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搭乘一架小飞机于黄昏时分抵达那个小岛。这架小飞机属于一家大型的美国私人公司。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狭小而树木繁茂的岛屿是属于谁的。小岛的中央地带陷入海中，两端翘起，形同圆锥。因此，当我们还停留在空中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印象就像是一个倒塌在大西洋里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帐篷。我猜测这个岛屿长度有两英里。我们看到岛的一端有一幢新英格兰式的楼房，另一端有小小的白色码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管那幢楼叫避暑别墅，因为在冬天没有人会去那儿。它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一个有钱的波士顿人建造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自称是乡村人士。我们感觉机翼正在摆动，带着咸味的空气由嘎嘎作响的机舱窗口吹了进来。我们看见海面上波光荡漾，好像是照在文身人身上的探照灯光，又像看见马儿们在水面上争食。我们还在陆地上看到一座面向西方的灯塔。照我估计，我们已经沿着缅因州的海岸飞了五十八分钟。两旁的树木迎面而来，天空在眼前消失了，飞机突然沿着一条长满了草的跑道边跳边摇地停了下来。跑道尽头蓝迪和他的那一批人，还有一辆吉普车正等着我们。蓝迪看来非常壮硕，美国人中，能跟他比的没有几个。他打着领带，身穿一件风衣。我觉得我认识他的母亲。
“欢迎你们莅临本岛。你们在此期间，由本人负责招待。”他首先握了握巴雷的手。他们一定已经把巴雷的照片给他看过了。“布朗先生，这真是我的荣幸。奈德？哈瑞？”
“你真好。”巴雷说。
我们绕到山的一侧的时候，看到背海耸立的松树益发显得黑。蓝迪的那批手下坐着另一辆车子尾随在我们后面。
“你们都是从英国来的吗？撒切尔夫人真是一位好舵手呀！”蓝迪说。
“她随着这条船沉没的时候快到了。”巴雷说。
蓝迪一直在笑，好像他这一路下来刚刚才学会笑似的。布朗是巴雷在这一趟旅途中的代号。即使是护照（由奈德携带着）上，他的名字也是布朗先生。
我们经由一个堤道颠颠簸簸地开到警卫室门口。门开了，我们进去之后随即关上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海中的一个岬角上。岬角顶端就耸立着那一幢楼房，隐藏在草丛中的弧光灯将它照射得通明。在楼房两侧隔得很远处，才有草地和被风吹得光秃秃的灌木丛。一个断裂得不成样子的防波堤在海水中不停地晃荡着。蓝迪把吉普车停好了，拿着巴雷的行李，就领着我们走过一条竖着路灯，两旁种有绣球花的路，一直走到一间船尾。在我们到波士顿的途中，巴雷打过瞌睡，也喝醉过，又一直吵着说影片不好看。在小飞机上，他也对着新英格兰的风景皱过眉头，好像它的美惹恼了他似的。但是一等到我们落了地，他似乎就又重新回到他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布朗先生，我受命接待你在新郎套房住下。”蓝迪说。
“能住在这儿真是再好不过了，老兄。”巴雷礼貌地说着。
“你真的这样想就好极了，布朗先生，老兄？”
蓝迪叫我们经过一个铺了石板的大厅，到了船长室里。室内摆设出自设计师之手。房间角落里有一张铜床；窗户边有一个写字台。墙上挂着船上的装备，令人觉得足可以假乱真。就在一般美国人都拿来当做厨房的小室里，巴雷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一个冰箱，他拉开门，往里头瞧了瞧，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什么东西。
“布朗先生希望在傍晚的时候，他的房间里有酒可喝，蓝迪。如果你的橱柜里有酒的话，他会感激不尽的。”
那一栋避暑别墅是一间童年的陈列馆。在门廊上，槌球比赛用的蜜色木槌靠着一辆满是灰尘的山羊拖车，车里装满了从海边捡回来的龙虾浮标。门廊里有蜂蜡和皮革的味道。大厅里挂着几幅捕鲸船的画。另外，在这几幅画的旁边，还挂着几幅头戴宽边帽的男女画像。我们跟着蓝迪走上了一道宽阔整洁的楼梯，巴雷尾随在我们后面。我们每上一级，都可以看到镶着彩色玻璃的拱形窗户，像是缀着珠宝通往大海的门户。我们来到了一条走廊，走廊的两旁有几间卧室。最大的一间是给克莱福的。从阳台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花园和花园下方的船尾。海那边的大陆也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此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下来了。
在一间有白椽的餐室，一位兰利派来的女孩为我们端上缅因州的龙虾和白酒。她有意地尽量将目光避开我们。
我们进餐的时候，蓝迪为我们解释这间屋子的规矩。“在此，我先要拜托诸位不要和那些工作人员称兄道弟。只要和他们道声早安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要和他们说，最好先对我说，让我来替你们转达。虽然我们为了诸位的方便和安全设有守卫，但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我们所属的土地内。拜托。谢谢！”
晚餐和演讲都结束了，蓝迪带着奈德到联络室里去，而我则陪着巴雷回到了那间船尾。一股强劲的风吹打着花园，就在我们经过那里，走出那些照明灯之外的时候，巴雷似乎朝着花园鲁莽地笑着。手持无线电话的那些男人看着我们通过。
“下盘棋怎么样？”我们到达他的门口时，我这么问他。
我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但是事与愿违，而我也摸不清他此刻的情绪到底如何。他轻轻地拍一拍我的手臂，跟我道了晚安。他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但是就在这么短短的一瞬间，我还是清楚地瞥见了一位步哨的身影，在离我们不到两码的黑暗中站岗。
第二天早上，罗素·薛里顿两手握着我的手，以恭维的语气小声地对我说：“你是一位聪明的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哈瑞，最近还好吧？”
自从他到伦敦出公差以来，他的样子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他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更黑了一些，更哀伤了些，他身上的蓝色西装也比以前大了一两号，白色衬衫里头还是挺着一个大肚子。六年了，同样那股殡葬业者味道的刮胡水，仍弥漫在这个苏联行动的新负责人身上。
他手下的一群年轻人毕恭毕敬地离他远远地站着，手上抓着他们的旅行袋，像是站在机场，束手无策的一群旅客。克莱福和鲍勃在他的两侧，他们三人像是一队士兵。鲍勃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他脸上满布着风霜的笑容取代了他十足的自信。他淡淡地欢迎我们，似乎已经有人警告过他，要他离我们远一点。
大家的心里，已经都打了个底——这场会议就要揭幕了。
看来，下面几天之中，我们这些人一定会相处得相当愉快。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讨论他们的事情。不过，除此以外，当时的情景，我大概也记不得什么了。
在此，有一件事让我很难以启齿，但是为了巴雷，我不得不讲。因为他从未让那些做主子的人感到难堪。他从未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怪罪到他们头上，不论是当时，或是以后，他都没有过。他对美国人可能都不怀什么好感，但是当他和他们个别谈过话之后，马上就说他们都是好人。这些美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在晚餐的时候不能和他把酒尽欢的。当然，巴雷也察觉得出来，这些人在彼此交谈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对他不怀好意的词句，但是他也同时对他们的勤勉留有深刻的印象。
要说起勤勉来，那他们可真是勤勉呀！如果单单靠数字、金钱和真正的努力就可以造就出一个智慧的头脑，那么，这个情报局所拥有的智慧可就多得一整个牛车都装不下了。只不过，人的脑袋毕竟不是牛车。更何况，它所装的除了智能以外，还有愚昧。
还有，他们是多么的渴望着被爱啊！巴雷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这项需要。即使他们把巴雷整得体无完肤，他们还是需要爱，也需要巴雷给他们的爱！直到今天，他们也还是需要爱，才能完成他们消除、破坏、拆毁外在敌人的目标。
然而，也就是因这种真心本性的流露，才使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尝到了潜伏着的无可言喻的恐怖。
多年以前，我曾经和一位受过鞭刑的人谈过话。他是一名英国的雇佣兵，曾经在非洲帮过我们一些忙，那时他也是想报仇。在他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鞭挞的痛苦，而是他们事后给他的一杯柳丁汁。他记得他们帮助他回到自己的牢房，他也记得被他们扶着，脸朝下，趴在稻草堆上。但是，这些对他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他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杯新鲜的柳丁汁。一个狱卒把这杯柳丁汁放在他的脸旁，然后就蹲在他的身旁，耐心地等，等他的体力恢复了一些，就喂他喝一些。但是，鞭打他的，也是这位喂他的狱卒。
我们也有我们的柳丁汁，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狱卒。尽管表面上他们头戴耳机，脸上也带着敌意，但是他们的敌意，很快就在巴雷的热情之下融化了。我们到达之后还不到一天，原本我们被禁止接近的那些守卫人员，只要一得空，就踮起脚尖进进出出巴雷的屋子，偷得一两瓶威士忌或可乐，再偷偷摸摸地溜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他们感觉得出他是那一种人。他们是美国人，所以为他的名声所迷惑。
有一位老手，名叫艾德加。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员。他在棋盘上赢了巴雷不少钱。我在事后才知道，虽然这儿有百般禁忌，但是巴雷还是设法获得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因此，在这一切事情都结束之后，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通信的方式继续比赛呢！
不单是那些守卫对他友好，就连薛里顿的那些手下，甚至连薛里顿自己，也都在审问他时，保持了相当的节制。这种节制使得他们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激烈作风缓和了不少。
不过，就我的观点来说，他们的这种表现，毋宁可以说是大国的悲剧。这一个国家，一个齐聚天下精英、国力达到顶峰的国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却是如此的不堪入目，让我们这些远到之客都很难相信眼前所面对的，是真正的美国。
