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着弗洛狄亚的车。他是为今晚的事而借这部车的。依约，他要在九点的时候在机场的地铁车站等她。九点整的时候，这辆车终于欲行又止地停在他的身旁。
“你是不应该故作坚持的。”她说。
高塔上的滑车还在他们的头顶上晃荡着，但是街上已经弥漫了宵禁的气氛。夜晚潮湿的空气中充满了秋天的气味。一轮残月挂在雾色蒙眬的天空中，正好就在他们的头上。偶尔，他们的手互相磨搓着。偶尔，他们的手也紧紧地握在一块。巴雷注视着后视镜，镜子被撞过，一角已破损，但他还是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后面有车子在跟踪他们，但不超车。卡佳向左转，但仍然没有任何车子超越他们。
她没说话，所以他也没有。他在想，他们到底是如何学到这些的，学会在什么地方可以放心地讲话，什么地方又不可以。从学校吗？从比他们年长的女孩子那儿吗？还是当你一到了青春期，你的家庭医生就自然会对你一再关照？“现在你该明白车子和墙壁都像人一样，都有耳朵在听的……”
他们正在一条布满坑洞的交通道上摇摇晃晃地开进了一处半完工的停车场。
“你得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大夫，”他们的目光在车子里交汇的时候，她对他做了如此警告，“你必须表现出非常严厉的样子。”
“我是大夫。”巴雷说。他们两人都不是在开玩笑。
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踏着水坑绕来绕去，终于停进一个石棉制的雨棚。雨棚底下，有一条通道直通两扇门。门后有一个空的会客桌。在这儿，他第一次嗅到医院的味道：消毒水、地板蜡和外科用酒精味儿。她与他并肩快步越过一个水泥斑驳的大厅走道，一直走到一条铺着油布的走廊，并且通过一处大理石的值班台，柜台后面的女职员们个个拉长了脸。墙壁上的时钟指着十时二十五分。巴雷对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时钟所指的比表上的时间整整慢了十分钟。他们又经过另一个走廊，几个人一排排坐在椅子上。
候诊室是一个阴森森的地下墓穴，由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在它的一端，有一个突出地面的讲台。在另一端，两扇门在那儿摇摆着，门后就是洗手间。有人在那儿装上了一盏临时性的电灯，照着进出的路。借着它昏暗的光线，巴雷把一个木制柜台后面的空大衣架给移开去，再把担架推车摆好，然后再把一部古老的电话固定在靠他们最近的一根柱子上。一张长椅靠着墙，卡佳坐了上去，巴雷也在她的身旁坐下。
“他总是尽可能地准时。有时候他会因为电话线路没有接好而延迟一点时间。”她说。
“我可以跟他说话吗？”
“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
“如果他们在长途电话上听到有人说英语，立刻就会加以注意的。这很正常。”
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男人，看上去像是刚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瞎眼士兵，从一道摇摆着的门摸索进了女厕所，和两名正好从里面出来的女人撞个正着。她们抓住了他，并且引他走向男厕所。卡佳打开了手提袋，拿出一本笔记和一支笔。
她说过他会在十点四十分时打电话过来的。十点四十分的时候他会试着做第一次联络。她也说过他不会讲太久的。即使电话是安全的，讲得太久也是不智之举。
她站起身来，低着头，像个常客一样，钻进衣帽间的值班台底下，走到放电话的地方。
歌德会不会告诉她他爱她？巴雷心里想着——“我实在太爱你了，爱到拿你的生命来为我冒险。”他会不会把他在信上对她说的那些情话再拿出来说一遍？或者，他会不会告诉她，为了涤清他那烦躁不安的灵魂，以她作为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她就站在边道上，目光敏锐地瞪着那两扇门。她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她有没有听到些什么？或者她的心已经老早就飞到叶可夫身边去了？
巴雷心里想：她等他的时候，就是这般站着的，像是一个准备等一整天的人。
电话沙哑地响了起来，就像是有灰尘卡在它的喉咙里一样。第六感已经催促她伸手去接，所以它连第二声都没有机会响，就已经在她手中了。巴雷虽与她近在咫尺，但是在周围的杂音干扰之下，即使是全力竖起耳朵，也无法听到任何谈话内容。她已经转过脸去，背对他。想必是和对方谈话的时候，要有自己的隐私。不但如此，她也把另一手捂着另一边耳朵，好让自己更清楚地听到听筒里爱人的声音。巴雷只听到她一再唯唯地说“是”“是”。
不要再纠缠她了！他心中愤愤地想着。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个周末我还要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纠缠她了，不要再把她卷进这个纷争里。你要做，就直接跟我接洽好了。
