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维埃伟大的开放政策进行到第三年的这个时候，敖得萨旅馆在苏俄水平粗劣的旅行业中，虽然算不上顶好，但也不是最差的。但这家旅馆还真是够破的，更可笑的是这还不是人人都能住得进去的。它只收卢布，不收美金，连客人到它的酒吧喝酒都不能支付外币。好几个从明尼苏达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旅行团，团员个个哭丧着脸，吵着叫着要找回他们丢掉的行李。此地照明极差。那一盏一盏的铜灯和挂满了画的餐厅只会引人想起它过去惨淡的历史，而绝不会让人觉得苏俄如今是一只浴火凤凰。当你从那摇晃颤抖的电梯中走出时，面对着你的是那一层楼客房经理的晚娘面孔。她窝在那间包厢里，四边挂满了脏兮兮的钥匙以及陈旧的电话。和她面对面的接触之后，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最令人讨厌的学校。
然而，到目前为止，苏俄的改革也还仅及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地步。
不过，话说回来，对那些专程来此看改革的人来说，近日的敖得萨显得颇有朝气，仍然是蛮幸运的。负责接待的女性在冷峻的目光后面，仍然保有一颗温柔的心；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是不会在你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要检查你的通行证。她们会向你眨眨眼，示意你赶快上电梯，如果你对餐厅经理施一点小惠，他就会引你到一处幽静的雅座。每晚的六点到八点之间，一楼的大厅就变成了万国盛会的场所。有从塔什干来的穿着入时的行政官员，有来自土库曼和乔治亚、目光森冷的党工，有从阿克尔港来的海军工程人员，此外，更有从古巴、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来的大老粗。这些人从机场乘坐大巴到达旅馆，一窝蜂地下了车，挤到阴森的大厅里，去向地主国致敬，并且把一箱箱的随身行李拖到演讲台。
而巴雷自己呢？虽然是被人逼着从异乡来干特务的，但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首先，他坐了下来。他之所以会坐下来，也是因为有一个老女人捶着他的肩膀，命令他就座。他坐的地方靠近电梯。坐下之后不久，旅客们放在他四周的皮箱和包裹就把他围了起来。最后，他移到了一尊柱子旁边，让柱子挡着他，并且频频向四周的人道歉。他看着玻璃门开开关关，一会儿因众人阻隔而在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简·奥斯丁的《爱玛》在胸前舞动着，另一手则提着他从希思罗机场带来的一只非常难看的手提袋。
辛好，卡佳来了，也把他从人群中给救了出来。
他们的这次约会不是秘密，而他们的举止也毫无不可告人之处。在同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对方的眼帘。卡佳仍然被人潮挤着进入大门，而巴雷则举起他手中的书挥舞着。
“哈啰！我是巴雷，你好！”他叫道。
卡佳消失在人潮之中，又带着胜利的姿态钻了出来。她听到他呼喊吗？不过，她到底是笑了，也看到了尼基所说的订婚和结婚戒指。
“你该瞧瞧我是如何想尽办法离开那个宴会的。”她越过重重的人头向巴雷打着手势。也许她的意思是说：“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叫到出租车。”
“一点儿也没关系！”巴雷向她回了个手势。
当她蹙着眉头翻查手提袋，找寻她的身份证给那位便衣人员看时，巴雷真是心疼得要命。这位便衣人员当晚的任务就是站在大厅里盘问所有走进大厅的漂亮女子。她拿出的是一张红色卡片，所以巴雷猜测那是作家协会会员卡。
而此时，巴雷自己也不得不用他那还不算顶破的法语向一位巴勒斯坦人解释，说他可不是那些和平代表团里的一员，而且，老天啊！他也不是这个旅馆的经理。说实在的，这个旅馆到底有没有经理，连他都怀疑了。
维克娄此时则站在楼梯中间，观察这整件事情的发展。他后来说他从未看过比这次两人在公开场合见面更好的一次会面。
巴雷和卡佳这两位演员各穿着不同的戏服：卡佳演的是大型戏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衬着老式的花边领。这一套打扮，曾经让尼基着迷过。而巴雷呢？他演的是低级的英国喜剧，穿的是他父亲留给他的细条纹西装。对他来讲，这套西装的袖子实在是嫌小了。除了这套破西装外，他脚上还穿了一双快磨破了的鹿皮靴。这么旧的靴子，恐怕也只有收集古董的会看得上眼。
他们照面的那一刹那，彼此都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还算是陌生人。促成这两个陌生人在这儿见面的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与他们俩之间的距离，比起他们彼此间的距离都要近。放弃了想要过去在她的面颊上正式献上一吻的念头，巴雷这一下子倒觉得自己被她的双眸所迷惑了。她的双眸不只是非常的黑，而且黑得发亮；同时，睫毛非常浓密。看到这双眼睛，他不由得怀疑她是不是天生就有两套睫毛。
巴雷的脸上显露出一副难以形容的愚蠢表情，某些英国人碰到美女时经常就是这副德性，因此卡佳也不由自主地想着，想着她在和他通电话时所产生的那种直觉也许是对的：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
就在这时候，他们已经接近到可以感觉得出彼此体温的距离，巴雷甚至还闻得到卡佳的化妆品香味。四周的人仍然以各种语言彼此交谈着。
“我想，你一定是巴雷先生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着，并且一只手搁在他的前臂上。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想用触觉来证实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是的，我的确是。哈啰！那你也一定是卡佳·奥拉娃了，也就是尼基的朋友。你好吗？”