但是，它的确是。加在我们身上的责罚和凌辱也都是实在的。
审问就在撞球室里进行。为了接待人在那儿跳舞，木质的地板被漆成了暗红色，而撞球台也被排列成环状的一张张椅子所取代。不过，墙上一块象牙色的记分板和带有姓名字母的球杆盒仍然挂在原地。长而低垂的灯泡在室中央形成一个光圈，巴雷就将被迫坐在中间。
奈德从船尾把巴雷带了来。
“布朗先生，我很高兴和你握手。我刚才才决定在我们保持关系的这一段期间，我的名字就叫海格帝。”薛里顿这么说着，“我看了你一眼之后，觉得有点像爱尔兰人。不要问我为什么。”他领着巴雷大步地走向房间的中央，“最重要的，我先要欢迎你到这儿来。你有别人难得有的优点：你的记忆力好，观察力强，又有英国人所特有的忍耐力，当然，还有你的萨克斯。”
在他这种催眠式的马屁之下，巴雷害羞地笑了，并且安然坐在他的贵宾席上。
但是奈德已经坐得笔直，他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而克莱福呢？他虽然也与此事有关，但是他却有意无意地让自己置身事外。他坐在薛里顿那些年轻手下中间，并且把椅子推向后方，好让他们遮住他。
薛里顿还是站在巴雷面前，并且面向下对着他讲话。不过，他讲话的对象却是别人。“克莱福，你许不许我先用一些鲁莽的问题来轰炸一下布朗先生？奈德，你可不可以先告诉布朗先生，他现在身在美国的领土上，如果他不喜欢回答问题的话，他尽可以不要回答，因为他的沉默会被当做一项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有罪。”
“布朗先生可以照料他自己。”巴雷说着，脸上也始终带着笑容，好像不太相信眼前的这种情况已经是相当紧张了。
“他能？那太好了，布朗先生！因为以后几天，我们就是希望你能自己照料自己！”
薛里顿走到餐具橱旁边，为自己倒了些咖啡，然后带着他的咖啡走了回去。他的声音给人一种诉说常识的平静印象，“布朗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买一幅毕加索的作品，懂吗？在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买同样的一张毕加索的画。两分熟，三分熟，这我们就不必管它。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三个人懂它。但是当你追根究底的时候，真正重要的也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幅画是毕加索画的，还是印度或苏联的什么人在他们的谷仓里拿一堆颜料凑合而成的？要记住这件事。”他一手拍拍自己软软的胸膛，另一手拿起咖啡杯，继续说道，“你要记得，这幅画是不能再卖第二回的。这不是伦敦，这是华盛顿。对华盛顿来讲，情报一定要有用才行。换句话说，情报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做苏格拉底式的超然冥想。”他放低了声调，以怜悯的语气说道：“你是卖情报给我们的人，布朗先生。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在我们找到那一位你口中的歌德以前，你个人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掌握，最接近情报来源的人。不过，我个人对于能否掌握住歌德，实在非常的怀疑，非常非常的怀疑。”
薛里顿转了一下身子，走到外围坐椅的边上，说道：“你是个关键人物，布朗先生。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人。你代表了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你究竟占了多少比例？占了一点？还是比一点还多一点？或是全部？那篇手稿是你写的吗？这出戏是你制作，外加导演的吗？还是，你真的只是你所说的那一部分而已，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
薛里顿叹了一口气，好像这番话从他这么一位温柔敏感的人口中讲出来是一件挺难的事，“布朗先生，你最近的女伴都是同一个人，还是一再地更换呢？”
奈德正要开口，巴雷已经先脱口而出了。但是他的声调显得并不退缩，甚至他的语气也没有敌意。他的态度，就好像他很不愿意破坏我们现在正享受的美好气氛。
“呃，那么你呢？海格帝夫人准不准你来一下呢？或者我们只限于我们年轻时候的习性呢？”
薛里顿根本就没兴趣听。
“布朗先生，我们是买你的毕加索，不是我的。华盛顿不喜欢他的资产流连在单身酒吧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非常的坦白，非常的诚实。你没有沉默的自由，也不许说挖苦话。我们以前吃过这样的亏，所以现在绝不愿意再重蹈覆辙。”
我想，他的这一段话是专门针对鲍勃讲的。鲍勃又再度把头垂了下来看着他的双手。
“布朗先生可没有流连在单身酒吧里。”奈德很不客气地说道，“况且，这又不是他的资料，而是歌德的。我实在看不出他的私人生活与这件事情有什么狗屁关系。”
克莱福已经告诉过我，要我尽量少开口。他的眼神现在对着奈德重复着同样的暗示。
“噢，奈德，不要这么说嘛！”薛里顿向他抗议道，“华盛顿近来的路况已经演变成你连搭个他妈的公交车，都得等上半辈子时间，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你每隔五分钟就跑到苏联一趟？布朗先生？你要在那儿置产吗？”
巴雷露齿而笑，但已不再是刚才那副轻松的样子。薛里顿把他给吓住了，但这也的确就是薛里顿所要的效果。
“事实上，老兄，我宁愿继承的是那种角色。我的老爸一直认为苏联比美国好，而且因出版了他们的书惹了一堆麻烦。他是个费边主义者，也是个支持新政的人。假使他是贵国的人民，早就上了黑名单。”
“他曾受到诬陷、电刑并被冠上不道德的名声——这是他的记录上写的，真是糟透了！多告诉我们一些他的事，布朗先生。他留下什么遗产给你继承？”
“这关他什么事？”奈德问道。
他说得对。许久以前，巴雷那位行为怪异的父亲就曾被拿来当做材料大肆渲染，但后来被十二楼以“罪证不足”予以驳回。但是很明显的，情报局并没有这么做，或者说是再也不这么做了。
“就在三十年代，我想你一定也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巴雷继续用他那冷静的声调说道，“他开办了一个苏联书籍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他既然办了，就义无反顾。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只要一有了纸张——那时的物资非常缺乏——就印一些亲苏俄的宣传资料，其中大部分是颂扬斯大林的。”
“那么，战后，他又做了些什么？是不是利用周末帮他们建柏林墙？”
“他原本怀着希望，然后他又不抱任何希望了。”巴雷在一阵思考之后答道。他的沉默，又让他占了上风，“俄国人所做的任何事他几乎都可以原谅，惟独他们施行的高压统治、集中营和把人下放劳改无法使他释怀。他们种种倒行逆施，让他的心都碎了。”
“如果俄国人少用一些暴力的话，他的心会不会碎？”
“我不认为会加此。我认为他死可瞑目了。”
薛里顿拿着他的手帕擦了手掌，并且，像一位超重的苦海孤雏18，他用双手拿着他的咖啡杯回到了那张放茶水的桌子。他把热水瓶盖打开，向里面悲观地看了一眼，然后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橡树子，”他抱怨道，“他们收集橡树子，再把它压碎，制出咖啡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制造咖啡的。”鲍勃旁边有一张空椅子。薛里顿屈身坐了下去，并且叹息道，“布朗先生，你要不要我替你说出一些身世来？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的功名簿上，是不会留有空白来论述卑微人物的功过，不是吗？所以，任何人，只要他稍有一点名气，都会有一个记录存在。这儿就是你的记录。令尊是一位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他后来醒悟了。就在他去世之后不到八年的时间，你去过苏联不下六次。你把公司出版的四种书卖给了他们，并且出版了他们的三种书。这三种书里头，有两种并没有什么卖点，但是另外的一本有关针灸的书却再版了十八次。你虽然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但是我们计算你这几趟的花费，少说也要个一万两千镑，并且你每年的收入也只有一千九百镑。你离过婚，无拘无束，又是英国公立学校毕业。你喝酒就像是只手灌溉沙漠一样。你的那些爵士乐界的朋友都是专门喜欢收集一些唱片，把本尼迪克特的音乐唱成像秀兰·邓波儿那种调调的人。从华盛顿这边来看，你是一个浪荡子，不过，从这儿看，你又挺好的。但是，我如何去向国会那些次级委员会里不耐烦的衮衮诸公解释呢？他们都认定对付歌德资料的方法，就是绑在石头上沉到海底去，因为它危害到美国的军事安全。”
“歌德的资料为什么会危害到美国的安全呢？”巴雷问道。
我想，我们都因他的冷静而惊讶。薛里顿当然也不例外。他看着巴雷，装出了些微怜悯的表情，预备向巴雷解释他的困境。现在他站直了身子面对着巴雷，一边摆出一种既警戒又想询问的神态。
“对不起，布朗先生，我没有听懂你的话。”
“歌德的资料为什么会让他们这么害怕？如果俄国人射不准，美国军方应该高兴得跳脚才对呀？”
“噢，是的，我们是高兴，的确高兴。我们太高兴了。先不管美国的军事投资是不是建立在假定苏联的硬件都准确得像地狱一般的可怕上，也不管这场游戏所玩的，就在于我们要知道苏联飞弹究竟有多么的准确。如果他们真的准，你就可以乘其不备，偷偷摸摸地偷走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让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但如果他们的射击不准，那么你最好不要这么试，因为他们那时可在转瞬之间，摧毁你最心爱的二十个城市。也先不要管为了破除苏联先发动攻击而美国在一夜之间沦亡的梦魇，有多少纳税人的钱都浪费了，有多少政客们的话都说烂了，也先不要管一直到今天，‘苏联在武力上超越我们’的这个想法，还一直是拥护星球大战计划者强而有力的说辞，也是华府政客茶余饭后的讨论议题。”大出我意料，薛里顿突然改变了他的口音，操着一口浓厚的南方山林人口音，“现在是我们攻其不备的最佳时机，布朗先生。这个星球太小，容不下两个超级强权，布朗先生。当他们互相倾轧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
说完之后，他就等着。他那肿胀的脸孔恢复了原有的深沉，是历经许多沧桑的深沉。
“但是我相信歌德，”他继续以一种惊愕的声音说道，“在记录上，从歌德走出他的象牙塔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收买他。零零星星地买，歌德若是肯被我收买，他就是一个很有用的情报来源。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我告诉你，它告诉我我必须相信布朗先生，并且布朗先生必须对我非常的坦白，否则我就死定了。”他把他的五个指头盖在他的左胸膛上，继续说，“我相信布朗先生，我相信歌德，我相信那一份资料。不过，我现在还是怕得尿都流不出来。”
我在想，有些人改变想法了，有些人已经改变心意了。但是，还是得罗素·薛里顿来宣布他已光明在望。奈德瞪着他，一脸难以置信。克莱福则欣赏墙上的球杆盒，但是薛里顿还是不停地撅着嘴，抱怨他的运气不好。他那些手下，一个用手支着下颚，眼睛紧盯着他那双哈佛鞋子的鞋尖。另一位则透过窗户眺望着大海，好像事实的真相就在那儿一样。
