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熬过了“可怕的冬天”。我和萨姆一起住在图书馆，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那个小房间成了我的世界中心。我猜你要是听到我们最终睡在了同一张床上，应该也不会震惊。人又不是石头，哪里抗拒得了这种事。当它终于在第三还是第四天晚上发生时，我们都觉得自己真是蠢，竟然等了这么久。一开始只是纯粹的肉欲，是胡乱的搂抱和四肢的纠缠，是积压已久的欲火的释放。那种发泄的感觉太强大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都把对方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接着，速度才降下来，事实上，也不得不降了，但是一点点地，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坠入了爱河。我说的不只是温情或者共同生活时的安逸，而是我们真的深深地、无可挽回地坠入了爱河，到最后，我们就好像已经结了婚，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再离开彼此。
对我来说，那是最美好的日子，不止是在这座城市里，你明白吧，而是说在任何地方——我整个人生里最美好的日子。当时的状况那么可怕，可我竟然很快乐，确实挺奇怪的，但和萨姆一起生活，让一切都有了大不同。从表面上看，情况没多大变化。同样的挣扎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仍要每天面对，但是现在，我的心中又拥有了希望，我开始相信，我们的麻烦迟早会结束。萨姆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了解这座城市。他能逐一列举出过去十年中的任何一届政府；能说出州长、市长和无数下级官员的名字；能讲出收费站的历史，能描述发电厂的建设过程，能介绍哪怕是最小的派别的具体情况。他知道很多事，但仍然对我们有机会离开这里信心十足——正是这一点说服了我。萨姆不会歪曲事实。毕竟，他是一名记者，他曾训练过自己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没有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模棱两可的假设。如果他说我们可以回家，那就意味着他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
总体来说，萨姆并非乐天派，也说不上随和。他的内心一直涌动着某种愤怒，就算是睡觉时，他看起来也备受折磨，在被窝里翻来覆去，仿佛正在睡梦中与人搏斗。我刚搬进去的时候，他的状态很差，营养不良，咳嗽不止，过了一个多月，他才勉强恢复了健康。那之前，我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我出去买食物，倒夜壶，还有做饭和收拾屋子。后来，等到体力恢复了一些，能受得住寒冷之后，萨姆便开始自己在早上跑出去办这些家务事了，坚持要我躺在床上再睡会儿。萨姆是个天性善良的人，真的——而且他很爱我，我从来都没想过能被一个人这样爱着。如果说他阵发的痛苦有时会让他疏远我，那也只是他内心的挣扎。写书仍然是他的执着所在，但他容易把自己逼得太紧，超出了他的忍耐限度。把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时不时会让他突然对这个项目失去信心。他会说那些东西都毫无价值，完全是废纸一堆，想要表达的东西根本没法表达出来。然后，他会陷入抑郁，短则一天，长则三天。阴郁情绪过后，他会变得特别温柔。然后他会给我买各种小礼物——比如一个苹果、一条绑头发的丝带，或者是一块巧克力。或许他不该花钱买这些多余的东西，但我发现，不被这些心意打动实在太难了。在我们两个人里，我总是务实的那一个，是干脆利落的家庭主妇，总在省吃俭用，不停地操心。但是，当萨姆拿回那些奢侈的东西时，我会感到不知所措，心里乐开了花。我控制不住。我需要知道他爱我，就算这意味着我们的钱会早一点用光，我也愿意付出代价。
我们都喜欢上了抽烟。香烟在这里是稀缺品，就算能买到也是价格不菲，但萨姆在素材准备阶段认识了几个黑市的人，所以经常能以一块钱或者一块半的低价买到一整包二十根的香烟。我指的是真正的老式香烟，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那种，装在花花绿绿的盒子里，外面还包着玻璃纸。萨姆买来的烟是从之前停在码头的外国人道主义援助船上偷来的，而且通常都是我们连牌子都不会念的一些外国牌子。天黑以后，我们会一边躺在床上抽烟，一边望向扇形大窗户外面，看着天空及其种种形态，比如掠过月亮的云朵，眨眼的小星星，还有呼啸而下的暴风雪。我们会把烟从嘴里吐出来，看着它飘过房间，在对面的墙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影子。这一切都蕴含着一种美好的无常感，仿佛命运在把我们拖向被遗忘的未知角落。我们经常聊起家乡，尽可能多地回忆各种情景，如念咒一般慵懒地回想着各种微小而又具体的画面——10月时米罗大道上的枫树、公立学校教室里的罗马数字时钟、大学对面那家中国餐厅外的青龙灯饰。我们一起分享着这些东西的余韵，重温着我们从小便熟悉的那个世界中的无数细节。我觉得，正是因此，我们才保持住了愉快的心情，才坚信我们终有一天会再见到那一切。
