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其余时间，伊莎贝尔都在为费迪南德的尸体瞎忙活。她不让我帮忙，我就坐在角落里看她忙了几个小时。当然，给费迪南德穿什么衣服其实都没有意义了，但伊莎贝尔却非要这么做。她想把他恢复成多年以前的样子，被愤怒和自怜毁掉之前的样子。
她用肥皂和水清洗了他的身体，给他刮了胡子、剪了指甲，再给他穿上以前他在特殊场合才穿的蓝色西装。几年来，她一直都把这套衣服藏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面，担心费迪南德发现衣服藏在那里就会逼她拿去卖钱。这套衣服他现在穿着太肥大了，所以她只好在腰带上新打了一个孔，才把裤子固定在他的腰间。伊莎贝尔干这些时慢到不可思议，在每个细节上都吹毛求疵到令人抓狂。她一次都没停下来休息，也一直没加快速度，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心烦了。我希望这事能赶紧弄完，但伊莎贝尔没注意我。她一门心思都在做自己的事，我都怀疑她知不知道我还在旁边。她一边做事，一边不停地跟费迪南德讲话，轻声责骂他，那喋喋不休的样子，就好像他还能听到她说话，就好像他能听到她讲的每一个字似的。他的脸上仍然是那副叫人毛骨悚然的死相，我觉得，他除了任她继续说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毕竟，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而这一次，他根本没有办法叫她闭嘴。
她一直拖到快中午时才弄完——一会儿给他梳头发，一会儿又给他刷外套上的毛屑，摆弄来摆弄去，就跟打理洋娃娃似的。总算弄完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该如何处理尸体。我建议把费迪南德抬下楼，扔在街上，但伊莎贝尔觉得这样太绝情了。她说，我们最起码也应该把他放在手推车里，送到城市另一头的转换中心。我提出了几条反对理由。首先，费迪南德的个头太大，而且推着车在大街小巷里走会很危险。我想象了一下手推车翻倒在地、费迪南德从车里掉出来，然后他和手推车都被秃鹫从我们手里抢走了的情景。更重要的是，伊莎贝尔现在的体力根本不适合这样的外出，我担心她真的会把自己累坏。出去跑一天的话，她那原本就很虚弱的身体会彻底垮掉，所以不管她怎么连哭带求，我都坚决不同意。
最终，我们勉强找到了一个方案。当时看着，那么做完全合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觉得有一丝怪异。犹豫了好久，我们决定把费迪南德拖到屋顶，然后推下去。我们的初衷是想让他看起来像个跳楼者。至少邻居会觉得费迪南德还残留着一些斗志，伊莎贝尔说。他们抬起头，看到他从屋顶上跳下来时，会对自己说，这个人起码有勇气掌握自己的命运。不难看出，她挺喜欢这个主意。我说，我们可以在脑海里假装我们是要把他扔进海里。水手死在海上时就是这么处理的：他会被兄弟们扔到海里。是的，伊莎贝尔很赞成。我们会爬到屋顶，假装自己正站在船的甲板上。空气是大海，地面是海底。费迪南德将获得一场水手式的葬礼，从此之后，他将属于大海。这个计划听起来特别合理，没什么好进一步讨论的了。费迪南德将葬身戴维·琼斯的箱子，被鲨鱼们据为己有。
可惜，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的公寓在顶层，可是并没有楼梯通往楼顶。唯一的通道是一架狭窄的铁梯，直通楼顶上的一扇活动天窗——跟地板活动门差不多，只不过是从里面往外推。梯子大概有十二个横档，只有七八英尺高，但这仍然意味着要用一只手把费迪南德弄上去，另一只手抓着横档保持平衡。伊莎贝尔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我只能自己来干。我试了从下面推，然后又试了从上面拉，但我的力气似乎不够大。对我来说，他太重了，个头太大，太难搬了，再加上暑热难当，汗水老是往我眼睛里流，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我开始琢磨，要是把费迪南德拖回公寓，然后从窗户上推下去的话，能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当然，戏剧性要差一些，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是个合理的选择。然而，正当我要放弃时，伊莎贝尔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用床单把费迪南德裹起来，她说，然后再用另一张床单捆在上面，用它当绳子把自制裹尸袋拉上去。这也不是件轻松的事，但至少我不用边爬边拉了。我爬上楼顶，一次一个横档地把费迪南德往上拉，伊莎贝尔则站在下面，调整裹尸袋的位置，确保它不被卡住，终于，尸体运达了楼顶。然后，我平趴下，把手伸到下面的暗处，帮伊莎贝尔也爬了上来。关于那期间我们的手滑脱了几次、有多少次差点酿成惨剧、紧紧抓住到底有多难，我实在不想多说了。等到她终于爬出天窗，一点点地爬到我旁边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直接瘫倒在楼顶炽热的柏油表面上，有好几分钟都爬不起来，完全无法动弹。我记得我当时仰面躺着，抬头看着天，觉得自己快要从身体里飞出去了，费力地喘着气，感觉完全被耀眼又炙热的烈日压垮了。
