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佳从睡梦中一下子醒了过来，立即想到就是今天，就像她事后说服自己的那样。她是个从禁锢中解放了的苏联女子，但是迷信还是在她身上扎了根。
“一切都是命定的。”后来她告诉自己。
在那破旧的窗帘外面，阳光在莫斯科北边乡下的水泥广场上缓缓地出现。周遭挂满晒洗衣物的砖造房，像衣衫破旧的粉红色巨人般拔地而起，伸向空荡的天空。
她心想，现在是星期一。我还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终于摆脱了那条街了。此刻她脑中想的，是她的梦。
虽然已经醒了，她还是又躺了一会儿，漫游于她秘密的世界里，努力地想把心里头的各种恶兆给甩掉。当她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时，就立即以她素来练就的灵巧，一下子从床上跃起，钻到浴室那破烂的帘布之后，冲起澡来。
尼基观察得一点也没错，她的确是个美女。她的身材高挑，虽然丰满却一点儿也不臃肿。她有浑圆的腰、强健的大腿和一头乌溜溜的黑发。当她把挽着的头发放下来时，那真是可以用“奔放”两个字来形容。她的脸蛋有些艳丽但是充满了灵气，而且似乎可以让四周的事物都生出朝气来。无论是穿着衣服或是裸露，她的姿态无一不带着优雅。
洗完了澡，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水龙头关上，再用拳头狠狠地挝了它一下，意思是说：你给我关上。哼着哼着，她拿起了一个小镜子，踏着大步走回房间穿衣服。她又想到梦里的街道：到底是在哪条街上？是在列宁格勒？还是在莫斯科？虽然是冲了澡，还是没有把她的噩梦给冲掉。
她的卧室非常小，是这小小的公寓三间房里最小的一间。它只能算是房间里的一处凹室，里面也只有一个衣橱和一张床。但是卡佳已经习惯了这个仅够容身的小房间。她盘起头发，用卡子卡了起来。这是她上班时候的发型。她的动作快速而性感，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优雅。说真格的，如果卡佳不是因为工作上的职位关系而能够获得额外的配给，她的房子一定远比现在小上二十平方米。因为她的叔叔马特维跟她同住，使她多分配到九平方米，而那对双胞胎和她自己的神通广大，让她获得了其余的十一平方米。现在，她对房子已经不再有更多的要求了。
也许，她梦中的街道在基辅，她想。因为她记起了最近曾经去那儿一游。不，基辅的街道宽敞，但我梦中的却是狭窄的。
就在她穿衣服的时候，整条街道的住户都已苏醒过来了。卡佳满怀喜悦地聆听着这个平凡世界的例行晨起公事。首先，由墙的那一边传来了哥格李兹家的闹钟声，时间恰是六点半。接着，那只凶巴巴的猎犬大声嘶吼着要人让它出去。可怜的哥格李兹，我一定要带点什么礼物给他们，她想着。上个月娜塔莎的母亲病逝；星期五奥塔的父亲因为脑中长瘤而住进了医院。我要带一些蜂蜜给他们，她这么想着。就在这一刹那，她发现自己正对着以前的情人照片发出一个很别扭的笑容。他是一个俄籍犹太画家。他曾经不顾自然生态，想把一窝子的蜜蜂养在屋里。他待她很不好，她的朋友都看得出来，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卡佳心中却一直替他辩护。他是一位艺术家，也许还是一位天才呢！他懂得怎么去爱，虽然他时常对她发火，但也曾让她拥有过欢笑的日子。无论如何，她也曾爱过他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天真理想。
就在哥格李兹家的声响过去之后，沃克豪夫斯家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孩就开始折腾人了。过不了一会儿，他们家那台新买的日本音响，就隔着地板传来阵阵美国最新流行的摇滚乐声。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到这个玩意儿？卡佳又一次坠入了沉思：伊莉莎白一直不停地怀孕，而沙夏一个月只赚一百六十块。沃克豪夫斯家的声响刚停，卡波夫斯家的又来了。他们放的，都是莫斯科电台的节目。一个星期以前，卡波夫斯家的阳台塌了下来，压死了一位警察和一只狗。而街坊邻居们却只为这只狗善后呢！
卡佳俨然成了大家的供养者。每个星期一，她会拿到有人在星期六私自从乡下运上来的新鲜鱼类和蔬菜。这是因她的朋友唐亚有一位表弟，私底下为一些小自耕农做买卖。该打电话给唐亚了。
想到这儿，她也想到了音乐会入场券的事。她已经决定，一到办公室，就把那两张爱乐音乐会的入场券要来，那是一位叫巴辛的编辑在劳动节酒醉时对她失礼求爱而答应给她表示赔罪的。卡佳根本从未注意过他对她的追求呢！但是巴辛总是在为着什么事情折磨着他自己。其实，他要这么做，关她屁事！尤其是他以音乐会入场券作为手段。
在午餐休息时间，买过东西之后，她就会用这两张票子去跟那位服务生莫罗索夫交换东西。莫罗索夫答应为她留着二十四块进口香皂，都是用非常漂亮的包装纸包着的，有了这些漂亮的香皂，她就可以去买一卷用纯羊毛织成的绿色格子布。这格子布是那位布店经理特别答应为她保留的。这天下午，在招待那些匈牙利外宾的酒会结束之后，她就会把那卷布交给奥尔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曾受过她好处的人，在她那架以家中的老胜家缝纫机换来的东德制缝纫机上做两条牛仔裤，好给两个双胞胎当做生日礼物。若有剩的，就拿去塞给那位牙科医生，请他私下为双胞胎检查一下牙齿。
就这么决定了。再见了，音乐会。
电话是摆在马特维叔叔睡的那间房里。那是从波兰进口的，很珍贵。这是从弗洛狄亚的工厂里偷摸出来的。感谢上苍，他在最后出国时，没带走它。她踮起脚尖走过熟睡中的马特维身边，一面温柔地看了他一眼。马特维是她父亲最钟爱的弟弟。她拿起电话机走过了迂回的走廊，放到自己的床边，一决定要先跟谁通话，她就立即拨号了。