那本笔记就摊开在那个靠着柱子、摇摇晃晃的架子上。但是她既没有碰架子，也没有碰那本笔记。是，是，是。我在那个岛上的时候，就和她现在一样，只会说是，是，是。他看到她的肩膀抬了起来，并且她的背脊也拉长了，好像是在做一个深呼吸，又像是自己独个儿在享受一件高兴的事情。她把肘部抬起，更紧迫地把话筒压在自己的耳朵上。是，是。为什么不说一个不字呢？不，我不愿意为你牺牲！
她的另一手已经摸到那个柱子。可以看到她的手指头分开了，指尖用力戳进了深色的灰泥里去。她的手背变白，变硬，但是没动。突然间，她的手令他坐立难安了。卡佳好似找着了一个可以向上爬升的支撑点，死命地抓住它，为此时岌岌可危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到底下的万丈深渊，而此时她手中抓的，就是在爱人和这道深渊之间惟一可以让她掌握的东西。
她转过身子来了。那个听筒仍然紧靠在她的耳朵上。她是什么人？她已经变成什么样了？这是遇见她以来，第一次看到她面无表情。那个盖住她太阳穴的听筒就像是一把抵住她的手枪。
她的目光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质。
然后，她的身体顺着柱子滑落下来，好像已经无法再支撑似的。起先，还只是屈膝，紧接着，她连腰也弯了。巴雷伸出了一只胳膊环住了她的腰，另一只手则从她手中抢过了话筒，把它按在自己的耳朵上，叫道：“歌德！”但是那边传来的只是一阵阵嗡嗡的声音，所以只好把它挂掉了。
这件事很怪，但是巴雷一时忽略了它，直到现在才警觉起来，他极力保持镇定，开始离开，但就在他们刚刚挪动脚步的时候，她突然紧紧地抓住了他，握紧的拳头猛地一下挥了出来，打在他的颊骨上。力气之猛，让他一度两眼金星直冒，什么也看不见。他死命地把她的手摁到她的腰上，并且拉着她，低伏着走过柜台，走出了医院，最后走到了停车场。他在心里对自己解释说：“她是一个病人，一个心烦意乱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的病人。”
他一手抱着她，另一手把她的手提袋放到车顶上，找着了钥匙，打开了车门，然后把她给放了进去。然后他跑到车子的另一边，坐到驾驶座上。
“我要回家。”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
“带我回家。”她重复地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卡佳，你必须告诉我何时左转，何时右转，听到没有？”他抓住了她的肩膀，“坐直，看看车子外面。这个鬼东西的排档在什么地方？”
巴雷摸索着排档，她抓住了那根杆子，奋力往后一拉，齿轮在她这么一拉之下，尖叫了出来。
“车灯呢？”他说。
他已经找到了，但是叫她打开，希望她在他的怒气之下，能够对他有所反应。他急速地开出了那个停车场，差一点儿就撞上迎面而来的一辆救护车。泥水溅上了挡风板，但是车上并没有安装雨刷，因为今天并没有下雨。他把车子停了下来，跳出车，用手帕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泞擦一擦，然后又坐回车内。
“向左转。”她命令道，“快一点，拜托。”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那是一条单行道。”
她的声音里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他慢慢地开着，不理会她要他开快的要求。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车，它没有靠近，也没有离得更远。那应该是维克娄，他想。不然的话就是派迪，或赛伊，或是亨西格，或是萨巴提尼，或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在路旁的卤素灯光照映下，她的脸忽明忽暗，但仍然了无生气。她的目光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脑袋里所想像的那个可怕物体，那紧握着的拳头此刻含在嘴里，手指头的关节嵌在她的上下牙齿之间。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转？”他没好气地问她。再一次，他对她大声吼道，“告诉我是在哪里转弯，好吗？”
她先是以俄语说，然后才用英语说：“现在向右转。开快点儿。”
对他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熟悉的。每一条街道都和下一条一样，也和上一条一样。
“现在转！”
“右转还是左转？”
“左转！”
她使尽了全力喊着，然后又喊了一遍。喊着喊着，她的泪水也流了出来，并且瞬间就转变成令人窒息的哭泣，哭泣中含着绝望。渐渐地，变成了啜泣。就在他把车子开到门口时，她也停止啜泣了。车轮仍然在滚动着，她就夺门而出。他跟了上去，但她走得实在太快了，似乎有些儿连走带爬地抢到了人行道上，并且迫不及待地打开手中的手提袋，搜寻大门钥匙。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懒洋洋地靠在门道上，很明显地就挡在她进门的路上。但就在巴雷赶上她的那一刹那，那名男子躲开了，让他们通过。她连电梯都不等，也许根本已经忘了还有这么一个电梯。她直奔上楼，巴雷在后面跟着跑着。他们越过了一对拥抱着的情侣。在楼梯的第一层，一个老人醉倒在角落里。他们继续不断地往上爬，巴雷开始害怕她已经忘记了到底是住在哪一层了。突然间，她把门锁打开了，他们就又回到她的家了。卡佳先进了双胞胎的房间，双膝跪在他们的床上，头向前倾着，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游泳选手一样不住地喘息，两只手臂各抱着一个沉睡中的孩子。