那栋楼不是很高，但这却是我到这座城市以后，第一次离地面这么远。一股微风开始来回吹拂，等到我终于站起身来，俯瞰下面那乱哄哄的世界时，却惊讶地发现了大海——在城市的边缘，一条灰蓝色的光带正在远方闪烁。这样看到海洋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对我的影响简直无法形容。自从来到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证据，说明这座城市并非全部的世界，在它之外还有别的东西，除了这个世界，还有别的世界。那种感觉就像神启，像一股氧气涌进了我的肺里，光是想想这种可能性就几乎让我头晕目眩。我看到了连绵不绝的屋顶。我看到了转化中心和发电厂上空升腾起的烟雾。我听到了附近的一条街上传来的爆炸声。我看到了下面走路的人，小得都不像真人。我感觉到了吹在脸上的风，闻到了空气中的恶臭。一切看起来都很陌生，就当我站在伊莎贝尔旁边的屋顶上、依然累到说不出话来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就像穿着蓝色西装的费迪南德一样死掉了，就像那些在城市边缘被烧成烟尘的人一样死掉了。我的心里生出了一种长久以来没有过的平静，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是快乐，但又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快乐，仿佛它与我完全无关。接着，莫名其妙地，我哭了起来——我是指真正地哭，胸口一起一伏，上气不接下气，肺里空气都被抽干一样——自从我不再是一个小女孩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号啕大哭过。伊莎贝尔抱住我，我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毫无缘由、撕心裂肺地哭了好久。我不知道那些眼泪是从哪里来的，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变了个人。我继续生活和呼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心中却总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我已经死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活过来。
后来，我们继续处理屋顶上的事。那时已经是傍晚了，柏油被晒到融化，变成了一层黏糊糊的厚垫子。费迪南德的西装在上梯子的过程中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所以我们把床单解开后，伊莎贝尔又费了半天时间给他打理。一切妥当之后，终于要把他带到楼顶边上了，这时，伊莎贝尔又坚持说，我们应该把他立起来，不然这场戏就白做了。我们得制造出费迪南德跳楼的假象，她说，跳楼者可不是爬过去的，而是昂首挺胸地走到楼顶边沿的。这个逻辑无懈可击，所以我们只好又花了几分钟时间跟费迪南德毫无生气的尸体周旋，又推又拽，摇摇晃晃地把他竖起来。可以说，整个过程就像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喜剧。已经死透的费迪南德夹在我们中间，像个巨大的发条玩具一样晃来晃去——头发随风飘扬，裤子滑到了屁股上，脸上则依旧是那副惊恐万分的表情。我们搀着他往楼顶的一角走去，他的膝盖一直弯着，双脚拖在地上，等我们走过去时，他的鞋子都已经掉了。我们都不敢离边沿太近，所以也无法确定街上有没有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走到离边沿一码远的地方，我们不敢再往前，便一起数数来协调动作，用力把费迪南德推了下去，然后立即往后倒，以防惯性把我们也顺带下去。他的肚子先摔在边沿上，稍稍弹了一下，接着便倒头栽了下去。我记得，我还专心去听了一下尸体摔在人行道上的声音，但除了我自己的脉搏，除了我的心脏在脑子里跳动的声音外，别的什么都没听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费迪南德。那天我们都没有再上街，等到我第二天早上推着车出来去拾破烂时，费迪南德和他所穿戴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
我一直陪伊莎贝尔走到了最后，经历了夏天和秋天，然后又过了一阵子——直到快要入冬了，寒风开始呼啸时。那几个月里，我们一次都没有聊到过费迪南德——他的人生，他的死亡，他的一切。我不太相信伊莎贝尔有杀他的力气或者勇气，但想来想去，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不止一次地想问她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但一直没有勇气张口。毕竟这是伊莎贝尔的事，除非她想聊，否则我觉得自己无权质问她。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走了，我们谁都不觉得难过。楼顶仪式的一两天后，我把他的所有物品都收拾变卖了，包括那些船模和半管胶水，伊莎贝尔一个字都没说。对她而言，之后的日子本应充满了新的可能性，可惜事情没能往那个方向发展。随着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她根本没什么机会真正享受一下摆脱了费迪南德之后的人生。事实上，那天从楼顶下来以后，她再也没能出过公寓的门。
我知道伊莎贝尔快死了，但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刚开始，她还只是走不了路，但接着，她的虚弱开始一点点地蔓延，到后来，不光是腿，她浑身上下都动不了了，从胳膊到脊椎，最后，甚至发展到了喉咙和嘴巴。这是硬化症的一种，她告诉我，治不好的。很多年以前，她奶奶就是得这种病死的，伊莎贝尔简单地称之为“垮掉”或者“瓦解”。我只能尽量让她过得舒服一些，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但最糟糕的是我还得继续工作，每天得早早起来，穿梭在大街小巷，到处寻找能找到的东西。但我的心已经不在这上面了，越来越难找到值钱的东西。我总是慢自己半拍，脑子往这个方向，脚却往那个方向，总是无法快速有力地行动。一次又一次，我都被其他的拾破烂者抢了先。就在我要把东西捡起来时，他们似乎一下子从天而降，把东西从我身边抢走了。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工作量，我外出的时间只能越来越长，但同时心里又不免纠结，觉得自己应该在家照顾伊莎贝尔。我一直担心，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出什么事，或者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死掉，光是这么想想，就足以让我不知所措，忘了手头要做的工作。但相信我，工作必须得做。不然我们俩都没饭吃。