有二十分钟之久，她打了一圈电话给朋友，电话中尽是谈些什么东西可以在哪里买到之类的事，但也有一些谈心的话。有两次，她刚把电话放下来，马上就有人打给她。最近刚崛起的捷克电影导演昨晚在索亚家过夜。亚历山德拉说他实在太惊人了，今天她要冒生命危险打电话给他。但是，她要用什么话做开场白呢？卡佳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到一个借口。有三位前卫艺术家将在铁路工人工会展出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邀请他陪她去参观呢？亚历山德拉听了她这番提议之后很是高兴。卡佳想出的主意总是最好的。
每个星期四晚上，在前往什瑞米特耶弗机场路边的一辆冷冻卡车后座可以买到黑市的牛肉，这是柳芭说的：去问一名叫詹安的大块头，但是不要让他接近你。在克罗普特金街的后面有一处商店里有古巴菠萝拍卖，这是奥尔嘉说的，还提到去找一个叫德米特里的人，并且付他双倍的价钱。
电话打完了，卡佳这才开始为纳沙扬借给她的那本有关限武的美国书头痛。纳沙扬是十月出版公司非小说类的新任编辑。没人喜欢他，也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弄到这个职位的。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他负责保管一部复印机的钥匙，而这项特权更让他有模有样地摆足了官僚架子。她的书架放在走廊，上面的书多得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还嫌不够摆。她死命地找着：这本书是个渗透破坏的奸细！她要把这本书给请出去，跟纳沙扬一起给请出去。
“那么，有谁要翻译这本书呢？”她曾经在他到她的办公室闲逛、偷瞄她的信时，冷冷地翻着她那堆尚未阅读的手稿，面色严肃地问过他，“是不是因为如此，所以你才要我去读它？”
“我认为这本书会引发你的兴趣。”他答道，“你是个母亲，也是一位自由派——不论这是什么意思。你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亚美尼亚形势总是趾高气扬。如果你不想借它，那就不要借。”
她终于在休·沃波尔和托玛斯·哈代的书之间找着了那本讨厌的书。她把书拿了出来，用报纸包好，塞到手提袋里。然后把那个袋子挂在前门的门把上。她这么做，是因为最近她老是会惦记着每一件事，但也老是把事情给忘掉。
这个门把手是我们一起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她想着想着，心中充满了怜悯。弗洛狄亚！我那可怜又让人无法忍受的丈夫，怀着你那由来已久的乡愁，现在被降级到与五个气味难闻的离家男人住在一起，他们就像你一样！
电话打完了，她匆匆浇过盆栽，然后去唤醒她的双胞胎。他们正各自斜躺着熟睡在那张床上。卡佳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心中又有些不忍。有一会儿，她甚至没有勇气去碰他们。最后，她堆起了一脸笑容，好让他们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妈妈的笑脸。
之后的一小时，她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给了他们。这是她每天要做的事，她为他们煮粥，为他们剥橘子，和他们一起疯疯癫癫地唱着歌儿。最后唱的是《热情者进行曲》，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俩人齐声咆哮，下巴缩紧，就好像那些革命英雄一样。而他们所唱的曲子，也包含了一些纳粹的进行曲，不是有意为之，但卡佳是了解的，并且一再地被他们这种可人的模样儿逗得开心异常。他们喝茶的时候，卡佳为他们准备饭盒。塞吉的午餐是白面包，安娜的则是黑面包，两人的面包内各夹了一块肉饼。午餐准备好了之后，是给塞吉扣上扣子，帮安娜拉直红领巾。在她为两个宝贝梳头以前，她分别亲了两人一下，因为他们学校的规矩就是“仪表整洁是苏维埃人民对国家效忠的一种表示”。
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她蹲下来，把双胞胎揽在怀中，就像她最近四个星期以来的每个星期一所做的那样。
“现在，如果妈咪有天晚上没有回来，或者必须赶着去参加一个会议，或是探望一位病人，你们应当怎么做？”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们。
“打电话给爸爸，叫他回来陪我们。”塞吉一边说着，一边挣出了母亲的怀抱。
“我会照顾马特维叔公。”安娜说。
“那么，如果爸爸也不在，你们又该怎么办？”
他们开始吃吃地傻笑起来。塞吉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他觉得心中不安，而安娜呢？是因为潜意识里感觉灾难要来了而害怕。
“去找奥尔嘉阿姨。”安娜叫着，“把奥尔嘉阿姨的金丝雀时钟给扭紧，让它唱歌！”
“那么，奥尔嘉阿姨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们会不会唱那首歌？”
他们唱着唱着，然后三个人就笑成了一团。甚至在他们出门下楼梯的时候，孩子们还在不停地笑着。这幢楼房的楼梯间，年轻人把它当做爱巢，醉鬼们把它当做酒吧，有些人则把它当厕所。卡佳手携着这两个子女，步入阳光当中，越过公园上学去。
“你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同志？”卡佳用嘲弄并夹杂着命令的语气问塞吉，一边再把他的衣领理直。
“尽心尽力服务人民和党。”
“还有呢？”
“不要让维塔利·罗哥夫偷我的午餐！”
两个小孩挣开她爬上石阶之后，又是一阵笑声。卡佳对着他们挥别，一直到他们消失。