但是，就是没有人看巴雷，似乎没人有这个胆子。他静静地坐着，看起来很年轻。我们已经把来此会遭遇到的事情对他透露了一些，但没有告诉他会发生这种事。不过，起码我们告诉过他，蓝鸟的那些资料不但已经使得美国军事工业鹰派人士如骨鲠在喉，而且还让华府一些极其卑劣的游说组织发出愤怒的叫嚣。
老帕尔弗莱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开口讲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感觉，觉得现在是一出荒唐的戏剧表演，而我是在演戏。那种感觉就好像真实的人生已经从我们的脚底下溜走了似的。
“海格帝先生是在问你，”我说，“你愿不愿意无条件地接受美国人的询问，好让他们一次就把这个情报来源弄个清楚？你可以说不愿意。那是你的权利。我说得对不对，克莱福？”
克莱福虽然不喜欢我对他来这一招，但不情愿归不情愿，他还是不得不同意了我的说法。然后，他就又回去瞪视他的地平线了。
椅子上坐着的每一张脸孔此刻都一起瞪向巴雷，好像是众花朝阳一般。
“你怎么说？”我问他。
他停顿了一下，说不出话来。他伸展一下身子，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看起来颇有点为难。他耸了耸肩，朝奈德看了看，但是奈德并没有在看他。他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一副呆呆的样子。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是不是在想，如果他说不，他就会永远见不着歌德，永远也见不着卡佳了？他的心里有没有想得这么远？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笑了，笑中很明显地带着腼腆。
“你想呢，哈瑞？说来让我听听。我想听一听我的代言人怎么说。”
“这种问题还是让客户自己说比较好。”我一口就回绝了他，并且对他笑了笑。
“如果不试试，我们怎么都不可能知道结果的，不是吗？”
“我想是的。”我说。
于是，就跟以前他经常做的一样，他爽快地说声：“好吧！”
“耶鲁就是有这些秘密的社团，哈瑞，”鲍勃向我解释道，“到处都是。就算你听过‘叶桨与骨’、‘卷轴与钥匙’这些社团，你所听到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而这些社团强调的就是团队精神。现在的哈佛呢？哈佛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他们把钱都花在培植个人的才华上面。所以，当我们这个情报局在招募人才的时候，若招募的对象是要具有团队精神的基层人员，他们就到耶鲁去找；而若招募的对象是做领袖的人才呢，就到哈佛去找。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哈佛人都不听指挥，或是所有耶鲁人都只会盲目服从。但是，就一般的传统来讲，的确是如此的。你是耶鲁毕业的吗？昆恩先生？”
“不是，是西点。”昆恩说。
到了傍晚，第一个代表团才刚刚抵达。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样的红色地板，同样的撞球灯，陪伴着我们等待巴雷。昆恩坐在顶端，托德和拉瑞坐在他的两侧。托德和拉瑞是昆恩的手下。他们都修饰得白白净净，并且，就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他们看起来也未免太过年轻了一点。
“昆恩是从那儿远道而来的，”薛里顿已经告诉过我了，“昆恩和国防部，和情报单位，甚至和上帝都有来往。”
“但是究竟是谁雇用他的？”奈德曾经问过。
薛里顿碰到了这个问题，似乎真的没辙了。他笑了笑，像是原谅一位外国人的无心之言。
“呃，我想，我们都是他的雇主吧！”他说。
昆恩有八尺一寸高，宽肩，大耳。他穿的西装好像是他的护身盔甲。那上面没有奖章，没有职称的标记。他的职称印在他尖挺的下颚和幽黑空洞的眼神中。在老百姓面前，他的笑意中带着愤怒的自卑感。
首先走进来的是奈德，然后才是巴雷。没有人站起来。薛里顿真是会故作谦卑，把他的座位放在所有美方与会者的中央。他温和地替进来的两位作介绍。
昆恩喜欢他们的朴实外表，他已经警告过我们：告诉你们的人不要太过机灵。薛里顿先照着做了。
先开始问话的是拉瑞，他是个外向的人。托德个性沉默又有些孤僻，而拉瑞则戴了一枚超大型的结婚戒指，打了一条花色鲜艳的领带，这两样东西显得突兀而可笑。
“布朗先生，我们必须站在责难挑剔的立场把这件事情彻底地想一想，”他以一种十足的虚伪解释道，“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情报有经过鉴定的，也有还没经过鉴定的。我们现在想鉴定一下你的情报。这是我们的工作，而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吃饭的。请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讲这话就是在怀疑你，布朗先生。分析的本身是一种科学，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法律。”
“我们先得把它想像成一种组织过的拼凑，”坐在拉瑞身旁的托德带着挑战口吻脱口而出，“抽烟。”
拉瑞笑着向巴雷解释托德并不是要巴雷抽根烟；“抽烟”在他们的行话里，是“诡计”的意思。
“布朗先生，两年以前的那天晚上，去皮里德尔基诺是谁的主意？”拉瑞问道。
“大概是我的吧。”
“你确定吗？”
“我们定那个计划的时候，大家都喝醉了，但是我非常清楚，是我提议的。”
“你们喝了很多的酒，是吗，布朗先生？”拉瑞说。
昆恩的大手用力地抓着一支铅笔，就像要把它给捏扁了一样。
“是很多。”
“你喝酒会忘掉事情吗？”
“有时会。”
“那也就是说，有时不会啰！我们已经听过了你和歌德两人都酩酊大醉时所讲的长篇大论。在那天以前，你可曾去过皮里德尔基诺吗？”
“去过。”
“去过多少次？”
“去过两三次，也许四次吧！”
“你去那儿是拜访朋友吗？”
“是的，我是去拜访朋友的。”巴雷回答的时候，直觉地抬起头来，对美国人的这种问法表示了他的愤怒。
“苏联的朋友？”
“当然。”
拉瑞故意拉长了声调，好让“苏联的朋友”听起来形同招认。
“能够把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讲给我们听吗？”
巴雷讲出了他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一位作家、一位女诗人和一位文学官员。拉瑞故意拿着笔慢慢地写着。在他边写边笑的时候，昆恩用他那双阴沉沉的眼睛对着巴雷已成文字的话皱眉头。
“布朗先生，就在你们去的那一天，”拉瑞继续说道，“就在第一天，你有没有想到要按几个旧相识的门铃，看一看有谁在，并且打声招呼？”拉瑞问道。
巴雷并没有想过他曾否想过。他耸了耸肩，习惯性地用他的手背擦了擦嘴角，完全是一副爱说谎的样子。
“我想，我当时并不想带巨无霸去打扰他们。我们人太多，他们会吃不消的。我当时没有想过，真的。”
“真的吗？”拉瑞说。
三个借口了，我不高兴地数着。其实，只要一个就够了。我瞥了一下奈德，知道他也是作如是想。薛里顿太忙，根本无暇去想。鲍勃正忙着充当薛里顿的手下。托德在昆恩的耳边小声地说话。
“这么讲，去凭吊帕斯捷尔纳克的墓碑也是你的主意啰，布朗先生？”拉瑞追问道，就好像任何人要有这个主意的话，都该引以为傲的。
“是坟墓，”巴雷暴躁地纠正他，“是的，如果我不告诉他们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谁还会知道它在哪儿。”
“而且，我也相信，去帕斯捷尔纳克郊外的别墅也是你的提议吧？”拉端看了看他的笔记本说，“如果那些‘狗娘养的家伙’还没有把它给拆掉的话。”他让“狗娘养的”这几个字听起来特别的肮脏。
“是的，我也提议去他在郊外的别墅看看。”
“但是你们并没有真正去他的别墅，对不对？你们甚至没有搞清楚他的别墅还存不存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从你们的旅程表里删除了。”
“那时天下着雨。”巴雷说。
“但你们还有车，而且还有司机，即使他的身上有恶臭，对吗？”
拉瑞又笑了，而且还张大嘴巴，用舌头舔了舔上嘴唇。然后，他闭上嘴巴，做思索状。
“因此，你就召集了那次聚会，布朗先生，而且你也清楚地说出了那次游玩的目的，”拉瑞恢复了他反复无常的声调，“你指定了前往的目的地，领那一群人上山到那座墓碑，不，对不起，是坟墓。你们的人都下山之后，列斯丹诺夫就和你一个人谈话。他问你是不是美国人，你说‘不是，感谢上帝，我是英国人’。”
讲完这些话，拉瑞不但没有笑，连微笑都没有。昆恩看起来似乎是正在极力地隐藏腹部的疼痛。
“布朗先生，也只有你能够记得起那位诗人的诗，并且在那群人讨论这位诗人的功绩时，也只有你能够代表他们发言。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奇迹般地脱离你们那群人，并且在吃中饭的时候，发现你的身旁，居然坐着那位我们称为歌德的人。‘过来会一会我们这位杰出的作家歌德。’布朗先生，我们从伦敦得到一份关于那位企鹅出版公司马格达小姐的资料。就我们所知，这份资料是从一个不会让人起疑心的社交场合获得的。在马格达的印象中，是你希望独自来处理列斯丹诺夫对你的访问。你能否对此作一个解释？”
巴雷又消失了。不是从这个房间消失，而是从我的理解里消失。他已经把疑惑留给了那些臆想者，进入了他自己真实的世界。现在轮到奈德，而不是巴雷本人，因为他无法再坐视这种弄圈套的诡计，忍耐已久的怒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她也没告诉你的线人，说她正准备把她的男朋友卷到床上去，不是吗？”
如果巴雷不立即接话，奈德的这一反击可能已经达到了它所要达到的效果了。巴雷说：“也许我是故意要把他们给支使开的，”语气虽然冷漠了些，但是已够友好的了。“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书展之后，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再想跟出版商们混在一起耗时间了。”
拉瑞的笑容里隐含着一种挖苦似的疑问。“真是见鬼！”他说，并且把他那漂亮的脑袋摇了摇，接着把求证的工作交给了托德。
但是，且慢，因为昆恩说话了。他不是对着巴雷说，也不是对着薛里顿说，甚至不是对着克莱福说，不是对着任何人说。但是他说的总是那一套，他那扭曲的小嘴像是一条被钩子钩起来的鳗鱼嘴。
“这个人被振动过没有？”
“我们有一个外交礼节上的问题。”拉瑞解释着，并且看着我。
起初，说实在的，我并不了解他的意思。拉瑞必须解释。
“这是我们过去对测谎器的叫法，先生。在我们这一行里，管测谎器叫振动仪。我想你们那儿不使用这个玩意儿的吧！”
“在某些场合会用，”克莱福在我还来不及开口的时候，就在我的身旁抢着回答，“如果你坚持要用，我们一定照办。那些会用测谎器的人就快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那位在一旁一言不发、久候多时的托德，才把整件事情接手过去。托德说话简单扼要，初和他谈话，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突出之处。但是我以前曾经碰到过像托德这种律师，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不讨人喜欢来做事，还学会用言语上的笨拙来攻击别人。