照片虽然不会说谎，但也不会说出真话。巴雷望着她的胸部随着呼吸起伏，这么想着。照片不会显示一个女孩子脸上的红晕，好像她刚刚才目睹了一场奇迹，而你是第一个听她讲这奇迹的人。
大厅中川流不息的人潮重新让他恢复了该有的知觉。任何人，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会面，都不可能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长久寒暄的。
“这样好了。”他说着，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个很不错的主意。“我请你吃点面包好不好？尼基要我一定得好好地请一请你。你们在那次展览会上相见，他告诉了我。他这个人真是个大好人，有天使一样的心肠。”他一面说着，一面引她走向楼梯边，那儿的一处牌子上写着：“自助餐”。“他是个有趣的家伙，有时也是挺叫人烦的，当然，谁不是呢？”
“噢，蓝道先生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出她是把巴雷当做一个未验明正身的听众，但她的语气又十分动听。
“而且很可靠。”巴雷同意她的说法，又加了一句。当他们爬上一楼之后，巴雷觉得有点气喘吁吁了。“如果你要求尼基做一件事，他会做，但他会用自己的方法做，而且从不把他的想法泄露给别人知道。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好朋友的表征，你认为呢？”
“依我的看法，一个人若是不谨慎，是不可能交到朋友的。”她的回答好像是照着一本婚姻手册上所讲的，“真正的友谊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
而巴雷呢？听到这么意义深远的话，他不可能没察觉出她的论调和歌德的论调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相同点。
在一个靠帷幕的地方，有个三十尺长的柜台，是专门用来放食物的。此时，上面除了一盘饼干以外，什么也没有。柜台后面，三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大块头女人分别戴着透明塑料做的盔帽，一边守着一个炭炉上的茶壶，一边彼此辩论着。
“尼基对书也是挺有自己一套看法的。”巴雷说着，两人在绳子所形成的障碍前面找到了座位坐下。“‘愚蠢的知识分子’，如法国人说的。请来壶茶，女士们！”
那三个女人仍在彼此争辩着。卡佳看着她们，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突然，出乎巴雷意料，她抽出了她的红色通行证，拿在手上挥了一挥，一个字也没讲，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就赶紧丢下其他两人，去架子上拿了两个杯子，并且把它们重重地往两个碟子上一摔，好像她是把上了火药的老来福枪一样。她装满一壶开水之后，仍然怒气冲冲地把一个瓦斯炉给点燃了，再把那个水壶往炉子上一放，怒气依旧地走回到她的同志身边去。
“要吃饼干吗？”巴雷问道，“要点鹅肝酱吗？”
“谢谢，我刚才在招待会上已经吃过蛋糕了。”
“哦，那个蛋糕很好吃吗？”
“不怎么好吃。”
“那么，那些匈牙利人呢？都很好吗？”
“他们说的谈的没有什么重要之处，我可以说他们都很陈腐。我们苏联这边不该邀请这些人来的。对付外国来的人，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我们总是有点儿放不开。”
两人一时之间都有点儿词穷了。巴雷记起一个他在大学里认识的女孩。她是将军的女儿，皮肤像玫瑰花瓣一样。她活着似乎就只为保护动物的权利，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跟当地的一个男人结了婚。卡佳脸色阴沉地望着房间的那一端，那儿有十几张桌子很整齐地排成几列。维克娄就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与一个像他一般年纪的人讲着笑话。另一张桌子上，年纪较长、穿着马靴的一位先生正跟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子喝着柠檬水。他手臂张开，好像是向人诉说他丢光了财产一样。
“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没在电话里请你吃晚餐。”巴雷说着，两眼再一次与她的目光相对而视。他也再一次地觉得自己好像要陷入她的眼睛里。“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不愿意一下子就进展得太快。不是人人都能放得开的。”
“即使你请我，我也不方便。”她蹙着眉头答道。
水壶开始发出滚热的吱吱声了，而那些恋战不休的女侍们居然连看也不看一眼。
“在电话里办事，总是这么困难，你不觉得吗？”巴雷说着，“就好像是让自己对着一堆塑料花讲话，我是说，不是对着真人的面孔讲话。我个人很讨厌这种怪里怪气的东西。你呢？”
“讨厌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听懂。”
“电话！隔着一段距离和人说话。”水壶开始冒水喷在瓦斯炉上了。“你没法看到别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法想像他们会是什么样儿。”
马上切入主题！他告诉他自己，就是现在。
