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房子位于马戏巷，周围密织着一条条胡同和土路，蜿蜒穿过第二普查区的中心。这里是全城最古老的区域，我以前只来过一两回。拾荒者在这一带没什么油水可捞，而且我总担心自己会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走失。这里大多数房子都是木质的，因而产生了一些怪异的效果。这里没有被风化的砖块和崩裂的石头，自然也没有高高低低的碎石堆和洋洋洒洒的灰尘，相反，这里的一切都在倾斜、下垂，仿佛被自身的重量压垮了，慢慢地弯到了地上。如果说其他地方的建筑是在逐渐剥落成碎片，这里的建筑则是在干枯萎缩，就像没了力气的老人，再也站不起来的关节炎患者。许多房顶都已经塌陷，木瓦也烂得像海绵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整座整座的房子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倾斜，像巨大的平行四边形那样摇摇欲坠——那么岌岌可危，好像只要用手指一碰，或者轻轻吹一口气，就能让它们轰然倒塌。
不过，伊莎贝尔住的却是砖楼。一共有六层，每层有四间小公寓，幽暗破旧的楼梯踩上去摇摇晃晃，墙上的油漆也已经剥落。蚂蚁和蟑螂旁若无人地爬来爬去，整个地方弥漫着变质食物、脏衣服和灰尘的臭味。不过，建筑本身似乎挺坚固，我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你看境遇转变得多快啊。如果来这之前有人告诉我，你以后会住在这个地方，我绝不会相信。可现在我却觉得自己真有福气，仿佛捡了一个大便宜。说到底，肮脏和舒适都只是相对的概念。虽然我来这个城市才三四个月，却欣然把这里当成了我的新家，一点都不发怵。
当伊莎贝尔宣布我要搬来和他们一起住时，费迪南德没怎么吭声。从策略上讲，我觉得她的做法是正确的。她没有请他同意我留在这里，只是通知他，以后这个家里就有三个人了，而不再是两个。由于费迪南德很久以前就已经把所有日常事务的决策权都让给了妻子，所以他要想在这个方面维护他的权威，就等于默认了自己应该在其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伊莎贝尔也没有像之前跟我说的时候那样把上帝牵扯进来。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告诉费迪南德我是怎么救了她一命，以及时间和地点，没有添油加醋。费迪南德默默听她讲，假装心不在焉，不时偷瞄我一眼，但基本上都是望着窗外发呆，仿佛事不关己。伊莎贝尔说完后，他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他第一次直视着我，说：“你真会添乱。这老不死的死了才好呢。”然后，不等我回答，他便回到房间角落的椅子上，继续制作他的微缩船模了。
其实，费迪南德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坏，至少刚开始不是。确实，他这个人不太好相处，但也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凶神恶煞。他的坏脾气是间歇性的。他会突然暴跳如雷，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候都闭口不言，顽固地拒绝同任何人讲话，像个凶恶的怪物一样躲在他的角落里闷闷不乐。费迪南德长得很丑，又没有别的特质能让你忘掉他的丑——整个人缺乏魅力，也不慷慨，毫无可取之处。他骨瘦如柴，弯腰驼背，长了一个大鹰钩鼻，秃了一半。硕果仅存的头发蓬乱不堪，怒气冲冲地刺向四面八方。皮肤有种病态的苍白——一种出奇的白，加上他的胳膊、腿和胸口上都长满了黑毛，就显得更白了。他从不刮胡子，衣衫褴褛，脚上从不穿鞋，所以看上去就像个漫画版的沙滩流浪汉。仿佛他对船模的痴迷，让他扮演起了一个被困在荒岛上的人。也或许正好相反。他已经被困在了岛上，然后才开始建造船只，以表达内心的痛苦——就像一个秘密的求救信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觉得会有人回应他的呼救。费迪南德哪里也去不了了，他自己知道这一点。有一次，他心情好的时候，曾经向我坦陈他已经四年多没有踏出过这间公寓了。“外面到处是死亡，”他指着窗外说，“水里有鲨鱼，还有能把你囫囵吞下去的鲸鱼。我的建议是，紧靠海岸航行，尽可能多地发出烟雾信号。”
