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德话中那含糊不清的真理渐渐地显现出来。虽然我对此的领悟不是很正确，但在我们的秘密世界中，通常是如此的。
傍晚六点钟，有人看见巴雷走出全苏版权协会办公室的大门。我们在屏幕上得知这件事情，都担心他可能喝醉了。我们这样的忧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萨巴提尼自己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而在那种大家喝伏特加欢送巴雷的场面，他能不开怀痛饮吗？巴雷出来了，是萨巴提尼和他一起出来的。他们在门口热情地拥抱，萨巴提尼的脸红着，举止有些兴奋；但巴雷却显得僵硬多了。由于监视人员都担心他可能醉了，于是就兴起了一个怪念头，把他当时的模样给拍摄了下来——就好像只要把那一刻给冻结起来，巴雷就会被弄醒。并且，由于这是巴雷在档案上的最后一张照片，由此你就可以想像我们在他身上付出了多少心力。巴雷双手抱着萨巴提尼，两人紧抱着，最起码巴雷是的。在我的想法里，巴雷把这个可怜人紧紧地抱住，是要给他勇气，让他能守住买卖中他的那一半。照片中的建筑颜色看起来很怪异。全苏版权协会的办公室是在莫斯科中央地区的波沙亚布隆那亚街上，以前原本是一个学校。我猜想它大约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许多大型的窗户和涂了灰泥的门面，这种灰泥在那个年代里，都是漆成粉红色的。但在照片里，大概是因落日余晖照映的关系吧，它倒呈现出一种火焰般的橘红色泽。于是乎，这两个拥抱在一起的大男人就被笼罩在一圈红色闪光灯一样的光圈里。有一位监视人员甚至以要拜访附设自助餐厅为借口，而进入穿堂，预备从背面照一张照片，但一个高个子挡在他面前，看着人行道上的这幅景色。我们没有人认得他。报摊上，有一个人，也是个儿高高的，正拿着一个马克杯在喝酒，但不确信他的双眼有否转到外面那两个正互相拥抱的人身上。
监视巴雷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巴雷待在全苏版权协会的那两个小时之中，进进出出那栋建筑物的众多人物。他们又怎么能够呢？他们根本就无从得知这些人是来买版权的，还是来买秘密的。
巴雷回到了旅馆，在酒吧里和一大堆出版界的同行喝酒。亨西格也在这些人中间。他向伦敦证实了巴雷不但没有喝醉，相反，他的思路还颇为清晰。他的这番证实，让伦敦的人顿觉心安许多。
巴雷的确提过，他是在等待萨巴提尼的一名外务员的电话——“我们仍然想要撮合横越西伯利亚铁路的那件事。”就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他忽然说饿了，所以亨西格和维克娄就带他到日本料理餐厅去进食。同行的还有西门舒斯特公司的几位标致女孩子。维克娄希望借她们的陪伴，能够舒解巴雷的紧张情绪。
餐桌上的巴雷表现得是如此的机智幽默，让那些女孩们个个对他另眼相看，于是乎一致要求他陪她们去国际旅馆，因为那儿有一群美国的出版业者正在开一场舞会。巴雷对她们说他有约在身，但如果能够及早谈完，他也许会赶过去。
就在维克娄的手表指着八点整的时候，巴雷被召去听一个电话，并且就在餐厅里接电话。他讲话的地方离那群人坐的地方还不到五码。维克娄和亨西格两人不约而同地竖直耳朵，希望能听到只字片语，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例行性工作。维克娄事后记得听到巴雷说道：“我要的就是这个。”亨西格则听到“我们的交易谈成了”，但是那也可能是“不成”，或是“不是真的”。
不论到底是什么，巴雷打完电话之后，就回座对着亨西格骂那些人，说他们这些王八蛋只知道开口要钱。亨西格听他骂完了，心里想，这也许只是巴雷的内心紧张吧，而并非真的对那个横越西伯利亚的计划有多大的兴趣。
一刻钟之后，那部电话又响了起来，巴雷和他们谈完了之后，带着微笑回到座位，“我们成了！”他以欢呼的语气对亨西格说，“盖了章，签了字，并且履约。这些人不会出尔反尔的。”听他说完之后，维克娄和亨西格一齐鼓起掌来。亨西格并且说：“我们倒可以在莫斯科再弄几桩。”
这两人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一件事，那就是巴雷从来没有对一个出版计划表现出这么大的热心。但即使觉察到，他们所能想到的，又是什么？是将在午夜发生的那场伟大政变吗？
巴雷在晚餐时谈话的内容，虽然后来经过各方费尽心思的研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他那一晚很健谈，但是并不兴奋。谈话的主题都围绕在爵士乐上面，他的偶像是盖拉德。他一直坚持的论调是，伟大的爵士乐手永远都是些不法之徒。爵士乐如果不愤世嫉俗，便不成其为爵士乐。又说，即兴乐手在演奏的时候，若不能打破爵士乐本身的规则，都不算是成功的演奏。
大家对他的说法都一致表示赞同，是，是，异议分子万岁！那些和讨厌人物作对的人万岁！只不过，没有人真的心口如一。更何况，他们又有什么必要作如是想呢？
九点十分的时候，他们能够打发的时间还不到两小时了，巴雷告诉他们他必须回房里去了。他还有信要写，有事情要处理。维克娄和亨西格都自愿帮他的忙，因为他们都有令在身：尽可能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但是在巴雷的婉拒之下，他们也不得不依了他。
所以，亨西格就在隔壁房间看信件，当巴雷在房间里伸展四肢时，维克娄也坐在大厅里等着。不过事实上巴雷不可能伸展四肢，因为他正在做一件接近英雄式的行为。