又一次，在她的卧房。他领着她回到卧房里，因为即使在这么小的空间中，她也不再记得该怎么走了。卡佳不很确定地坐到床上，似乎是不知道它有多高。他坐在她身旁，看着那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孔，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先是半睁着，接着又睁开了。他连碰都不敢碰她一下，因为此刻她的身体僵直，心灵受到过度的惊吓，而且好像是无视于他的存在。她紧握着手腕，就像它断了一样。突然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叫她的名字，但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向四周看了看，找寻着。一面墙上钉着一个小型的工作台，是梳妆台和写字台兼用。在一大堆陈旧的信封里，躺着一块圆形的写字板，是像歌德那种人才会用的。墙上挂着一幅装了框的雷诺阿画的复制品。他把它从钩子上取了下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位受过训练的间谍从笔记本上撕了一页，放在那幅图画的玻璃上，又从他的口袋中拿了一支笔，在纸上写道：
告诉我。
他把那张纸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纸上的字，脸上现出漠不关心的表情，抓住另一只手腕的那一只手并没有放下。她有气无力地耸了一下肩，然后把头靠在他的肩头上，但是对自己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知觉。她的外衫敞开着，那又浓又黑的头发因为跑步而散乱不堪。他又写了一次“告诉我”，然后抓住她的肩头，目光中带着急切的爱意向她恳求着。然后他用食指指着那张纸，以及纸上的“告诉我”。她盯着那张纸，之后，她发出了长长的一声令人为之窒息的叹息，然后把头垂了下来，直到瀑布般的头发完全盖住了她的脸。
他们已经把叶可夫抓了。她写道。
他拿回了他的笔。
是谁告诉你的？
叶可夫。她写道。
他说什么？
他星期五会来莫斯科。他会在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在伊格的公寓跟你见面。他会给你带更多资料，回答你的问题。请准备一份简要的清单。这是最后一次。你应该告诉他出版的消息、日期、细节。你还要带上好的威士忌。他爱你。
他又抓回那支笔。
是叶可夫说的吗？
她点头。
为什么你说他被抓了？
他用错了名字。
什么名字？
丹尼尔。这是我们的规定。他安全的时候叫皮尤特，被捕时叫丹尼尔。
笔在他俩之间急切地传来传去。现在轮到巴雷写。他弄错了？他写道。
她摇摇头。
他病了。他忘了你们的暗号。他写道。
她又摇摇头。
他以前从没错过吗？他写。
她摇摇头，夺回笔，生气地写道：他叫我玛利亚。玛利亚是我危险的时候对我的称呼。如果我安全，就叫阿里娜。
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我是丹尼尔。你是玛利亚吗？我的演讲是我这一生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那是个谎言。
为什么？
他总是说，在苏联惟一的成功是不要赢。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笑话。他故意说一句和我们的笑话相违背的话，用意就是告诉我，我们死定了。
巴雷走到窗前，笔直地看着底下宽阔的街道。他内心中的黑暗世界此刻已经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也没有东西在呼吸。但他是有备而来，已赌上了这条命，这条他从来都不曾爱惜过的命。她是歌德的女人，因此必定会和他共存亡。但不是现在，因为此刻歌德正以他最后所留下来的一点勇气来保护她。不过，她终归是死定了，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取走她的性命。
他在窗前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回到床前。她侧着身子躺着，眼睛睁开，膝盖弯曲。他伸出手来，把她拉进怀里，抚慰着她。他感觉到那冰冷的身体在他的臂弯里抽搐着。原来，她在无声地啜泣、无声地叹息，就好像害怕啜泣声会传到墙壁上的监听器里。
他又开始写字了。用粗黑的字体写着：看着我。
状况室的屏幕每隔几秒钟就滚动一次。巴雷已经离开了梅日旅馆。待续。他们已经到了地铁车站。待续。他们已经出了医院，卡佳靠在巴雷的臂弯里。待续。人会说谎，但电脑是绝对正确的。待续。
“为什么是他开车呢？”奈德看到这儿，很敏锐地问出这个问题。
薛里顿看得太专注了，没有回答。但是鲍勃就站在他旁边，接下了这个问题。
“男人喜欢为女人开车啊！奈德。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呢！不是吗？”