不过，伊莎贝尔并没有夸大费迪南德的天赋。他的小船确实是了不起的工艺品，制作精美，设计和组装巧夺天工，只要有足够的材料——木料、纸片、胶水、绳子，偶然捡到的瓶子——他就会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根本没空在家里挑事儿。我慢慢发现，和他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假装他不存在。一开始，我曾想尽办法来证明自己和平共处的意图，但费迪南德是如此内外交困，如此厌恶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所以我没讨到什么好。好声好气地跟他说话毫无意义，他多半还会理解成威胁。比如说我有一次犯的错误，我大声赞美他的船模，说他要是愿意卖掉这些船，肯定能赚很多钱。结果，费迪南德勃然大怒，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踉踉跄跄地绕着房间走，还在我面前挥舞他的小刀。“把我的舰队卖了！”他喊道，“你疯了吗？除非你先杀了我。我一条都不卖——永远不会！这是要造反，就是这么回事。暴乱！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让你走跳板！”
除此之外，他唯一的爱好似乎就是抓房间墙壁里的老鼠。夜里，我们可以听到它们在里面跑来跑去，啃噬着任何还能找到的残羹冷炙。有时吵得我们都睡不着觉，可它们偏偏又特别狡猾，很不容易抓住。费迪南德用铁丝网和木板做了一个小捕鼠器，每天晚上，他都会尽职尽责地往里放一块诱饵。这个捕鼠器不会把老鼠弄死。它们一爬进去吃东西时，身后的门就会关上，将其困在笼中。这种事一个月只会发生一两次，但在每个醒来后发现抓到了老鼠的早晨，费迪南德都会高兴得发疯——在笼子周围拍着手跳来跳去，还从鼻子里发出兴高采烈的哼笑声。然后，他会揪住老鼠的尾巴，然后，慢条斯理地，放在炉火上烤。那场面看着真是骇人，老鼠在火上扭来扭去，拼命地吱吱叫，可费迪南德就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做着手头的事，边咯咯笑着边嘟囔什么吃肉的乐趣。烤好之后，他会宣布，船长的专供早宴好了，然后咔嚓、咔嚓，脸上带着恶魔般的笑容，连皮带肉地把那东西吃掉，一边嚼，一边小心翼翼地吐骨头。接着，他会把骨头放到窗台上晾干，用作船模的零件——桅杆、旗杆或者鱼叉。我记得有一次，他把老鼠的肋骨拆开，做成了一艘帆船的桨。还有一次，他把老鼠的头骨做成了艏饰像，安在一艘海盗帆船的船头上。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件漂亮的小作品，即使看着它让我觉得很恶心。
天气好的时候，费迪南德会把椅子搬到窗前，打开窗户，把枕头放到窗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探着身子，双手托住下巴，观察楼下的街道。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因为他一句话都不说，但时不时地，比如呆坐了一两个小时后，他会开始用恶狠狠的口气，吐出一连串火药味儿十足的胡言乱语。“把他们都磨碎。”他会脱口而出，“挫骨扬灰。猪，全都是猪！想把我摇下来，我羽毛华丽的敌人，你们永远也抓不到我。虚张声势罢了，我在这里很安全。”前言不搭后语，仿佛是他血液里积聚了什么毒药，现在变成了话语，正一句接一句从他嘴里喷出来。他会这么骂骂咧咧地咆哮上十五到二十分钟，然后，突然，毫无征兆地，他会再次沉默下来，好像心里的风暴突然平静了一样。
我在那里住的几个月里，费迪南德的船越做越小。最开始是在威士忌酒瓶和啤酒瓶里，接着是止咳糖浆的瓶子和试管，后来又成了空香水瓶，到最后，他做出来的船几乎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这种活计实在让我匪夷所思，但费迪南德似乎乐此不疲。船越小，他就越着迷。有一两次，我早上醒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亲眼看到费迪南德坐在窗前，像一个六岁小孩一样，手里捏着一只小船在空中挥来挥去，驾驶着它在幻想的海洋中行进，用不同的声音喃喃自语，仿佛在扮演他发明的游戏里的各个角色。可怜又愚蠢的费迪南德啊。“越小越好，”一天晚上，他向我吹嘘他的艺术成就，“总有一天，我要做出一只小到谁都看不见的船。到时候，你就明白我是什么人物了，自作聪明的小贱货。一只小到谁都看不见的船！他们会为我写本书，我会名扬天下。那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你这个恶毒的小荡妇。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哈哈！你绝对想不到！”
我们住的房间中等大小，大约十五英尺宽，二十英尺长。里面有一个水槽、一台便携野营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后来有了第三把——屋子一角放着个夜壶，被一张薄床单和房间其他部分隔开。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尔是分开睡的，各占房间一角，我则睡在剩下的那个角。那里没有床，我只能把折叠的毯子垫在身下，直接睡地板，但我并没有觉得不舒服。与之前露宿街头的几个月相比，我现在舒服得很。