事后，我们追查出他在这段时间内，光是信就写了五封，更不用说他还打了两个电话到英国给他的两个孩子。两个电话在英国都被监听到了，并传回葛若斯芬诺广场，但两个电话都没有引发任何行动。巴雷在电话中只问了问家里和他那个四岁外孙女的近况。他坚持要叫外孙女跟他讲话，但也不知道她是害羞还是累，始终不肯到电话跟前来。女儿安西雅询问他的生活如何时，他的回答是“太好了！”这不像是他平常的回答，但是那时的情况也非能以平常的情况来预测。
奈德独自留意到巴雷不曾提过第二天要回英国，但事到如今，再也没有人会理睬奈德了，而克莱福正非常郑重地考虑完全不再让他涉及这件案子了。
巴雷写了两封短信，其中一封给亨西格，另一封给维克娄。事后查证，这两封信并没有被故意拖延，并且——更奇怪的——居然是非常准时地在第二天早晨八点整的时候送到正确的旅馆房间，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是巴雷还在全苏版权协会里时所托付的一整套事项中的一项。
信中，巴雷告诉这两个人，如果他们在当天带着玛丽·罗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巴雷对他们两位都留下了非常温馨的话语。
“维克娄，你是一个干出版的好材料。好好干吧！”
对亨西格，他说：“杰克，我希望我的这个决定不会使你做出从盐湖城提早退休的打算。请你告诉他们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连我都不信任我自己，你又有什么必要信任我？”
信中没有讲道，没有引经据典。这几封信似乎都是他独力写成的。
晚上十点钟，他在亨西格一人的陪伴之下，离开了旅馆。他们坐车到了北边市郊地区。赛伊和派迪再一次在安全卡车内等待着。这一次是由派迪开车，亨西格坐在他旁边，巴雷和赛伊一起坐在后座。巴雷把他的大衣脱了下来，让赛伊把那个麦克风装置给放进去。赛伊做完了之后，又把最新情报告诉了他：歌德从萨拉托夫飞来的座机已经准时地到了莫斯科，而且有一个特征与歌德完全相符的人在四十分钟前进入了伊格的公寓。
很快，在那个他们即将会面的公寓房间里，亮起了灯光。
之后，赛伊把两本书交给巴雷，其中一本是名为《直到永远》的平装书，内容包括了那一份“购物清单”。另一本书是精装的，比较厚，书里有一个隐秘的设计。一把书皮打开，隐藏在里面的声波阻流器就开始发生作用。巴雷在伦敦的时候曾经玩过这么一样东西，现在再用起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他的麦克风经过调整，可以抵挡住这个玩意儿所发出的脉波，但一般装在墙上的麦克风则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也对他说过这个阻流器的缺点，有它在房间里运作，外面的人是可以测得出来的。如果伊格的房间里装了麦克风，那么，监听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屋子里有一个阻流器。不过，虽然在使用时得冒这个险，但伦敦和兰利的人都认为值得一试。
然而，还有一种险是他们未曾考虑到的，那就是这个设备可能会落入敌手。虽然经过了几年的苦心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还是在模型阶段。
晚上十时五十四分，就在巴雷离开那辆安全卡车的同时，他交给派迪一个信封，并且对他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奈德。”派迪把它塞进了夹克口袋，感觉这个信封里装着厚厚的一叠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之下，他看到信封上没有写地址。
有关巴雷走向那栋公寓的过程，最生动的说法不是根据派迪，更不是赛伊所说的，而是由他那位聒噪的朋友杰克·亨西格提供的。亨西格陪着巴雷走过最后的旅程。根据派迪的说法，巴雷在途中一句话也发有讲，杰克也没有。他们不希望在讲话的时候被人认出是外国人。
“我们两人并肩走着，彼此的脚步并不一致，”亨西格说，“他的步伐大而长，我的步伐小而短。我无法和他齐步而行，让我觉得很不自在。那栋公寓像其他房子一样都是砖砌出来的庞然怪物，好像四周环有一里长的混凝土围墙。我们走着走着，好像是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一样。我想，我们现在好像身在梦中。仿佛一直不断地跑着，但不论跑多久，都永远跑不到你想去的地方。天气很热，热得叫人流汗。我正在流汗，但巴雷的身子却冷得很。他一言不发，默默地走着，看起来好极了。在我眼中，他看起来诚实又正直。他祝我好运。我觉得，他是神色自若，气定神闲。”
不过，和巴雷握手的时候，亨西格突然觉得巴雷好像是在对某件事生气，也许是在生亨西格的气吧？！因为当时在黑暗中，他似乎有意避开亨西格的目光。
“那时，我想他也许是气蓝鸟，气他不该把他拖入这个圈套里。后来，我又想，他可能是气我们全体，但是因为他太有礼貌，太英国化，太善解人意，所以就算他再生气，他也会把气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九十秒之后，就在他们准备离去时，赛伊和派迪看到在伊格的窗口上出现了一个人的侧影。他们都以为那是巴雷的。那个人的右手调整着窗帘的顶端，这是他们约好的暗号，意思是说：“一切顺利。”于是，他们安心地开车离去，把监视的工作交给了在附近的非正规人员。他们在彼此互相掩护下度过了一整个晚上，但那间公寓里的灯光虽然还亮着，巴雷的行踪已杳如黄鹤了。