在地铁里，一切都是那么醒目，即使隔着距离。她眼见行人都是那么地忧郁，而她自己似乎不属于他们这一群。她又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读莫斯科的报纸。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像的。那时的报纸除了拿来擦屁股和塞通风口以外，一无用处。有时候，卡佳也会读一下报纸，若是不读报纸，她手中也会拿着一本工作上需要读的书或手册之类的东西。但是今天，就算她昨晚所做的梦已经完全从记忆中褪去，她也有太多的事情要想。她要为她的教父煮碗鱼汤，以弥补那天的顶撞之罪。她还要忍受那位上了年纪的塔提雅娜·塞吉耶芙娜的钢琴课，她老是说卡佳不专心学，说她太草率。她仿佛还在梦中的街上跑着，醒不过来，也许是街道在后面追她。这大概就是她差点忘了换车的原因吧？
终于到了办公室。这栋办公大楼看起来十分阴冷，到处是剥落的木片，水泥地阴湿。她一直在想，与其拿这里作为国家的出版机构，倒不如充当泳池来得恰当。进了门，一眼看到工人在穿堂锤着、锯着，她心里不免一阵吃惊。有一秒钟，她甚至还想到可能是为了处决她，正在赶搭绞刑架呢！
“这笔修缮费老早就在我们的预算里了！”老莫罗索夫曾气喘似的对她说，他通常总有一些小道消息可告诉她，“钱早在六年前就已经拨给我们了，但是直到现在，那些官僚才同意签字动工。”
电梯像往常一样，总是处于维修状态。她心想，在苏联电梯和教堂总是在维修。她走上楼梯，用非常快的速度爬上去，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爬得这么快。她向照面的每个人匆匆道早安。后来想起来，她怀疑是不是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在潜意识里催促着她快速前进。因为，就在她一脚踏进门时，桌上的电话已在那儿不停地响着，仿佛催人快把它给拿起来，好解除它的痛苦。
她拿起了电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喂！”但很显然的，她似乎说得太快了些，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英文请奥拉娃太太听电话。
“我是奥拉娃太太。”她也用英文回答他。
“是叶卡特里娜·奥拉娃太太吗？”
“请问你是谁？”她笑着回答道，“你会是彼得·温西14爵士吗？请问你是哪一位？”
有一位愚蠢的朋友正在开我玩笑吧？柳芭的先生也许又要我跟他幽会。再不然，她也想不出会有谁了。
“噢，恐怕你大概不认识我。我的名字是斯科特·布莱尔。是伦敦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出版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我是出版商，来此地办些事。我想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尼基·蓝道。尼基要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真是久仰了。”
“你好！”卡佳说着，并感觉有一团乌云朝她罩了过来。她的胃部有些隐隐作痛。就在这时，纳沙扬踱着步子走了进来。他两手放在口袋里，一脸的胡子。他以这样不修边幅来象征知识分子的深度。看到她正在打电话，他耸耸肩，向她摆了下脸孔，希望她能马上把电话给挂掉。
“你好啊！卡佳·波里索芙娜。”他带着调侃地说。
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开始说话了，语气强而有力，让她觉得对方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的语气充满自信，因此她猜想对方是个自大的人，是那种身穿昂贵服饰，谈吐高雅，讲话时两手放在背后的那种英国人。
“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他说，“很显然，尼基答应你去找一些简·奥斯丁作品的旧版本给你，并附赠你原书的原版图画，对吗？”他一句接一句地说着，一点时间也不给她说“是”或“不是”。“只不过，我这次只带了几本过来；不过这些版本都是非常好的版本。我想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个你我都方便的时间，好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纳沙扬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他照着往常的习惯，在她的文件盒里拨弄着。
“你真好！”她对着话筒说道，但语调冷淡至极。她已经板起了脸孔，脸上一点表情和生气都没有，这是做给纳沙扬看的。她已经封闭起心灵，这是为她自己好。
“尼基也送给了你一堆杰克森茶叶。”对方继续讲着。
“吨？”卡佳会错意地问道，“你说什么？”
“说实话，我甚至还不知道杰克森的店还开着。他们过去在皮卡迪利，就在隔着哈查德的店几步远的地方开着一家很不小的店。无论如何，现在我面前就摆着他们出品的三种茶叶。”
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他们一定把他给抓了，她这么想着。他未再开口讲话。这也许又是我在做梦吧？！老天爷！我该怎么办呢？
“……阿萨姆、大吉岭和奥伦治嫩叶红茶。嫩叶红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听起来倒像是一种外国鸟似的。”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一种什么植物吧！”
“我想你是对的。不管怎样，问题是我要如何把这些茶叶拿给你呢？我能不能带到什么地方去给你？或者是请你到我的旅馆，我们喝一杯、见个面？”