到最后，伊莎贝尔已经动不了了。我尽可能把她好好安顿在床上，但由于她已经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了，所以几分钟后，便会不可避免地又滑落下去。这些姿势的变化对她来说非常痛苦，连把自己压在地板上的体重，都让她觉得身体像着了火似的。但疼痛还只是一部分问题。肌肉和骨骼的衰竭，最终蔓延到了喉咙，这之后，伊莎贝尔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身体垮掉是一回事，但连发声能力也失去时，你会感觉好像整个人都不在了。她先是口齿不清——发音开始变得含混，辅音越来越微弱模糊，听起来逐渐接近元音。一开始，我没怎么留意，毕竟，我还有许多更要紧的事情得考虑，而且只要稍稍努力一下，就能听懂她的意思。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发现要理解她想说的话变得费劲了，但到最后总能搞明白，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越来越大了。然后，有一天早上，我意识到她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她呻吟着，发出咯咯咕咕的声音，努力想对我说些什么，但只能发出一些不连贯的声音，一种混沌无比的可怕噪音。唾沫沿着她的嘴角往下滴，她的嘴里不断发出那种声音，仿佛一首充满了无法想象的混乱与痛苦的挽歌。那天早上，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我困惑不解的表情后，伊莎贝尔哭了起来。在那一刻以前，我从没为谁感到如此悲伤过。一点一点地，整个世界从她身边溜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这还不算是终点。有大约十天的时间，伊莎贝尔还有力气用铅笔写字来交流。一天下午，我从一位复活代理人那里买了一个蓝色封面的大笔记本。内页全都是空白的，要价很贵，因为好笔记本在城里非常难找。但无论价格多少，我都觉得很值。我和这个代理人之前打过交道——他叫甘比诺先生，一个住在中国街的驼子——我记得跟他拼命讨价还价，你来我往地僵持了近半个小时。我没能说服他降价，但他最后附赠了六支铅笔和一个塑料卷笔刀。
说来也怪，我现在写信用的就是那个蓝色笔记本。伊莎贝尔没用掉多少，最多五六页。她死后，我实在不忍心把它扔掉。出门在外时，我都会随身带着，从那以后，我一直随身带着它——蓝色笔记本、六支黄色铅笔、一个绿色卷笔刀。要不是前几天我在包里找到了它们，我觉得我可能就不会给你写信了。但看到本子还有那么多的空白页，我突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拿起铅笔，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它已经成了我唯一重要的东西：终于能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趁现在还不晚，把一切都写下来。每每想到所有事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便浑身颤抖。要不是伊莎贝尔没法说话，本子上也不会有这些字。也因为她再也不能说话了，所以另外一些话就从我这里冒出来了。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要不是因为伊莎贝尔，现在什么都不会有。我永远都不会动笔。
到头来，夺走她声音的东西，同样也夺走了她的生命。她的喉咙最后完全停止了工作，所以她再也无法吞咽了。从那时起，她便无法再吃固体食物，后来连水都咽不下去了。我只好在她的嘴唇上滴点水，防止嘴唇干裂。但我们都知道，死亡只是迟早的事，她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只能日渐消瘦，真的可以说是在一点点地饿死。就在临终前，还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有一次，我坐在她身旁，用水给她润唇时，感觉伊莎贝尔在对我微笑。不过，我不敢完全肯定，毕竟那时她已经神志不清了，但我仍然愿意相信那是个微笑，虽然伊莎贝尔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一直为自己的病情感到抱歉，为事事都得依赖我感到惭愧。但事实是，她需要我，我也一样需要她。微笑之后——如果真是微笑的话——伊莎贝尔被自己的唾液呛住了。她实在咽不下去了，虽然我试图用手指把唾液清理出来，但还是有很多流进了喉咙里，很快，她便喘不过气来了。她当时发出的声音很可怕，但又如此微弱，仿佛完全放弃了挣扎，所以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
当天晚些时候，我从公寓里收拾出了一些东西，放到我的手推车里，去了第八普查区的进步大道。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我甚至还记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这并没能阻止我。锅碗瓢盆、衣物、床上用品，天知道还有什么——反正能拿走的我都卖掉了。把这些处理掉，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从某种意义上讲，代替了流眼泪的作用。你知道，自从那天在屋顶上哭过之后，我已经哭不出来了，现在伊莎贝尔死了，我只想砸东西，想把房子掀个底朝天。我拿着钱去了城市另一头的“臭氧景色”，买了一条我能找到的最漂亮的连衣裙——纯白色的料子，领子和袖子上有蕾丝花边，腰上有一条宽宽的缎带——我觉得，伊莎贝尔要是知道这件衣服会穿在她身上，应该会很开心。
