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居斯塔夫·图杜兹
车厢从戛纳起就坐满了；人们闲聊着，大家彼此都认识。经过塔拉斯孔的时候，有个人说：“杀人的地方就在这儿。”于是人们谈论起那个抓不到的神秘的杀人犯，此人两年来频频作案，已经夺走了好几个旅客的性命。每个人都提出不同的假设，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见解；妇女们打着哆嗦望着车窗外的黑夜，唯恐看见车厢门口突然冒出一个男人的头。人们开始讲起各种遇到危险的人的恐怖故事来：在特快列车上独自一人面对一群疯子呀，跟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度过几个钟头呀。
每个男人都能说出一个小故事为自己增光，每个男人都曾在惊险的关头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机智和勇敢，把坏人吓住、击倒，让他们俯首就擒。有一个医生每年冬天都去南方，轮到他时，他也愿意讲一桩奇事。他说：
我呢，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在类似这样的事里考验自己的勇气；不过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是我的一个病人，已经过世了，她曾经遇到过一件世界上最奇特的事，也是最神秘、最动人的事。
玛丽·巴拉诺夫伯爵夫人是俄国人，一位高贵的、风姿绰约的女性。你们知道俄罗斯女子是多么美丽，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美丽：秀气的鼻子，娇嫩的嘴，挨得近、颜色没法形容的灰蓝的眼睛，还有她们冷冷的、冷得有点残酷的妩媚！她们邪恶而又迷人、傲慢而又谦和、温柔而又严厉，让法国男人着迷的东西应有尽有。其实，我能在她们身上看到那么多东西，也许仅仅是由于人种和类型的差异。
好几年来，她的医生见她受到肺病的威胁，一直力劝她到法国南部来休养；可她执拗地不肯离开圣彼得堡。今年秋天，大夫认为她已经无药可救，通知了她的丈夫，丈夫马上安排妻子动身到芒通来。
她上了火车，独自一人在车厢里，随行的仆人们都在另一个车室。她倚着车门，望着闪过的田野和村落，神情有点忧郁。她感到十分孤单，仿佛在生活中被人抛弃了一样，没有儿女，几乎没有亲人；丈夫对她的爱早已熄灭，像把一个生病的仆人送进医院似的，就这样把她打发到天涯海角，甚至不屑于陪她来一趟。
每到一个车站，仆人伊凡就过来看看女主人是不是需要点什么。这是一个忠心耿耿、对她百依百顺的老仆人。
夜晚来临，列车在全速前进。她神经紧张极了，难以入睡。她突然心血来潮，想把丈夫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刻交给她的法国金币拿出来数一数。她打开小钱包，把闪光的钱币哗哗地倒在腿上。
可是一股冷空气忽地扑到她的脸上。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是车门开了。伯爵夫人玛丽惊慌失措，连忙把一条披肩扔在裙子上盖住摊开的钱，等着。几秒钟过去，一个男子上了车。他光着头，手受了伤，穿着晚礼服，气喘吁吁。他关好门，坐下，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了一下邻座的女人，然后就用一条手绢包扎还在流血的手腕。
年轻妇人感到自己快要吓昏了。这个男人刚才肯定看到她在数金币，他来的目的就是抢她的钱、杀掉她。
他一直盯着她看，喘着气，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大概就要向她扑过来。
他突然说：
“夫人，请您不要害怕！”
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已经张不开嘴，只听见心在怦怦跳，耳朵嗡嗡响。
他接着说：
“夫人，我不是坏人。”
她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不过，她猛地动了一下，把两个膝盖并拢，金币像从檐槽里流下的雨水一样洒在地毯上。
那个男人看着这流水般淌下来的金币，先是吃了一惊，不过他马上就俯下身子捡起来。
她惶恐极了，站了起来，所有的钱都撒在地上，然后她就向车门跑过去，想跳下车。可是他立刻明白她要干什么，冲过去抱住她，强拉她坐下，抓住她的两个手腕按住她，说：“请您听我说，夫人，我不是坏人。我马上把这些钱捡起来，把它还给您，这就是证明。不过如果您不帮助我越过国境，我就完了，我就死定了。我不能跟您多说。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到达俄国境内的最后一站；一小时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就要穿过帝国的边界。如果您不帮助我，我就完了。不过，夫人，我没有杀过人，没有抢过人，也没有做过一件有损名誉的事。这一点我向您发誓。只是我不能跟您多说。”
说完，他就跪下来捡金币，把座位下面的也捡了起来，甚至有几枚滚到远处的，也都找到；等小皮钱包又装满了，他就交还给邻座的女士，没有说一句话，然后回到车厢的另一个角落里坐下。
他们两人都再也没有什么动作。她依然惊魂未定，呆在那里，哑口无言，不过她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而他呢，没有一个手势，也没有一个动作，只是笔挺挺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脸色苍白，就像已经死了似的。她不时地迅速看他一眼，又把目光转向别处。这个人三十岁左右，很英俊，完全是一副绅士的模样。