“请你讲一下你与尼基·蓝道的关系，布朗先生。”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巴雷说，“我们直到老死都不可能互相往来了。我签了一份文件，文件上说我再也不会跟他讲话了。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哈瑞。”
“在做这种安排以前的关系呢？”
“我们在一起喝过酒，如此而已。他很够意思。”
“但是就社交上来讲，他的阶层不同于你的，是吗？他没有上过哈罗公学，也没有上过剑桥，我说对了吗？”
“那又有什么不同？”
“你赞不赞成英国社会的结构，布朗先生？”
“对我来说，这似乎永远都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惋惜的一部分，老兄。”
“你说他很够意思。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啰？”
“他的个性中有让人很生气的一面，但是我喜欢他，而且仍然喜欢他。”
“你从来没有跟他做过生意？任何的生意？”
“他替别的出版公司工作。我有我自己的出版公司。我们有什么生意可做？”
“没有向他买过任何东西？”
“我为什么要向他买东西？”
“我想知道当你独自一人时，特别是在共产国家的大都市里，你和蓝道在一起谈论过什么事？”
“他一再地吹嘘他是多么多么的有手腕，甚至无往不利。他喜欢听音乐，古典音乐。”
“他有没有跟你谈过他的姐姐？他的姐姐至今仍在波兰吗？”
“没有。”
“他有没有对你表达过他心中的愤恨？你知道，他说他的父亲曾被英国当局虐待过。”
“没有。”
“你上一次与蓝道之间的私人谈话是在什么时候？”
巴雷终于让心中的怒气形之于色了，“你这么讲，就好像我们是一对同性恋。”
昆恩的脸色并没有变。也许他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招。
“我问的是什么时候，布朗先生。”托德说。他的语调暗示他的耐心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我想是去年在法兰克福吧！在海西谢·霍天酒店喝了两杯酒。”
“是在法兰克福书展吗？”
“没有人会为找乐子去法兰克福的，老兄。”
“自从那次之后就没有跟蓝道说过话吗？”
“即使有也记不得了。”
“今年在伦敦的书展也没有过吗？”
巴雷似乎是一下子记起什么东西似的，“啊！史黛拉，你说对了！”
“抱歉，能否再说一遍？”
“尼基见到了一位过去曾经为我工作过的女孩子，名叫史黛拉。他认定他已迷上她了。说实在的，他会迷上任何人。他要我介绍他们认识。”
“而你也做了？”
“我试了。”
“你为他们拉皮条，你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老兄。”
“后来呢？”
“我约她六点钟在街角的罗勃克喝一杯，结果尼基来了，她没来。”
“所以你就单独一人留下与蓝道在一起了？一对一？”
“不错，是一对一。”
“你们谈些什么？”
“我想是谈史黛拉，谈天气，也许还谈些别的吧！”
“布朗先生，过去你在英国是否与苏联公民有过接触？”
“我偶尔会和他们的文化官员有些接触，不过他们并不经常有空见我。在大使馆为苏联来访的作家开酒会的时候，我通常也会去。”
“我们知道你喜欢在伦敦康登镇地区的一处自助餐馆里与人下棋。”
“那又怎么样？”
“这个自助餐馆是不是苏联流亡人士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布朗先生？”
巴雷提高了他的嗓音，但是语调还是保持着平稳，“就算我认识里奥，里奥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也认识约瑟夫，约瑟夫是个凡事都要批评的人。不过，我既没有跟他们上床睡觉，也没有跟他们交换过秘密。”
“不过，听你不假思索地就能把别人的事说得一清二楚，足见你的记忆力之强，实在是不一般。”
面对这样无礼的挑衅，巴雷还是没有发火。不过，这也使得他的回答更加让人胆战心惊。有一度，真的，他似乎是不愿意再回答了；他身上的那股忍耐力似乎是在告诉他：不用再多费唇舌了。
“对我重要的，我才记，老兄。要是我的心肠没有坏到跟你一比高下，因为那是你家的事。”
托德脸红了，并且越来越红。而拉瑞笑得更开朗了，笑得脸都要裂了似的。昆恩换了一个哨兵般的鬼脸色，克莱福则仿佛什么也没听到。
但是奈德却是笑得好不高兴。甚至沉睡似鳄鱼状的罗素·薛里顿也似乎记起在这么多让人失望的事件里，总算有一件带着那么点朦胧美。
那天傍晚，我和巴雷及他的两位守卫到了离那幢楼房很远的海边散步。我们捡起扁平的石块，比赛谁的水漂打得好。
“我赢了！我赢了！”他一边叫着，一边奋力地把石子掷了出去。
“那些大人物已嗅出异端邪说。”薛里顿在晚餐时对我说。他是在告诉我们现阶段“游戏”的最新动态。巴雷说他头痛，所以要了一份蛋卷在船屋里享用。“这些家伙大部分基于‘安全边缘’的理由而齐聚华府，这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增加军费的支出，还要发展新的系统。只要军售工业在未来五十年之内有钱可赚，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他们就算不是和那些武器制造商抵足而眠，也会和这些人同桌共饮。蓝鸟事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而假使这份资料是真的呢？”
薛里顿面露悲哀地又拿了一块胡桃派，然后说：“真的？俄国人打不了仗？他们什么预算都遭到削减，而且莫斯科的那些小丑压根儿不清楚事情真的糟到什么地步，因为在现场的那些人一天到晚都在欺骗他们，好让他们有机会赢得金表和鱼子酱？你认为那就是实情吗？”他吃了一大口，但是这一口并没有改变他面部的轮廓。“你想他们不会作比较吗？”他又为自己倒了一大杯咖啡。“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主张民主选举的尼安德塔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我们只要看一看苏联怎样，大抵上就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了。苏联那一边若是病入膏肓了，就代表我们这一边也差不多了。这种情形，那些大人物不喜欢，那些厂商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他摇了摇头表示不以为然。“听到那些俄国人没法拿粪做固体燃料？听到他们的火箭引擎不但不能喷火，反而会把东西吸进去？听到他们的早期警报系统所发生的错误比我们的还严重？他们的重装备就连他们自己的狗屋都出不去？还有，我们的情报单位所作的评估夸张到什么样荒唐的地步？你想，他们会怎么想？”他把对那些大人物的厌恶之情完完全全地表露了出来。“如果你必须竞争的对象只是你自己，试问，你又如何去推销你的军备竞赛？蓝鸟是一项要命的情报。有多少领高薪的宝贝专家们会因此而丢掉饭碗，那就全看蓝鸟的了。你要真相，这就是真相。”
“那么你为什么要死抱着不放？”我反驳他，“如果这是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那为何还要继续？”
突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老帕尔弗莱是不常打断人家的话，使每个人转而带着惊讶的眼光看着他的。自然，这并不是我有意这么做，但是奈德、鲍勃，还有克莱福都死瞪着我，就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理智；而薛里顿的手下（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在场的一共有两个人）也自动地放下了刀叉，自动地在他们的餐巾上擦着手指。
只有薛里顿好像是没听到一样。他已经认定了一点儿奶酪对他没有什么妨碍。他把手推餐车拉向他这边，并且郁闷地检视着车上的食物，但是我们没有一人能够想像得出那片奶酪正是他的心结。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在拖延时间，心中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回答，要如何回答。
“哈瑞，”他很小心地开口了，似乎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一块丹麦点心，“哈瑞，我对上帝发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献身于和平及博爱的人。我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去吓阻五角大楼那些爱吵架的人，让他们不再去告诉美国总统二十只兔子就等于一只老虎，或是在港口两英里以外的每一艘渔船都可能是曳行的苏联潜艇。我也不希望再听到什么在地上挖防空洞以逃避核战争等的狗屁话。我是主张开放政策的人，哈瑞，我对自己又比以往更清楚了一些。我生来就是一个开放政策者，我的父母很久以前就是开放政策者。对我来讲，开放政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要我的子女能够活得好好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你也会喜欢的。”
“我还不知道你有小孩呢！”奈德说。
“这是打个比方。”薛里顿说。
但是，如果你把薛里顿的外表包装给撕开，你就可以觉察得出他是要把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向我们表白。奈德感觉得到，我也感觉得到。如果克莱福感觉不出来，那是因为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这是一种真诚，很少在他的话语里表露出来，而他一向所说的话也不是故意要隐藏真情，只是因一向只传达意思而无从表现，但是自从在伦敦经历那段激烈竞争之后，一种崭新而不可抑制的谦恭已融入他的言谈举止之中。行年五十的他，在经历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之后，用沃尔特的话来讲，罗素·薛里顿正要摆脱他中年生活的桎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喜欢他，但是，就在那一晚我开始喜欢他了。
“布莱迪很精明，”薛里顿打了一个呵欠，警告我们说，“他连草在生长的声音都听得到。”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剖析布莱迪，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得像鬼的人物。
你可以从他那张聪明的脸上看到他的精明，也可以从他那坐得纹丝不动的坐姿上看得出来。论年岁，他身上的运动夹克远比他大。他一走进房间，你就知道他以不引人注目为乐。他年轻的助手也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并且也像他的主人一样，衣衫褴褛得很有格调。
“看起来你似乎是做了一件好事，巴雷，”布莱迪一边用他那轻快的南方口音开始说，一边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桌上，“你这一路来，有人向你道过谢吗？我是布莱迪，我已经老了，记不清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了。这位是史凯顿。谢谢你。”