那之后的事情，我有点记不清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你明白吧，脑子里一团糨糊。虽然你还睁着眼，但总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恍惚，搞得你都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我记得我把伊莎贝尔抱起来后，浑身开始颤抖，因为我能感受到她变得有多轻。她的骨头已经像羽毛一样，身体柔软、无力，就像抱着一个小孩。然后我来到街上，用手推车推着她穿过城市，我记得自己特别害怕，仿佛与我擦肩而过的每个人都在打量那辆手推车，琢磨着怎么攻击我、抢走伊莎贝尔穿着的那条裙子。那之后，我记得自己到达了第三转化中心的大门口，与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轮到我时，一名官员向我支付了标准的报酬。他也对伊莎贝尔的衣服格外注意，我都能看到他那肮脏的小脑袋里正打着小算盘。于是，我举起他刚刚给我的钱说，如果他答应把衣服和伊莎贝尔一起烧掉，钱可以退给他。他自然同意了——用一种心照不宣的粗俗眼神——但我无法知道他有没有说话算数。我觉得没有，这也是我不太愿意想这些的原因。
离开转化中心后，我应该是四处乱走了一会儿，浑浑噩噩的，根本没注意自己在哪里。后来，我在某个地方睡着了，可能是在别人家门口，但醒来后感觉并不比之前好多少，或许还更糟了。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回公寓，但后来觉得我还没准备好面对。一想到要独自待着，回到那个房间，无所事事地坐在里面，我就觉得害怕。我想，也许再呼吸几个小时的新鲜空气能让我好受一点。接着，等到我稍微清醒了一些，慢慢意识到自己在哪里之后，却发现手推车没了。脐带还系在我腰上，但车已经不知去向。我在街上四处找，发狂一般从这个门口跑到那个门口，但还是没找到。要么是被我落在火葬场了，要么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被偷了。我的脑子当时就是这么混沌，根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种情况。事情就这么简单。你只要一不留神，哪怕只有一秒钟没保持警惕，一切就都没了，所有的工作都会突然付之东流。那辆手推车是我活命的必要装备，现在却被我弄丢了。我也真是会自寻死路，拿刀片割喉也不过如此了。
这已经够糟了，但有意思的是，我似乎并不在乎。客观来讲，弄丢手推车确实是大难临头，但这也给了我一件暗自期待已久的东西：放弃拾荒的借口。我坚持拾破烂是为了伊莎贝尔，但现在她已经死了，我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还继续干这一行。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我有机会踏上一条新的轨道，掌握自己的命运，好好活出个样子来。
我毫不犹豫地去了第五普查区，找了一个办假证的人，把我的拾荒许可证以十三格拉特的价格卖给了他。换来的钱足够我生活两三个星期了，但我既然已经决定前行，就不会在原地停留。我带着满脑子的计划回到公寓，算了算其他的日常物品还能卖多少钱。我一夜没睡，把东西都堆到屋子中间，翻箱倒柜，找出了壁橱里一切有用的物品，然后在大约凌晨五点时，还意外地从地板下伊莎贝尔藏东西的暗格里翻出了几样宝贝：一副银质刀叉、一本镶金边的《圣经》、一个装着四十八格拉特零钱的小袋子。第二天，我把能卖的东西分批塞进旅行箱里，走到城里去找各种复活代理人，卖完一批再回公寓拿下一批。算下来，我凑出了三百格拉特（刀叉换来的钱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突然之间，我给自己筹到了足够支撑五六个月的生活费。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自己好有钱，简直像是登上了世界之巅。
不过，这样的好兴致没能持续多久。那天晚上，经历了一天的疯狂甩卖之后，我终于筋疲力尽地躺到了床上，可第二天清晨，天亮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被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吵醒了。在这种事上，人的反应速度真是快得离奇，但听到敲门声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他们不会杀了我。还没等我站起来，那些人便破门而入，手里抓着棍棒等常见的武器。一共有三个人，我认出块头最大的两个是楼下冈德森家的儿子。消息传得可真快，我心想。伊莎贝尔死了才两天，邻居就等不及扑上来了。
“站起来，小姑娘，”其中一个说，“你该走了。只要你安安静静地离开，就不会受伤。”
真是太让人沮丧，太让人难以忍受了。“给我几分钟吧，我收拾一下行李。”我一边说，一边从毯子下爬出来。我尽可能地保持镇静，按捺着心里的怒火，因为我知道，哪怕一点反抗的迹象也会招来他们的殴打。
“好，”另一个人说，“给你三分钟。但只能带一个包走。把你的东西扔进去，赶紧滚。”
万幸的是，因为夜里气温骤降，我是穿着衣服睡的，所以免去了在他们面前穿衣服的羞辱，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一点最终救了我的命——我把那三百格拉特揣在了裤兜里。我不相信什么未卜先知，但我简直就像是预知了今天会发生什么一样。我往背包里装东西时，那几个歹徒一直紧紧盯着我，但他们没有一个聪明到怀疑我把钱藏在了哪里。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一步两级台阶地离开了公寓。从楼上下来后，我停住喘了口气，然后用力推开了大门。空气像锤子一样砸到我身上。外面寒风呼啸，把严冬灌进了我的耳朵，周围的各种东西被吹得乱飞，噼里啪啦地砸在建筑物上，滚过街道，像无数冰块一样四分五裂。我已经在这座城市待了一年多了，可什么事都没发生。我的口袋里是有些钱，但我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所。经历了这么多的起起落落之后，我又回到了原点。
