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1867年夏天，我跟卡罗琳、凯莉和家里三个仆人(乔治、贝西和埃格妮丝)险些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当然，我们早就知道梅坎比街9号租约即将到期。尽管我经常跟房东起争执，但我还是有信心至少可以，也肯定会再续约一两年。原来我自信过了头，于是7月份我们忙着在伦敦东奔西走找房子。
不用说，一直到6月我都忙着创作《月亮宝石》，那时我已经写好前三章给狄更斯过目。6月以后狄更斯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所以找房子的责任就落在了卡罗琳身上。
她四处忙碌奔走那段时间，我窝在宁静的俱乐部撰写《月亮宝石》前三章。
6月最后两天，我在盖德山庄度周末，把我完成的部分读给狄更斯听。狄更斯听完非常开心，当下决定用七百五十英镑买下连载权，预定12月15日起在他的《一年四季》发表。我马上利用这个消息跟美国的哈泼出版社谈条件，要他们以相同金额购买连载权。
7月1日我回到伦敦，卡罗琳像只饥饿的苍蝇在我脑袋周围嗡嗡嗡打转，要我去看她相中的几间出租或待售的合适房屋。我跟她去看，结果除了一间在康瓦尔街的房子，其余全是浪费时间。我指责卡罗琳不该到马里波恩区以外的地方找，表面理由是我很喜欢这个区域。事实是，我跟卡罗琳的新家不能离波索瓦街太远，因为“道森太太”等于已经在那里定居。
我梅坎比街9号那个爱吵架的房东强势要求我们8月1日以前迁出，我得知消息后心平气和，打定主意不予理会。卡罗琳却紧张得头痛欲裂，更加疯狂地到处看房子，每天晚上喋喋不休地发泄她的满腹牢骚。
那年5月狄更斯邀我跟他一起为《一年四季》1867年的圣诞特刊共同创作长篇故事，我同意了，当然事先与威尔斯在杂志社经过漫长、几乎像闹剧般的激烈协商。狄更斯也算英明睿智，从来不亲自跟我谈钱的事。我为自己的那半则故事开出四百英镑高价。亲爱的读者，实话跟你说，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数目，纯粹因为那是我1855年投稿到狄更斯杂志第一篇大受好评的故事所获稿酬的十倍，我记得那篇故事叫“萝丝妹妹”。最后我同意接受三百英镑，并非我个性软弱或胆小怕事，而是因为我希望能再次跟狄更斯公开合作，也想借此机会抚平那个月的祖德事件留下的任何小裂痕。
那年夏天狄更斯心情显得好极了。7月我原本打算重新开始撰写《月亮宝石》，但我在盖德山庄度周末期间，狄更斯说服我立即着手共同创作圣诞故事。他建议写一篇以我们1853年在阿尔卑斯山区旅行——从各方面来看，那都是我们相对比较愉快的时期——的经历为背景的故事，连篇名都想好了，叫“禁止通行”。
卡罗琳听说我要暂停《月亮宝石》的创作，喜形于色；等听到我接下来几个月会经常待在盖德山庄，她又怒不可遏。
我从盖德山庄回到伦敦那个星期一，卡罗琳把自己锁在房里，哭哭啼啼地指控我把找房子的事丢给她一个人，一点儿忙都不肯帮。那天我收到狄更斯来信，当时他也进城来，在杂志社办公室工作：
本函旨在声明，本人(如署)早先宣布圣诞特刊共三十二页，可比一头满口胡言的蠢驴。本人特此郑重澄清，前述圣诞特刊应为四十八页，并且内容充实分量十足，一如本人过去以来亲自挥汗演示证明。
这就是1867年7月狄更斯打趣逗乐的情绪。
那年夏天马莎的心情比卡罗琳好多了，所以我结束在俱乐部的工作之后，经常步行到波索瓦街吃晚餐顺便过夜。由于我偶尔会在俱乐部的客房留宿，也频频搭火车到盖德山庄跟狄更斯讨论《禁止通行》，有时也在那里过夜，所以卡罗琳从不多问。