现有的无数个争论中，有一个是认为巴雷压根儿就没去到那间公寓，由他们直接带他穿过那间房子，到达另一边，而映在窗户上的那个人影是他们自己的人，譬如说，是那天下午我们在全苏版权协会的休息室所拍到的那个人。无论那是谁，对我来说，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对那些专家们来讲，为了某一种理由，关系可大了。当一个问题眼看着就要吞没你的时候，那就没有所谓“不相干”的细节。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但巴雷仍是踪迹杳渺。渐渐地，大家都起了疑心。乐观者如鲍勃和薛里顿，都坚持要守到黎明之后。巴雷和蓝鸟一定是在开怀畅饮了，连时间都给忘了——为了保持高昂的士气，他们不得不这么想。他们彼此安慰着：皮里德尔基诺的那种情况一定又重演了，他们一定又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了。
而有一度，他们还逐步建立起一种巴雷被绑架的理论，直到清晨五时半——真是多亏有时差的存在——当亨西格和维克娄都收到了巴雷留给他们的信，于是，维克娄二话不说，就立即叫了一部出租车赶往英国大使馆。门口的苏联警卫并没有拦着他。结果派迪发出一个闪光信号给奈德，意思是说：你自己解码吧！就在同时，赛伊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给兰利。薛里顿和所有其他想知道莫斯科那边情况的人，当然都抢这封电报读。
薛里顿以其一贯镇定的态度读着这封电报。他读完赛伊的电报，抬头看了看四周，这才发现大伙儿都在望着他。大伙儿，包括那些聪明的女孩子们、打了领带的男孩子、忠实的鲍勃、野心勃勃而带着枪手眼神的庄尼，还有奈德、布拉克和我自己这三位英国人。克莱福不在，因为他早已找着了更紧急的事情，溜掉了。薛里顿身上一定有许多演戏的细胞，就像亨西格一样，而现在他就运用起这项特有的天赋。他站起身来，拉拉腰带，按摩了一下脸，像是一个想着自己是否需要刮胡子的人。
“喂，大家听好，你们最好把椅子放到桌上去，等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再放下来。”
说完之后，他就朝奈德走过去。奈德仍然坐在他的桌子后面，读着派迪的来电。他把一只手搁在奈德的肩膀上。
“奈德，我欠你一顿丰盛的晚餐，找个时间，我一定请你。”他说。
之后，他就走向门口，把那件新买的雨衣从挂钩上拿下来穿上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鲍勃和庄尼也跟着离去。
其他人可没这么简单就下得了台，至少那些十二楼的大人物是如此。
另一个咨询委员会成立了。
该召来的必须召来，没有任何人躲得掉。现在必须动动脑筋了！
副局长担任主席，而帕尔弗莱担任秘书。
我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通知大家这件已然告终的大事，来举行个“结业”典礼。我们个个神情都显得极为肃穆。
第一个要听的永远都是阴谋论者的说辞。这些人都是被立即征召来的。他们有的来自外交部，有的属于国防部，还有的来自一个颇不为人所喜爱的名叫“非正式顾问团”的团体。这个团体里的成员包括了工业和学术界的科学家。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间谍。这些业余的谍报人员对政府机关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会议上，他们个个放言高论，如江河直泻千里，沛然莫之能御。有一位从爱丁堡大学来的教授训诫我们时，足足添了五次烟丝。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熏得眼冒金星，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有那个胆子，叫他把手中的那个鬼东西熄掉。
第一个伟大的问题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使馆人员会不会被俄方驱逐出境？这件事情会不会演变成丑闻？我们在莫斯科的情报站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的非正规人员有没有人已妥协？
那一辆装有收音机的卡车，虽然是俄国的财产，但却是美国的问题。它突如其来的失踪让那些赞成要使用它的人着实地吃了一惊。
某人因何缘故被驱逐出境这个问题一向都不很单纯，因为最近那些驻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的工作站首脑都已向自己的政府表态。在莫斯科中心的人员中，没有人对派迪或赛伊的行动存有任何错误的想法。他们相互掩护不只是为了躲避敌方耳目保护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躲避真实世界的视听。
不过，他们之中并没有人被驱逐出境，一个都没有。没有人被对方逮捕。曾被无限期撤回的非正规人员，仍能平安无事地回去从事掩护的工作。
对方这种丝毫没有采取报复的姿态，很快就被西方观察家认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是不是在开放运动的时节，对方有了修好的行动？
对我们来讲，事态已经明朗到了洞若烛火的地步，那就是蓝鸟只是一个诱饵，是对方用来向美国钓取“购物清单”的。
如果我们对此假设还存有疑问，那就只好再作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蓝鸟的情报都是正确的，只不过要承认那是正确的，实在是太令人难堪了。
战线已定下了。他们多多少少和奈德曾经对我解释过的原则不谋而合。大西洋两岸的鸽派和鹰派又一次泾渭分明，各不相让。
鹰派说：如果俄国人告诉我们那份资料是正确的，那它怎么突然之间又变得分明是不正确了呢？
鸽派说：反之亦然呀！
鹰派又说：反之亦然呀！
