老演员麦克雷迪)对我们几个开心围坐餐桌旁的人说，饮弹自杀的人如果一心求死，最好把子弹由下往上射向软腭，而不是对准头骨坚硬的外壳。因为头骨常会让子弹偏向，结果非但寻短不成，还会变成生不如死的植物人，落人笑柄。
我的双臂颤抖不能自已，全身都在抖。我尽可能抓稳那把沉得像铁砧的手枪，举起一只手把手枪上的巨大击锤往后拉，直到它咔嗒一声就定位。我做这个动作时，忽然想到万一我汗湿的拇指稍一滑动，手枪这会儿就已经击发，子弹也已经弹跳穿过我脑部仅剩的脑浆。
然后那只圣甲虫就死了，或者它可以安心自在地进食钻洞，因为我再也感受不到那份痛楚。
我愈抖愈厉害，边抖边啜泣，却没有将恶心的枪管从我嘴巴里移开。一股强烈的作呕感袭来，若非那天下午到晚上我已经吐过五六次，很可能又会吐出来。因此，尽管我胃部痉挛、喉咙抽搐，我仍然把枪管朝上塞在嘴里，圆形枪口一如麦克雷迪所说，对准软腭。
我拇指扣住扳机，开始施压。我咔嗒有声的牙齿咬住枪管。我发现自己一直闭住气，此时却再也憋不住，深深吸了最后一口气。
我可以从枪管吸气。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我嘴里尝到擦枪油酸酸甜甜的味道，无疑是很久以前已故的黑彻利探员擦枪时抹上去的，味道还很强烈。我也尝到枪管本身冰冷隐约的铜腥味。不过就算我的嘴巴密密围住枪口，我还是能透过枪管呼吸，于是我咬牙忍痛大口大口吸气。我听得见我吸气呼气时，气流在中空的枪管里打转发出嘘声，而后在已经拉好就位的击锤附近的弹膛里回响。
那些自我了断的人之中，有多少人死前也跟我一样，用他们即将作废、溃散、冷却、空无的大脑思索如此无关紧要的念头。
这种小说家敏锐天性嗅到的反讽比甲虫引发的疼痛更折磨人，我哑然失笑。那是种诡谲、压抑、离奇病态的笑声，因包覆着枪管而扭曲。片刻之后我把手枪移出嘴巴，原本晦暗的枪管沾了唾液，在摇曳的烛光中闪烁。我拿起蜡烛走出房门，手里还无所事事地举着开了保险的手枪。
楼下书房门关着，但没有上锁。我走进去，关上双扇门。
另一个威尔基侧身坐在书桌后面，在几近无光的环境下读着书。我进门时他抬头看我，推了推映着烛光的眼镜，将他的双眼藏在不住晃动的两道竖直黄色火焰下。我注意到他的胡子比我的短，也没我的这么花白。
“你需要我的协助。”另一个威尔基说。
打从我孩提时期第一次隐约意识到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以来，另一个威尔基从来不曾对我说过话，不曾在我面前发出过任何声音。听见他略显娘娘腔的嗓音，我有点儿吃惊。
“对，”我沙哑地低声说，“我需要你的协助。”
我愚蠢地发现那把上了膛开了保险的手枪还在我手里。现在我就可以举起枪，对着那个嚣张地坐在我书桌后面、看起来太过具体的肉体连开五或六枪？
如果另一个威尔基死了，我会不会死？如果我死了，另一个威尔基会不会死？想着想着，我呵呵傻笑，笑声听起来却像啜泣。
“今晚就开始吗？”说着，另一个威尔基把书放在我的吸墨纸上。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镜片。他放手帕的习惯跟我一样。我发现即使已经没有镜片反射烛光，他的眼睛还是两道猫眼般的垂直火焰。
“不，今晚不要。”我说。
“很快吧？”他重新戴上眼镜。
“对，”我答，“很快。”
“我会来找你。”另一个威尔基说。
我只剩下点头的力气。我依然光着脚，依然带着手枪，转身走出书房，关上那两片沉重门板，缓步走上楼，回到卧房瘫倒在床上，躺在凌乱的被子上沉沉睡去。我手里还握着枪，手指还紧紧扣住冰凉弯曲的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