有天晚上我在俱乐部提早吃晚餐，用餐快结束时，我猛一抬头看见菲尔德横越餐厅大步走过来。他问也不问就擅自拉张椅子到我的个人餐桌旁，坐了下来。
我第一个反应很想告诉他：“探长，这个俱乐部只接待绅士。”但他脸上挂着难得的笑容，挤出满脸皱纹，我于是拿起餐巾轻抹嘴唇，挑起单侧眉毛取代发问，默默等着。
“亲爱的柯林斯先生，好消息。我要第一个告诉您。”
“你抓到了……”我转头看看偌大餐厅里寥寥几名用餐客，“地底那位绅士？”
“还没，先生，还没。不过快了!不，这件事关系到您目前寻找新住处的需求。”
我没告诉菲尔德我们房子租约到期，不过我对这个人掌握的任何信息已经不再感到诧异。我继续等着。
“您还记得山渥德太太制造的难题吗？”他轻声说着，眼神到处飘，仿佛我们俩在共谋什么似的。
“当然。”
“难题消失了。”
我实在太意外了。“那位女士改变心意了吗？”我问。
“那位女士，”菲尔德说，“已经死了。”
我眨巴着眼，倾身向前，用比菲尔德刚刚更像共犯的口气悄声问道：“怎么回事？”山渥德太太是个六十多岁、反复无常的干瘪老太婆，看上去大可以反复无常地活到更干瘪的九十多岁。
“她很识相，从楼梯上跌下来摔断了脖子。”
“太惊人了!”我说，“在哪里摔的？”
“她虽然死在格洛斯特街90号的房子里，不过是在仆人用梯。如果您搬进去，肯定不会有机会走到那里去回想起她的不幸。”
“仆人用梯？”我重复一次，脑海中浮现出我的绿皮肤黄獠牙女人。“山渥德太太跑到仆人用梯做什么？”
“这就不得而知了。”菲尔德笑呵呵地说，“时间搭配得刚刚好，不是吗？现在不会有人阻止您去租那栋房子了。”
“她那个传教士儿子呢？”我问，“他一定会从非洲或什么地方赶回来……”
菲尔德用他长满老茧的手挥走我的疑虑：“原来山渥德太太买格洛斯特街90号的贷款一直没付清，她根本没有权利把房子留给谁。”
“那么屋主是谁？”
“是波特曼阁下。房子的产权一直都属于波特曼阁下。”
“我见过波特曼阁下呀!”我叫道，声音太大，好几个用餐客转过头来。我压低音量，又说：“探长，我认识他，人很理性。我记得他在波特曼广场附近有不少产业，还有贝克街和格洛斯特街。”
“柯林斯先生，您说得没错。”菲尔德脸上带着那抹得意又格外邪恶的微笑。
“你知不知道他开价多少？”我问。
“这我倒是自作主张打听了一下，”菲尔德说，“波特曼阁下说他可以接受二十年期租金八百英镑。当然，这包含马厩里那些雅致的畜舍。承租人可以把马厩转租出去补贴租金。”
我觉得口干舌燥，于是喝了些波特酒。八百镑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我手边没有这么多钱，不过我知道等我母亲过世，我跟查理可以得到我母亲从她姑母那里继承到的一笔大约五千英镑现金的遗产，至于我母亲的其他财产，碍于我父亲遗嘱的规定，我父母名下的资产我们都不能自由运用。再者，菲尔德说得没错，那个马厩确实可以转租出去。
菲尔德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两支颜色深得可疑的雪茄。“你们俱乐部餐厅应该没有禁烟规定吧？”他说。
“没有。”
他剪开雪茄末端，递给我一支，然后点燃自己的，开心地喷了几口烟，再把火柴递过来作势帮我点。我上身前倾，允许他帮我点烟。
菲尔德挥手招来俱乐部年纪最大也最耿直的侍者巴托斯，说道：“麻烦你给我一杯跟柯林斯先生一样的酒，谢谢。”
巴托斯皱着眉头匆匆离开，显然对这个衣着草率态度专横的陌生人很不以为然。我不禁再次感叹，我的人生怎么会跟这个古怪又霸道的警探纠缠不休。