她开始欣赏他那种绕着弯子说话的技巧了。他正利用时间使她逐渐恢复镇定。她用手指拢了一下头发，发现居然还蛮整齐的。
“你还没告诉我你待在哪家旅馆呢？”她反问道。
纳沙扬向她猛扭了一下头，表示反对她再继续讲下去。
“哦！我居然忘了告诉你，真是糊涂呀！我在敖得萨旅馆，你知道敖得萨吗？从那家旧澡堂一直往上走。我已对这里产生莫大的好感，我一直都会住在这里。白天的时间我都在开会，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坐飞机来访问，就无可避免地会有这些事情。但是目前我晚上的时间还算是相当自由的。你可以利用晚上来找我。我的意思是说，就今晚如何？我们要把握现在，今晚如何？”
纳沙扬已经点燃了他的第五根香烟。他这么做是故意的，因为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她讨厌烟味。烟点着了，他把它高高举起，然后用他那女人般的小口吸吸它。她对他冷笑着，但他装作没看见。
“其实也挺方便的。”卡佳用她最军事化的语调说，“今晚我必须去你那儿附近参加一个官方式的酒会，欢迎从匈牙利来的贵宾。”她又加上了下面这一句话，心里也不清楚是说给谁听的，“我们已经期待这一天好久了。”
“好极了！能不能说个时间呢？六点或是八点？什么时间你最方便？”
“酒会是在六点钟开始。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大约八点半，好吗？你记住我的名字了，是吗？斯科特·布莱尔。斯科特，就像是第一个登陆南极的那个斯科特；而布莱尔就像是一支喇叭。我很高，神情有点憔悴，大约有两百岁那么老，戴的眼镜厚到连我自己都看不透。但是尼基说如果有人要问苏联维纳斯长什么样儿的，你就是最好的写照，所以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会认出你的。”
“这真是胡说八道！”她一边叫道，一边忘情地笑了。
“我会在楼下的大堂专诚等你。但是，我想我还是给你我房间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你有铅笔吗？”
就在她挂上电话的那一瞬间，积压在她心里的另外一种情绪像是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她转向纳沙扬，两眼闪现出怒气。
“格利戈里·提格兰诺维奇！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你都没有权利到我的房间如此胡闹！检查我的书信，偷听我跟别人的电话。这是你的书！如果你有话对我说，待会儿再说！”
然后，她就翻出了一叠有关古巴农业合作团的翻译手稿，并且用她冰冷的手，开始一张一张地翻，假装是在数那一叠稿子。等到她打内线给纳沙扬，那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你必须要原谅我的无礼。”他说，“我的一位密友在上个周末去世了。我的心乱得一塌糊涂。”
午饭的时间到了，她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计划，让莫罗索夫去等候他的入场券吧！让那位店老板等他的漂亮肥皂吧！让奥尔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等她的布吧！她先走路，然后搭上巴士，不是出租车。下车后她又步行，穿过一处中庭又一处中庭，直到她找到所要找的那处破旧小屋。旁边就是那条巷子。“当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就到这儿来找我。”他曾经说过，“那位工友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连谁做了这个暗号都不会知道。”
你必须要对你所做的有信心，她提醒自己。我有，我绝对有。
她手中拿着一张明信片，那是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印制的伦勃朗画的明信片。“我爱你们大家。”她的明信片上这么写着。签名的人是“阿里娜”，还画了一颗心。
她找着了那条巷子。这条巷子现在就踩在她的脚下。这就是她噩梦中的巷道。她按了门铃，按了三声，然后把那张明信片从门底的缝里塞了进去。
这天早上真是太美了。莫斯科的天空发亮，一景一物都好像在向你招手。沉浸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真该把一切不快都抛置脑后。巴雷打完了电话，就走出这家旅馆。他站在温暖的人行道上，松弛他的手腕和肩头，并且头也转了一转。他把心思移向外面的世界，让这个城市用难闻的气味和那难听的声音掩盖他的恐惧。俄国汽油的味道、烟草的气味、廉价的香水味和河里的水味，没有一样不臭。我在这儿还要待上两天呢！真是受不了！街上稀疏的骑兵与过往的交通车互相呼应着。喷着烟的大卡车在布满坑洞的马路上彼此追逐。轿车的窗户全都漆黑一片，没有任何标志的建筑物在使用年限未满之前就已经布满了裂痕。这到底是办公大楼呢，还是学校？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在门口抽着烟，等待着。司机们在他们的车里看着报纸，也在等着。一群面色凝重、一言不发的人目不转睛地瞪着一扇门，也在等待着。
为什么这里老是吸引着我？他心中觉得奇怪，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这一生中的点点滴滴。最近，这种回忆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我为什么老是回到这儿呢？想着想着，他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他是不习惯害怕的。