我的出现让伊莎贝尔轻松了不少，有一段时间，她的体力似乎恢复了一些。之前，所有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在做——到街上拾破烂，去复活代理人那里换钱，去市立市场买食物，回家做饭，早上起来倒夜壶——现在至少有人能替她分担一些压力了。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现在回头看去，可以说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每天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就上街，在宁静的黎明中，漫步于周围荒僻的小巷和宽阔的林荫大道。那时正值春天，我记得应该是4月下旬，天气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好到让你觉得以后再也不会下雨、严寒与大风也永远消失了。我们只带一辆手推车上街，另一辆留在家里。我会慢慢地推着车，跟着伊莎贝尔的步调，等待她搞清楚方向，判断在周围找到东西的可能性。她之前讲的自己那些事全都是真的，她在这类工作上确实天赋异禀，即使是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她也不逊色于我见过的任何拾荒者。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是个魔鬼，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巫婆，是用魔法找东西的。我总是叫她解释一下她是怎么做到的，但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她会停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会儿，然后泛泛地说些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希望之类的话——实在是语焉不详，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就算我最终从她身上学到了什么，那也不是听来的，而是看来的，就像学会一门新语言一样，是那种潜移默化的掌握。我们出门前什么都不想，然后漫无目的地走，直到伊莎贝尔的直觉告诉她该去哪里，我就一路小跑去找，留下她保护手推车。考虑到当时街上物资的短缺，我们的收获可以说是很大了，反正足以让我们继续活下去，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合作得非常好。不过，上街时我们不怎么说话。因为这很危险，对此，伊莎贝尔已经警告我很多次了。什么都不要想，她说，让自己和街道融为一体，假装你的身体不存在。不要思考；不要悲喜；除了街道，脑子里什么都不要有，放空自己，全神贯注于你要走的下一步路。在她给我的所有建议中，这是我能理解的唯一一条。
但是，即便有我帮忙，每天能少走很多英里的路，伊莎贝尔的身体还是日渐虚弱。一点一点地，她越来越难以应付户外工作，没法长时间站立和走动。终于，一天早上，她连床都下不来了，腿疼得太厉害了，我只好一个人出门。从那天起，我承担起了所有的工作。
这些都是事实，我会一条一条都告诉你。我接过了家里的日常事务。我成了管家的人，包办一切的人。我觉得你肯定会笑。你还记得我以前在家里是什么样吧：有厨师，有女佣，每周五都会被叠好、放进我的衣柜抽屉里的干净衣服。我连一根手指都不用抬。整个世界都被直接交到了我手上，而我从来没有质疑过：钢琴课，艺术课，到乡下的湖边过暑假，和朋友出国旅行。但现在，我成了一名苦工，成了这两个人唯一的支柱，要是在以前，我甚至都不可能认识他们。伊莎贝尔，有着狂热的纯洁和善良；费迪南德，则漂泊在粗鄙、狂乱的怒海中。这一切都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但事实是，伊莎贝尔无疑救了我的命，就像我救过她一样，所以我从来都没想过不去尽我所能地照顾他们。我从一个他们在街上捡回家的流浪儿变成了立在他们与彻底毁灭之间的唯一屏障。如果没有我，他们连十天都撑不过去。我不是在吹嘘自己做了什么，但在我的人生中，这确实是第一次有人依赖我，而我也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一开始，伊莎贝尔还坚持说自己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别担心，我很快就能恢复过来，”我早上离开时，她会跟我这么讲，“只是暂时不太舒服而已。”但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几个星期之后，她的病情还是未见起色。到仲春时，我们俩都已经心知肚明，她再也不会好起来了。当时最大的打击是我不得不把她的手推车和拾荒证卖给第四普查区的一个黑市商人。这么做就等于承认了她已经病入膏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那辆手推车就那么日复一日地放在家里，谁都用不到，可我们当时又急着用钱。和之前一样，把车卖掉的建议是伊莎贝尔自己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心里就不难受。