报告写了，各方的争论于焉展开。加官、晋级、调动、革职、奖金、赠勋等，各种提议不一而足，但是没有一个定论。不过，通常是那些最有权有势者获胜，他们假装是根据事情的合理推演而作结论。
在我们的委员会里，惟有奈德拒绝加入这场争论。对于大家加在他身上的指控，他似乎很能欣然接受。“蓝鸟是清白的，巴雷也是清白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委员们表示这个看法，“没有人骗我们。我们是被自己所骗。走偏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蓝鸟。”
不久，他被大家裁定，说他在精神上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于是，大家也就越来越少召他前来作证了。
噢，小报告送来了。是被动的，因为若是用主动的语气写的话，就有出卖那个告密者的嫌疑。报告的内容极具伤害性，来源不在少数。
有报告说，奈德没有将巴雷从列宁格勒回来之后私自逃走酗酒之事报告上级。
又有报告说在同一天晚上，奈德不顾一切，强行要求多位人士帮他查证巴雷的去处。这些他从未报告过的人士包括班·路格和监听领班玛丽。玛丽不顾她对同僚的情谊，将奈德当时的专横态度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委员会。要她做非法的监听！想想看，监听电话！他的眼中还有一点点王法吗？
在这次事件之后，玛丽很快被勒令退休。她现在住在马尔他，心中怀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怨气。很多人怕她会在那儿写回忆录。
还有人对我们那位法律顾问德帕尔弗莱——我名字中的“德”甚至失而复得了——值得商榷的所作所为打了小报告。他明知配合某某人等，只是为了达到非法统御该单位行动的目的，而随意删改程序，不惜以总局所颁定的议定书但书内容为依据，滥用内政大臣所赋予他的职权。
然而，斟酌了各方争斗之激烈反应，这位法律顾问虽没有被勒令退休，也没有自我放逐到马尔他岛，但他也并不能就此可以无条件地开释，他所犯下的罪最多也只有部分能得到赦免。法律顾问不应该和实际的行动如此接近的。这位法律顾问使用他的专业技巧不当。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执行任务时有欠考虑。
另一则让我很觉难堪的小报告说，同一位法律顾问就在距巴雷失踪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以前，为他起草了一份光辉灿烂的证明书让克莱福签字，以使巴雷能够拥有那份“购物清单”，虽然他拥有这份清单的时间应该不算很长。
利用闲暇时间，我起草了奈德的遣散条件，并且紧张兮兮地想着我自己的将来。虽然生活在这个单位里有其限制，但一想到我将离它而去，不由得使我毛骨悚然。
蓝鸟逝世的消息对我们那个深思熟虑的委员会来说，的确是一次挫败。不过，大家很快就恢复了。让我们觉得不快的这个消息，是来自《真理报》的一则六行小新闻，经过谨慎处理，不长也不短，宣告了列宁格勒杰出的物理学家叶可夫·沙维列夫病逝的消息，文中列举了他的数项功勋。他是因为自然原因去世的——公报上面肯定地说——是在赴萨拉托夫一所军事学校作一项重要演讲之后不久即辞世。
收到这消息的那一天，奈德请了假，他一请就请三天，是轻微的感冒。但是那些阴谋论专家可乐歪了。
沙维列夫并没死。
他已经死了，而我们面对的那个人是一个骗子。
他一直都担任他一贯担任的职务，也就是克格勃科学反情报小组的首脑。
他的资料经过证实，或没有经过证实。
它一点价值也没有。
它是无价之宝。
它是无意义的东西。
它是由苏联内部统治阶层的温和派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送给我们的正确信息。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苏联的核子剑已经在剑鞘内生锈了，并且苏联核防护网的漏洞比一个破锅还多。
这是一个残忍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奉劝美国那些被权力冲昏了头的诸君们，把他们的手指从核武器的按钮上移开。
简言之，从这件事衍生出的分歧理论，足够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个没完没了。
由于交战国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方采取行动后，另一方不可能没有反应，于是反国防工业论者得以成长，而蓝鸟事件中美国部分的历史也很快地重写了。
那些反国防工业论者说：兰利自始就知道那个蓝鸟是坏人。
或者，巴雷也是的。
或者，他们两个都是坏人。
反国防工业论者还说：“薛里顿和布莱迪在唱双簧。”他们所以要唱双簧，其目的是故布疑阵，在“安全边际”的无休止争斗中，先苏联一着而占上风。
薛里顿是天才。
布莱迪是天才。
他们都是，都是天才。
薛里顿已经完成了一次出人意表的行动，布莱迪也是的。
这个情报单位里面养了许多杰出的战略专家。这些战略专家比起他们在椭圆形世界里的那些愁容满面的对手来，要强大得多了。愿上帝保佑这个单位。若没有了他们，我们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如果这些传言还嫌不够的话，还有更新的：薛里顿在无意间做了五角大楼和英国国防部的工具。五角大楼和国防部准备了假的“购物清单”，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蓝鸟是一个骗局。
每次一有新的谣言，大家就争相传诵。但惟一真正让人不解的却是到底是谁制造出这个谣言，并且又是为了什么缘故。许多事例都显示，答案是罗素·薛里顿，他为自身安全而战。
