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万

这是一对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夫妇。丈夫是一个部的科员,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对于本职工作向来兢兢业业。他名叫莱奥波德·鲍南。这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非分之想。他在宗教环境里接受教育,但自从共和国推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以后,他的宗教信仰不像以前那么虔诚了。他在部里的走廊上大声宣称:“我信教,甚至信得虔诚,不过我信的是天主,我不是教权主义者。”他先于一切的志向是做一个诚实的人,他拍着胸脯这样表示。他也确实是个最严格意义上的诚实人。他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很少偷懒,而且在“金钱问题”上一向表现得洁身自好。他娶了一个穷同事的女儿;但是这个穷同事的姐姐却有一百万的家业,她故去的丈夫因为实在爱她才娶她的。她没有孩子,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她只能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侄女了。

这笔遗产成了全家人的心事。它盘旋在他们的住所,也盘旋在他工作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鲍南夫妇会得到一百万”。

小两口也没有孩子,但他们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依然平心静气地过他们那种天地狭小、与世无争的诚实人的生活。他们的住所干净、整齐、恬适,因为他们安分守己,在各方面都很有节制。他们认为有了孩子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他们的安宁。他们决不会刻意不要孩子,不过既然老天爷没有给他们送上门来,那再好不过了。然而拥有一百万家业的姑母却对他们久久不育感到忧心,为了让他们早生贵子,常给他们献计献策。她从前曾尝试过朋友和女手相家指点的千百种秘诀,结果无一成功。她超过生育年龄以后,人们又给她指点了许许多多另外的绝招,她料想是万无一失的;虽然遗憾的是自己再不能身体力行,她却热衷于在侄儿侄媳身上显示它们的灵验,而且三天两头地追问:

“喂,你们试过我那天推荐的办法了吗?”

姑母去世了。两个年轻人心里真高兴,不过这是那种对自己对别人都要用哀伤掩饰起来的高兴。良心披着黑纱,但是灵魂却乐得颤栗。

他们得到通知,有一份遗嘱放在某公证人那里。他们从教堂出来就连忙跑去找那个公证人。

姑母信守她坚持不渝的想法,把她的百万家产留给了他们的头生儿,每年的收益由父母享用,直到他们去世。如果年轻夫妇三年之内没有子女,这笔财产就捐给穷人。

他们目瞪口呆,大为沮丧。丈夫病倒了,足有一个星期没有去上班。痊愈以后,他毅然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做父亲。

他苦干了半年的时间,瘦得皮包骨头。他回忆起姑母传授过的各种方法,一丝不苟地加以实践,但是全无效果。绝望之下,他鲁莽行事,横冲直撞,差点儿送了小命。贫血损害着他的健康;他怕是得了肺痨。一个医生的诊断把他吓坏了,医生让他马上恢复平静的、甚至比以前还要平静的生活,并且给他制定了一套补气养身的饮食制度。

风凉话也马上在部里传开了,人人都知道遗嘱要落空了,各个科室里都有人拿这场著名的“百万大战”来取乐。有人给鲍南出一些滑稽可笑的主意;有人放肆地毛遂自荐,去满足那令人绝望的条款的苛求。特别有个高个儿年轻人,公认是个拈花惹草的高手;他的艳福不浅,在各个科室都是出了名的。此人老是旁敲侧击,用放肆的语言纠缠鲍南,说什么他可以保证在二十分钟里让鲍南当上继承人。

莱奥波德·鲍南有一天动怒了,他把羽毛笔往耳朵上一夹,猛地站起来,冲他破口大骂:“先生,你是个下流坯;我要不是尊重自己的人格,早就啐你一脸唾沫了。”

双方指派了证人准备决斗,整个部里为此兴奋了三天。不过人们只看见他们在走廊里交换笔录和对这事件的看法。四个代表终于一致通过了一份草案,并且为两位当事人所接受。按照这份协议,他们当着科长的面煞有介事地互相致意、握手,并且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表示道歉的话。

此后的一个月里,他们就像敌手迎面相遇那样,相互行礼,故意显得礼貌周到,表现出高雅之士的殷勤。后来有一天,他们在一个走廊转弯处撞了个满怀,鲍南先生关切而又不失尊严地问:

“我没有撞痛您吧,先生?”