因为他们的知足，他找出答案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能过苦日子。因为他们喜欢无政府状态、他们那种混乱的恐怖，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张。
因为上帝总是找各种借口不愿光顾这儿。
因为他们普遍的无知及无知中迸发的光辉。
因为他们的幽默感，比起我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他们是这个过度开发的世界中最后的处女地。因为他们是这么努力要像我们一样，却远远落后。
因为在那巨大的战场中，有一颗悸动的心，而那个战场就是我自己。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她已经这么告诉我了。他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些什么呢？是防备吗？防备谁呢？她自己吗？还是他？或是我？在我们这一行里，信差就是信息。
看外面，巴雷告诉自己，外面才是惟一存在的地方。
地铁里，一群十几岁的女孩穿着棉质的长袍，另一群男孩穿着厚棉布夹克。他们朝目的地快步地走，为的是要去工作？抑或去讲习？阴沉的表情为一句话而转变为笑脸，看到他这个外国人，他们就用冷冷的眼光打量他：他那圆圆的、凸出的眼镜，他那破破烂烂的鞋子，他那帝国主义的西装。在莫斯科，巴雷·布莱尔算是见识到了中产阶级端庄的服饰。
在人群中，他让人潮带着他走，而不管到底是走向何方。排队买食物的人排成了一排，他们显得毛躁不安，与他胸有成竹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英雄和退伍军人通过人群时，胸前的胸牌在阳光照耀下闪呀闪的。他们当中有一种无论是跋涉到何地都已经嫌晚了的气氛，即使是慵懒也都含着一股抗议的气氛。在这种清新的空气下，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就好像因为无所事事，他们也就不必改变什么。又因为不必改变什么，他们也就一直停留在他们所知的有限事情上，即使这么做阻碍了他们，让他们无法达成目标，他们也不在乎。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到了宽阔的河边，巴雷又开始闲荡起来。在河的那一边，克里姆林宫那一尊神话般的圆顶高高地耸入无云的天空。这是一个向天吐着舌头的耶路撒冷，他想。有这么多的楼塔，却没有一座钟。有这么多的教堂，却找不到一位会开口祷告的人。
他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旁对他讲话，他猛然转过身去，发现是一对老夫妇，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正在问他那一条路通到什么地方。但是，巴雷挖空了脑子，也只记得几个俄文单词。那是他常听到的一首歌的歌词。
他笑了笑，摆出一个道歉的表情。“不要对我说俄语，老兄！我是一位贪婪的帝国主义者，是英国人。”
那位老年人握着他的手腕表示友善。
在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外国都市里，都会有人以他不懂的语言询问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而只有在莫斯科，才有人因为他的不懂而对他友善。
他重拾脚步，边走边停在那些店铺的窗户旁，假装看一看店里陈列些什么。木制的娃娃是预备卖给谁的？盖满了灰尘的蔬菜罐头，也可能是鱼罐头吧？一捆捆被压扁了的罐头挂在红绳上，被可怜的十瓦灯泡照着。里面都有些什么？也许是茶叶？或是一罐一罐的药品？他又走回到他的旅馆来了。一位醉眼惺忪的农妇拿着一束用报纸包着的郁金香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真是太好了！”他一边叫着，一边翻着他的口袋，找出了一张卢布纸币。
一辆绿色的“拉达”车就停在旅馆出口外，车上的散热器被撞坏了。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全苏版权协会”。那位司机靠在车子的引擎盖上卸下雨刷，以免被宵小偷去。
“斯科特·布莱尔？”巴雷问他，“你在找我吗？”那位司机对他一点儿都不理睬，继续他的工作。“布莱尔？”巴雷继续问道，“斯科特？”
“这些是给我的吗，老兄？”维克娄已来到他身后，问道。“你很好嘛！”他小声地又说道，“后面半个人影也没！”
维克娄会在你背后替你把守着，奈德已经这么告诉过他。维克娄会知道你是不是被人跟踪了。除了维克娄还有谁？巴雷心里这样想着。昨天晚上，就在他们刚进旅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维克娄就消失不见了，一直到午夜，当巴雷都要上床睡觉了，才透过窗户，看见他站在街上和两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谈话。
他们进了汽车，巴雷就把那束郁金香丢到后面架子上。维克娄坐在前面的座位，以极为流利的俄语和司机亲切地闲谈着。那位司机突然大声地笑了起来，维克娄也笑了。
“能说给我听听吗？”巴雷问道。
维克娄已经这么做了。“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在女王到此访问的时候为她驾车。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如果你要偷，去偷一位百万富翁，如果你要勒索人，就去勒索女王。’”
巴雷把车窗放下来，边哼着曲子边敲着窗框，一直到八点十五分以前，他除了闲逛以外，无事可做。