至于蓝鸟，如果他没有自然死亡，他现在一定也会想这么做的。
奈德从他加诸自身的彻夜不眠中回来了。又一次，他更无忌讳地说出更符合事实真相的话来。在他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坦白地说：“蓝鸟是清白的，是我们杀了他。”此后，就再也没有人邀请他去参加会议。
就在这些事情陆续发生的同时，甚至我们中间都还有人庆幸找不到巴雷的时候，我们搜寻他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我们曾针对他，曾围绕他，更常常远离他，但我们是正直的一群。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但是巴雷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做这项交易的？
俄国人到底是准备向他——从巴雷这位目前为止只需在他身上花上一顿昂贵的午餐（通常还是他自掏腰包呢），就可以说服他做些亏本生意的人——买些什么？
就在他走向他们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到头来是会被撕成碎片的！
有什么是那些俄国佬自己无法取得，而需要他来提供给他们的？我们所说的是通过种种的严刑、种种最卑劣的折磨、种种的痛苦。即使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会有回报，这回报也是地狱一般的糟糕。俄国人也许会改善他们给世人的观感，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行之千年，赖以维系国家生存的歹毒伎俩。
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那份“购物清单”。巴雷可以大胆地要求俄国佬，除非他已经获得所需要的保证，他是不会从他的主人那儿拿到那份“购物清单”。如果他白白去拿那份清单而无任何保障，这后半辈子都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他们相信了他。他们明日如果不按照他所定的游戏规则来玩的话，则断然不可能拿到那一份“购物清单”的，并且因为两方面的情报人员害怕自我牺牲就和害怕爱情一样的厉害，于是克格勃的那些温柔的圣人们就宁愿和巴雷内心中他们所了解的那一部分打交道，而不愿意去骚扰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一部分。
他们知道他有那种拒绝他们、对他们说“不”的能力。他大可以对他们说：“不，我不会去拿那份‘购物清单’。不，我不会走进伊格的公寓，除非你们向我做出最神圣、最庄严的保证。”
他一开口讲话，他们就知道，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显得有点儿尴尬。
而巴雷呢？就像他在晚餐时告诉过亨西格和维克娄的一样，他从没有碰到过一位一言九鼎的俄国人，能够给他一个庄严、神圣的保证，并且永不反悔的。当然，他谈的并不是政治，而是商业。
这么说来，他到底希求什么回报呢？巴雷到底要用他卖出去的情报交换些什么回来呢？
卡佳。
马特维。
那对双胞胎。
这个条件不坏。用捉摸不定的说法来交换有血有肉的人。
而他自己呢？什么都不求。为了那些他立意要保护的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折损他的意志。
我们越来越清楚，巴雷已经完全豁出去了，签了一份他这一生少有的第一流合约。如果蓝鸟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人，那么卡佳和她的孩子们，无论从什么方面来看，都已经得救了。她还在十月出版公司上班，在各种应酬酒会中，也偶尔会见到她。在公司或在家，她都可以自由地接听电话。那对双胞胎仍然照常上学，并且哼唱那些傻瓜歌曲。马特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和蔼可亲。
就因此，一个新的理论又出炉了。“俄方正在进行一个内部的隐瞒计划。”消息如是说，“他们不愿意让蓝鸟揭发有关苏联政府无能的消息张扬出去。”
所以，箭头又转了方向，而蓝鸟的资料就又被视为是真实的资料。但是，这种光景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士对此种说法颇不以为然，大声反驳：“他们就是要我们这样想。”
但是巴雷的交易并没有失效。卡佳并没有失去她的特权、她的红卡、她的公寓、她的工作，甚至，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过去之后，她仍然美艳如昔。最初，我们这方面人员所做的报告上的确将她描述成一个面色苍白、貌似寡居的妇人。她蓬头垢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没有人曾经答应过巴雷，让她免于受到邀请，将她和已过世的蓝鸟的关系自动报告出来。
但是，在潜藏了一段时期之后，她又活跃起来，到处都有人看到她。
那么，巴雷自己呢？
余波荡漾了一阵，接着就平静无波了。最后终于归为沉寂。
正式的辞职信，盖的是里斯本的邮戳，在书展结束之后几天寄到了他那几个姑妈的手中。信中历历可见巴雷早先的风格，什么对出版界有着一份忧虑啦！这个产业已经超出了它所应该成长的地步啦！所以他最好趁早在还有几年好日子可过的时候，转而去做别的行业等等的话。
至于他目前的计划呢？他建议“让他自由自在一会儿”，并且到各个不寻常的地方去游历游历。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他已经不在苏联了。