“这雪茄够水平，柯林斯先生，您说是吗？”
那烟草根本就像种植在被遗忘的地窖里发霉的靴子里。“品质一流。”我答。
菲尔德的酒来了。我大脑里那些时时警觉、刻刻谨慎的节俭细胞不情愿地把这杯酒纳入我在俱乐部那张数额已经够庞大的账单里。
“先生，恭喜您好运上门。”菲尔德举起酒杯。
我也举起酒杯，一面跟他碰杯，一面想着这下子卡罗琳终于可以停止抱怨和鬼叫了。坦白说，当时或接下来那几天，我完全没想过可怜的山渥德太太和她始料未及的命运，唯一的例外是我编谎言瞒骗卡罗琳她的死亡原因与地点的时候。
生活在我死后的未来的读者，我想我该跟你聊聊另一个威尔基了。
我猜到目前为止你一直认为这个威尔基是我想象力的产物，或者是我不得不服用的鸦片酊的副作用。其实都不是。
我一生都摆脱不了第二个自我。从小我就以为自己有个双胞胎兄弟陪我玩，也经常跟我母亲提起这件事。长大一点儿之后，我经常听我父亲谈起他教“威尔基”画画，我很清楚他说的那个时间我其实不在家，在那些课程中受益的是我的化身。十五岁时我跟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性初尝禁果，无意中转头看见另一个威尔基——跟当时的我一样有着明亮双眼、没有胡子，站在阴暗墙角兴趣盎然地瞧着。刚成年那段时间，那另一个我似乎遁入他来自的那个灰色地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确定自己终于甩掉他了。
可是到了我这本回忆录里描述的那段时间之前几年，我的风湿性痛风引发的持续性疼痛必须仰赖鸦片制剂缓解，此时另一个威尔基回来了。我们分别的时间里，我的性格变得更温和、更愉快，对人更友善，另一个威尔基却变得更苛刻、更具攻击性。多年以前我初识波希(在他讨得狄更斯欢心之前)时，曾经对他说我“有种挥之不去的诡异感受，总觉得‘有人站在我背后’”。
我从来不排除是鸦片酊将另一个威尔基召回。《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作者托马斯·德·昆西是我父母的朋友，他曾经写道：“如果有个男人‘开口闭口谈的都是牛’，哪天他成了鸦片吸食者，那么他大有可能会梦见牛，只要他不至于迟钝到连梦都不做。”双重身份一直是我在写作与人生方面的执著，我始终感觉有个化身盘旋在现实生活朦胧的边缘地带。鸦片酊这种药物经常被视为通往其他现实世界的有效利器，难怪我开始每天服用以后，我的童年玩伴另一个威尔基就应召前来。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熟悉我的作品，就会发现我的大部分故事和所有小说都有这种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现象始于最早的《安东尼娜》(我着手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代表善与恶的双重身份游走在我故事的纸页中。我笔下的人物(我想到《白衣女人》里的劳拉·费尔莉和我下一部作品《无名氏》里的玛德莲·范斯东)被冷酷又残暴地剥夺真实身份，不得不寄宿在别的姓名、别的心灵、别的面貌的空洞躯壳里。
我小说里的人物即使获准保有原始身份，也经常不得不对外隐瞒，或冒用他人姓名，或者因为视力、听力、口语能力或肢体的丧失而失去自己的身份。我的人物经常会发展出全新性格，随着我鸦片酊剂量的增加，这种身份转换也愈加频繁。