我不太清楚当时有多少人住在图书馆，但我猜大概有一百多，甚至可能更多，全都是在过去动荡的十年中经历了清洗运动而幸存下来的学者和作家。听萨姆说，随后的一届政府实行了宽容政策，安排了城里的一些公共建筑给这些学者住——比如大学体育馆、一家废弃的医院，还有国家图书馆。住房还获得了大量补贴（这就解释了萨姆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铸铁炉子，以及六楼的水槽和厕所竟然也奇迹般地可以使用），后来，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一些宗教团体和外国记者也纳入了其中。但是过了两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这项政策便终止了。虽然学者们并没有被赶出去，但也失去了政府的补助。鉴于许多学者不得不出去找别的工作，所以人员流失率相当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留下来的人则被来来去去的各届政府忽视，几乎只能自生自灭。图书馆的不同派别之间谨慎地发展出了某种同志情谊，或者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愿意互相讨论、交换看法。这也就解释了我第一天在大厅看到的情形。每天早晨，他们会进行两小时的公开讨论——所谓的“逍遥时光”——所有住在图书馆的人都可以参加。萨姆和以撒就是在某次讨论中认识的，不过，对于这些人，他通常敬而远之，觉得这些学者除了本身作为一种现象——城市生活的又一面——并没有多大意思。他们大多喜爱钻研深奥难懂的东西：寻找古典文学中的事件与当下事件的类似之处；人口趋势的统计学分析；编纂新字典；等等。这些东西对萨姆来说没什么用处，不过他仍然会竭力与大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很清楚，当学者们觉得自己在遭人取笑时，可能会变得很恶毒。我一来二去也认识了他们中的不少人——比如提着水桶在六楼水槽前排队，和别的女人交换食物信息，听别人讲八卦时——但我听从了萨姆的建议，没和他们深交，只是保持着友好而克制的距离。
除了萨姆，我唯一经常说话的人就是拉比了。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一有机会便会去看他——比如傍晚时有一小时的空闲，或者萨姆完全沉浸在他的书里，而我又难得没有家务要做的时候。拉比经常和门徒们在一起忙，所以他并不是总有时间见我，但我们还是好好地聊过几次。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次去时他对我说过的一番话。当时我便大为吃惊，以至于到现在都老是会想起来。每个犹太人，他说，都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代犹太人。我们向来都站在结局那里，站在最后一刻的边缘，我们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情况会有所不同呢？或许我对这段话记忆深刻，是因为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等我再次下到三楼时，拉比已经不见了，另一个人取代了他在房间里的位置——一个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金属细框眼镜的秃顶男人。当时，他正坐在桌旁，疯狂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周围还堆着一摞摞的文件，以及好几块形似人类头骨或其他骨头的东西。我一走进房间，他就抬起头来看了看我，脸上一副恼火甚至充满敌意的表情。
“没人教过你怎么敲门吗？”他说。
“我想找拉比。”
“拉比走了，”他不耐烦地噘着嘴，眼睛瞪着我，好像我是个白痴似的，“所有的犹太人两天前都离开了。”
“你说什么？”
“犹太人两天前都离开了，”他重复道，还厌恶地叹了口气，“詹森主义者明天走，耶稣会会士星期一走。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新法规。宗教团体不再享有学者待遇了。真不敢相信竟然还有这么无知的人。”
“你讲话不用这么难听吧。真是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是迪雅尔丹，”他说，“亨利·迪雅尔丹。我是一个民族志学者。”
“所以这房间现在是你的了？”
“对。是我的。”
“那外国记者呢？他们的待遇也变了？”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猜你只关心这些骨头吧。”
“说对了。我正在分析它们。”
“它们是谁的骨头？”
“无名尸体。被冻死的人。”
“你知道拉比现在在哪儿吗？”
“毫无疑问，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吧，”他满口嘲讽地说，“麻烦你走吧，你已经浪费我不少时间了。我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而且不喜欢被打扰。谢谢。另外，出去的时候记得把门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