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卢班车站的旅客大厅，第一眼就是看钟。我要再等两小时十分钟才能乘上去巴黎的快车。
我就像刚走了十法里的路似的，突然感到很累。我环视四周，仿佛要在墙壁上找到某种消磨时间的方法。接着我又走出来，在车站门口站住，脑子里一直想着找点什么事儿做。
那条街，是一条大马路，种着瘦小的洋槐，两旁是小城市常见的大小不一﹑式样各异的房屋，通向一个小山岗；远远望去，街的尽头有一些树木，似乎是一个公园。
时不时有一只猫轻巧地跃过阳沟，穿过街心。一条饿得心急的小狗嗅着每一棵树的树根，寻觅着厨房剩余的饭菜。我看不到任何行人。
一股无精打采的情绪袭上我的心头。做什么呢？做什么呢？我已经在想着坐在铁路小咖啡馆里，面对一杯喝不下去的啤酒和一份读不下去的当地报纸，那没完没了﹑无法避免的苦况。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送葬的行列从一条横街转到我所在的这条街上。
看到灵车我反倒松了一口气。至少可以消磨十分钟的时间了。
不过我的兴趣却突然增强了。跟在死者后面的只有八位男士，其中的一位在哭，其他人都在友好地交谈。没有教士随行。我心想：“这是一次世俗的葬礼吧。”我继而又寻思：像卢班这样的城市至少也该有百来个自由思想者，也许他们认为有必要举行一次示威哩。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这群人那么行色匆匆，说明他们给这个死者下葬也不会讲究什么繁文缛节，当然更不会举行什么宗教仪式。
我既好奇又正无所事事，便潜下心来做出种种再复杂不过的揣测；等灵车经过我面前时，我又生出一个古怪的想法：索性跟这些先生走一遭。我至少又可以打发掉一个小时了，于是就摆出一副悲伤的神情，开始跟在他们后面走。
最后面的两个人回过头来惊奇地看了看，然后低声说着什么。他们一定在互相打听我是不是本城的人。接着，他们又询问前面的两个人，那两个人也打量起我来。这种探究式的关注弄得我不大自在，为了让他们别再东猜西猜，我索性走近紧邻的两位先生。向他们打过招呼以后，我就说：“先生们，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不过，看见这是一次世俗的葬礼，我就想跟着看看，虽然并不认识你们送的这位去世的先生。”两位先生中的一个说：“死者是一位女士。”我有些意外，问道：“不过，这确实是一次世俗的葬礼，是不是？”
另一位先生，显然想向我提供些情况，接过话题：“既是也不是。其实是教士拒绝我们进教堂。”这一次，我惊愕得“啊！”了一声。我简直是一头雾水了。
一个紧挨着我的热心人于是低声向我透露道：“噢！这件事说来话长了。这个年轻的太太是自杀的，所以我们没能为她举行宗教葬礼。您看，走在最前面正在哭的那个人，就是她的丈夫。”
于是，我有些踌躇地说：“先生，您的话让我很惊讶，也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想请您跟我说说这件事，不知是否有些唐突？如果我的要求讨您的厌，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那位先生亲热地抓住我的胳膊说：“一点也不。喏，咱们走在后面一点。我来讲给您听，这件事很悲惨。到墓地以前，我们有时间；您看高处的那些树，墓地就在那儿。这个坡很陡。”
然后他就讲起来：
您可知道，这个年轻女人，保尔·阿莫夫人，是本城一位富商冯塔奈尔先生的女儿。她十一岁那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过一次可怕的遭遇：一个仆人玷污了她。她被那个卑鄙的家伙糟蹋得差一点死了。那个坏蛋的恶行败露了。打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官司，查明原来这可怜的受害者被那个畜生可耻地蹂躏了三个月之久。那个坏蛋被判处终身苦役。
小女孩慢慢长大，却留下了那耻辱的烙印。她孤孤单单，没有伙伴，连大人们都不愿亲吻他，以为碰一碰她的额头就会弄脏嘴唇。
在本城人的心目中，她简直成了一种妖魔，一个怪物。她走在街上，所有的人都会扭过头去。人们经常低声嘀咕：“你知道吧，这就是小冯塔奈尔！”她家几乎找不到一个领她散步的保姆。别的家庭的女仆都躲她远远的，仿佛她身上带着一种传染病，谁接近她就会传染给谁。
孩子们每天下午都喜欢在林荫道旁玩耍。看到这可怜的小女孩在那里的情景，真让人怜悯。她总是孤单一人靠着女仆站在那儿，凄惨地看着其他的孩子游戏。有时候她抑制不住和那些孩子一起玩的愿望，羞答答、怯生生地往前挪，好像自惭形秽似的混进孩子群。可是坐在长椅上的那些母亲、保姆、亲姑表姨立刻跑过来，抓住她们看护的女孩的手，粗暴地把她们拉走。只剩下可怜的小冯塔奈尔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张皇失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伤心得哭起来；然后就跑去把脸藏在保姆的围裙里，啜泣个不停。
她长大了；但是情况更糟。家长们都让年轻的女孩离她远远的，像躲避瘟疫一样。您想想呀，这个年轻女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要学的了，没有；她再也没有戴那象征性的橙花的权利；她在会识字以前就已经知道了那可怕的秘密，而通常那是母亲在女儿新婚之夜才用颤抖的声音隐隐约约透露给她们的。