狄更斯鄙视我作品里的这种特色，但我的读者显然很喜欢。附带一提，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执著于描写“另一个自己”或双重身份、双胞胎与身份混淆的作家：有个叫莎士比亚的摇笔杆家伙比我更常运用这类主题和创作手法。
早在祖德这场噩梦还没开始以前，我就经常纳闷儿：我是不是因为欠缺某些存在于另一个威尔基身上的特质，所以比较不被看重。比方说我的名字，或者该说别人如何称呼我这件事。
虽然菲尔德和他那些探员不嫌麻烦地称呼我“柯林斯先生”，但其他所有人好像都叫我威尔基。偶尔我会称呼狄更斯“亲爱的狄更斯”，但我的朋友们不会叫我“柯林斯”。他们就是直接喊我“威尔基”，仿佛我在大家心目中始终是个孩子。就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凯莉从小就喊我威尔基；狄更斯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都喊我威尔基，除非狄更斯或乔吉娜命令他们使用尊称。俱乐部里那些人即使彼此相识多年，也绝不会直呼对方的教名，却会在初见我时毫不见外地喊我威尔基。
这也太奇怪了。
那天晚上我偷窥狄更斯跟祖德和另一个威尔基谈话后快速逃离，隔天吃早餐时我对狄更斯说我梦见了那样的情景。
“那是真的呀!”狄更斯叫道，“亲爱的威尔基，你也在现场!我们聊了几小时。”
“我完全不记得谈话内容。”我感觉皮肤上竖起无数冰凉细针。
“也许这样比较好，”狄更斯说，“有时祖德会用他的催眠能力抹去谈话对象的部分或全部记忆，只要他认为这些记忆会让他或对方遭遇危险。当然，这种记忆抹除对我无效，因为我跟他一起施行这种催眠术。”
我心里挖苦地想着，跟真的一样!说出口的却是：“如果那场梦是真的，那次会谈也是真的，那祖德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所有门窗都关紧锁牢了。”
狄更斯笑笑，拿起第二片吐司开始抹柑橘果酱：“亲爱的威尔基，这点他没有告诉我。根据我过去两年来的了解，祖德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你是说他就像某种鬼魂？”
“不，威尔基，一点儿也不。”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口气不太好，“那‘几小时’我们都聊了些什么？祖德要我忘掉的是什么？”
狄更斯略显迟疑，最后他说：“我会告诉你，不过我觉得最好过些时候再说。亲爱的威尔基，有些迫在眉睫的事你暂时还是不知道比较好，还有些事为了你自己的声誉，最好也别知道……比方说，如果哪天你需要告诉菲尔德你没见过祖德，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时，就不必说谎了。”
“那么昨天晚上，他，或者你，又为什么要告诉我？”我追根究底。我还没服用我的晨间鸦片酊，我的身体和脑袋都极度渴望。
“为了征求你的同意呀!”狄更斯说。
“同意什么？”我简直快翻脸了。
狄更斯又笑了，用一种叫人吃不消的神情拍拍我的手臂：“再过不久你就知道了。等这些事都过去，我就会把昨晚的谈话内容一五一十告诉你。我跟你保证。”
尽管我根本不相信狄更斯、祖德和另一个威尔基之间有什么秘密会谈，但我也只能暂时罢手。这件事很明显只是狄更斯在利用我的鸦片酊幻梦遂行他个人难以理解的目的。
或者另一个威尔基有他自己不为人知的目的或计划。想到这里，我的皮肤更加冰凉。