又是在撞球室，所不同的是昆恩的桌子和高背椅都被拿走了。换来的是沙发椅，厚厚的椅垫坐起来挺舒服的。外面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当中。蓝迪的女仆已经把百叶窗拉下，把灯打开。起风了，这栋楼房也开始像架子上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瓶子一样。布莱迪打开了他的公文包。自从这些人知道这些情报价值的那一天起，他的那只公文包就变成了一块宝石。布莱迪系了一条带有圆点的领带，有时看起来像大学教授。
“巴雷，我是在什么地方读到或是做梦梦到的，你曾经在雷·诺伯的大乐队里吹奏过萨克斯？”
“那是在我乳臭未干的时候，布莱迪。”
“雷可以说是你碰到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是吗？他演奏出来的音乐，至今无人能比，不是吗？”布莱迪的问题，不是南方人还真问不出来。
“雷是王子。”巴雷哼了一段《切罗基》的音符。
“他有那种政治的想法真是太可惜了，”布莱迪说，“我们都曾经劝过他放弃那种荒谬的想法，但就是劝不醒他。你还跟他一起下棋吗？”
“是的，的确是。”
“你们俩谁赢？”
“我赢吧？我不太清楚。是的，我赢。”
布莱迪笑了，说：“我跟他下的时候，也是我赢。”
史凯顿也笑了。
他们谈伦敦，谈巴雷住的地方是在汉普斯德的哪一部分：“巴雷，我就是喜欢那个地区。在我心目中，汉普斯德代表着文明。”他们也谈巴雷曾经参加演奏过的乐团。“噢，天哪！难道他还在搞音乐吗？如果我是他那把年纪，我连不熟的香蕉都不敢买！”他们又谈英国的政治。布莱迪不得不打听到底巴雷心目中对撒切尔夫人的观念是错在什么地方。
巴雷似乎是不得不好好地想它一想。起先，他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也许，他接触到了奈德传来的带有警示的眼神。
“巴雷，这不是她的错，她还没有碰到足以和她抗衡的对手，不是吗？”
“那女人是个鬼激进分子。”巴雷对着向他秘密示警的英国人这边怒吼道。
布莱迪没有笑，只是抬了抬他的眼睫毛，跟我们一起等着。
“她所行的是民选的独裁政治，”巴雷继续说道，情绪逐渐高涨，“她保护并勾结那些利益团体、大企业，不顾一般的私人小企业。”
他似乎是有意在这一话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又突然改变了心意，就此打住，因此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只是开头而已。经过这十分钟的“暖身”，巴雷一定已经感到十分自在了。直到布莱迪懒洋洋地说道：“你现在卷入的这件事，巴雷。”并提议巴雷应该用自己的话再重述一遍，“但是要提到你们俩在列宁格勒对谈的情况。”
巴雷照着布莱迪的要求做了。虽然我认为我留神倾听的功力绝对不比布莱迪差，但就我在巴雷的陈述里听到的，并没有什么与记录相违背，或者是记录上所没有记载的。
头一个回合，布莱迪似乎也没有听出什么令他惊讶的事情。我这么讲，是因为就在巴雷讲完的时候，布莱迪向他笑道：“好，巴雷，谢谢你！”他的语调中丝毫听不出任何怀疑。他纤细的手指拨了一下手边的文件，说：“我总是说，干情报的人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闲懒。你必须要像一位战斗机的飞行员一样，”他边说，边选择了一页，盯着它看，说道：“上一分钟你还在家里享受你的鸡腿大餐，下一分钟你就得一小时飞行八百里，飞得你魂都出了窍。飞完之后，你还得赶着回家洗碟子。”他似乎已经找着了他所要的。“你对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巴雷，一点儿也没靠祷告上帝庇佑，在莫斯科那儿坚持到底？”
“有一些。”
“你在那儿闲着等卡佳？闲着等歌德？和歌德重叙旧情之后，似乎还在那儿闲逛了好一阵子，不是吗？”
布莱迪把他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研读了那份文件之后交给了史凯顿。我知道那个停顿是故意的，但还是让我觉得心惊胆战。我想奈德一定也被吓住了，因为他看了史凯顿一眼，然后焦急地转眼看了看巴雷。“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人员报告，你和歌德约在列宁格勒时间十四点三十三分的时候分手。你看过这张照片了没有？史凯顿，把它拿给他看看。”
我们全都看过那张照片，惟独巴雷没有。照片上显示他们在斯莫尔尼公园道别的情景，歌德已经转身要走了，而巴雷的双手仍然握住转身过去的歌德。照片左上角的电子时间记录显示着十四点三十三分二十秒。
“你记得你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吗？”布莱迪问道，说话口气好像是对这一段往事有着非常甜美的回忆。
“我对他说我会出版他的书。”
“记得他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他要知道他是不是需要另找一位正人君子去为他做这件事。”
“一次凄惨的告别！”布莱迪以一种轻松的口吻作了批注。就在同时，巴雷继续看着那张照片，而布莱迪和史凯顿看着巴雷。“之后，你又做了什么呢，巴雷？”
“我回到了欧洲旅馆。把他的文件交了出来。”
“你走的路线是哪条？记得吗？”
“我是顺着同一条路回来的。我坐电车进城，然后又走了一点路。”
“你等电车等得很久吗？”布莱迪问道。在我听来，他那一口南方口音，很有一种讽刺的味道。
“我不记得了。”
“有多久？”
“五分钟吧？也许更久。”
从开头一直到现在，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巴雷有记不清楚的事情。
“有很多人同你在排队等车吗？”
“没有很多，有一些。我没注意。”
“电车每十分钟就来一班。车开了之后，也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欧洲旅馆。就算是步行吧！以你的步伐，十分钟也就够了。我们的人在途中也都做过计算。如果你到达的时间比预定的超过十分钟，就算是不正常。但是根据亨西格夫妇的说法，你一直到十五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才到达他们旅馆的房间。这么长的时间和我们所计算的有着一大段的差距，巴雷。这段差距就好像是在时间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一样。你可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补满这个空白时段吗？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去狂欢痛饮一番才回旅馆。你真的是去喝酒了吗？你身上携带的是价值不菲的商品啊！我倒以为你会想要尽快地把它给卸下来呢！”
巴雷开始变得步步为营，而布莱迪也已看出来了，因为他那友善的南方式笑容堆出了一种新的鼓励。这种鼓励的表情好像是在对他说：“你给我老实一点！”
至于奈德，他正坐得笔直，两脚平放在地上，目光动也不动地直视着巴雷为难的脸上。
只有克莱福和史凯顿似乎已经发过誓，不会在脸上摆出任何表情。
“你那时在做什么，巴雷？”布莱迪再问。
“我在闲逛。”巴雷说，他是不惯于扯谎的人。
“带着歌德的笔记本？那本他把生命都交付在上面的笔记本？闲逛？你找了这么一个万分紧要的下午去闲逛了五十分钟，巴雷。你去哪儿闲逛去了？”
“我沿着那条河走。那条我们曾经到过的河流。派迪告诉我要从容不迫。他要我不要匆匆忙忙地走回旅馆，而要以一种很轻松的步伐走。”
“是真的。”奈德低声说道，“这些是我通过莫斯科情报站给他的指示。”
“走五十分钟？”布莱迪无视于奈德的插入，还是坚持问道。
“我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我走路时没有看表。如果你要轻松，你就得真正的轻松。”
“当时你的裤管里藏着一个录音机和一个电池包，你的手提袋中装了一本可能是无价之宝的情报笔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难道不会想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条直线吗？”
巴雷被激怒了，但是在奈德的眼神督示之下，他硬是忍着心中的怒气。
“你刚才没听我说吗？”他不礼貌地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派迪要我从容不迫。他们在伦敦为我开的一连串课程里，就是这么训练我的，要从容不迫。如果你身上带着东西的话，千万不要赶。你最好能够故意地走慢一些。”
巴雷的话还没有说完，勇敢的奈德又说话了：“我们的确是这么教他的。”
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是看着巴雷。
布莱迪也看着巴雷。“所以你就从那个电车站开始逛起，朝着在斯莫尔尼研究院的共产党总部逛了过去，更别提其他几座像共青团之类共产党的神庙了，而却带着歌德的笔记本在你的袋子内？你为什么这么做，巴雷？你不必告诉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鬼话。我是不吃这一套的，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自取灭亡。”
“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你他妈的，布莱迪！我在从容地走，我要告诉你多少次？”
就在他爆发出怒火时，巴雷也让我想起了让他现在无法脱身的，与其说是他自己的谎言，倒不如说是他那进退维谷的困境。他的恳求当中有太多的诚实，他那无助的眼神中也有着太多的孤独。而布莱迪又何尝不知？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在面对巴雷沮丧的表情时，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样子，反而有点儿像是要帮助他似的。
“巴雷，你是知道的，坐在这儿的有许多人都会想要找到一个理由把这段空白给填补起来。”布莱迪说，“他们会猜想你是坐在某人的办公室里或是车里，另一个人拿着照相机把歌德的笔记本拍下来，或是对你下达命令。你有没有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我想，如果你有的话，你应该乘着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就乘现在，不要再拖。”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
“根本没有你所说的事情。”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你闲逛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事情？”
“歌德。出版他的笔记本。他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会把圣殿都给拆了的。”
“什么圣殿，你能不能不要谈这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
“卡佳，还有孩子。如果他被抓的话，他会把他们也牵连在内。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利这么做。我拿这件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你就一面闲逛，一面在想办法了？”
也许巴雷真的闲逛过，也许他没有。他已紧闭口风了。