“谢谢你！”奈德礼貌地说。
克莱福微笑着表示赞同。
中断。就在安娜斯塔西亚报告下一个状况之前，屏幕上暂为一片空白。安娜斯塔西亚是一位年约六十的拉脱维亚人，她已替苏俄司工作了有二十年。只有她奉准可以在那里监视。
这个报告来了：
她经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厕所去，第二次是回到候诊室里。
在她第一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坐在一张长椅子上等着。
在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站在电话旁边，看起来像是在拥抱的样子。巴雷的一只手摸着她的脸，卡佳的一只手举了起来，另一只手垂在她的身旁。
蓝鸟的电话此时打进来了没有？
安娜斯塔西亚不知道。虽然她已经站在厕所马桶边竖着耳朵偷听，但仍然没有听到那部电话响过。所以，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没有来，就是当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完了电话。
“他为什么必须拥抱着她？”奈德说。
“也许她的眼睛里飞进一只苍蝇。”薛里顿口气酸酸地说，仍然望着屏幕。
“他开车，”奈德坚持说，“在那个地方是不许他开车的，但他开了。他曾让她一路开到乡下，再开回来。这一次也是她开车带他去医院，然后，突然之间，变成他开车了。为什么？”
薛里顿把他的铅笔放了下来，用食指松一松衣领，“所以，你要赌的是什么，奈德？蓝鸟到底是打了那个电话，还是没打？算了吧！”
奈德依然很有风度地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了一想，“也许他打过了。不然他们会继续等下去的。”
“也许她听到了什么她不喜欢听的事情，什么坏消息之类的。”薛里顿作了假设。
屏幕又消失了，留给室内一片苍白的影像。
薛里顿有一个专用的房间，是用红木做成的。我们溜了进去，替自己泡了咖啡，站着等待。
“他待在她的公寓里这么久做什么？”奈德把我拉到一旁问道，“他要做的只是从她口中得知他和歌德相会的时间和地点。这件事情他在两个钟头以前就应该办好了的。”
“也许他们在一起共度良宵呢！”我说。
“如果我能这么想，我就好过多了。”
“也许他在买另外一顶帽子。”庄尼听到我们的对话，不悦地说。
薛里顿说了声“才怪！”铃声顿响，接着我们就回到了状况室。
在红灯光透照之下，一张莫斯科的地图上，卡佳的住处被红笔圈出。在它东方三百尺处，也就是两条被画成绿色的街道交叉处的东南角，就是搭车地点。巴雷现在必须朝南向的人行道，尽量靠路边走。就在他到达那个搭车地点时，必须要假装慢下来，好像是在找车一样。此时，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开到他的身边来。巴雷已经获得指示，要把所住的旅馆名字大声地告诉那位司机，并且做手势和他讲价。
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兜了两个圈子之后，就会找一个地方转弯，进入一处建筑用地。那部安全卡车就停在那儿，它的灯光熄灭，司机在车上打盹。如果卡车的侧翼天线伸出来了，这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向右转一个圆圈，然后再绕回到那部卡车旁。
如果不是的话，中止行动。
派迪的报告在伦敦时间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出现在荧光屏上。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带子就出来了，是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收到的。那份报告已经尽可能地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确实的现场报告之典范。
当然，原作者得为人所知，因为太阳底下，没有一位作者是全能的。派迪并不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但他有其他的优点。他以前是一位廓尔喀族的特勤人员，后来才转为情报人员。他有语言天赋，善韬略，又有像奈德一样临危不乱的气质。
为了扮好在莫斯科的角色，他还煞有介事地装出英国人那副糊里糊涂的外表，让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还不时地拿他来开玩笑，譬如他夏天在莫斯科的树林里旅行时那一身的短衣短裤的装束；冬天里他的越野滑雪等等——他把那些古老的滑雪橇、竹竿以及随身口粮都装到沃尔沃车上之后，最后才连人带帽一起钻进车里。那顶厚帽子厚到给北极远征军作为御寒用都绰绰有余。不过，俗话说，大智若愚。不管事后别人如何以貌取人，派迪还是一个聪明人。
派迪控制他的手下，不论是学语言的冒牌学生、旅行社的职员、小商人，派迪都是一流的好手。他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每个经过他照顾的人都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如果说，这种好交游的个性无可避免地让他易上别人的当，那就不是他的错了。