1867年9月初，我们搬进了格洛斯特街90号。为了付八百镑租金，我不得不向几个金主融资。但菲尔德说得没错，屋后马厩那批畜舍是可以转租获利的。我租给一名拥有四匹马的妇人，一年租金四十镑，只是她从不准时缴纳租金，害我伤透脑筋。
格洛斯特街这栋房子比我们在梅坎比街那间更为宽敞豪华。屋子本身远离大马路，是连栋的五层楼建筑，房间数量足以容纳比我们人口更多、仆役规模比我们那区区三名训练不足、效率不佳兼无处可去的可怜用人更大的家庭。如今我们有充足的房间可以接待为数众多的客人。一楼的用餐室比梅坎比街那间大上三倍，用餐室内侧有间舒适的房间，就充作我们家的私人客厅。我搬进去以后马上把一楼那间L形客厅据为己有，充作我的书房。虽然门外人来人往，干扰不免，比如客人路过、用人打扫或卡罗琳在邻近的客厅忙她的事，可是这房间有超大壁炉、挑高窗子，位置在整栋房屋正中央，空气流通，一点儿都不像我的梅坎比街书房，一关上门就无比阴暗。我只希望另一个威尔基不会跟着我们搬进来。
房子的整修工作到晚秋时节大功告成，成果令我十分满意。我理所当然拥有大量藏书和画作，这栋房子墙壁上那些镶板比梅坎比街那些糊了壁纸的阴暗壁面更适合展示我的收藏。
我有一张我母亲少女时代穿着一袭白洋装的画作，是画家玛格丽特·卡本特的手迹，我把它挂在书房。我母亲没见过它在我书房的模样，因为我不方便邀请她到我和卡罗琳同居的家。我在一封信里跟她提起那幅画，说：“经过这么多年，现在的你跟画中的你没有两样。”这其实是假话，毕竟我母亲已经年过七十，岁月不饶人。
我书房里还有一幅我父亲的画像，以及一幅他描绘索伦托岛的作品。另有两幅巨型画作挂在我书桌左右两侧，也都出自我父亲之手。书房里另一面嵌有镶板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我年轻时的肖像画，是我弟弟查理帮我画的，另一幅我的肖像画则是画家约翰·米莱斯的作品。至于我自己的作品只有一幅，是求学时期的作品《走私者的天堂》，我将它挂在用餐室。
虽然狄更斯和我们其他朋友很喜欢煤气灯这种时髦玩意儿，但我个人不太能接受。因此我在格洛斯特街的房间、书本、帷幔、写字桌和画作跟先前的住家一样，仍然利用蜡烛或煤油灯照明。我喜欢烛光和壁炉火光投射在所有物品上的那股柔光，尤其是照在坐在壁炉或餐桌周遭的人脸庞上时的效果，所以永远不会用煤气灯那种毫无人情味的强烈光线取代它。尽管在烛光或油灯下写作经常让我头痛欲裂，不得不服用更多鸦片酊，但为了营造家里的温暖氛围，这种代价很值得。
那栋房子尽管外表看上去格局宏伟，过去在已故的山渥德太太手上时却有点儿年久失修，因此需要一整组工人进行粉刷、维修或安装管线、拆掉隔板，还得重新镶墙板、贴瓷砖，把屋子内部的装潢提升到知名作家宅邸该有的水平。
我因应这场整修浩劫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所有社交活动，不宴客也不接受邀宴。我的第二个步骤是暂时舍弃格洛斯特街90号的舒适生活，接连几星期在我母亲的绍斯伯勒小屋或盖德山庄留宿并创作，把又脏又烦的监督工作留给卡罗琳。正如我9月10日——也就是搬家隔天——写给我朋友费德烈克·雷曼的信上所说：“我必须迁出旧居，还得寻找新房子，要谈妥新房子的租约，要咨询律师和资产管理人，要雇用装修工人，忙碌之余还得勤于笔耕，一日不懈怠。”
那年秋天气候挺暖和，我跟狄更斯那篇《禁止通行》的共同创作多半在他的小屋进行。狄更斯将他小屋二楼的长形工作台改成双人写字桌，可以容纳两人并坐。我们经常连续几小时伏案创作，周遭只有蜜蜂的嗡嗡声和我们偶尔提出意见或疑问的低语声打破安逸的秋日静谧。