“巴雷！欢迎你莅临这个‘蛮荒危险区’！看在老天的份上，请你不要和我在门口握手。我们已经是麻烦不断了。你的气色真好。”亚力克·萨巴提尼就在他们有时间互相打量的时候带着警告的语气抱怨着，“我能不能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喝醉？你在谈恋爱吗？你又离婚了吗？你最近究竟在干什么？弄到要求来跟我坦白的地步？”
萨巴提尼拉长了脸，用十足精明的目光审视着他。那凹陷的脸颊上始终戳印着界限分明的阴影。
巴雷初认识他的时候，萨巴提尼已经是以假工作为名的一名可疑翻译。现在，他仍然是一位可疑的“重建”计划英雄，穿着大号的白领衬衫和黑色西装。
“我已经听到了‘消息’，亚力克。”巴雷解释道，他塞给他一束用褐色纸包起来的过期《时代》杂志时，旧日的癖好又袭上心头。“每晚十点过后躺在床上好好地看一本书。来见一见我们的俄语专家李思·维克娄。他对你了解得比你自己都多，是不是啊，维克娄？”
“哦，谢天谢地！终于有人了解我了解得这么清楚了！”萨巴提尼抗议道，并且很委婉地拒绝了那一份礼物，“近来我们对自己越来越没把握了？因为我们这个苏联大谜团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顺便问你一下，维克娄先生，你对你的新老板所知多少？举例来说吧，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现在已经一手承担起重新教育苏联人民的责任？我告诉你，以他的高瞻远瞩，居然能看见有一亿的苏联人口正饥渴地想在他们空余时间内充实自己。他正准备把各种各样的书卖给苏联人民，例如：如何自修希腊文、三角和如何做家务等等。我们必须告诉他说，在苏联那些在马路上闲逛的人都认为自己不堪造就。因此，他们一空下来就喝得烂醉如泥，你知不知道，虽然如此，为了讨好他，我们还是买他的书。我们买的是教大家如何打高尔夫球的书！你想像不到我们会有多少人被你们那套资本主义者所玩的高尔夫球给迷住吧？”他越来越急促地说道，“并不是我们这儿有资本家！噢！老天！不是的。”
他们足足有十个人围坐在一帧木头镶框的列宁像下面的一张黄桌旁。萨巴提尼滔滔不绝，其他的人不是在听，就是在抽烟。就巴雷所知，其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签合约或是核准一份买卖。
“现在巴雷，你说你这次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买苏联的书，究竟是什么意思？”萨巴提尼挑起了他的眉毛，把指尖对放在一块儿，有一点福尔摩斯的架势。他单刀直入地要求巴雷说明。“你们英国人是从来不买我们的书的。反之，你们总是让我们买你们的书。还有，你现在破产了。这是从伦敦来的朋友跟我说的。他们说，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已经呼吸不到上帝的空气和苏格兰的威士忌了。我个人认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你为什么还要来？我想你此行的目的只是想找个借口来看看我们罢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那张黄桌在阳光下浮动着，而它的上方弥漫着一堆烟气。黑白照片里的卡佳身影在巴雷的心中来了又走了。魔鬼是所有女孩的借口。他们拿着漂亮的列宁格勒杯子喝茶，萨巴提尼仍然提出他惯有的警告，警告不要直接跟苏联的出版商做交易。他选择维克娄作他的听众，告诉他全苏版权协会正在不分昼夜地和这个世界上其余的部分打仗，而且这场仗还有得打呢！两个脸色苍白的人晃了进来听他们谈话，但又晃了出去。维克娄请人抽法国香烟以博取好感。
“已经有人在我们这儿投资了一笔资金，亚力克。”巴雷从头解释给他听。
“时代已经改变了。苏联人口在今日的世界上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我只需告诉那些有钱的小伙子说我要为苏联市场出版一系列的书，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双手把钱奉上了。”
“但是，这些人，就算他们是你口中的小伙子，他们也会很快长大成人的。”萨巴提尼实在是只老狐狸，听他这么一讲，就马上警觉起来，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说道，“特别是当他们希望从你这儿得到回报的话。”
“我在我的电报上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亚力克，你一定是没时间读。”巴雷一边说着，一边卖弄着他的实力，“如果事情真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在一年之内就可以针对苏联的读者出版一系列的东西，包括小说、非小说、诗、青少年读物及科学书籍等等。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大众医药常识的书籍，全部都是平装本的。这些书籍一旦流通，也就带动了作者的名气。我们希望真正的苏联医生和科学家们能够有所奉献、付出。我们不要出什么在外蒙古牧羊或是在南极洲捕鱼的书籍，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非常好的题材可以向我们建议，我们会在书展上宣布书目。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我们在明春就会推出六种不同的书。”
“恕我无礼！请问你现在有自己的班底替你卖书吗？或是你还得靠着上帝的帮助，就像从前一样？”萨巴提尼以他特有的优雅姿态问道。