“要是你先把那本笔记本交给他们，然后再去解决那些道德上的问题，岂不是更好吗？有那样东西在你的手提袋里冒着烟，而你居然还能清楚地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我并不要求你一定得用非常合乎逻辑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我们用不合逻辑的方式来推演吧！我觉得你这么做，你自己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认为你做了什么，而你自己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我买了一顶帽子。”
“什么样的帽子？”
“一顶皮帽子，给女人戴的。”
“给谁买的？”
“给寇德小姐买的。”
“是你的女朋友吗？”
“她是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的女管家。”奈德还没等巴雷回答就替他回答了。
“你在哪儿买的？”
“在那个电车站和那一栋旅馆之间买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是在一处店里。”
“就只买了这一样？”
“就只买了帽子。一顶帽子。”
“买帽子花了你多少时间？”
“我要排队等。”
“你排队排了多久？”
“我不知道。”
“你还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做。我就买了一顶帽子。”
“你在骗人，巴雷。虽然你扯的谎并不算是什么大谎，但毫无疑问你是在扯谎。你还做了些什么？”
“我打了电话给她。”
“给寇德小姐？”
“给卡佳。”
“从哪里打的？”
“从一个邮局。”
“哪一个邮局？”
奈德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好像是要挡住阳光一样。但是暴风雨已经来了，窗外的海和天都变黑了。
“不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一个坚固的阳台底下的电话亭里打的。”
“你是打到她的办公室还是打到她家里找她？”
“办公室。那时还是上班时间。我打到她的办公室找她。”
“为什么在你随身携带的录音带中我们没听到这一段？”
“我把它关了。”
“你打这个电话的用意何在？”
“我想弄清楚她是否平安无事。”
“你是如何进行的？”
“我先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她也跟我打了招呼。我说我在列宁格勒，我见到了我的联络人，生意谈得很顺利。任何人听了都会以为我在谈亨西格，而卡佳会知道我谈的是歌德。”
“你这么讲听起来就有道理多了。”布莱迪带着一种释怀的笑容说道。
“我接着又说，那么，我们就在下一次莫斯科书展再见面了，请你自己多保重。她说她会的。然后我就跟她道别了。”
“你还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她把我给她的那本简·奥斯丁的书毁了吧！我说那本书的版本不对。我会再带几本新的来给她。”
“你为什么告诉她这些？”
“在简·奥斯丁的书里内文中印有我们要歌德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重复印在他不肯从我手中拿去的那一本平装书里。我当时给她那本书是希望，如果我找不到歌德的话，她可以把那些问题交给他。那个东西在她身边，对她是很危险的。既然他也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了，我就不希望她再拿着那些问题。”
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海风吹着百叶窗嘎嘎作响。
“你和卡佳在电话里一共谈了多久，巴雷？”
“我不知道。”
“你打这个电话花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是在柜台付钱的。两个多卢布吧！我谈那个书展谈了很多，她也是一样。我想听她讲话。”
这一次轮到布莱迪沉默了。
“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我还在讲话，生活就是正常的。她很好。”
布莱迪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所以你们谈得不多。”然后就开始把他所有的物品装进了他爷爷那一代才会用的公文包里。
“的确，”巴雷同意道，“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就像同事之间的聊法，”布莱迪暗示道，一边啪的一声，把他的公文包给合了起来。“谢谢你，巴雷。我佩服你。”
我们换到那一大间客厅里，布莱迪坐在我们中间，巴雷被支开了。
“把他摆在一边，克莱福。”布莱迪带着很有礼貌的口气建议道，“他很古怪，他是累赘，并且他自己的想法也太多了些。蓝鸟造成的风浪已经大到你不能想像的地步。全国各地严阵以待，空军的将领们正在警戒当中。国防部说有他在，我们所有的军事储备都可能付之一炬。五角大楼骂情报单位在推销赝品。你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此人甩掉，另换一个专业人员去代替他的工作，我们派一个人给你们。”
“蓝鸟是不会和专业人士打交道的。”奈德说道。从他的声调里，我已经听得出他心里压抑已久的愤怒已到了爆发的边缘。
史凯顿开口说话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话。他讲话极其粗鲁，令人为之侧目。
“去他的蓝鸟！”他说，“蓝鸟没资格发号施令！他根本就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并且，谁知道他还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把他捆起来丢到火里去，告诉他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他交给他们自己的人，而且把那个女孩也一起出卖。”
“如果歌德是个好孩子，他一定会拿到奖金的，我保证。”布莱迪说，“一百万不成问题。一千万更好。如果你吓一吓他，再给他足够的甜头吃，也许这个尼安德塔人会上道的。罗素、克莱福、哈瑞、奈德，再见了。”
他开始朝着门走去，史凯顿在他身旁亦步亦趋。
但是奈德并没跟他道别。他既没有提高声量，也没有敲桌子，但他也没有把那沸腾的怒火给强行压抑住。
“布莱迪！”
“你有话想说，奈德？”
“蓝鸟是威逼不得的。他们没有办法让他屈服，你也不行。‘恐吓’在我们做计划的时候也许很好听，但是万万不能拿到实际的作业中使用。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听一听他的录音带。蓝鸟一直想做一个殉道者。一个人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殉道，你有什么方法能威胁他？”
“听你这么讲，我应该拿他怎么办，奈德？”
“巴雷有没有骗你？”
“没有故意耍什么花招骗我。”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这个案子也是个单纯的案子。你单纯地回想一下，就在你东想西想的时候，蓝鸟还是维持他原先的方向不变。并且，他选择了巴雷做他的赛跑伙伴。巴雷是我们惟一的机会。”
“他爱上了那个女孩子，”布莱迪说，“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是个累赘。”
“他爱过成百个女孩子了。每遇到一个女孩，他都会向人家求婚。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巴雷想得太多，是你的那些手下想得太多。”
布莱迪谈得兴起。他感兴趣的不是他自己原先的判断，而是奈德的。
“我什么案子都处理过，你也一样，”奈德继续说道，“有些案子难得单纯，即使是案子结了也不单纯。但是这件案子从起头就很单纯。而且，如果说有人让它不单纯，那就是我们自己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以这么热切的态度讲过话。薛里顿也没有；因为他干情报工作干得太久了，都变得麻木了。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克莱福才会觉得他应该站出来为大家打打圆场了。“是的，我们从这件案子里可拿出许多东西来讨论的，布莱迪、罗素，我们得好好地讨论讨论。也许还有一种中庸之道，我宁愿相信有。我们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先把这暂时撇开，另找个时间再好好尽情地讨论一下呢？”
但是没有人动。布莱迪听了克莱福的陈腔滥调，还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一下。我突然发现在他的身躯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仁慈，就像是一个藏身在面具之后的真人一样。
“人家雇用我们，不是要我们去发挥博爱精神的，奈德。他们把我们这些个鬼放到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入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笑着说，“我想如果我们这一行还要做到正直的话，你就会以副局长克莱福的身份来主持这个节目了。”
克莱福听到这句话，脸上虽显得不悦，但还是勉强赔着笑随布莱迪走到他的吉普车旁。
有一阵子我想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我、奈德和薛里顿。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我们的工人蓝迪挡在门口，脸上一副惊讶不已的表情。“是布莱迪吗？”他问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个做事卖力的布莱迪？”
“那是葛利泰·嘉宝，”薛里顿说，“拜托！蓝迪，请你走开。”
在薛里顿的手下把巴雷带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多为他放一些那种使人心情稳定的音乐，陪他在海边散步；然后再开一开他的玩笑，为他画一张列宁格勒的地图，用心记下他为寇德小姐买下山貂皮帽子的那个商店位置和付账的钱；以及，如果有收据的话，收据到哪里去了？还有，巴雷到底有没有向盖特维的海关申报那顶帽子，还有他打那个电话的邮局地点。
我应该向你描述一下我和奈德整个晚上都看着巴雷，想找出一个可以让他从沉默中走出来的方法，但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巴雷从同意接受审讯开始，就变得落落寡欢。他已经变成一个孤身的清教徒，他要前往何处？从哪里出发？为了谁呢？
然后，第二天早晨，在那儿的人皆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精彩日子。我想它一定是星期四。那天，从罗根来的新飞机带来了我们的莫夫和史丹利。飞机准时到达，他们也正好赶上他们所喜欢的早餐。早餐中我们吃薄饼、培根和纯枫糖浆。
蓝迪的厨房早就对他们的口味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两人既粗鲁，又带着泥巴味，一脸的横肉，配上一双大手掌。他们到达的时候，看起来真像一对杂耍演员，戴着黑色的软呢帽，抓着一个推销员用的手提箱。无论是吃饭，或是吃完之后坐在撞球室新漆的红色地板上，这两人的手提箱也片刻不离身。