似乎是很清楚了，但谁又知道呢？
最后，连他自己也这么说。在梅日旅馆有办事处的巴瑞·马丁旅行社的女职员也是这么说的，说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决定不飞往伦敦，而飞往里斯本。是全苏版权协会的一名信差替他买的机票。她重填了一张机票，并且为他登记了在星期一早上十一时二十分起飞，中途停留布拉格，下午二时三十分到达里斯本的直飞班机。
并且，有人用了那张机票。是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一语不发，看样子即或不是巴雷，亦不远矣。他的身高和全苏版权协会大厅里的那个人也很相似，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追查了他。我们一路追查到底，最后查到他在里斯本的女管家提娜。是，是！提娜告诉米利都，她接到他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遇到一位女性朋友，他们预备一起去度假！
听到这个消息，米利都大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在暗中庆幸巴雷终究没有回到他的窝去。
之后几个月，巴雷后来的行踪渐渐有了一点蛛丝马迹，但随即又失去消息。
一位西德的走私药贩在拘留期间听到有一位符合巴雷特征的人被关在基辅附近的一所监狱里接受审讯。那位德国人说，他是位可人儿，很受监狱里囚犯们的喜欢。他很自由，甚至连守卫都对他报以嫉妒的笑容。
有两位勇敢的法国监视人员夫妇回家之后，报告他们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和一辆轿车相撞时，曾经受助于一位“友好的高个儿英国人”。当时没有人受伤。那人身长八尺，棕色的头发一团邋遢，但很有礼貌，笑声很大，身旁有几位粗壮的俄国人伺候着。
接着，快接近圣诞节的某一天，就在奈德正式把苏俄司移交给别人之后不久，一则来自哈瓦那的电讯中提到一位提供消息的古巴人。电报的大意是说在明斯克附近的监狱中有一位英国人因为特殊的理由而遭到拘留。他经常唱歌。
唱歌？这边回了一个闪急的讯号回问：唱什么歌？
哈瓦那来电了。他唱书包嘴。23那位提供情报的古巴人是一位爵士乐迷，就像巴雷一样。
还有，巴雷致奈德的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至今，这封信的去处仍然是一个谜团，因为那封信从未真正地入过档。并且在蓝鸟案子正式的记载中，并没有这封信的记录。我想，奈德是把信藏起来了。他太珍惜，所以不愿意把信归档。
这么说来，这篇故事也应该告终了，或者，这篇故事根本就没有结尾。在知道巴雷这件事的人所下的判断里，他必会成为莫斯科黑暗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里有令人不齿的变节者、间谍、被交易来的人、不被信任的人带着他们可怜的老婆和惊恐的幼儿，分享他们逐渐减少论及的西方乐事和西方回忆。
几年以后，他应该会在一个既意外又故意的场合被人看到。那个场合也许会是一个聚会什么的，一位幸运的英国记者很神秘地出现在那个场合。而且，如果时未移，势未迁，他会弄一些反情报来揶揄人，或者受命把一些胡椒粉泼在以前那些主子的眼睛里。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派迪的继任者突然来了一封快电，于是胶着日久的状况一下子又明朗开来。电报上说曾经有人见过一位高个儿、棕色头发的英国男士，不但见过，而且还听过，在旧城里一家新开张的俱乐部里吹奏萨克斯。那是在他失踪一年之后的事了。
克莱福从他的床上被人拉了起来，伦敦和兰利之间的电报飞快地传递着。外交部应邀表示意见。外交部照做了，立刻有了定论：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你们的。他们似乎觉得俄国人比我们还有本事让巴雷保持沉默。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有的是叫人屈服的手段。
第二天，第二封电报进来了。这一次是由那位胖胖的米利都从里斯本发来的。那一位米利都很不情愿地与之保持联系的提娜，也就是巴雷的管家，已经接到指示，把房子打扫整洁，迎接主人归来。
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指示你的，米利都问道。
他打电话给我。巴雷先生也曾经打电话给她啊！
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你这个笨女人？
提娜既没有问，巴雷也没有说。她有什么理由问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随时都会来里斯本的话。
米利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吓呆了。吓呆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通知了美国人，但兰利却像失去了记忆。他们几乎是这么问我们的：巴雷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种情报机构会对那些出卖机密的人做出严重报复的。嗯，有时候他们的确言出必行——虽然极少有对像巴雷这种等级的人施以报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听就明白，没有人——至少是兰利所有的人员——会希望把一位他们极欲忘怀的人重新塑造成一座灯塔。于是他们同意，最好还是收买他——而且不要让美国人插手此事。