不管你怎么想，事实都不会改变。你能进来，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出去。入口不会变成出口，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你刚刚走进来的那扇门等你回头去找时还在那里。这座城市就是这样。每当你觉得自己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时，就会发现那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
我花了几个星期试图逃跑。起初，似乎存在很多可能性，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让我回家，而且考虑到我手头还有些钱，我并没有觉得这会很难。当然，我想错了，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最终接受了这一点。我是坐着一艘外国的人道主义援助船来的，那么回去的时候也可以找一艘这样的船，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来到码头，完全做好了买通官员来预订一张船票的准备。然而，我一艘船都没有看见，就连我一个月前在那里见过的小渔船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挤满了工人的码头——我觉得有成百上千人，多到数不过来。一些人正从卡车上卸碎石瓦砾，一些人正把砖石搬到水边，还有一些人在打地基，似乎是要修筑巨大的海堤或防御工事。全副武装的警卫正站在码头上监督工人，整个码头都嘈杂喧闹、混乱不堪——发动机在轰鸣，人们在来回跑动，工头在大声下命令。后来我打听到，这就是所谓的“海堤工程”，新政府最近启动的一个市政工程项目。这里的政府更迭速度非常快，你很难跟上这种变化。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届掌权的政府，便问人修海堤干什么，他告诉我，是要防患于未然。外敌入侵的威胁越来越大，他说，作为公民，我们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家园。在伟大的某某的努力下——反正就是新领导人的名字——倒塌建筑物的废料正在被收集起来，用以修筑防御工事，这项工程还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他们给你们多少工资？我问。不给钱，他说，但是包住宿，每天还有一顿热饭。他问我有兴趣报名吗。不，谢谢，我说，我还有别的事。好吧，他说，反正要改主意的话，时间还很充足。政府预计，海堤至少需要五十年才能竣工。挺好的，我说，顺便问一句，要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呢？哦，那不行，他摇着头说，不可能了。船只已经被禁止入港——没船进来，自然也就没船出去。那飞机呢？我问。飞机是什么？他茫然地笑着问道，仿佛我刚刚讲了一个他没有听懂的笑话。飞机，我说，就是一种能在天上飞、把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的机器。胡说八道，他狐疑地看着我说。哪有这种东西。不可能的。你不记得了？我问。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你散布这种胡言乱语会招来麻烦的。政府不喜欢人们编故事。那会损士气。
你明白在这里要面对的是什么了吧。不光是事物会消失——一旦它们消失，与之有关的记忆也会消失。大脑中会形成黑暗的区域，你必须要不断地努力去回忆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不然很快就会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我对这种病的免疫力并不比别人强，所以毫无疑问，我脑子里也有许多这样的盲区。某件东西消失后，要是过了很久才去回想，那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再想起来了。毕竟，记忆并不受意志左右，而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所以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你的大脑必然会衰退，必然会忘掉一些事。有时候，当我发现自己正在努力回忆某个已经被我忘记的想法时，思绪就会慢慢飘回以前在家的日子，想起小时候的生活，想起全家一起坐火车去北方过暑假的时光。哥哥威廉总会把靠窗的位置让给我，在火车驶过荒野的路上，我常常不和任何人说话，只是把脸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风景，观察天空、树木和水流。我总觉得那一切都很美，比城里的任何东西都美得多，每一年我都会对自己说，安娜，你从没见过比这更美的东西——努力记住它们，记住你看到的一切美好，这样的话，就算你再也无法见到它们了，它们也会永远陪伴着你。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比在北上的火车上更认真地观察过世界了。我希望那一切都能属于我，所有的美好都成为我的一部分，我记得我曾努力记住它们，努力把它们储存在我的脑海，以便我真正需要的时候还能想起来。但奇怪的是，那一切都没能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费了那么大劲儿，但不知为什么，到最后我总会忘掉它们，唯一能记得的就只剩下我有多努力想回忆起它们。那些东西总是一晃而过，所以等到我看清时，它们早已飞出了我的脑袋，被更多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便已经消失的东西所取代。我脑海中只剩下一片模糊，一片鲜艳、美丽的模糊。而树木、天空和水流——全都消失了。总是还没等我记住，它们就消失了。