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不再是平等的搭档，而且因为我担负了额外的工作，她感到十分内疚，所以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几乎歇斯底里地关心着我的安危。我独自拾破烂后不久，她成天动员我改变一下外貌。我太漂亮了，不适合天天到街上跑，她说，得想办法解决一下。“你每天早上就这么出门，我看着可受不了，”她解释道，“年轻姑娘现在经常会遭遇可怕的事，可怕到我都不敢提。哎，安娜，我亲爱的孩子，如果现在失去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我会当场死掉。现在不是臭美的时候，我的小天使——你必须把这些统统抛弃。”伊莎贝尔对自己讲的话深信不疑，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我心里明白，与其和她争论，还不如顺着她。说实话，我很难过。但是，我确实目睹过一些她不敢提的事，因此也没法反驳她。首先要抛弃的是我的头发——太让人难受了。我费尽全力才忍着没哭出来，伊莎贝尔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告诉我要勇敢，可她自己却一直在颤抖，差点就要号啕大哭、释放出某种阴郁的母性悲伤，但她这样反倒让整个场面变得更难过了。当然，费迪南德也在场，坐在角落里抱着胳膊，残忍地作壁上观。我的头发掉到地上时，他大笑起来，随着它们一点点掉在地上，他说我越来越像女同性恋了，伊莎贝尔自己的阴道现在都干得跟木头似的了，才想起来改造我，这不是很搞笑吗。“别理他，我的天使，”伊莎贝尔在我耳边不停地说，“别听那个怪物说的。”但是，你很难不听他的话，很难不被他那恶毒的笑声影响。伊莎贝尔终于剪完了，她递给我一面小镜子，让我看一眼。一开始的几分钟实在吓人。我看起来太丑了，丑得我都认不出自己了，就好像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到底怎么了？我心想。我这是在哪里？就在这时，费迪南德再次狂笑起来，那种恶意满满的狞笑。我实在受不了了，把手中的镜子朝屋子对面扔过去，差点砸到他脸上。镜子擦过他的肩膀撞在墙上，碎了一地。费迪南德目瞪口呆，愣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后，他转头看伊莎贝尔，浑身颤抖着，气急败坏、几近歇斯底里地吼道：“你看见没有？她想杀了我！这个婊子要杀了我！”但伊莎贝尔可不会同情他，几分钟后，他终于闭嘴了。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也没有再评论过我的头发。
最终，我慢慢习惯了新发型。让我烦心的其实只是这个想法本身，但真正剪完之后，我觉得看起来也不算太糟糕。说到底，伊莎贝尔本来也没打算把我改造成男孩的模样——没有变装，没有假胡子——只是想让那些女性特征，或者用她的话来讲，让那些“凸起”的部分，看起来不那么显眼而已。反正我从来也不像个假小子，现在装也装不像。你还记得我的口红和夸张的耳环，记得我的紧身裙和短裙摆吧。我一直很喜欢打扮得像个荡妇，从我们小时候起就是这样。伊莎贝尔只是希望我尽可能地不要引人注目，确保我走在街上不会招人回头罢了。所以，剪完头发之后，她给了我一顶鸭舌帽、一件宽松的夹克、一条羊毛裤子和一双耐穿的鞋——都是她最近买给自己的。鞋子太大了，不过多穿一双袜子似乎就不会磨出水泡了。我的身体被裹在这套行头里，胸和屁股基本上都藏了起来，没剩下多少值得垂涎的东西。需要有很强的想象力才能看到里面真正的样子，可在这个城市里，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十分紧缺的话，无疑就是想象力了。
我的日子就那么过着。一大早起床出门，一整天都在街上，到了晚上才回家。我忙得无暇思考太多事，累到无力抽身自省、设想未来，每天吃完晚饭，都只想瘫在我的角落里沉沉睡去。不幸的是，镜子风波改变了费迪南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再加上他现在不得不和伊莎贝尔一起待在家里——这剥夺了他的自由和独处时光——所以只要我出现在他身边，就会成为他关注的焦点。我指的不只是他的牢骚，也不是他没完没了地嘲讽我挣了多少钱或者带了什么食物回家。不，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真正的问题要更险恶，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怒火才更可怕。我突然成了费迪南德唯一的出气筒、他逃避伊莎贝尔的唯一渠道，而且由于他蔑视我，由于我的存在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所以他会挖空心思地不让我好过。简直到了故意毁掉我的生活的地步，逮着机会就找我的茬，对我百般刁难，我躲都躲不及。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但我依然对此毫无准备，也不知道能怎么保护自己。