“前几天我才跟我在出版界的一位朋友谈起同样的事情。”他以同样的愉悦语气，同样的音量，继续说了下去，“我们在讨论一个人送给我们看的书时说的。我已经拿给他看过，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做的。而他则对这本小说着迷得要命。他说这是他多年以来看过的最棒的小说。他甚至说这是一颗炸弹。”她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对着他直视。“但是，多么奇怪！连一张作者的照片都没有。”他装腔作势地继续说道，“我甚至连那位作者姓啥名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他是从何处得到资料，学到技艺等等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听到一首曲子，但无法确定它是勃拉姆斯的作品，还是科尔·波特的作品一样。”
她蹙着眉，把双唇抿进去，似乎是要把它们弄湿润一点。“我认为不应该侵占一位艺术家个人的隐私。有些作家只愿意以不具名的身份写作。天才就是天才。天才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
“嗯！我所讲的，也并不是什么解释不解释的问题，而是真实性的问题。”巴雷解释道。沿着她面颊骨的地方有一些汗毛，但却不像她的黑发，而是金色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知道出版业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个人写了一部有关缅甸北部山区民族的小说，那么，读者就绝对有权利问，他是否到过明斯克以南的地方。特别是把这部小说当做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时。根据我的这一位密友告诉我的，这部小说是一部足以震撼世界的作品。我想，在这么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上，你绝对有权利要求作者站出来，证实他的资格吧！”
那位年长的女人比别的女人都要勇敢，她把滚烫的水注入那个茶壶。第二个女人打开现钞柜，第三个女人正抓把茶叶盛到手提吊秤上。巴雷把手伸进裤袋，拿了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出来，那位站在收银台的女人看到之后发出了失望的嘀咕声。
“我想她是要零钱吧？”巴雷呆呆地说，“我们不也都缺零钱吗？”
正说着，他看到卡佳把三十个小铜板放到了柜台上，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他拿着书和袋子，她拿着那一盘碟子和杯子跟在他后面。但是就在他们到达桌边的时候，她向他说了一段具有挑战性的话。
“如果一位作家有必要证实自己所言属实，那么为他出版书的出版商岂不更应如此吗？”她说。
“哦，我是赞成各方面都要诚实。底牌在桌上亮得越多，大家都会越好过。”
“据所得到的消息，那位作者是从一位俄国诗人处得到灵感的。”
“佩切林，”巴雷答道，“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在一八〇七年出生于基辅的戴莫卡。”
她的嘴唇就着杯子的边缘，眼睑垂了下来。虽然巴雷的心里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此时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从她头发中露出的右耳。傍晚的光线从窗外照了进来，她的耳朵在光线的照射之下，成了半透明的。
“那位作家从一位英国人那儿得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和平的灵感。”她以一种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态度说。
“你想他会想再见那位英国人一面吗？”
“我可以问问他，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位英国人想再跟他见一面。”巴雷说道，“他们之间有太多可谈的事了。你住在哪里？”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里？”
对方停顿了一下。巴雷这回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地铁站很近。那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预备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个星期。能否给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给。你在莫斯科的时候，都会待在这间敖得萨旅馆吗？”
“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儿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干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吗？”
“不是。”
“那么，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作曲家？镇守边界的战士？厨师？他是如何让你活得这么安于现状的？”
听他一连串地讲了这么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仅让她自己开怀，同时也让他高兴了起来。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她说。
“他目前在经营些什么？”
“他的工厂预造房子给乡下使用。我们离婚了。在莫斯科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是。”