这种个性也影响到派迪的报告。他先被巴雷报告的精确给震惊了，录音带也证实他这一点。
巴雷的语气比往常的任何一卷录音带都要显得自信得多。
派迪为巴雷的决心及对任务的热忱所感动。他比较了一下在卡车里坐在他面前的巴雷，以及在列宁格勒之行以前听他简报的巴雷，深深地觉得现在的巴雷与那个时候的巴雷，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是对的，巴雷已非昔日的巴雷。他的视野扩大了，人也变了。
巴雷给派迪的报告，在派迪能力所及的查证范围里，与事实无一不合。从卡佳驱车至地铁车站接他，到坐在椅子上等待，到那个被压制住的电话铃声。电话响的时候，卡佳正站在电话旁边，巴雷说。如果巴雷自己都很难听得清楚电话里在讲些什么，那么，安娜斯塔西亚也不可能听到，这就不足为奇了。派迪想，卡佳在拿起电话筒的时候，动作一定比闪电还快。
卡佳和蓝鸟之间的对话很短，最多不过两分钟而已，巴雷说。这种说法也让我们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我们一向都知道歌德是最怕在电话里长篇大论的。
有了这么多事实可资佐证，而巴雷又都举证历历，也许任何人在事后都会坚持派迪应该直驱大使馆，并且立即将他——还是活蹦乱跳、嬉笑自如的巴雷送回伦敦。当然，克莱福是会这么坚持的，而且，他还不是惟一的一个。
就因为如此，那三个谜题对奈德来讲，才一直有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般地令他痛苦——巴雷和卡佳的拥抱、巴雷从医院开车到卡佳家以及两人在她的公寓中耗去的两个小时。听巴雷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派迪对他的看法来看他。他屈身在卡车里面小桌子的灯光下，脸热得发红，四周有排气管发出的嗡嗡声。两个人都戴着耳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闭路麦克风。巴雷一面对着那个麦克风，一面对着他的情报站主管低声地讲述他的故事。就气氛的戏剧性来讲，就连派迪在西北前线那些个出生入死的夜晚，也不是个个都能跟今晚相提并论的。
赛伊坐在阴影中戴着第三副耳机。那是赛伊的卡车，但是他受命交给派迪做主。
“然后她就想走了，脚步摇摇晃晃的。”巴雷说，口气中的直率让派迪笑了出来。“她等那个电话已经等了一个礼拜，而这个电话一下子就讲完了，她的情绪就崩溃了。也许我在场并没有帮助她什么。但如果没有我在场，我想她会等回家以后才发泄的。”
“也许会如此。”派迪点头同意他的说法。
“对她来说，这种压力太大了。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说过几天即将进城。除此以外，她还忧心她自己的孩子，当然也担心他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这种种对她来说，实在是重得让她无法再承受下去了。”
派迪完全了解。他是过来人，知道女人一旦感情用事，会是什么样子，更对女人赖以吵闹不休的借口有过非常透彻的认识。
从这以下，一切事情似乎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了。他的谎言编织得天衣无缝。巴雷说，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去安慰她，但她的体力太差，所以巴雷只好用手环抱着她，并且把她拖回车上，开车送她回家。
在车上她又哭了好久，但是在他们抵达她的公寓时，她已经恢复了。巴雷替她冲了一杯茶，拍了拍她的手，一直到他确信她能够照顾自己时，方才离开。
“做得好！”派迪说。他在说这句话时，活像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印度陆军军官在一次偷袭之后向他的手下致贺，那是因为巴雷陈述的事情经过太让他感动，而且也因他的嘴太靠近麦克风了。
接下来，就是巴雷最后的问题了。就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赛伊进来了。当然，事情过后，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他会这么问的动机，那就是摆明了他要偷窃。但是赛伊当时并没有听出他话中隐藏的动机，派迪也没有。而在伦敦，除了已经软弱得坐立不安的奈德以外，谁也没有察觉出来。在状况室里，奈德已经被贬谪到像一个局外人了。
“噢，是啊！那么，那份‘购物清单’怎么样了？”巴雷边做出准备离开状边问道。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他们在政策上的一些小疑虑，但巴雷接着又重复说道：“你们什么时候才预备把那份清单交给我？”
“问这个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难道不应该事先做准备吗？”
“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赛伊说，“那些问题都会写在纸上，都是些是非题，而且，有一点还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你必须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