因此，仅仅感到恶心是没用的。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都会有健忘的倾向，更何况是在这种地方，每天有那么多东西从现实世界中消失，你应该能想象出有多少东西在被不停地忘掉吧。不过说到底，问题主要不在于人们忘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忘记的并不总是同一件事。这个人还记得的事，或许已经被另一个人永远忘记了，这就给相互理解制造了困难，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比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飞机是什么，你能怎么和他讨论飞机呢？这是一种缓慢但又无法避免的擦除过程。语言通常比实实在在的东西留存得更久，但到最后也会连同它们曾经唤起的种种画面一起消失。各种各样的物品都会消失——比如花盆、香烟滤嘴、橡皮筋——在一段时间内，即使你不记得意思，也还能认得这些词。但是渐渐地，这些词只剩下发音了，一堆随机的声门音和摩擦音，一场纷乱的音素风暴，最后完全沦为胡言乱语。对你来说，“花盆”这个词将会变得和“斯普澜蒂格”一样毫无意义。你的大脑能听到它，却无法理解它的意思，会觉得这个单词属于某种你不会说的语言。随着这类听起来像外语的字词越来越多，谈话会变得越来越辛苦。事实上，每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的一套语言，而随着共识越来越少，人与人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不得不放弃了回家的念头。我觉得，在到目前为止的所有遭遇中，这一个是最难接受的。那之前，我还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回家。但是，随着海堤慢慢筑起，还有那么多人被动员起来阻止别人离开，这个自我安慰的想法也被击碎了。先是伊莎贝尔去世，接着我又失去了公寓。我唯一的慰藉，便是回家的念想，可现在连这一点也被剥夺了。来到这座城市以来，我第一次陷入了悲观的汪洋。
我考虑过要不要去试试相反的方向。小提琴手护城墙在城西，据说只要有通行证就可以从那里出去。我觉得，去哪里都比待在这座城市好，哪怕是未知的地方，但在几个政府机构之间来回奔波数次、日复一日地排队等待却被告知我的请求归另一个机构管之后，我最终了解到，通行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二百格拉特。这肯定不行，因为这意味着我得用掉一大半资金。我听说有一个地下组织，只要这个价格的十分之一，就可以把人偷运出城，但许多人都觉得这实际上是一条诡计——新政府设下的巧妙圈套。他们说，隧道的另一头安排了警察，你一从那边爬出来就会立即遭到逮捕——然后迅速被遣送到南部矿区的强制劳改营。我无法证实真假，但以身试法似乎不太值得。接着，冬天就到了，这个问题只能先搁置。任何离开的想法都只能等到春天——当然，前提是我能坚持到那时候。在目前的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会比这一点更难以预料了。
那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大家称之为“可怕的冬天”——即使到现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是这个城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的分水岭。
严寒一直持续了五六个月，期间时不时会出现一次短暂的解冻期，但气温的骤然上升反倒制造了更多的麻烦。雪会连着下一个星期——那种大到让人睁不开眼、将整座城市彻底变成一片白的暴雪——接着太阳会出来，像炎夏时那样短暂地暴晒一会儿。雪会化掉，到下午三点左右，街道上便开始发大水了。湍急的水流溢出了排水沟，环顾四周，处处都是水和光在疯狂闪烁，仿佛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块正在熔解的大水晶。但接着，突然间，天会黑下来，夜晚会降临，温度会再次降到零度以下——瞬间将水冻成各种奇形怪状的冰：块状的、涟漪状的、涡纹状的、卷成半波浪状的，就像某种疯狂地质构造的微缩版。当然，到了早上，走路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人们动不动就会滑倒，脑袋磕到冰上，身体在光滑坚硬的冰面上徒劳地扑腾。然后，雪又会开始下，如此往复。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到结束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活下去几乎不可能，但就算是那些有吃有住的人，也死了不少。老旧的建筑被积雪压塌，很多家庭一家老小都被活活压死了。寒冷的天气把人们逼到发疯，到最后，整天坐在一间没有暖气的公寓里也并不比待在外面好多少。人们会砸烂家具来生火取暖，但火情经常失控。几乎每天都有建筑物被烧毁，有时整条街、整片区域都难逃一劫。每当有火灾发生时，大量无家可归的人就会涌到现场，站在那里，直到建筑物被烧毁——尽情地享受温暖，在火焰冲向天空时，他们还会欢呼雀跃。城里的每棵树都在冬天时被砍掉当柴烧了。所有的家养动物都消失了，所有的鸟都被猎杀了。粮食出现了严重短缺，以至于海堤的修建工作都不得不中止了——距离开工仅有六个月——因为所有可用的警力都被派去保护运到市立市场的农产品了。但即便如此，期间还是发生过几次食品暴动，导致了更多人死亡，更多人受伤，更多的灾难。没人知道那年冬天到底死了多少人，但我听说，可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都死了。