早在8月底时，狄更斯寄给我一封短笺，其内容正足以说明我们共同创作过程中轻松自在的意见交流：
我有几点一般性看法，但愿可以提供我们都希望达到的那种趣味性。我们来安排一场冬季横越阿尔卑斯山的你追我跑高潮戏：不听劝告、孤军奋战。我们可以在这场冒险旅途上铺排最恶劣的自然条件，加入最毛骨悚然、最危机重重的情节，可以是设法逃离，也可以试图追赶某个人，我倾向后者。故事中的恋情、事业或报应就取决于能不能逃离或追赶上那人。在那样的情境下，我们会有时空环境上的惊悚、美景与惊魂等各种要素，让剧情升高到任何令我们满意的震撼张力。如果你我创作时都把这些铭记脑海，鞭策故事朝那个目标前进，那么我们势必能从中获得雪崩般的威力，让它像雷击般轰隆隆地敲进读者脑海。
到了9月底雪崩仍然没有出现，狄更斯只得写信告诉我，“我跑得极慢，简直像养老院的退休老人推着独轮车，”以及“我跟你一样，进度也像蜗牛爬行”，不过，在盖德山庄的合作加速了我跟他各自独立却又交相融合的情节进展，提升了我们的创作热情。
10月5日我又回到我母亲的乡居小屋，一面享用美味餐点，一面开心地想着我跟狄更斯的共同创作即将完成。这时狄更斯又寄来以下信函：
我让玛格丽特前去救援，凡戴尔考虑到玛格丽特的立场，没有说出真相，只说那是暴风雨中的一场意外。顺道一提，如果你刚好希望欧宾莱泽有道伤疤，我安排他在刺杀凡戴尔的时候反被自己的刀刺伤。如果你不打算这么做，也没关系。我山区冒险那段的校样肯定错误百出，因为我的手稿很难读懂。不过你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关于结局我的想法大致跟你吻合，只是还没细思量。至于欧宾莱泽的问题我会想一想(自杀如何？)。我让玛格丽特全心全意为爱付出。你什么时候方便随时告诉我，我们约时间来这里一起收尾。
亲爱的读者，我不知道这种两个专业作家之间的工作手札经过一百多年以后会有什么重要性，想必一点儿都不重要。可是以狄更斯在我这个时代的名气，或许哪一天这些仓促写就、内容隐晦的书信会受到某个普通学者的青睐。我写给狄更斯的那些信件也是这样吗？唉，谁也不知道，因为打从1860年秋天狄更斯焚烧他所有信件之后，多年来他始终维持这个烧信的习惯。
同样在10月5日那天，也就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回到格洛斯特街的新家。我没有事先写信或打电报告诉卡罗琳我会回去。我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屋子里大多数房间都没点灯，卡罗琳跟一个陌生男人在厨房里吃晚餐。
坦白说，我吓了一跳，也许还有点儿生气。那天晚上仆人都不在，卡罗琳在餐桌旁对我微笑，但我看见一抹红晕从她颈子一路往上爬到耳朵，再绕回她脸颊。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那男人，“你是谁？”
那是个身材瘦小、面色蜡黄、獐头鼠目的不起眼男人，身上穿着最普通的斜纹布外套，全身上下毫无特色。他站起来准备回答我的话，但我抢先开口：“等等，我见过你……我一个月前雇用了你。你姓克罗，对吧？或类似的姓氏。你是水电工。”
“先生，我叫乔瑟夫·克罗。”他的声音像在哀叫，也像淋巴腺肿大，“您说得没错，先生。我们今天完成了楼上的管线工程，您的管家好意留我吃晚餐。”
我用恫吓的眼神瞪了一眼我的“管家”，但她只是回报我一个微笑。真是厚颜无耻!我跟人借了八百镑巨款为这个无耻的贱女人租下波特曼广场周边最雄伟的豪宅，没想到她竟然背着我在我家里跟个普通工人幽会!