你了解我的。你知道我的身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里面潜藏着什么样的狂暴与饥渴。即便到了这种地方，那些东西也不会消失。当然，在这里很少有机会去胡思乱想，走在街上时，你必须时刻严阵以待，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杂念——但是，你总有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比如夜里躺在床上，周围的世界一片漆黑，你就会忍不住去幻想各种各样的情景。我不否认，我自己待在那个角落时特别孤独。这种事有时能把你逼疯。你的内心有一种痛，一种可怖的、吵闹的痛，要是你不想办法解决，它便永远不会停止。上帝知道我有多想掌控自己啊，但有时候真是忍不下去，有时候我感觉心都要炸了。我会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快睡觉，但我的脑子却乱作一团，不断抛出我在刚过去的一天中看到的各种景象，用混乱的街道和人体来嘲讽我，再加上费迪南德那挥之不去的辱骂的添乱，根本不可能睡得着。唯一有效果的办法似乎就是自慰了。请原谅我如此直白，但我觉得拐弯抹角没什么意义。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办法了，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多少选择。我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抚摸自己的身体，假装我的手其实是别人的——用手掌轻轻抚摸我的肚子、大腿内侧，有时候甚至抓着自己的屁股不停地揉捏，就好像有两个我，正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可悲的小游戏，但我的身体仍然会对这些小伎俩有所反应，最终，我会感到下体慢慢潮湿起来，接下来就是右手中指的事了。结束之后，倦意就会钻进我的骨头，扯下我的眼皮，直到我沉沉睡去。
这些可能都还好。问题是，在那么局促的空间内，发出哪怕最轻微的声音都是危险的。有几个晚上，我肯定是一时大意了，肯定在关键时刻舒了口气或者哼出了声。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很快便发现，费迪南德一直在偷听。满脑子龌龊思想的他，没多久便猜到了我在干什么。渐渐地，他的辱骂越来越带有性意味——一连串的性暗示和恶心的挖苦。前一分钟，他会骂我是满脑子淫念的小娼妇；后一分钟，他又会说没人会想碰我这种性冷淡的怪物——这些相互矛盾的咒骂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污秽至极，我很清楚，再这么继续下去，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一颗种子已经种在了费迪南德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挖出来。他正在积蓄勇气，准备采取行动。每一天，我都会发现他比前一天更大胆、更自信、更加坚定地执行着他的计划。我曾险些在马尔登大道上被收费站的人欺负，但那是在外面，我可以从他手中逃掉。回家就不一样了。公寓那么小，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只能被困住。除了再也不睡觉以外，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当时是夏天，我忘记是几月份了。我只记得酷热难耐，漫长的白天里，血液仿佛都要沸腾了。到了夜晚，又闷热无风。太阳快要落山了，可炽热的空气依然笼罩着你，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费迪南德终于行动了——他四肢着地、一寸一寸地穿过房间，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向我的床。但不知为什么，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的是，他一碰到我，我的所有恐惧反而全都散去了。先前我一直躺在黑暗里装睡，不知道是该和他搏斗还是大声尖叫。可现在，我突然意识到，这两样都不用做。费迪南德把手放在我的乳房上后，发出了一声窃笑，得意而又卑贱，只有那种事实上已经死掉的人才会发出这种声音，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会怎么做。这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中，有一种深刻的确定感。我没有挣扎，没有叫喊，没有用任何我还能感觉到属于自己身体的部位做出反应。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我真的是指一切。我内心的那种确定性，已经摧毁了其他一切。费迪南德碰到我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我会杀了他，那种确定性是如此强大，不可抑制，以至于我几乎都想停下来跟他讲清楚，好让他明白我对他的看法，以及他为什么死有余辜。