巴雷强忍住要告诉萨巴提尼注意他的礼节的冲动，说道：“我们正和几位大出版商商谈分销的事宜，最近就会宣布结果了。不过，小说除外。因为我们会扩充人马来推销小说的。”他说着说着，不禁从心底怀疑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古怪的安排，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过安排。
“小说仍然是我们公司的主力，先生。”维克娄帮助巴雷向他解释道。
“小说一定得是一家公司的主力。”萨巴提尼纠正了他，“我会说小说是所有马拉松式竞赛里最重要的项目。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浅见。小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高过诗，高过短篇故事。但请不要乱引用我的名句。”
“嗯，让我这么说吧！小说是文学里面的超级大国，先生。”维克娄带着阿谀的口吻说道。
萨巴提尼非常的满意，转身对巴雷说道：“就你所谈的小说而言，我们想提供我们自己的翻译人员，然后在翻译上另抽百分之五的版税，如何？”他说。
“没有问题！”巴雷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他，“最近，我们公司经常付出这个价码的。”
但是，出乎巴雷意料的，维克娄很敏捷地插了进来，“对不起，容我插上一句，这是双重的版税呀！我认为我们是不可能付得起这么高的酬劳的。你一定误解了萨巴提尼先生所讲的话了。”
“他说得对！”巴雷说着，立即坐直了身子，“我们哪有能力付那么高的百分比呢！”
巴雷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变戏法的，正准备进行他下一幕的动作。巴雷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一个卷宗，再从里面拿出六份企划书，摊开来放在阳光下。“我们在美国的客户在第二页有所说明，”他说，“我们这项计划的合伙人是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我们公司买下俄文书的所有英文版权，然后卖到北美洲给他们。他们在多伦多也有一个姊妹公司，因此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加拿大，对不对，维克娄？”
“对的，先生。”
维克娄是如何能够这么快就学会这么多的？巴雷心里想。
萨巴提尼仍在研究那些企划书。他把那份洁白又硬挺的企划书一页接一页地翻了过去。“这份东西是你印的吗，巴雷？”他挺有礼貌地说。
“在波多马克印的。”巴雷说。
“但是波多马克河离波士顿城非常的远啊！”萨巴提尼故意卖弄他对美国地理的熟悉，“除非美国人最近把这条河给搬了家，不然的话它还是在华盛顿市啊！波士顿和这条河之间会有什么吸引力？你所谈的是一个旧的公司还是一个新的，巴雷？”
“这家公司在这一行算是新的，但是做生意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他们是生意人，目前搬出了华盛顿，到了波士顿。他们投资各种行业，例如电影、停车场、老虎机、应召女郎和可卡因。出版只是他们的一个分支而已。”
但是他的耳朵里却响起奈德的话。“恭喜你了，巴雷。鲍勃刚才得到他在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应允，答应让你入股。你要做的只是花他们的钱。”
而鲍勃呢？他站在一旁，脸上堆出客户般的笑容。
十一点三十分。还差八个小时四十五分就到八点十五分了。
“那位司机要知道当他遇到女王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维克娄很热心地从他的椅子上向后喊着，“她会不会收贿赂？住在一个由两个凶蛮的女人管辖的国家里有何感想？”
“告诉他的确是很难受，但是我们都经受得起的。”巴雷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巴雷从口袋里掏出小酒瓶喝了一口，然后就靠在椅背上睡了。当他清醒时，发现自己已经尾随维克娄走过一个拘留所的通道。除了那些被监禁的人的哭喊声以外，他所听到的，也只有茶壶煮开的鸣笛声，还有拨算盘的声响在阴郁的黑暗中所激荡起的回音。过了一刻，维克娄和巴雷就站在一家英国铁路公司的办公室里。那些办公室是一九三五年建的，爬满苍蝇的灯泡和废旧风扇在铸铁做的屋椽上摇摆着。包着头巾的大个子女人坐在像炉子大小的西里尔语打字机面前打着字。布满灰尘的架子上塞满了账簿。摆满了浅黄色卷宗的鞋盒从地板一直堆到窗台。
“巴雷！老天啊！欢迎大驾光临！他们告诉我你终于得到了一笔钱。是谁给你的？”一位穿着卡斯特罗战士装的中年人越过了重重障碍来到了他们面前，“我们直接做交易好吗？管他那些劳什子全苏版权协会的人干吗？”
“尤里，见到你真好！来见一见维克娄，他是我们的编辑，会讲俄语。”
“你是间谍？”
“只在我空闲时间是，先生。”
“老天！好家伙！看到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弟弟。”
他们是在麦迪逊街。屋子里有活动百叶窗、墙上的统计图表、扶手椅。尤里很胖，很热心，是个犹太人。巴雷带了一瓶黑标威士忌给他，也带了紧身衣给他美丽的新婚夫人。打开威士忌瓶盖，尤里坚持要把酒倒在茶杯里喝。他们开始谈苏联的种种，他们谈及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会不会被批准？布罗德斯基呢？他们又谈英国下层社会的一群作家，谈他们如何利用门道邀得官方的宠幸，因此得以在苏联享有大名。他们所谈的，有的巴雷尚未听过，有的令巴雷恶心。谈话间，有时骤笑，有时干杯，有时谈在英国的朋友近况，有时又谈全苏版权协会当中有谁已经作古。苏联现在每一刻钟都在改变，巴雷知道吗？他有没有看到上星期四莫斯科报上所登载的消息，跟潘雅特的新法西斯狂热有关？他们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那种反犹主义以及他们除了自己以外无人不反的消息？他知道那则发生在欧贡约克有关弗洛伊德的消息吗？编辑、设计师、翻译人员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大家都醉了，即使那些反对喝酒的人也醉了。接下来，一位名叫米夏的大作家被大家推介出来，坐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地方。