“那么，孩子们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这句话让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会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头来，板着脸，眼中充满了愤怒。“我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双胞胎，现在八岁。他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的英语讲得好极了，比我的还好。好像井水泉涌而出。”
“谢谢你。我对外国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这样，真不可思议，就好像简·奥斯丁的英语无人能出其右一样。你是在哪儿学的？”
“在列宁格勒学的。我在那儿上学。英语也是我热爱的一种语言。”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也是在列宁格勒上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的？”
“在我结婚的时候。”
“你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我先生和我从小就认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一起去过夏令营。”
“你钓鱼吗？”
“不但钓鱼，还抓兔子。”她说着说着，又笑了。她璀璨的笑容似乎可以照亮整个房间。“我先生弗洛狄亚的童年是在西伯利亚度过的。知道怎样在冰上睡觉。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并没考虑到知性价值观的差异。当时我认为一个男人所能学的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如何剥兔子皮了。”
“我正在想你与那位作者是怎么认识的。”巴雷解释道。
他看出她的挣扎，也注意到她眼神中闪现着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情绪，一下子向他倾泻而来，一下子又缩了回去。突然，她拢了一下那飞散了的头发，拿起她的手提袋。“请你替我谢谢蓝道先生，谢谢他送的书及茶叶。”她说，“下次如果他再来莫斯科，我会亲自再向他道谢的。”
“请不要走。我需要你告诉我。”他放低了声音，并且，突然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说，“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处理那些手稿。单单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些个手稿到底是谁写的？歌德又是什么人？”
“很抱歉，我必须回去照顾我的孩子了。”
“难道没人代你照顾他们吗？”
“当然有。”
“请你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得很晚才能回去。告诉他们你碰到一个好人，他要跟你谈一整个晚上的文学。我们好不容易才见到面，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你。”
她收起了简·奥斯丁的书，向门口望了望，快步走了出去。巴雷就像一个死缠不放的推销员，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旁边。
“拜托！”他说，“再待一会儿，我知道我这个英国出版商有多么差劲，见了一位漂亮的苏联美女又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正经事儿。我不会骗人，也不会说谎。跟我吃晚饭好不好？”
“不方便。”
“改天晚上方不方便？我该怎么办呢？拿一尊神像来烧吗，还是放一根蜡烛在我的窗前？你是我此行的目的。请帮助我，然后我才能帮助你。”
他的恳求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能不能把你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他坚持着。
“不方便。”她低声说道。
他们走下了宽阔的楼梯。巴雷向头顶上望了望，看到维克娄和他的朋友站在那儿。他抓住卡佳的手臂，力虽不猛，但也足够使她停住了脚步。
“那什么时候？”
他仍然握着她的手臂，握住的地方，就在她手肘上方肌肉最丰满的那部分。“我今晚也许会打电话给你。”她带着怜悯的眼光答道。
“不要也许。”
“我一定会打给你的。”
他待在楼梯上，看着她走向人潮边缘。她似乎在那儿先做了一口深呼吸，才伸展身手，挤进了人潮之中，朝着大门前进。她的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围在她颈子上和背部的围巾也已被汗水浸湿。此时，他强烈地渴望喝上一杯。不过，比喝酒更强烈的一种欲望，是要拆除那只缠绕在他身上的麦克风。他要把这只麦克风踩成碎片，然后用挂号信寄去给奈德亲收。那个鼻子弯弯的维克娄，此时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他露出牙齿，像个贼一样，尽跟他讲些萧伯纳俄文传记的无聊话。
她走得很快，边走边找出租车。天上乌云密布，看不到半点星光。能看见的，也只有宽阔的街道和从佩特罗夫卡方向闪现的极光。她此时需要跟他保持距离，也需要跟自己保持距离。她的内心生出了一种恐慌，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反感，这种恐慌正威胁着要吞噬她。他不该谈那对双胞胎的。他没有权利打破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之间所筑的纸墙，他更不该用那些官僚的问题来折磨她。她已经信任他了，而他为什么还不信任她？