“那么，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我？”
“要到最后关头才给。”赛伊说。
赛伊自己对巴雷心态的评论真可说是一针见血。他早就说过：“跟英国人一起共事，你永远猜不透他们的心里头在想些什么。”
最起码，在那个晚上，赛伊的话倒没说错。
布拉克把他们在卡车上谈话的录音带重复播放了三遍或十三遍之后，奈德仍然坚持说：“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
我们回到自己的苏俄司，到那儿避难。像是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曙光初现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半丝睡意。
“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奈德又重复道，“都是好的消息。‘我很好。我很安全。我发表了一场空前精彩的演讲。我要去搭飞机了。星期五见。我爱你。’就这么的，她就哭了。”
“噢，我不知道，”我说，还违心地反问他，“难道你从未在快乐的时候哭过吗？”
“她哭得这么厉害，他不得不扶着她走过医院的长廊。她哭得这么凶，连车门都没法开。到了她的公寓之后，她先巴雷下车，头也不回就跑到门口，好像无视巴雷的存在一样，因为她太高兴了，高兴蓝鸟会准时飞了进来。而他也在一旁安慰她，并且为她听到的好消息而高兴。”接着，他又重复巴雷录下来的话。“他非常的镇静，似乎一无牵挂。‘我们正中目标了，派迪。万事皆如意。这就是她哭的原因。’当然是的！”
他往后坐了一下，双眼睁了开来。巴雷那让人听了不得不信的声音继续从录音机里传出来。
“他不再是我们的人了，”奈德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奈德也离开了。是他发动了这个伟大的计划。而现在，只能借着推理，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演变成他无法控制的局面。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的孤独。也许，在这一点上，也只有我才堪跟他相比吧！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间谍的工作就是忧虑。
间谍的工作就是孤独，但不仅仅是孤独。
已经消失的沃尔特和还活着的奈德以前教给巴雷的灵丹妙药，现在又重新在巴雷的耳边响起。这一位曾经拜师学艺而如今已学精艺成的继承人，魔法却比他的两位师傅都高明。
他如今所处的情况，是他们任何一位都不曾攀升过的。他有他的目标，也有达到目标的方法，更有克莱福所称的动机：说得好听一点，也就是目的。他们教过他的每一件事情，在他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场时，都成为反过来欺骗自己主子的最佳工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是他现在思考的内容。
他们的旗帜对他来讲，根本不算什么。反正不管天上刮的是什么风，他们都会挥舞着它。但是他并不是要背叛他们；而他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他知道这场仗他非赢不可，而且也非常清楚是为了谁，他才非赢这场仗不可的。他知道他准备做什么样的牺牲。他不是叛徒，但他也样样皆是。
他不需要他们那神圣的旗帜以及那些让他觉得格外软弱的制度。他现在是独自一人，但比起那些强行控制他的一大批人还要强得多。他知道他们是所有坏武器里，最糟糕的一种，因为他们的存在就已让他们的目标合法化。
以一种说起来好像很慎重，但又不是那么慎重的方式来审视自己，他发现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怒气。他先是闻到了着火味，继而听见它噼里啪啦地烧着。
只有现在。歌德是对的。明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只是个借口而已。不是现在，就什么也都不是了。而歌德呢？即使什么都不是，也仍然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些个讨厌人物完全除掉，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灰色装束给烧掉，并且让我们自己的心重获自由。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共同的梦想，也是那些讨厌人物（无论你相信与否）的梦想。但，要怎么做，拿什么来做，才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呢？
歌德是对的，在偶然之间让别人陷入这样的局面，不是歌德的错，也不是巴雷的错。在巴雷的内心里头，有一种情绪正在逐渐上扬。这种情绪，让他越来越觉得和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有一种说不出来而又极为强烈的亲密关系。这种感觉在巴雷的内心越来越炽热，炽热到他无力抵抗的地步。他对歌德那种疯狂梦想——释放理智的力量，打开人们污秽的心灵——怀有无比的热忱。