他们的职业让他们的表情都僵硬了，但他们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最喜欢的那一种典型——他们直爽、忠诚、服从命令，像个单纯的步兵有工作要做且要养家糊口，对国家别无二心。
莫夫的头发剪得像老鼠毛一样短。史丹利的两腿呈外八字，上衣的领子上戴着一个忠诚的标志。
“你可能是耶稣基督，布朗先生，你也可能是一位月赚一千五百元的打字员。”就在我们围站在巴雷的船屋里合起来哄他的时候，薛里顿就这么对他说。他又说：“不管它是巫毒，是炼丹术，是碟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邪术，如果你不能通过它的考验，那你就死定了。”
接着说话的是克莱福。克莱福可以为任何事情找理由。“如果他够光明正大、心胸坦荡，那他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说，“那是他们官方保存机密法案的看法。”
“奈德怎么说？”巴雷问道。
奈德的眼神和回答里都带着我所不能忘怀的挫折感。布莱迪对巴雷的审讯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心，也动摇了他手下人的信心。
“那是你的选择机会，”他无奈地说着，就好像他是对自己说的一样，“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是个非常糟的选择机会。”
巴雷像以前一样转向了我。他的眼神就像我当时问他愿不愿意接受美国人的审问时一样。
“哈瑞，我该怎么办？”
他为什么总是要我给他意见？那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我看起来和奈德一样的不舒服。不过，虽然我的确如此，还是得强打精神故作轻松地耸耸肩膀，说道：“你要不然就幽他们一默，再不然就跟他们走，否则你就告诉他们去死吧！到底要怎样做，完全看你自己。”我给他的回答和我第一次回答他时如出一辙。
我就是凭这点才当上律师的。
巴雷又沉默了。他先是游移不定，继而萌生退意。他转眼望着窗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希望他们不至于抓着我逼供。”他说。
他站起来，轻轻甩了一下手腕，松松肩膀。而我们这些在一旁围绕着他的人都彼此相视，偷偷地互相点头致意，因为我们的主人终于应允了。
莫夫和史丹利在执行任务时都有刽子手一般灵敏的身手。不管那张椅子是他们自己拿的，还是这个岛上的主人为他们预备的，那张左扶手像扇子一样的直背木椅就像是一张宝座。莫夫灵巧地把它接上那个电插座，而史丹利则像是祖父教训孙子一样地对巴雷讲话。
“布朗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该对我们产生敌意。我们希望你不致因与我们这些审问人之间的关系而感到为难。我们做审问工作，就像是机器一样，绝对是大公无私而不存任何偏见的。请你把夹克脱掉，不必把袖子卷上去或是把衬衫纽扣解开，先生，谢谢你。非常容易，是不是？现在请放松。”
就在这时候，莫夫拿了一个大夫量血压用的袖套围在巴雷的左臂上扣紧，一直到巴雷的手肘动脉显现出来。之后，他让空气充到这个袖套里，直到表上的指针指着五十毫克为止。这时候史丹利以拳击赛助手的专注，绕着巴雷的胸膛装了一个直径一英寸的橡皮管子。他很小心地避开了巴雷的乳头，以免擦伤它们。然后又横过巴雷的腹部装了第二根管子，两个指套套在巴雷的左手中间两只手指上。这个指套里有一个电极，专门测试巴雷的汗腺，以及通了电的皮肤反应和皮肤的温度变化。这种皮肤上的温度变化，就不是受测者（假设他还有良心的话）所能控制的了。这些程序，史丹利在事前都已经对我一一说明过了。我对这件事情要求知道得非常详细，就像一个人在他的亲人动手术以前，希望对手术的过程要知道的那么详细。哈瑞，有些测谎器的操控人员喜欢在受测者的大脑上加装一条带子，就像是为他做大脑摄影一样，但史丹利不会这么做。有些测谎人员喜欢对受测者大吼大叫，但史丹利不会。史丹利知道许多受测人，即使本身无罪，也会在测试者咄咄逼人的言辞及态度下变得心虚而有不当的反应。
“布朗先生，我们要求你千万别乱动，不管快或慢，都不可以。”莫夫说，“只要你一动，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波形上受到很大的干扰。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重新再做一次测试，重新再问一次相同的问题。谢谢你。首先，我们想要先建立一个标准。所谓标准，指的就是音量的大小。也可以说是物理反应的强弱。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地震仪，你是地球，震动由你发出。谢谢你。你的回答只能是‘是的’或‘不是’。请你务必诚实地回答。我们每问完八个问题，就会停一下，这时候我们会将你的袖套放松，避免让你觉得不舒服。袖套放松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但是不要开玩笑，也不要有任何过分的言辞。你的名字是不是布朗？”
“不是。”
“你除了这个名字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
“是的。”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乘飞机到此地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坐船到此的吗，布朗先生？”
“不是。”
“你到目前为止都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布朗先生？”
“是的。”
“以下的所有问题你都预备诚实作答吗，布朗先生？”
“是的。”
“谢谢你。”莫夫脸上带着微笑。而史丹利把袖套中的空气放掉。“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叫做非相关性的问题。你结婚了吗？”
“目前没有。”
“有小孩吗？”
“有两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男一女。”
“很好。好了吗？”他又开始向袖套里打气，“现在我们要问相关的问题了。请你放轻松。这样很好。非常好。”
在那只打开的手提箱里的分光谱上，四支针笔分别在绘图纸上写出四条淡紫色的线条，仪表中四支黑色的指针也不断地点着头。莫夫预备了一堆问题，坐在巴雷身边的一张小桌子旁。即使连罗素·薛里顿也对这些由兰利审讯小组所挑选出来的问题一无所知。它们仿佛汇聚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放在那个箱子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的贿赂得以一窥究竟。
莫夫用他毫无抑扬顿挫的语调说着。我相信莫夫会对他自己那种毫不徇私偏袒的声音感到分外骄傲。询问就要开始了，莫夫是主控者。
“我故意从事一项阴谋，提供不实的消息给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单位。是的，我是这么做的。不是，我没有这么做。”
“不是。”
“我的动机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是或不是？”
“不是。”
“我是和苏联的情报单位共同串通欺诈。”
“不是。”
“我对于代表世界共产主义的任务感到骄傲。”
“不是。”
“我与尼基·蓝道勾结。”
“不是。”
“尼基·蓝道是我的情人。”
“不是。”
“他过去是我的情人。”
“不是。”
“我是同性恋者。”
“不是。”
又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史丹利再一次将袖套放了气。“感觉如何，布朗先生？没有太大的痛苦吧？”
“差得远呢！老兄，对我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我注意到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并没有看他。我们若不是在看地板，就是在看我们的手，要不然就是看窗外那棵在风中摇摆的树。现在轮到史丹利问了。他的语调听起来觉得舒坦多了，但还是一样没有抑扬顿挫。
“我和卡佳·奥拉娃那个女人以及她的爱人勾结。”
“不是。”
“我所称作歌德的那个人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一员。”
“不是。”
“他给我的那些资料是由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
“不是。”
“我是被人家设下的性陷阱给陷害了。”
“不是。”
“我是被敲诈了。”
“不是。”
“我是身不由己。”
“是的。”
“是苏联人使我身不由己吗？”
“不是。”
“如果我不跟苏联人合作，他们会让我破产。”
“不是。”
又一次暂停。第三回合了，又轮到了莫夫。
“我说我从列宁格勒打电话给卡佳·奥拉娃，其实我并没有打。”
“不是。”
“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的时候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人拿我和卡佳·奥拉娃的关系来勒索我。”
“不是。”
“我在这次询问中，到目前为止所说的都是实话。”
“是的。”
“我是美国的敌人。”
“不是。”
“我的目的是要暗中破坏美国的军备。”
“你介不介意由我来控制那玩意儿，老兄？”
“停！”莫夫说，于是在手提箱旁边的史丹利就依命停了下来，同时莫夫拿了一支铅笔在绘图纸上作了记号，“不要破坏我们已经建立起的规则，布朗先生，以前有人为了甩掉一个不好的问题，就用了这一招。”
第四回合了，又轮到史丹利。问题一个接一个地从他口中道出。看情势，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到黄河是不会死心的。巴雷的“不是”的口气里有一种死气沉沉的韵律，也有一种近乎讥讽的消极。他仍然维持着他们为他安排的坐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一动不动地坐得这么久过。
他们又休息了，但巴雷并没有松懈下来。他的一动不动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他的下巴抬了起来，双眼紧闭，面上明显地带着笑容。只有上帝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有的时候，他还没有等问题问完，就脱口说出“不是”。但有时他又拖延许久一声不吭，结果那两个人，一个从他的指针，另一个从他的文件上，不约而同地往上看。在我看来，这两个施刑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焦虑，他们担心他们也许把眼前的这个人逼得太过分了。一直到巴雷口中终于还是说出了，一个既不算大声，也不算小声的“不是”，他们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放了下来。
他这样的坚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凡事都说不是。他为什么坐在那里，像一个年纪老迈的人预备接受岁月给他的羞辱，忍气吞声地说着“不是”？这种忍气吞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是，是的，不是，一直到午餐时分他们才把他松绑带离那台机器。