“米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坐牢。”尤里面带歉意地说着，说完之后大家哄堂大笑，“不过，如果他幸运的话，他们迟早会送他进监牢的，如此，他的作品就可以在西方出版！”
他们又谈到苏联小说作品中最近有哪些大作。够得上尤里标准的，也只有八部。“每一部保准都会是最畅销的书，巴雷。如果你把它们给出版了，你就可以为我在瑞士银行开一个户头了。”他找了一个塑料袋，把那八本不能出版的手稿复写本给装了起来，交给维克娄保管。在这里，像复印机和电子打字机之类的东西还是当局管制的违禁品。
他们又谈到戏剧和阿富汗。“我们很快就会在伦敦碰头！”尤里大声说道，像是一个把所有赌注都疯狂赌光了的赌徒。“我把我的儿子送去给你，你也把你的儿子送来给我好吗？你听我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交换人质，大家就不会彼此轰炸了。”
巴雷开讲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连米夏这位大作家也保持沉默。维克娄为他做翻译，但尤里和其他三位反对维克娄的翻译，而米夏则反对他们所提的反对。于是乎，气氛就开始变得凝重了。
有人想知道为什么英国一直到现在还是由法西斯式保守党所统治，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把这些个浑球给踢出去。巴雷引一句别人的话告诉大家说：民主制度除了对别人好以外，其实是世界上最坏的制度。没有人笑，也许他们早已听过这类的论调了。既然大家的笑声已竭，倒不如乘着酒兴还在，就此打住此一话题。有人面色凝重地问道：英国人自己都还在奴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人民，又怎能向世人宣扬人权？有一位年约九十，身着舞会装束的老者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支持南非那可恶的政府？巴雷说：我不支持，我真的不支持。
“你听我说。”尤里站在门边说道，“你离那个狗娘养的萨巴提尼远一点好吗？我不是说他是克格勃的人，我说的是他需要一些去他妈的好朋友来帮他重新回到这个圈子里来。而你是个好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已经拥抱了好几次。
“尤里。”巴雷说，“我的老妈曾告诉我说你们全都是克格勃的人。”
“连我也是吗？”
“你最特别，她说你是最坏的。”
“我爱你！你听到没有？把你的儿子送来给我。他的名字叫什么？”
一点三十分了。距离他们预定赴约的八点十五分又近了一个钟头。
黑色的木材，丰富的食物，毕恭毕敬的仆役，整个气氛像是男爵狩猎的小屋。他们现在正坐在“作家协会”阳台底下的长桌旁边。亚力克·萨巴提尼再一次主持这个会议。有些六十年代颇有潜力的作家晃了过来，听了一下又晃了开去，临走还把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给一并带走了。萨巴提尼指出哪些是最近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哪些又是他认为即将进去取代他们的。文化官僚推开椅子，站起来练习着他们的英语。维克娄做翻译，巴雷则到处散发着他的光芒。大家手中都拿着果汁或是黑标威士忌。巴雷向萨巴提尼保证，说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好，就好像他是个世界问题专家一样。
他轻率地引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完蛋？当大家不再等着进坟墓的时候吗？”
这是指列宁的陵墓。
这次，掌声不再如此的震耳欲聋了。
两点钟了。依照新订的饮酒法，并且也恰如其时，侍者端来一瓶酒，萨巴提尼则从巴雷陈旧的手提箱中诈出一瓶伏特加酒。
“尤里是不是告诉你，说我是克格勃？”他很悲哀地问道。
“他怎么会呢？”巴雷一本正经地说着。
“你不要以为他只对你一个人讲，他对所有的西方人都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有时我会替尤里担心，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差劲的出版商，所以，像他这么样的一个犹太人如何能获得地位呢？他的小儿子上个星期在萨格斯克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你又如何为他解释呢？”
“这不是我的问题，亚力克。为自己想，也要替别人想，到此为止。”说完，他侧着脸说，“维克娄，我们回去吧！我已经清醒了。”
六点钟以前，巴雷又参加了两个大型聚会，并且奇迹似的推掉了将近半打晚间的其他邀约。他回到旅馆，打开了水龙头冲澡，打算让自己清醒清醒。维克娄透过门对他大声重复刚刚听到的那些出版界人士所说的笑话。维克娄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奈德之命，一定要紧跟着巴雷寸步不离，直到事情办完为止，以防他一时怯场，或说错了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