她上街时总由家庭女教师陪着，仿佛生怕再发生新的可怕的意外而需要守护着她似的；她走在街上总是低着头，仿佛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耻辱的重压；街上的女孩子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天真，她们阴险地看着她，窃窃私语，暗地嘲笑她；她偶尔看着她们，她们就连忙装着没事似的扭过头去。
几乎没有人跟她打招呼。只有几个男子见了她脱帽致意。母亲们都装作没看见她。几个小流氓甚至叫她“巴蒂斯特太太”，那是侮辱和毁了她的那个男仆的名字。
没有人了解她心灵深处经受着多么痛苦的折磨；因为她很少说话，从来不笑。连她的父母在她面前都有些尴尬，就好像她犯了什么不可弥补的过错，对她永远耿耿于怀。
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是不大乐意向一个被释放的苦役犯伸出手的，对不对，即便这个苦役犯是他的亲生儿子？冯塔奈尔夫妇对待自己的女儿，就像对待一个从苦役牢里放出来的儿子。
她长得很好看，脸儿白皙，身材修长，举止优雅。先生，如果没有这档子事，我也会很喜欢她的。
一年半以前，我们这儿来了一位新上任的专区区长，他还带来一个私人秘书，一个挺有意思的年轻人，好像他在拉丁区生活过。
他一见到冯塔奈尔小姐就爱上了她。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只是这样回答：“啊！这正是对未来的一个保证。我倒认为先发生比以后发生好。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我反而能睡得安稳。”
他追求她，向她求婚，娶她做了妻子。他不畏成见，带着新婚妻子到处拜访，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回拜了，有些人没有回拜。总之，人们开始不念旧事，而她在社会上也有了地位。
必须告诉您，她把丈夫当神一样崇拜。您想呀，他恢复了她的名誉，他帮她回到共同法律的保护之下，他蔑视并战胜了偏见，他经受住了各种侮辱，总之，他完成了很少有几个男人能够完成的壮举。所以她对他的爱既狂热又容易受惊。
她怀孕了；听说她怀孕，最洁身自好的人也向她打开了大门，好像怀孕把她的污点一下子洗刷干净。这很滑稽，但事情就是这样。
直到本地的主保圣人节那一天，一切都再好不过了。区长由他的幕僚和一些官员簇拥着主持音乐比赛，他刚发表完演说，就由他的私人秘书保尔·阿莫向获奖者颁发奖牌。
您知道在这些事情里总有一些嫉妒和敌对情绪让人失去分寸。
本城所有的太太们都在看台上。轮到莫尔比雍镇乐队队长上前领奖。他的乐队只得了一个二等奖牌。总不能给大家都发一等奖牌，对不对？
当私人秘书把奖牌发给他的时候，这个人竟然把奖牌摔到他的脸上，还大声吼叫：“这奖牌，你把它留给巴蒂斯特吧。你不但应该发给我一个一等奖牌，也应该发给他一个。”
现场有一大堆老百姓，他们都哈哈大笑。老百姓是没有怜悯心也不知轻重的，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这位可怜的太太。
啊，先生，您见过一个女人变疯吗？——没见过。——哎呀，我们可亲眼看到那场面了！她接连三次站起来又倒在她的座位上，就好像她想逃跑而又明白自己无法穿过这包围她的人群。
观众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喊了一声：“喂！巴蒂斯特太太！”于是掀起巨大的喧声，有高兴的，也有愤怒的。
那就像一波巨浪，一次骚乱；所有的人头都在攒动。人们重复着那句话，踮起脚尖看那可怜的女人的表情；有些丈夫把妻子举起来看；有些人在打听：“哪一个？穿蓝衣服的那个吗？”顽童们学着公鸡打鸣；大笑声此起彼伏。
她不再动弹，惊魂不定地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好像就是陈列在那里供聚会者观看似的。她逃不掉，动弹不了，也无法把脸掩藏起来。她急促地眨巴着眼皮，仿佛有一道巨大的光亮在灼烧着她的眼睛。她像一匹爬着高坡的马一样喘着气。
看到她那个样子让人心都碎了。
阿莫先生掐着那个粗暴无礼的人的脖子，两人在一片可怕的混乱中在地上翻滚。
发奖仪式中断了。
一个钟头以后，阿莫夫妇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年轻的夫人从受到侮辱的那一刻起没有说一句话，但她颤抖着，就像有一根弹簧牵着她所有的神经舞动似的，她突然跨过桥的栏杆，她的丈夫没有来得及拉住她，她跳进了河里。
桥拱下水很深。用了两个钟头才把她捞上来。当然啦，她已经死了。
讲故事的人说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处在她的位置，这也许是她最好的选择。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
“您现在明白为什么教士拒绝她进教堂了。啊！如果是按宗教仪式举行的葬礼，全城的人都会来的。不过您也明白，那件事再加上自杀，许多家庭就不会来了；再说，在这里，参加没有神父的丧葬，是很让人为难的。”
我们已经走进公墓的大门。我激动地等到这棺材放下墓穴，然后走到那个仍然呜咽着的可怜的年轻人身边，使劲握了握他的手。
他透过泪水，诧异地看着我，然后说：“谢谢，先生。”我没有后悔跟着这灵车走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