对方回答:

“一点儿也没有,先生。”

从这时候起,他们认为遇见时还是寒暄几句比较合适。后来,他们逐渐亲近起来,彼此习惯了﹑理解了,像曾经互相误解的人那样互相赏识起来,甚至变成了莫逆之交。


但是莱奥波德在家里却很不幸。他妻子总拿一些不中听的明讽暗喻刺激他,说些指桑骂槐的话折磨他。时间流逝;姑母去世已经一年。那笔遗产看来已经丢掉了。

鲍南太太一坐下吃饭就说:

“晚饭没有什么好东西吃;要是我们有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鲍南动身去上班时,鲍南太太就一边把手杖递给他,一边说:

“要是我们每年有五万的进项,小文书先生,你就用不着到那边去干那份苦差了。”

鲍南太太每逢下雨天要出门时,就低声抱怨:

“要是有一辆马车,就不会非得在这种天气里去溅一身泥浆了。”

总之,无论何时何地,她总能借题发挥,责备丈夫仿佛干了一件什么不光彩的事,认定他是唯一的罪人,唯一要对这笔遗产泡汤承担责任的人。

鲍南先生恼火之极,带她去向一位名医求教。那位名医诊断了好长时间也说不出究竟,只说他看不出有任何问题;这种情况是常见的,身体上跟性情上一样都存在这种现象;他见过很多夫妻因为性情不合而离异,因此再看到一些夫妻由于身体不合而不能生育,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为了这几句话,他们花了四十法郎。

又是一年过去了。战争,一场无休止的恶战,在夫妻之间爆发了,那种仇恨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鲍南太太不断地抱怨:“因为嫁给一个蠢货,失掉了一大笔财产,真是倒霉透顶!”或者说:“想想看啊,我要是遇到另一个男人,今天就会有每年五万块钱进账了!”或者说:“有些人生活里总是拖累别人。他们把好事都给毁了。”

晚饭,特别是晚上,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莱奥波德再也不知道做什么是好。就这样,一天晚上,深怕回到家又是一场大吵大闹,他把好友弗雷德里克·莫莱尔,也就是他差点儿与之决斗的那个人,带回了家。莫莱尔很快就成了全家的好朋友,两夫妻的顾问,他们对他可谓言听计从。

离最后期限只剩下半年了,大限一到,那百万遗产就要送给穷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莱奥波德对妻子的态度逐渐变化,变得咄咄逼人,常常用含沙射影的话来刺激她,还神秘兮兮地谈到有些公务员的妻子如何善于帮助丈夫升官晋级。

他时不时地讲一段某个小职员意外地连升三级的故事。“小矮子拉维诺当了五年的编外雇员,最近却一下子被任命为副科长了。”

鲍南太太说:

“你呢,你就没有这个本事。”

莱奥波德听了耸耸肩:“倒好像他比别人有本事似的。他有个聪明的太太,如此而已。他太太有本事讨得司长的欢心,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在生活里要自己善于变通,才不至于成为环境的牺牲品。”

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是怎样理解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们每人有一份日历,在上面标出离那个要命的期限还有多少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简直要疯狂了,那是一种绝望的疯狂,极度绝望之下的疯狂的恼怒。他们是那么绝望,如果必要的话,犯罪的事他们也干得出。

不料一天早上鲍南太太突然两眼有神,满面春风,一只手搭到丈夫的肩上,喜滋滋地瞅着他,像是要看透他的灵魂似的,低声细气地说:“我相信我有喜了。”

这消息对他内心的震动犹如石破天惊,他差点儿仰面倒下去。他猛地搂住妻子,疯狂地吻她,然后又让她坐在自己的怀里,再一次像搂住心肝宝贝似的紧紧搂她;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之情,眼泪汪汪,泣不成声。

两个月过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于是他带着妻子去找一位医生证明她的身体状况,然后就带着到手的医生证明去见保管遗嘱的公证人。

这位法律界人士宣布,既然孩子已经存在,不管已经出生还是即将问世,他都没有理由反对,他可以把执行遗嘱的时间推迟到妊娠结束。

一个男孩出生了,他们仿效王室惯常的做法,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天赐”。


他们发财了。

一天晚上,鲍南回到家里,这天弗雷德里克·莫雷尔应该来吃晚饭的。他的妻子随口而出似地对他说:“我刚打了招呼,请我们的朋友弗雷德里克不要再到咱家来了,他对我举止不够礼貌。”

他注视了她一秒钟,眼里露出感激的笑意;接着他张开双臂,妻子投入他的怀抱,他们吻了很久很久,就像一对非常和美﹑非常亲密、非常正派的小夫妻。

真想听听鲍南太太怎样谈论那些在爱情上失足的女人,那些由于一时冲动而干出通奸的事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