“那很好，”说着，我给了卡罗琳一个“改天我再收拾你”的笑容，“我只是回来拿几件干净衣裳，等会儿要去俱乐部。”
“您的管家做的葡萄干布丁好吃极了。”那家伙说。如果我从中听出一丝丝无礼讽刺，肯定会当场揍他一拳，但他好像没别的意思。
“克罗先生的父亲是个制酒商，他本身也有股份。”卡罗琳依然不知羞耻，“他带来一瓶很香醇的雪莉酒庆祝完工。”
我点点头，转身上楼。我旅行箱里还有干净衣裳，我只是回来补充鸦片酊。我把鸦片酊倒进随身瓶，又喝下两大杯，转身走到衣柜旁拉开最底下的抽屉，在衣服底下摸索，找到黑彻利很久以前给我的那把填了弹药的手枪。
就算我枪杀了卡罗琳跟她那个留八字胡、瘦巴巴又脏兮兮的情夫又有什么错？那家伙说不定上过我房间那张我自己都还没躺过的床，至少他心里肯定很想。
但我又想到，在世人眼中卡罗琳确实是我的管家，不是我的妻子。我是可以枪杀非法入侵的克罗，但他毕竟只是应邀在仆人用餐室跟我的管家共进晚餐，恐怕没有陪审员或法官会认同我的杀人行为。就连那瓶该死的雪莉酒都可能被急于定我罪的检察官拿来当呈堂证供。
我冷冷一笑，把手枪藏回原处，收拾了一只行李袋做做样子，确认我的随身瓶藏在衣服底下，就从前门离开，去俱乐部过夜。我没有再到后面去看卡罗琳和她那个未来情人兼丈夫的獐头鼠目水电工。虽然卡罗琳已经三十好几，刚刚在烛光下的她看上去真是气色红润又美丽动人
我抵达俱乐部的时候，已经愉快地吹起口哨。在那个时候，我便已经预见将来可以好好利用这位克罗先生来达到我的目的。
10月下旬我跟狄更斯终于完成《禁止通行》，比我们预期的晚了好几个星期。我负责洽谈转载权，跟出版商查普曼协商了几回，最后史密斯艾欧德公司的史密斯提出了更优惠的条件，我于是二话不说马上同意跟他交易。
我跟狄更斯都看到了《禁止通行》的戏剧潜力，由于在那个时代任何拥有戏院和演员的窃贼都可以用抢先改编的手段窃取别人的文学创作，我们决定抢在那些潜在性贼人前头，自己动手改编。狄更斯急着要结束手边的工作，准备启程前往美国，匆匆忙忙对我们的共同朋友演员兼制作人费克特叙述了大致情节，然后要我在他出发后扛起改编剧本的艰巨任务。
到了10月底，我在格洛斯特街的豪华住宅已经整修完成，成果很令我满意，连水电工程也不例外。我跟卡罗琳办了一场乔迁晚宴，顺便为预定11月9日出发的狄更斯饯行。我特别为这场晚宴雇了一名手艺绝佳的法国厨子，还积极参与菜单的设计和各项准备工作的监督。附带一提，这个厨子日后会以半兼差方式为我们工作，但不跟我们同住。这场派对宾主尽欢，往后我在格洛斯特街的家还会举办无数场类似宴会。
几天后，也就是11月2日，我们在共济会大厅为狄更斯举办一场规模更大也更正式的送别会。总共有四百五十名宾客应邀出席，都是伦敦艺术、文学与戏剧界的精英，当然都是男性，把主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另有大约一百名女士坐在僻静的楼座里，晚一点儿才会跟男士们一起享用咖啡。奸诈却迷人的卡罗琳、狄更斯的小姨子乔吉娜和女儿玛丽也都在场。卡罗琳的女儿凯莉快满十七岁了，那晚她也去了。早先我紧张万分地写了两封信给大会主办人员，确认我为卡罗琳和凯莉索取的两张入场券有着落。
当天晚上皇家禁卫军军乐队在另一处阳台演奏。狄更斯当船员的儿子悉尼是神秘嘉宾之一，他的船两天前才停靠朴次茅斯。主要用餐室缀满英美两国国旗，二十个拱门上面的木板装点着金色月桂叶，上面都写上狄更斯的著作名称。现年六十四岁、看上去却老了一倍的利顿阁下担任当晚的大会主席，他穿着一袭黑色晚宴服，像只目光炯炯的猛禽紧盯流程。
在接二连三愈来愈夸张的歌功颂德致辞之后，总算轮到狄更斯起身发言，他先是欲言又止，然后潸然泪下。等他情绪稳定开口说话，他的言辞尽管还算流畅，可很多人事后都认为他的眼泪比较有说服力。