不知怎的，我的运气竟然没用光。11月底，我差点在托勒密大道上发生的食品暴动中被逮捕。那天和往常一样，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但是在严寒中苦等了两个多小时却一步都没有往前挪之后，我前面的三个人开始骂一名警察。那个警察抽出他的警棍，直奔我们而来，准备挥向任何胆敢造次的人。官方的政策是先打后问，而我知道自己绝无还手之力，于是连想都没想便冲出队伍，开始在街上狂奔，拼了命地往前跑。那个卫兵一时愣住了，朝我的方向走了两三步，但接着，他停了下来，显然是想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群人身上。也许他心里觉得，我跑掉的话，对他来说更有利吧。我跑啊跑，刚跑到拐角，便听到身后人群爆发出了可怕且充满敌意的吼叫。这下我真的慌了，因为我明白，几分钟内，整片地区会被一群来增援的防暴警察包围。我继续以最快的速度跑着，冲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害怕得都不敢回头看一眼。最终，大概跑了一刻钟后，我发现自己跑到了一幢巨大的石质建筑边上。我不清楚还有没有人在追我，但正在这时，在我前面几英尺的一扇门突然开了，我便立即冲了进去。一个戴着眼镜、面色苍白的瘦削男人站在门口，正要往外走，他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从他身边跑了过去。我进来的这个地方，似乎是个什么办公室——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三四张桌子，以及胡乱堆砌的文件和书。
“你不能进来，”他不耐烦地说，“这里是图书馆。”
“就算是州长官邸又怎么样呢，”我一边弯着腰喘气，一边说，“我现在已经进来了，谁也休想把我撵出去。”
“那我就举报你，”他用一种自命不凡又谨小慎微的口气说，“你不能就这么闯进来。这里是图书馆，没有通行证，谁都不准进来。”
我被他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搞得慌了神，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当时我筋疲力尽、走投无路，所以并没有试着和他讲理，而是使尽浑身力气，一把将他推倒在地。这么做很荒唐，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他摔到地上后，眼镜从脸上甩了出去，有那么一刻，我甚至都想把它踩碎。
“你尽管去举报吧，”我说，“但我是不会自己离开的，除非有人把我拖出去。”然后，趁他还没站起来，我转身跑进了房间另一头的那道门。
我来到了一间大厅。这个房间的穹顶很高，地上铺着大理石，看着很是宏伟壮观。那间小办公室同这个巨大空间的剧烈对比，令人难以置信。我的脚步声在耳边回响着，仿佛还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在墙壁间回荡。人们三三两两地踱着步，轻声交谈着，显然正沉浸在某种严肃的对话中。我走进房间时，有些人转过头来看我，但那只是一种条件反射，随后他们便又把头转回去了。我低头看地，装出我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样子，尽量沉着、谨慎地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大约三四十英尺后，我发现前面有一架楼梯，便走了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来国家图书馆。那座大厦富丽堂皇，墙壁上挂满总督和将军的画像，有着一排排意大利风格的圆柱和漂亮的大理石嵌饰，是城里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不过，同其他东西一样，它也早已风光不再。二楼的天花板已经塌陷，柱子已经倾倒碎裂，书籍和文件散落在各处。我依然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人转来转去——大部分是男人，我意识到——但谁都没有注意到我。在索引卡目录架的另一边，我看到有一扇包着绿色皮革的门，通往一座封闭的楼梯间，我便沿着楼梯走到上面一层，然后来到一条两边有很多门的低矮长廊里。走廊上没有人，而且我没听到门后传来什么声音，所以便猜想房间里也没有人。我试着推了推右手边的第一扇门，但门是锁着的。第二扇也一样。但接着，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三扇门竟然开了。里面有五六个人正围坐在一张木桌旁，急切、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事。房间里空荡荡的，也没有窗户，墙上的黄色油漆已经片片剥落下来，天花板正往下滴着水。在座所有的男人都蓄着大胡子，穿着黑色衣服，头上戴着帽子。发现里面有人后，我吓得轻轻叫了一声，准备把门拉上。但这时，桌旁最年长的那个人转过头，冲我亲切地笑了笑，那个微笑充满了暖意与善意，让我不禁迟疑了一下。
“我们有什么能为你效劳吗？”他问。
他的口音很浓重（th音脱落了，w音发成了v），但我说不出他到底来自哪个国家。Ist dere anyting ve can do fer yoo.但接着，我凝视着他的眼睛，一丝亲切感瞬间震遍了我的全身。
“我还以为犹太人都死了。”我悄声说。
“还是活下来了一些，”他再次微笑着对我说，“你知道的，想把我们除掉可没那么容易。”