他在地铺边上躺下来，身体慢慢凑向我，开始用他粗糙的脸在我脖子上蹭来蹭去，还低声对我说，他果然没看错我。是啊，他要干我，是的，我会喜欢的，每一秒都会喜欢。他的呼吸散发着一股晚饭时刚吃过的牛肉干和芜菁的味道，我们俩都浑身是汗，豆大的汗珠流个不停。房间里的空气纹丝不动，令人窒息。他每次摸我时，我都能感觉到咸咸的汗水从我的皮肤上滑落。但我没有制止他，只是无力而冷漠地躺在那里，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有些忘形了，我能感觉到他在摸索我的身体。然后，等他爬到我身上时，我把手指放在了他的脖子上。刚开始，我很轻柔，假装是在和他调情，仿佛我终于拜倒在了他的魅力之下，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因此，他一点都没起疑。接着，我开始用力掐，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小而尖厉的嘶声。我在开始用力的一瞬间，突然感到了一种无边的快乐，一种喷涌而出、无法抑制的狂喜。就好像我已经跨过了某种内在的门槛，世界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了，成了一个简单到无法想象的地方。我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穿行在无边无际、繁星点点的漆黑夜空中。只要我紧紧掐住费迪南德的喉咙，我便自由了。我已经超越了地心引力，超越了黑夜，超越了自己的思想。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奇怪至极。就在我清楚地意识到，再多掐几分钟，就能把事情搞定时，我松开了手。这与软弱无关，与怜悯也无关。我的手就像铁打的一样，死死地扼住费迪南德的喉咙，任他怎么扭动挣扎都不会松懈。但实际情况是，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那种快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就在最后，就在我躺在酷热难耐的黑暗中一点点地把费迪南德的生气挤光时，我意识到，我杀他不是为了自卫——我杀他纯粹是为了快感。可怕的意识，可怕到不能再可怕的意识。我放开了费迪南德的喉咙，用尽全力将他从我身上推开。我现在只觉得恶心，只觉得愤怒和痛苦。我停不停手几乎已经没了意义，不过是多掐几秒或者少掐几秒罢了。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并没有比费迪南德好到哪里去，并没有比任何人好到哪里去。
费迪南德的肺部发出了一种巨大的呼哧声，悲惨得都不像人声，倒像是驴叫。他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双手抓着喉咙，胸口惊慌失措地一起一伏，拼命地大口喘着气，唾沫星子乱飞，咳嗽不止，还有干呕，浑身上下一塌糊涂。“现在你懂了吧，”我对他说，“现在你知道自己是在跟谁做对了吧。下次你要是再敢动这种心思，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甚至都没等他完全恢复过来。反正他死不了，这就够了，已经很开恩了。我匆忙穿上衣服，离开公寓，走下楼梯，遁入夜色之中。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意识到，整件事从开始到结束其实只有几分钟。而伊莎贝尔一直都在沉睡。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差点就要了她丈夫的命，可她在床上甚至连个身都没翻。
我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两三个小时，回到公寓时已经快四点了，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尔仍然在各自的角落里睡着。我估计要到六点时，疯狂的场面才会开始：费迪南德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挥着胳膊，唾沫横飞，控诉我的一项项罪状。这是迟早的事情。我唯一拿不准的是伊莎贝尔会作何反应。直觉告诉我，她会站在我这边，但我不敢肯定。你永远无法确定在关键时刻人们会忠于哪一方，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又会冒出什么样的冲突。我尽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明白如果不走运的话，我当天便会再次流落街头。