她转到一处街角，继续走着。他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分子：虚伪、纠缠不休，并且一点儿也不信任别人。一辆出租车掠过去了，没有注意到她。另一辆则慢慢驶近，听她呼喊着她要去的目的地，又疾驶而去，去找寻更能赚钱的生意，譬如搭载娼妓，运家具，运黑市的蔬菜、肉、伏特加酒，以及为游客运送随身行李等等。雨开始下了，来势汹汹地刷落了下来。
他那什么鬼幽默。还有，他所调查的，根本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再也别想要我跟他接近了。她应该去搭地铁的，但是又怕那种密封的感觉。不过，他也跟多数英国人一样，看起来蛮吸引人的，甚至在笨拙之中也隐含着优雅。他机智，并且毫无疑问也很敏感。她从没想到他会距离自己这么近。也许是她自己跟他太过接近了吧！
她一直走，一边稳定情绪，一边找车。雨下得更大了。她从袋子里取出一把折伞撑开。就在她走到一处十字路口，准备过街的时候，一个开着蓝色“拉达”车的男子把车开了过来，而她并没有招呼他。
“生意如何，小姐？”
他到底是开出租的，还是强盗？她管不了这么多了，一屁股坐上了车，并且把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告诉了他。这个男子开始跟她大声讲话了。雨点像在落冰雹似的打在车顶上。
“我很赶。”她说着，并且把两三张卢布递给了他。“我很赶。”她又重复了一遍，并且看了看表。自己心里也觉得奇怪，是不是大家在匆匆忙忙赶往医院途中时都会看表。
这个男子似乎也把她的托付很当一回事。他开得飞快，但口中还是不断地讲着话。雨水朝着车子打开的车窗扑了进来。从他口中，她得知他有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住在诺夫哥罗德。一天，她在爬梯子采苹果时摔了下来，不省人事。当她醒来的时候，两脚已经上了石膏。雨水像急流般地滚满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他一直都没停下来把雨刷给装上。
“她现在如何？”卡佳一边问，一边试着把发巾绕到头发上。一个急着赶到医院去的女人是不会跟别人谈他们家的痛苦的，她心想。
那名男子把车子停了下来。她看见了那一扇大门。雨已经停了。今晚的气温很暖和，空气中也散发着甜甜的香味，她甚至都怀疑刚才是不是真的下过雨。
“哪！”那个男子一边说，一边把她刚才给他的一张卢布退还给她。“下一次，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新鲜蔬菜，或是咖啡，还是伏特加？”
“拿着！”她打断对方的话，并且把钱往对方的手里推。
那扇门一直是开着的。往门内望去，坐落在尽头处的，可能是一排办公室，里面闪着几盏昏黄的灯光。门的后面是一排石阶，已经被周围的泥土和瓦砾埋掉大半，只剩下一条往上的通道，勉强可供人行走。卡佳向旁看了一下，看到了停着的救护车，蓝色的灯光懒洋洋地闪着，司机和医护人员围坐成一团抽着烟。在他们脚下横放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女人。她受伤的脸部转向一侧，似乎是在躲避另一次袭击。
他挺照顾我的，她的心思转向了巴雷，想了一阵子。
她匆匆地走上坐落在她眼前的那一栋灰色房子。她记得，这栋房子是但丁设计，卡夫卡盖成的。医院的职员到这栋大楼里偷药，再把偷的药卖到黑市去。她也记得，这里的大夫们夜里都加班，为的只是让家里的妻小过得好一点。在这个地方，人所能见到的只是那些被这个帝国遗弃的人渣。他们既无势力，亦无门道。就在她踏着坚定步伐穿过那两扇门的时候，她的脑海中好像有一段旋律跟着她行进。一个女人冲着她过来，卡佳没有把她的证件拿出来，而是拿了一个卢布给她。这个大厅像是一个游泳池，到处充满了回音。在一处大理石的柜台后面，坐着几个女人。除了当中的一个以外，其他人对四周的人都是视若无睹。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老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盹儿，他的双眼盯着一台破破烂烂的电视。她越过了他，进入一个走廊。走廊中排满了病床。上次她来的时候，走廊中还没有病床。也许是他们这时为了接待一个重要人物，而把这些病床清掉。一位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实习医师正忙着给一位老女人输血；穿着白罩衣和牛仔裤的护士在一旁协助他。没有人呻吟，也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必须死在走廊上。一个透光的牌子上写着“急诊室”。她跟着进去，你得装得就像那个地方的主人一样，他在第一次就跟她这么讲过。她每次来，都装出这副样子，每次都很管用，到目前仍然管用。
候诊室原先是个已废弃不用的演讲厅。里面灯光昏暗，像是夜间的囚房。讲台上，一位面如圣人的护士长坐在那儿。在她面前，候诊的人排着长长的一队，好像等待撤退的军队。演讲厅里，一大堆没人管的病人等在阴暗的灯光下，有的呻吟，有的咆哮。伤口经过粗略包扎的伤员躺在椅子上。醉鬼们不是懒懒地睡着，就是大声地在那儿赌咒发誓。空气中充斥着消毒药水、酒和血迹的味道。
还要等十分钟。她发现自己的心思又不知不觉回到巴雷身上——他那直射的熟悉眼神，他那无可救药的莽撞口吻。我为什么不把家中的电话号码给他呢？他抓住她的手臂时，她好像感觉到她的手臂一直就是被他抓着的。“你是我此行的目的。”她选了一张靠近那扇标着“厕所”的门前边的破椅子坐了下来。你在这儿死掉了，可能都不会有人问你姓什么。那儿是门，那儿的一个小房间被他们当做衣帽间来使用，她先预习着。然后，就是厕所了。电话在衣帽间，但是没有人会去用它，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线路不忙时也没有人能打进医院。这部电话是为一位身份特殊的大夫预备的，他用它来联络他私人的病人和情妇，直到他调职为止。不知是哪一位白痴把电话装在柱子后面，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它一直就在那儿。