我提心吊胆地爬上了那座扶梯。我已经婉谢了布拉克的保护和米利都虚情假意的协助。这座扶梯又黑又陡，对我不怀好意，而且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时间虽然还不到傍晚，但我们知道他在屋子里。我按了按门铃，但是没听见铃响，所以就用手关节敲了敲门。那是一扇矮门，门上嵌着厚厚的板子。它让我想起了那座小岛上的船屋。我听到屋内有人走动的声音，于是就立即退后了一步。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也许是出于一种动物的自卫本能吧！他会不会很凶？或者会不会生气？或者会不会热情洋溢？他会不会把我推下楼梯？或者伸出手臂拥抱我？我那时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箱，我记得把它从右手换到左手，就像是已经准备好要保护自己一样。虽然我已经摆好了这个架势，但是天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人。我闻到了新鲜的油漆味。门上没有窥孔，铁制的横木上泛着红光。除非他把门打开，否则他是无法知道门外站着什么人。我听到一个门栓滑动的声音，然后，门就往里开了。
“哈啰，哈瑞。”他对我说。
因此，我就说：“哈啰，巴雷。”这时我是穿着一身轻而薄的暗色西装，蓝色的成分比灰色的要多。我说完这句话后，就站在那儿等着他对我笑。
他瘦了，不过也更硬朗，更挺拔，因此，看起来也就非常的高，比我要高一个头。你是一个沉着的旅人，当时我一边等着，一边这样想。早年，汉娜就曾经这么说过，说我们两个都得要学着做一个这样的人。他以前那种不在乎的举动已经不见踪影。小空间给他的约束力已经显出了效果。他的容貌整洁，身上穿着牛仔裤和褪了色的板球衬衫，衬衫的袖口卷到了肘部。手臂上有点点的白色油漆，前额上也有一抹。我看见他的身后有一个梯子。梯子靠在一面涂了半白的墙壁上。房间中央放着堆叠起来的书和唱片，一块防尘布盖在上面。
“进来下一盘棋好吗，哈瑞？”他问道，脸上仍然没有微笑。
“我只想和你谈谈。”我说，我的语气就像是和汉娜说话，或是和任何一个我想向他提出权宜办法的人说话一样。
“是正式的谈话？”
“嗯。”
他打量着我，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号人物一样。他的态度诚恳，并且是用他自己的时间。他好像是有很充分的时间——依我想，非常充裕的时间。他用他的时间来打量着我，就好像一个人打量着他在监狱里的室友，或是一个在一般礼仪派不上用场的世界中的审问人员。
不过，他的目光中既无回避之意，亦无羞赧之情。没有自大，更没有权谋。他的表现与上述的情形完全相反，倒似乎已经是永远设定在那个他以前偶尔漂移到的遥远地方。
“如果你认为还可以的话，我这里还有些冰的便宜酒。”他说着，后退了一下身，看着我步入屋内，然后他把门给关上，栓子拴好。
但他还是没有笑。他的情绪如何？对我来说，真是一团迷雾。我觉察得出来，除非他愿意告诉我，否则我别想从他那儿打探出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我所能够了解他的，仅限于我所能够掌握的；其余的，对我来讲，是个无穷无尽的未知数。
椅子上也有防尘罩，但是他把罩子都给拉掉，并且叠了起来，好像叠他的床单。据我多年的观察，凡是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挥得掉他们身上的那点傲人之气。
“你们要什么？”他一边问道，一边从细颈瓶里为我们各倒了一杯酒。
“他们希望我能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说，“请你解开一些谜题，给些保证，并且付给你一些报酬。”我原本想说的话，这会儿都说不出口了。“不管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还是你所需要的，”我说，“总之，为了将来，也为了现在，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协议的。”
“我要的所有保证，都已经得到了，谢谢。”他挺有礼貌地说，说到那个让他颇感兴趣的字眼时，他的语调似乎提高了一点。“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的。我已经答应过他们把嘴巴闭起来。”他最后还是笑了。“我已经遵从了你的劝告，哈瑞。我已经成了一个保持长距离的情人了，像你一样。”
“我去了莫斯科，”我很努力地把话锋转到要谈的话题上，“我去了那些地方。看到了那些人。是用我的本名去的。”
“是什么？”他以同样的礼貌问道，“你的本名。什么名字？”
“帕尔弗莱。”我说着，刻意把那个“德”给略掉了。
他笑了，像是带着同情，也像是带着认同。
“本单位送我去莫斯科找你。是非正式的，但就像正式的一样。我问那些俄国人有没有看到你，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们觉得该是找出你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
我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并且确定他们有没有遵守规定。在莫斯科没有人存心兴风作浪，也没有消息糊里糊涂地走漏，或是搞出新闻噱头。
“我已经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你们了。”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写给维克娄、亨西格和大家的信？”