“我也是犹太人，”我脱口而出，“我叫安娜·布卢姆，从很远的地方来这座城市，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年多了。我正在找我哥哥。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他叫威廉。威廉·布卢姆。”
“不认识，亲爱的，”他摇着头说，“我从来没见过你哥哥。”他转头扫了坐在桌旁的同事一眼，问了问他们，但他们也都不认识威廉。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说，“除非他已经设法逃了出去，不然我敢肯定他已经死了。”
“很有可能，”这位拉比轻声说，“你也知道，太多人都死了，最好别期待会有奇迹发生。”
“我早就不信上帝了，如果您指的是这个的话，”我说，“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不信那一套了。”
“想信也难，”拉比说，“尤其是考虑到种种迹象，也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和你不谋而合。”
“你不会告诉我你还信仰上帝吧？”我说。
“我们会向他祈祷。但他听不听得到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的朋友伊莎贝尔信上帝，”我继续说，“她也已经死了。我把她的《圣经》卖给了复活代理人甘比诺先生，换了七格拉特。这么做很恶劣，是吧？”
“未必。毕竟，有些东西比书更重要。要想祷告，也得先吃饱肚子。”
真是奇怪，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人面前怎么了，但我跟他聊得越多，听起来就越像个小孩子。或许他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回到了对神父和老师的话深信不疑的蒙昧时光吧。我说不太准是为什么，但事实是，跟他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心，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我把手伸进了外套口袋里，拿出了塞缪尔·法尔的照片。
“我还在找这个人，”我说，“他叫塞缪尔·法尔，他很可能知道我哥哥出了什么事。”
我把照片递给拉比，但他研究了几分钟后，摇摇头说不认识这个人。但就在我开始心灰意冷时，桌子对面的一个男人开口了。他是这群人里最年轻的一个，他那淡红色的胡丛看起来也比其他人更小、更稀疏一些。
“拉比，”他怯怯地问，“我能插一句吗？”
“你不必征求我的许可，以撒，”拉比说。“你想说就尽管说。”
“当然，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好像知道她说的是谁，”年轻人说，“或者说，我至少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可能不一定是这位年轻的女士要找的人，但名字我确实耳熟。”
“那你看一下照片。”拉比说着，把照片滑到了桌子对面。
以撒看着照片，脸上的表情很严肃、不露声色，所以我立马又失望了。“虽然照片看着不太像，”他终于说道，“但认真看过以后，我能肯定他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以撒那苍白而又充满学究气的脸上涌起了一个微笑。“我跟他聊过几次，”他继续说，“这人挺聪明的，但怨气很重。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意见不一。”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还没来得及张口，拉比便问他：“哪里能找到这个人，以撒？”
“法尔先生并不远，”以撒忍不住说了句双关的俏皮话。然后，他咯咯地笑了一声，又补充道，“他就住在图书馆。”
“真的吗？”我终于问道，“是不是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你想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找他，”以撒迟疑了一下，然后转身对拉比说，“如果您允许的话。”
不知为什么，拉比看起来有些担心。“这个人属于某个学院吗？”他问。
“据我所知不是，”以撒说，“我觉得他应该是独立人士。他跟我说自己以前在什么报社工作。”
“对的，对的，”我说，“那就对了，塞缪尔·法尔是记者。”
“那他现在在做什么？”拉比没有理会我插的这句嘴，继续问道。
“在写书。具体写什么我不清楚，但我猜应该和这座城市有关。我们在楼下大厅里聊过几次。他问了我很多尖锐的问题。”
“他有表现出同情吗？”拉比问。
“他是中立派，”以撒说，“不支持，也不反对。他是一个内心备受折磨的人，但绝对公平，毫无私心。”
拉比转身跟我解释了一下。“你也知道我们有很多敌人，”他说，“我们的许可证危在旦夕，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正式的学术身份，所以必须谨慎行事。”我点点头，假装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继续说，“我觉得让以撒带你去那个人的住处看看好像也不妨事。”
“谢谢您，拉比，”我说，“真是太谢谢您了。”
“以撒会把你送到门口，但我不希望他再往前走了。你听到了吗，以撒？”他看了看他的门徒，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情。
“明白，拉比。”以撒说。
然后，拉比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你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我，安娜，”他说，突然间看起来特别苍老疲惫，“我想知道事情的结果如何。”
“我会回来的，”我说，“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