火车在黑暗中奔驰着，向夜空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呼号，有时放慢速度，然后又加速前进。但是它突然间减速，拉响几声汽笛，完全停下来。
伊凡出现在车厢门口，看她有什么吩咐。
伯爵夫人玛丽又看了一下那位奇怪的旅伴，用颤抖的声音出其不意地对老仆人说：
“伊凡，你马上就回到伯爵那里去，我不需要你了。”
老仆人摸不着头脑，眼睛睁得大大的，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主人。”
她接着说：
“不，你不要再回来，我已经改变主意。你就留在俄国。拿着，这是给你回去的钱。把你的帽子和大衣留给我。”
老仆人大惑不解，摘下帽子，连同大衣递过去。他已经习惯了主人的随心所欲、一意孤行，总是俯首听命，绝不顶嘴。他眼泪汪汪地走了。
火车重又开动，向国境线驶去。
这时，伯爵夫人玛丽对他的邻座说：
“这些东西给您，先生，您现在是伊凡，我的仆人。我这么做只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您永远不要跟我说话，一句话也不要说，不管是感谢我的话还是别的。”
那陌生人鞠了一躬，一句话也没说。
不久火车又停下来，几个身穿制服的公务员上车来检查。伯爵夫人把两本护照递给他们，指着坐在车厢尽头的那个男人说：
“那是我的仆人伊凡，这是他的护照。”
火车又重新启动了。
整整一夜，他们相对而坐，但是两人都始终保持沉默。
天亮了。火车停在一个德国车站，陌生人下了车；然后，他站在车厢门外，说：
“夫人，请原谅我违背我的诺言；但是我让您失去了您的仆人，我理应代替他。您什么也不需要吗？”
她冷冷地回答：
“请把我的女仆找来。”
他去找女仆，然后就不见了。
她下车去餐厅的时候，远远看见他在看她。他们到了芒通。
医生沉默片刻，又接着说：
有一天，我正在诊所里接待病人，见一个高个儿年轻人走进来，对我说：
“大夫，我来向您打听玛丽·巴拉诺夫伯爵夫人的情况。我是她丈夫的朋友，虽然她并不认识我。”
我回答：
“她没有希望了。她回不了俄国了。”
这个人听了，突然哭起来；然后，他站起身，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出去。
当天晚上，我告诉伯爵夫人有个奇怪的人来询问过她的健康状况。她好像很激动，于是就把整个故事讲给我听，也就是我刚才对你们说的故事。她又说：
“我的确不认识这个人。现在他像我的影子一样跟着我，我每次出门都遇见他；他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但是从来也不跟我说话。”
她想了想，接着说：
“瞧，我敢打赌，他正在我的窗户底下呢。”
她离开卧榻，过去掀开窗帘指给我看；果然是来找过我的那个人，坐在散步地带的长凳上，抬头望着旅馆。他发现我们在看他，便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就这样，我目睹了一桩惊人而又痛苦的事，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的无声的爱情。
他爱她，像野兽对救命恩人那样，对她终生感激和忠诚。他明白我已经识破了他，索性每天都来问我：“她好吗？”他看到她走过去，一天比一天衰弱和苍白，涕泣交加。
她常对我说，“这个奇怪的人，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可是就好像我已经认识他二十年了。”
每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对她行礼，她就还以庄重而迷人的微笑。我感到她很幸福，因为她此刻是那么孤独而又自知已失去希望；我感到她很幸福，因为有一个人爱她，那么恭敬，那么持衡，那么富有诗意，那么忠诚以至不惜一切。不过尽管如此，这性格坚毅的女性矢志不渝，坚决拒绝接见他，拒绝知道他的名字，拒绝和他说话。她总是说：“不，不，那会让这奇特的友谊变得令人扫兴。我们应该永远互不相识。”
至于他，他肯定也同样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因为他根本不试图进一步接近她。他愿把自己在车厢里许下的永远不跟她说话的诺言坚持到底。
在病体衰弱的漫长的时刻，她经常从卧榻上起来，走过去将窗帘掀开一角，看看他是否在窗下。见他依然像平常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张长凳上，她才带着微笑回去躺下。
一天上午，十点钟光景，她死了。我从旅馆里出来的时候，他满脸悲楚地走到我身边；他已经得到了消息。
“我想当着您的面看看她，只看一秒钟。”他说。
我挽着他的胳膊，回到旅馆。
他来到死者的床前，抓着她的手，久久、久久地吻着，然后就像个神经失常的人一样跑了。
医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所知道的铁路上最奇特的故事了。应该说，世上的人真是够痴的。”
一位妇女低声喃喃道：
“其实这两个人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傻……他们是……他们是……”
但是她说不下去了，因为她已经泣不成声。为了让她平静下来，大家改换了话题，所以也就不知道她到底要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