那天晚上我也坐在主桌，几杯黄汤下肚，加上出门前为提振精神饮用了鸦片酊，我整颗脑袋天旋地转，不禁纳闷儿，在座那些名流宾客：首席法官科克本、查尔斯·罗素爵士、霍顿阁下，以及像鹅群似的咯咯乱叫的皇家艺术学院成员和伦敦市长阁下，如果跟我一样亲眼目睹狄更斯钻进地底城的下水道，会有什么反应，也好奇他们是不是曾经对某个名叫爱德蒙·狄更森的孤单年轻人的命运起过疑心。
也许他们根本不在乎。
到了11月9日，我带着卡罗琳和凯莉到利物浦去为即将搭船赴美的狄更斯送行。
狄更斯在“古巴号”上住的是二副的宽敞舱房。事后凯莉问我这趟旅程中二副睡哪里，我只能回答她我不清楚。那间舱房有别于船上大多数舱房，有门也有窗，窗子还可以打开来纳入海上的新鲜空气。
我们探望狄更斯那段时间里，他显得有点儿焦躁，精神也不集中，真正的原因只有我知道。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得益于我跟菲尔德的合作关系。
尽管狄更斯二十多年前亲自领教过美国人清教徒般的保守天性，他却迟迟不肯放弃带爱伦·特南赴美同游(或许假冒为多尔毕助理)的念头。当然，这种异想天开的事绝不可能成功，偏偏狄更斯在这方面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派。
这件事我原本不会知道，不过狄更斯决定自己先到美国探路，之后再发送暗语电报，由杂志社的威尔斯代他转发给爱伦，告诉她下一步行动。如果电报内容是“一切安好”，那么爱伦就立刻搭下一班船赶赴美国，旅费等一应开销由狄更斯交给威尔斯代管的账户支出。如果电报内容是怅然的“平安顺利”，那么爱伦就继续留在欧洲大陆，因为当时她跟她母亲正在欧洲大陆度假，顺便等狄更斯的消息。
我从菲尔德探长那里听到这个愚蠢计划的时候，就知道最后通过威尔斯送到爱伦手中的电报一定是那封代表“非常孤单，却被绷着脸、好打听又爱评论的美国公众目光团团包围”的“平安顺利”。在11月9日那个晴朗的好天气里，狄更斯的内心——“理性大脑”或许更为恰当——肯定也很清楚。
我跟狄更斯那场话别彼此都很感伤。狄更斯知道他留了很多工作给我，比如《禁止通行》的校样和修订，以及跟费克特一起改编剧本安排演出。可是我们情绪激动的原因不止这些。我跟卡罗琳和凯莉下船以后，我借口手套忘了拿，重新回到通风良好的二副舱房。狄更斯在等我。
“我向上帝祈祷祖德不会跟我去美国。”我们再次握手道别时，他在我身边低声说。
“他不会的。”我的口气带着一股内心感受不到的肯定。
我转身离开时，心里想着我或许，甚至大有可能，再也见不到狄更斯，这时他叫住我。
“威尔基……6月9日晚上我们在你书房跟祖德说的话……就是你记不得的那些内容……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
我无法动弹。我觉得全身血液都冻成了冰，那些冰侵入我的细胞。
“你答应祖德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就要帮他写传记。”狄更斯说。尽管“古巴号”此时还牢牢系在利物浦港的码头，船身不摇不晃，狄更斯却一副晕船模样。“如果你违背诺言，祖德会杀了你和你所有家人，正如他一再威胁要杀死我和我家人一样。如果他发现我去美国是为了避开他，而不是去跟那里的出版商洽谈他的传记……”
一分钟后我才能眨眼，又过一分钟后我才说得出话来。“查尔斯，别想了。”我说，“祝你在美国朗读表演顺利成功，平安健康地回来。”
我离开舱房走下步桥，去到静静等候的凯莉和生着闷气焦急等待的卡罗琳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