跟往常一样，伊莎贝尔是第一个醒的。起床对她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的腿通常在早晨疼得最厉害，所以她往往要花上二三十分钟，才能鼓足勇气站起来。那天早上，她痛得尤其厉害，在她慢慢积攒勇气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在公寓里转来转去，努力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烧水、切面包、摆餐具——一切照旧。大多数早上，费迪南德都会睡到非起不可的时候，闻到炉子上煮着粥才会起床。所以现在我们都没理会他。他的脸冲着墙，从种种迹象来看，他只是固执地要比平时再多睡会儿罢了。考虑到他前一天晚上的经历，这似乎也情有可原，所以我没有再多想。
然而，他的沉默变得越来越惹人注意。伊莎贝尔和我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准备坐下来吃早餐。通常，我们中总有一个已经把费迪南德叫起来了。但偏偏在这天早晨，我们谁都没有吭声。空中似乎盘旋着一种不情不愿的诡异气氛，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意识到，我们都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都决心要让对方先开口。当然，我保持沉默是事出有因，可伊莎贝尔的行为却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核心是一种怪诞的不安，还有一点蔑视和焦躁，仿佛她身上发生了某种难以察觉的变化。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或许我昨晚搞错了，我想。也许她当时是醒着的；也许她的眼睛一直睁着，目睹了那个肮脏事件的全过程。
“你还好吧，伊莎贝尔？”我问。
“是的，亲爱的。我当然好了。”她给我了一个看起来疯狂而又天真的笑容。
“你不觉得我们该叫醒费迪南德吗？你也知道我们要是不等他就开吃，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不想让他觉得我们要昧下他那份食物。”
“是啊，我也觉得，”她说着，轻轻叹了口气，“我只是很享受这一刻的相互陪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安安静静的房间有一种魔力，你不觉得吗？”
“是啊，伊莎贝尔，我也觉得。可我也觉得该叫醒费迪南德了。”
“你非要叫就叫吧。该来的总会来，我只是想把清算的时刻往后推一推而已。生活终究还是可以很美好的，即便是在这种时候。可惜的是，有些人却只想把它破坏掉。”
我没有回应她这些神秘兮兮的话。
显然有什么地方不太对，我开始猜测到底是什么。我走到费迪南德的角落，在他身旁蹲下，然后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摇了摇他的肩膀，看费迪南德还是没动，便把他翻了过来。在最初的一两分钟里，我什么都没看到。只有一种感觉，一阵突如其来的激动涌遍了全身。这人死了，我对自己说。费迪南德死了，而我正用自己的双眼看着他。直到这会儿，直到我对自己说出这几个字之后，我才真真切切地看清了他的脸：他的双眼从眼窝里鼓出来，舌头伸出嘴外，鼻子周围挂着干掉的血迹。费迪南德应该不会死啊，我心想。我离开公寓时他还活着，绝对不是我干的。我想把他的嘴合上，但他的下巴已经变僵，根本推不动。要想合上，就意味着得把他的颌骨弄断，可我又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伊莎贝尔，”我轻声说，“我觉得你最好过来一下。”
“出什么事了？”她问。她的声音什么都没泄露，我拿不准她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让她看什么了。
“你自己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和近来的情形一样，她不得不抓住椅子，撑着自己，慢吞吞地穿过房间。来到费迪南德的角落后，她又小心翼翼地坐回椅子上，停下来歇了口气，这才低头看向那具尸体。有好几分钟，她都只是死死地盯着它，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情感。但接着，连个细微的动作或声音都没有，她突然就哭了起来——看起来几乎是无意识的，似乎只是泪水从她的双眼中涌出，顺着脸颊落下去。小孩子有时候就会这样哭——没有抽抽搭搭或者喘不上气来：水从两个一模一样的龙头里匀速流出。
“我觉得费迪南德再也不会醒过来了。”她说，仍然低头看着尸体。就好像无法挪开双眼，好像她的目光被永远锁定在了那个点上。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只有上帝知道，亲爱的。我不敢妄加揣测。”
“他一定是在睡梦中死了。”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一定是在睡梦中死了。”
“你感觉如何，伊莎贝尔？”
“我不知道。现在说还过早。但这一刻，我觉得很快乐。我知道这么讲很恶劣，但我真的觉得很高兴。”
“这不恶劣。你和别人一样，也有资格享受一点安宁。”
“不，亲爱的，这很恶劣。但我控制不住。希望上帝能原谅我。我希望他能打心底地原谅我，不要因为我现在的感受而惩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