“是的。”
“嗯，我们知道如果你写过些什么信的话，那些信也都是在胁迫之下写的。看看那个可怜的歌德写的信。”
“胡说！”他说，“我写的信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想把话点得更明白一些，也把靠在我身旁的公文箱拉得更近了些。
“就我们而言，你表现得非常正直。”说着，我就从公文箱中抽出一个卷宗，把它放在膝盖上打了开来，“大家在受到胁迫的时候都会招供，你也不例外。我们对你所做的事非常感激，并且知道你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业务上或是就个人而言，有多么大。我们认为你应该得到完全的补偿。不过，我们给你的补偿是有条件的。补偿的金额可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这么镇定？他自己似乎是泰然自若，但却把紧张传染给别人。
我把那些条件读给他听。这些条件正好和蓝道的条件相反。他必须留在英国境外，并且只有获得我们的允许，才可入境。最后，还要求他在六种不同的情况下要永远保持沉默。最后，我们带有一大笔钱让他签收——如果他同意，而且也只有在他同意永永远远闭嘴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获得这笔金钱。
出乎我意料，在我念完之后，他并没有签。他听我从头到尾念这篇宣言时，早就已经不耐烦了，一只手就把我那支非常重要的笔给拨了开去。
“先告诉我，你们把沃尔特怎么了？我买了一顶帽子给他。是老虎纹的茶壶盖样式的帽子。”
“如果你能把帽子寄来给我，我保证他能够收得到。”我说。
他从我的口气里似乎觉察出一点什么，面带忧戚地对我笑了笑，“可怜的沃尔特，他们对他施展了手脚，嗯？”
“我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可说是少年得志。”我说。但因为无法直视他的目光，所以就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想必你也听说了，你的姑妈们已经把书店卖给陆普书局了。”
他笑了——不是他旧时的那种狂放不羁的笑，真的，而是一种身为自由人的笑。“那个老魔鬼，居然连那个‘神圣不可侵犯者’都骗了！算他了得！”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看得很淡泊，似乎是真为它能找到这样的归宿感到高兴。就像所有干我们这行的人一样，我很害怕，怕那些能人之所能的人。但我也能够在他的安息中分享他的快乐。他似乎已经练就了凡事忍耐的功夫了。
她会来的，他眼睛凝视着远方的码头，告诉我。他们答应过，有一天，她会来的。
并不是立刻，时间还不是由巴雷掌控，而是由他们掌握。但是她会来，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他说。这些一向官僚惯了的俄国佬脑子里，会对他生出什么样虚情假意的怜悯呢？但是他对他们的承诺却坚信不疑，虽然不会很快，但是终究是会发生的。他们已经答应过他了。
“他们不会食言的。”他向我保证。面对着这种信任，就算我有一千个理由反驳他，也变得难以启口了。但是，真正让我不能反驳他的，却是另一件事——又是汉娜。我觉得她在央求我在生活中保持她的人性，虽然她的已经被我给毁了。“你认为你不会改变，所以别人也就都不会改变。”有一次，她对我这么说，“你只有从噩梦中清醒的时候才会觉得安全。”
我提议带他出去吃饭，但他对我的话似乎充耳不闻。他站在那长形的窗前，看着码头上的灯光。而我就站在他背后。他摆出我们初次在里斯本询问他时相同的姿势。拿着眼镜的，是同样的手臂。同样的姿势，和在那个岛上奈德告诉他他已经赢了的时候相同的姿势，不过要挺一些。他又是在对我说话吗？我知道他是。他说，他会看到从列宁格勒来的那艘船，卡佳带着两个子女匆忙走下舷梯迎向他。他会和马特维叔叔坐在他窗户底下公园里的树阴下——那个在他成为男子汉以前的昔日，曾与奈德、沃尔特并肩而坐的树阴下——听着卡佳为他翻译马特维那些坚韧不拔的英雄故事。他满心相信那些。那是在我宁愿选择充满了无尽猜疑与不信的安全堡垒，也不愿行走在那危险的爱情路途时，埋藏在心底里的希望。
我终于还是劝动了他和我一同共进晚餐，并且很愉快地让我付账。但是我从他那儿什么也买不到。他什么也不肯签，什么也不接受，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隐瞒。他什么也不欠我们的，并且，他不带一丝怒气地说，希望我们都下地狱吧！
但是他平静得出奇。他并不尖刻，很能为我的感受着想，即使他太礼貌，礼貌得不愿意探询我心里到底有何感受。我却也从未告诉他汉娜的事，而且我知道永远也不可能，因为那个新的巴雷不会再有耐心听我翻出陈年的老账。
此外，他似乎要把他的故事当做一件礼物送给我，好让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对上级交差。他带我回到他的公寓，坚持我该来杯睡前酒，又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错。
接着，他就开始说了。他说给我听，也说给他自己听。他说了又说。告诉了我一个现在在这儿努力地想要告诉你们的故事——从他的那一面，也从我们的这一方来说。他一直讲，讲到天色发白。在我清晨五点钟离去之时，他还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那面墙都漆完了才去睡觉。有许多东西得准备，他向我解释。毯子、窗帘、书架。
“明天会更好的，哈瑞。”他带我走出玄关的时候，对我保证，“告诉他们。”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