不过，我想在我脑袋里的另一部分，我知道答案，只是我无法将它形诸笔墨罢了：他的本体已经不知去向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我们等了三天，你可以从我灰白的头发中计算出我当时等了多少小时。我们那时已经照着资历的高低分开。薛里顿和鲍勃一起；克莱福和兰利的人一起；奈德和他的手下继续留在岛上，我则继续与他们一起留下来待命，尽管我所等待的还是一个谜团。我从那时起就开始讨厌那个小岛，而且，我想奈德和巴雷也同我一样。巴雷又变得心不在焉，并且也暂时失去了幽默感。某些事已碰触到他的自尊。
所以，我们就只有等了。我们心烦意乱地下棋，但很少有把一整盘棋下完的。我们也听听蓝迪讲他自己的游艇，听电话，听鸟叫和听海涛的拍岸声。
处在这种状况，我们个个心浮气躁。而我们对这一孤岛和它烟雾弥漫的天空、暴风雨，以及对一片一片的田园美景所产生的好奇感，益发使得我们更加地心浮气躁。岛上起了大雾，浓雾笼罩住我们，使我们起了一阵莫名的恐惧，担心自己永远都离不开这个小岛。雾散了，但我们仍然待在那儿。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应该会把距离拉得更近才对，但这两个男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王国里去了，奈德退到他的房间，巴雷则走到室外。雨像葡萄弹一样地打在这个小岛上，我只能透过窗户看着巴雷穿着他厚厚的雨衣，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悬崖峭壁的边缘。那一副举步维艰的样子，就像是和他的鞋子摔跤一样。有一次，我还看见他在海滩和那位名叫艾德加的守卫人员打板球玩。天晴的片刻时光，他会拿出一顶从船尾里的一个五斗柜挖掘出来的航海帽来炫耀。他戴上它的时候，脸上故意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以一种不可一世的眼神睥睨着脚下的土地。有一天，艾德加带着一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捡来的老黄狗出来溜达，他们让那条狗在他们中间跑过来又跑过去。还有一天，在外海有一个赛船会，一大群白色的游艇排列成环形，像一排牙齿。巴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它们，似乎是被这狂欢的盛会给强烈地吸引住了。而艾德加则站在一旁看着巴雷。
我想，他又在想着他的“汉娜”了。他在等待着，等待着生命给他一个能让他作选择的时刻。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来作决定的。
我对这个岛的最后一个印象有如梦幻般的失真。我曾在电话里头，和克莱福说过两次话，这两次的对谈事实上足以使他暂时耳鸣目眩。有一次他想知道“你的朋友们是如何支撑得住的？”我回答他说：从奈德那儿我知道他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了。另一次他对我说他需要知道我到底替巴雷做了什么补偿计划，包括支付津贴给他的公司等等，以及这笔钱是从我们的预算支出，还是从另外一笔额外的预算中支出。在我这儿有一些记录，能够使他开窍。
这一天临近中午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刚刚才到，放在日光浴室的桌子上。我正低头读报时，听到蓝迪大声喊警卫去找奈德接电话。就在我转身时，看见奈德自己从花园的那一边走了进来，越过大厅，走向通话室。我瞥了他一眼，瞬即又将目光移向上方。在一楼的楼梯平台上，我看见巴雷。巴雷站在那儿，侧面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他站的那个地方有几个老旧的书架。那天早上，他终于说服蓝迪把这个上了锁的书架打开，好让他浏览一番。那个平台边就是那一扇半圆形的窗户，也就是那扇往下俯视可以看到绣球花，再往远处眺望就可以看到海的窗户。
他伫立在那儿，一只手上拿着一本书，眼睛却瞪着大西洋。他的双脚分开，另一手高举，就像平常一样，高举到他的头部附近，好像是要挡住什么人挥过来的一拳似的。他一定已经听到四周发生的一切——蓝迪的喊声，接着奈德匆匆穿过大厅的脚步声，以及通话室的门砰地关上的声音。楼梯平台的地板被震了一下，接着就是重重的脚步声踏进那个楼梯间，好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地让人觉得刺耳。不久，奈德从通话室中急速走了出来，走了几步就突然停住了。
“哈瑞！巴雷在哪里？”
“在这儿。”巴雷斜倚着楼梯栏杆支柱平静地说道。
“你已经过关了！”奈德喜悦得像个孩子似的叫道，“他们要我向你道歉。我和鲍勃、克莱福，还有海格帝都通过话。歌德是他们这几年以来所办过的最重要的案子。正式的案子。他们百分之一百地喜欢他。他们不会再三心二意了。你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仪器都给打败了。”奈德那时已经对巴雷心不在焉的样子司空见惯了，因此，就算是巴雷听了他的话，面部一无表情，他也不再觉得奇怪了。他的眼神仍然瞪视着大西洋。他是不是看见了一艘小船进了水呢？说实在的，这种情形，只要你在缅因州的海滩待久了，你随时都看得见的，一片帆，一段船身，现在又是一个落入海中的人露出水面的头和手，但旋即又沉了下去，就再也不见他浮出水面了。你继续在那儿守望，如果你守望的时间够久，你就可以看到一堆饥饿的鸟群在那儿盘旋，找寻着猎物。
但是奈德除了兴奋以外，还有一份感伤。这在他是很少见的，即职业化的他竟卸除警戒心，流露出内在那个未加粉饰的本性。
“你要再回莫斯科去，巴雷！这下子让你称心如意了，对不对？再去探个究竟？”
巴雷终于还是觉察到他伤了奈德的心。巴雷半转过身子，好让奈德能够看到他的笑容。“是的，老兄，我当然称心如意啰！”
就在他们讲得高兴的同时，轮到我去通话室报到了。蓝迪招呼我进去。
“是你吗，帕尔弗莱？”
是我。
“这件案子现在由兰利接管。”克莱福在电话里对我说。他的语气，就像这也是一个天大的消息似的。“他们把它定作‘全部配备’的等级，帕尔弗莱。这在他们来讲，是最高的等级了。”他若无其事地加上了最后这一句。
“噢，好。恭喜你了。”我边带着不能相信的语调说着，边把话筒拿开点。克莱福那拉长了的声调继续从话筒中倾泻而来，像是一个无人能关住的水龙头。“我想请你立即起草一份协议文件，帕尔弗莱，准备一份全套的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涵盖一般性的偶发事件。我们已经让他们完全听命于我们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在立意上强硬点。既要强硬又要公平。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帕尔弗莱，都是些顽固分子。”
他的话还没讲完呢！巴雷的津贴及安家费改由兰利支付，当做他们整个行动管制的保证金。兰利对于处理消息来源有同等权力，而在意见不一致时享有一票决定权。
“他们正在预备一份完整的‘购物清单’，帕尔弗莱，真是一个大满贯。他们要把这份清单呈给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和科学机构。他们会讨论最关键性的问题，好让蓝鸟回答。他们知道他们要冒的是什么样的险，但他们坚持要去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他们很清楚。他们有这个胆子。”
又是那种公式化的急速语气，克莱福终于有生意可做了。“在伟大的攻守均势上，帕尔弗莱，真空里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傲慢地向我解释。我非常清楚，他现在对我说的话，是引自一个小时以前人家才对他说过的话。“问题在于细微处的调整，每一个问题的重要性，都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答案。他们完全了解。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要准备一份彻底的问卷问他，这是对情报来源最高的评价。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做这种事了。这件事已打破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惯例。最起码，在最近几年，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奈德知道这件事吗？”我好不容易插嘴进去，问他道。
“他不可能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是最高等级的战略机密。”
“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你已把他的人当做礼物送给他们了吗？”
“我要你立刻到兰利来，和他们在此地的法律人员一同拟出协议书的内容。蓝迪会为你安排护照的，帕尔弗莱。”
“他知道吗？”我再一次问道。
克莱福这会儿在电话那端闷声不响了。这当儿，任何人都猜得出他在想些什么。
“奈德回到伦敦时自然会知道最新消息，谢谢你。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我希望你什么也别说。他们会尊重苏俄司所扮演的角色。薛里顿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这重关系会扩大，也许还会成为永久性的关系，奈德会对这一点心存感激的。”
任何地方都不会比伦敦更要为这则消息欢欣鼓舞了。与未来结合，几星期后《书讯》在其为莫斯科书展的预告宣传中如此宣布，盛传已久的位于河滨大道诺福克街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与麻省波士顿波多马克公司之结合已成真！企业家杰克·亨西格终于和“阿布”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达成协议，另组新公司“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预备积极开发东欧市场。“这是明日的橱窗。”信心十足的亨西格如是说。
莫斯科书展，他们来了！
在新闻快报上的照片中，巴雷和杰克·亨西格在一盆鲜花两端彼此握着手。这帧照片是本单位的摄影人员在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里照的。鲜花是由寇德小姐预备的。
我从岛上回来的第二天就和汉娜见了一面。她看起来挺拔而容光焕发。每当我有一阵子不见她的时候，她就会有这种神采。那一天是星期四，所以她就把十四岁的儿子盖尔带到哈雷街后面的一家冒牌顾问诊所去。我从来对盖尔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在我把她送回德瑞克不久之后，他妈妈就怀了他的缘故吧！我们坐在经常去的那家自助餐店喝着有腐臭味儿的茶，一边等他从顾问诊所里出来。她抽着烟，我很讨厌她抽烟。但我要她，她也知道。
“你去美国的什么地方？”她问，好像这件事对她来说很重要。
“我不知道。是一座岛。遍地都是海鸟，天气糟透了。”
“我敢打赌那些鸟儿不是真正的海鸟。”
“它们是。那儿到处都是。”
我在她那紧张的眼神里看得出她也要我。
“无论如何，我得带盖尔回家了。”就在我们已充分了解对方心思之后，她对我说。
“让他坐出租车回去。”我建议她道。
这下子，我们的意见又背道而驰了，这一次相聚也就因而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