你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些地方的？她曾经问过他。这个入口，这个房间，这部电话，坐下来等着，你都是怎么知道的？我到处漫游！他不等她讲完，就已经在回答她的话了。此时，她也已看到他觉也不睡地迈步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他在那儿徘徊着，是在找食物，还是找她？我是满脑子鬼灵精的异教徒，他曾经这么告诉过她。我走路是要陪伴我的心灵，而我喝酒，是要躲避它。当我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身旁，我可以看到你的脸贴在我的肩膀上。
他会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他倒下为止。而我也会跟着他走。
就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一位身穿橘红色斗篷的农妇已经开始用乌克兰语祈祷了。她手中抱着一尊小圣像，跪在地上，她的头盖过了圣像。每祈祷一次，她的头就低得更深，一直到她那光秃秃的前额抵住锡制的框架为止。她的眼中闪现着泪光。当她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卡佳看到泪水从她的眼睑里流了出来。她想，在星光闪烁的时候，我也会像你一样。
她想起他曾经告诉过她，他去西伯利亚的一处停尸间参观的事情。那是一个处理死人的工厂，就坐落在他曾工作过的一个鬼城里。他告诉她尸体都是从一个槽里出来，被人放在旋转台上，男女杂陈，然后就是冲洗，贴标签，再由一位夜间在那儿工作的老妇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金子剥下来。死之为奥秘，与其他的奥秘没有什么两样。所谓奥秘，是一次只给一个人看的东西。
你为什么总是要拿死亡的意义来教育我？她曾经带着厌恶的心情这样质问他。而他的答案居然是：因为你曾经教过我怎么活。
他曾经说过：这部电话是全苏最安全的一部电话。即使在我们这些情报机构里的那些丧心病狂之人，也不会想到要窃听医院急诊室里没人用过的电话。
她记起了他们在莫斯科最后一次晤面。那次是那一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从一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的车站搭火车远道而来。他没有买票，搭的是末等舱。他像别人一样，塞了十个卢布在那位列车长的手中，就这么一路坐了来。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个堂而皇之的人民公仆们，这些日子都变得中产阶级起来了，连怎么跟工人相处都不知道了。她曾经想像他那一副流浪汉的模样，穿着厚厚的内衣，躺在原本是放行李用的顶层卧铺上，听着老烟枪们的咳嗽声和老酒鬼们的满腹牢骚。车厢里的气氛加上从热水器中漏出来的水蒸气，让他都快窒息了。不过，尽管双目所及尽是令他毛骨悚然的景象，他也从来只字未提。那种景象，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啊！她想着，难道说，还得被你自己一手所创造的东西给折磨吗？你要知道，你的功业越大，人类的灾祸就越深。
她看到自己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一样，风餐露宿在卡山斯基的火车站，守候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翘首期盼着他的到来。有人谣传，说这班火车脱班了，脱轨了，甚至被取消了。浓密的雪越发下得大了。那班火车到了，也再没有发动过。我再也不用花这么多的脑筋去想那么多的谎话。车站的管理人员把甲醛倒在厕所里，整个大厅都充满了难闻的气味。她戴着弗洛狄亚的毛皮帽，因为戴起这顶帽子，脸上大部分都会被遮住。她的马海毛披肩覆盖住她的下颚，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包在羊皮大衣里。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么强的欲望——那是一次隐藏在皮毛衣服底下的热和饥渴。
就在他走下火车，踏着烂泥迎向她时，她的身体又僵又狼狈地挺立在那儿，就像个男孩。当她在拥挤的地铁里站到他身旁时，他一贴向她，她就几乎想大叫出来。她向亚历山德拉借了公寓用。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先生一起到乌克兰去了。她把前门打开，让他走在前面。有时候，他好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反正都是她在计划的，所以他也就不管这么多了。有时候，她很怕碰触他，因为他很脆弱。但今天则不然。今天她撞他，用尽所有的气力去抓他，丝毫顾不得技巧和温柔地把他拉过来，为的只是要惩罚他让她数月以来尝尽了相思的苦楚。
而他呢？他抱着她，就像过去她的父亲抱她一样，他的腰丝毫没有接触到她，而他的肩膀居然还能保持着稳定。就在她推开他的那一刹那，她知道他把所受苦难都埋到她体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是我惟一的信心，他一边用紧闭的嘴唇亲着她的眉毛，一边轻声说道。卡佳，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决定要做的，你要用心地听。
那位农妇跪在地上，轻抚着她的圣像，先把它压在胸前，又把它放到嘴边。卡佳不得不越过她走到通道上去。一位穿着皮夹克，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长椅的那一端。他的一只手臂缩进了衬衫里去。她想他的手大概是断了。他的头向前倾着，就在她经过他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鼻梁也断了，不过却已治愈了。