但是巴雷并没有久留在歌德的痛苦里。歌德是在地狱里，而巴雷很快也会步他的后尘。我若有时间，我会为他哀悼一番的，他想。直到现在为止，他的全副心思还是放在歌德可耻地置其生死于不顾，如今又想借最后的勇气加以护卫的那位活人身上。
为了这个需要立即处理的工作，巴雷必须把他学到的所有间谍伎俩全数使出来。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但他依靠自己的程度要远超过以前任何时候。他必须等待。他必须忧心。他必须变成一个和以前完完全全相反的人。一个内心经过调整，外表却一无所成的人。在他扮演那位他们希望看到的巴雷·布莱尔的时候，他必须战战兢兢地踮起脚尖行走，并且曲身如猫，一点也闪失不得。
同时，他心里的那一位下棋高手又在不停地盘算自己的行止。一直沉睡着的谈判代表早已在不注意的时候醒转了过来。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需要和远见之间头脑冷静的中间人了。
卡佳知道，他心里推想着，她知道歌德一定被抓了。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她知道，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都保持着机智。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知道卡佳已经知道了。
全世界，除了卡佳和歌德以外，我是惟一知道卡佳知道的人。
卡佳仍然是自由的。
为什么？
他们还没有抢走她的孩子，搜掠她的公寓，把马特维关进疯人院，或是对她使出暴虐手段，她为了一名苏联物理学家，把国家机密委托给一位玩忽职守的西方出版商出版。
为什么？
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自由的。他们也还没有把我的脖子拴到一面水泥墙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他们一定想要更多的东西。
他们要我们，但要的还不只我们。
他们可以等我们，因为他们要更多的东西。
但是，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那更多的东西呢？
他们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原因何在？
奈德有一次讲到生存之道时说：大家都会说，用今天的方法来逼供，没有人会不吐实情的。他是告诉巴雷，如果他被抓，不要尝试隐瞒什么。但是巴雷想的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卡佳。
以后的每一晚，每一分钟，巴雷都在盘算着。他一面等待，一面计划着。他在和我们一起等着星期五蓝鸟的约会。
早餐时，巴雷这位模范出版商兼间谍总是很准时地参加展览行列。每一天从早到晚，他都是书展上的灵魂人物。
歌德，我对你已束手无策了。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你从他们的魔掌下拯救出来。
但卡佳仍有一丝希望。她的儿女仍有一丝希望。虽然大家都会说，而歌德最后也会说没有希望。
至于我自己，仍然和往常一样地无可救药。
歌德给了我那份勇气，他想。他心里那不为人知的动机在滋长着，而卡佳给了我爱。
不对。是卡佳把两样都给了我，而且仍然不断给着。
星期五就像前一天一样的安静，屏幕上近乎空白。巴雷在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的开幕餐会上穿梭个不停。
表面上神态自如的巴雷，其实内心不住地关怀卡佳的安危。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卡佳，和她聊天，教她用“方便”这个词作为“安全”信号。而他这边则有意无意地用“坦白说”这个词作为接应。没有什么沉重的事，没有什么爱呀，死呀，或关于某位德国大诗人的谈话。只有：
你今天如何？
说实在的，展览会有没有把你给累倒？
那两个双胞胎怎么样了？
马特维是不是仍然很喜欢他的烟斗？
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爱你，和我爱你，我真诚地爱着你。
为了更确定她是安全的，巴雷派了维克娄到她所在的那个社会主义帐篷看了看。“她很好呀！”维克娄回来的时候面带微笑地说。看着巴雷那副紧张的样子，他还幽了巴雷一默：“她稳得很呢！”
“谢谢你。你真好！老兄。”
第二次，又是应巴雷所求，亨西格自己去了一趟。也许巴雷只是为了让自己晚上多一点体力，所以才没有自己去。或者，也许是他不信任自己的感情。但她还在那儿，仍然是活着的，仍然在呼吸，而且她也已经换上了宴会装。
不过，即使是为了能够赶在宾客前提早离开，开车进城，巴雷的心里还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能够改变和不能改变的事实。他清晰的条理，连最资深的律师都要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