那个放电话的小房间黑漆漆一片。一只破掉的电灯泡无用地挂在那儿。一个很大的木制柜台挡住她去那个小房间的路。她努力想把盖子打开，但发现它实在太重了，于是只好钻了过去。她站在空空的衣架和没有被拿走的帽子之间。那个柱子现在距离她只有一尺。有一个牌子，上面用手写着“不找零”，而她也只有借着那一扇开开关关的门才能看到这牌子上的字。电话还是像往常一样，放在它原来放的地方，但是当她走到它面前的时候，她却几乎无法在黑暗里看到它。
她瞪着它看了看，希望它会响起来，她的恐惧感已经消逝了，她又变得稳重。你在哪里？她在心中这么喊着。是在你的那些邮递号码中的一个呢，还是在你的地图上所画的那些点里的某一个点呢？哈萨克吗？在中伏尔加河区吗？还是在乌拉尔山？她知道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在过去，她能凭肤色判断他是否在户外工作过。有几次，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地底下待过几个月的样子。你和你那可怕的罪恶感都跑到哪儿去了？她在心中想着。你和你那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的决定又到哪里去了？在一个小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电报局吗？她想像他是被捕了。她有时会这么想，想像着他双手被绑，关在一间小屋中，面色苍白。他们把他拴在一个木马上，不断地鞭打他，而他一动也不动。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了话筒，听到一个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是皮雅特。”他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是特意用来保护他们的。如果我落在他们手中，而他们又逼我打电话给你的话，我就告诉他们另一个名字，这样你好躲起来。
“我是阿里娜。”她答道。连她自己都觉奇怪，她居然还讲得出话来，这一瞬间过了之后，她就什么也不再担心了。他还活着。他没有被捕。他们没有打他。他们还没有把他拴在木马上。她觉得懒懒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还活着，他正在对她说话。这是事实，不是情感，他的声音起先很遥远，并且只有一半像他的声音。来来回回地诉说，只有事实。告诉他，我谢谢他亲自到莫斯科来。告诉他，他的作为像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很好，你好吗？
她把电话挂了。她太虚弱，不能再多说了。她回到那一间演讲厅，和大伙一起坐在椅子上。她深呼吸着，心中知道没有人会来管她的。
那个穿着皮夹克的男孩仍然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她又注意到他那弯弯的鼻子了。她再一次想起了巴雷，并且很感谢他的存在。
他穿着衬衫躺在床上。他的卧房是从一间大寝室辟出来的一间房，不但空气不流通，而且还充斥着每一间苏联旅馆都会有的水龙头交响曲：从水龙头滴出来的水不断地滴答流着，流到那间小浴室的水槽里，再加上那个无时不在痉挛的冰箱所发出的呻吟声。他正从一个漱口杯里面吸着威士忌，假装在那无用的床头灯下阅读。电话就在他的肘边，旁边放着他记事的笔记本。电话无论有没有挂在架子上，都可能是“活”的，奈德一再地警告过他。但是这部电话不会，巴雷想。就像已绝迹的渡渡鸟一样的死绝，除非她打电话来，否则这电话就是死的。他正在读马尔克斯的精彩小说，但是书的印刷之差，对他来讲，就像是有刺的铁丝网一样；他被这差劲的印刷给搞得头昏脑涨，非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推敲。
先是一辆车子驶过了街头，继而一位行人步行经过。然后，雨势小了，无精打采地打在玻璃框上。既没有哭叫，又没有笑闹，莫斯科就这样地又回到了她那宁静的时空。
他还记得她的双眸。这双眼睛里看到我的什么了？他想，一定是我身上的这些纪念品。我穿着我父亲的西服，我是一个隐藏在自己的表演背后的差劲演员，除了脸上的油彩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她要找的，是我里面的信念，但我让她看到的，却是我这个高级英国人道德上的破产。她要找的是未来的希望，但找到的却是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陈迹。她要找的是门路，但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却是一张写着“已预定保留”的条子，所以，她只看了我一眼，就跑掉了。
我是为谁而被人“预留”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日子或强烈情感，我要将我自己给“预留”起来？
他试着去想像她的身体。有那样的一张脸，谁还需要什么身体？
他喝了一口酒。她有勇气，她有困难。他又喝了一口。卡佳，如果这就是你，那么我就是为你而被预先保留的。
如果。
他心里在想，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多知道她一点。除了老实以外，实在也没有什么方法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一段已经是久远到都已尘封的时间，他错把智慧当美丽，但是卡佳的确是这么聪明，这回把这两种特质混淆在一起没关系。曾经也有过另一段时期，老天！他错把才德当美丽；但是在卡佳身上，他几乎能够见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形象，好像是图画中那些头上有着光环的圣人一样。如果她现在突然探头进来，告诉他说她刚才亲手谋杀了她的孩子，他也会立刻为她找出六种理由，告诉她罪不在她。
他又倒了一杯威士忌，意识里模模糊糊地记起了安迪。
安迪·马奎第是一名小号手。现在正躺在医院里，他的头被切开了。他的太太含糊地说是甲状腺的毛病。当他们初次发现他有这毛病的时候，安迪不愿接受手术。他宁愿去做一次长泳，并且一去不复返，他说。因此他们就一起喝醉了，并且计划好去卡布里岛旅行，等到吃了最后一顿丰盛的餐点，喝了一加仑的红酒之后，就下到那脏兮兮的地中海里，预备就此晨泳不归。但是，当他的甲状腺毛病又犯了的时候，安迪想了一想，觉得他还是宁可苟活不愿贸然一死，因此就转而选择接受手术。除了脊椎神经之外，他们把他的脑袋与身体分了家，就让他靠着管子维生。所以，安迪还是活着，只不过他已经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活，也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死。他只是诅咒着为什么当初没有趁着还有时间，赶紧去游泳，并且为自己找出一种意义，一种死亡所不能吞噬的意义。
打电话给安迪的太太，他想着。问问看她的先生如何了。他看了看表，计算着在安迪的太太真实或是非真实的世界里，现在究竟几点了。他的手刚要拿起电话筒，又放了下来，因为他怕电话铃会响。
他想起了他的女儿安西雅。安西雅真是一个好女儿。
他想起了他住在城里的儿子海尔。对不起，我把家业都给败光了，海尔。但是你还是有一点时间去挽回的。
他想起了在里斯本的那栋公寓，以及那个哭得心都碎了的女孩子。他边想就边起疙瘩。不知那个女孩现在怎么了。他又想到了其他的女人，但是他的罪恶感却又不像平时那么深，所以他也为此纳闷着。他又想到了卡佳。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他一直都在想着她。
有人在敲门。她已经来找我了。她正穿着一件家常衣，衣服里面则是全裸。巴雷，她小声地说，你以后还会不会一直爱我？
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她是既无前情，亦无续集的一个人。她不是属于那种让你竖起大拇指叫好的连续剧里面的人物。
是维克娄，他的守护天使，正要检查他所保护的人。
“进来吧！维克娄，要喝一杯吗？”
维克娄抬起了他的眼帘，问巴雷她打过电话没有。他穿着一件皮夹克，上面有几滴雨。巴雷摇了摇头。维克娄替他自己倒了杯矿泉水。
“他们今天推荐给我们的书，我已经看过几本了，先生。”他说，“我想，你可能会把几本非小说的书目加以更改。”
“维克娄，告诉我一些新消息吧！”巴雷友善地说着，一边趁维克娄往椅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在床上伸展他的四肢。
“嗯，他们给我们的书当中，我只想跟你谈一种，那就是讲饮食和运动的健康手册。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列入我们合作的书目之一。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与他们最好的一位插画家签约，并且借此提升俄国人的影响力。”
“放手去做吧！天是没有界限的。”
“嗯，我得先问一问尤里。”
“去问他吧！”
一段沉默时间。让我们再排演一次吧！巴雷想道。
“噢，顺便提一提，你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俄国人都用‘方便’这个词。”
“噢，是的。”巴雷说，这种事情恐怕是没有人会问的吧！
“他们想到的词是俄文词‘方便的’，但它同时也有‘合适’的意思。因此，也就无怪乎有时候它会把人给搞混了。我的意思是说，它有时会让你觉得是不方便，又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不合适。”
“的确是。”巴雷一边啜饮他的威士忌，一边想了很久才这么说道。
之后，他一定是打盹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手拿起听筒靠上耳朵，而维克娄站在他的身旁。这儿是苏联，因此她没有道出她是谁。
“回心转意了。”他说。
“我很抱歉这么晚才打电话给你。我有没有吵醒你？”
“当然有，你随时随地都在打扰我。那一杯茶很够分量，真希望可以维持得久一点。你现在在哪？”
“我想你曾邀请我明晚吃晚饭。”
他伸手找他的笔记本。维克娄递给了他。
“中饭、午茶、晚饭，这三样都请。”他说，“我要去哪里接你？”他振笔疾书，写下了地址，“顺便问一下，你家的电话号码多少，我想知道，以防万一我迷路了，或你迷路了。”于是，她也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不过，是很不情愿地给的。这么做，违反了她的原则，但她还是给了。维克娄看着他把号码写了下来，然后乘着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轻声离开了房间。
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巴雷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借此把心情稳定下来。跟漂亮、聪慧、有才德的女人在一起，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她们固守着什么立场。她是针对我来的呢，还是我只是她众多的仰慕者里的一个呢？
突然，莫斯科带给他的恐惧感，像暴风雨一样地向他袭来。就在他最没准备的时候，就在他一整天奋战不懈之后出乎意料地冒了上来，像雷一样地击打着他的耳鼓。当这种感觉好不容易过去之后，沃尔特那难听的声音又再度在脑海中响起——“她真是跟他联络的吗？这些资料是她自己发明的吗？她是否与别人有联络，如果是的话，那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