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庆是叫李重庆，他不是个四川人。对于这一点，他已经懒得解释了，他生下来那天，恰好是他爷爷的六十大寿。祖孙俩的生日可以一锅烩，大伯说完，就给他起了个这样的名字。
他觉得，从起名字开始，这个世界对待他就欠严肃。
李重庆三十岁上认识了叶添添。他说他不喜欢她这个名字，无论从音韵还是意境，都好像个交际花。
叶添添就好脾气地一笑。那时候她真是个好姑娘，人好，生得也是有前有后，有头有脸。
李重庆收拾了一下，拎起叶添添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去看他的博士导师。
去看导师要穿过整个大学教学区。导师住在医学院特护区的专家病房里，五年了。五年前导师中了一次风，后来大病小病接踵而至。开始他自己倒不在意，校方却慌了神，把他关在专家病房里不给出来了。
老先生何曾耐过这样的寂寞，对学校领导抱怨说这样的生活要淡出个鸟来，老头不怕文山会海，就怕整天关着门听不见人说话。校方有自己的道理，说，“您老对自己不仔细。我们却不敢拿您的身体开玩笑。我们要对您负责，要对学校的声望负责。”这个帽子一戴，唬得老先生不言语了。
大学尽了人事，老先生自己却知了天命，在特级护理下一天天地垮了下来。就是近两年，竟然已经下了五次病危通知。李重庆推开门，看见师母倚着床在看《参考消息》，导师躺在床上打点滴，刚刚做过透析，还没缓过劲儿来。看见李重庆，眼睛转了一转，眉头舒展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师母接过他手里的东西，叹了口气，说人都快要去了，还买这些给谁吃。他们买，是他们形式主义，你还凑什么热闹。说着说着，就摘下老花镜来擦眼角。
导师是“国宝”兼“校宝”级的人物，李重庆就想这被人供起来的滋味也太难受。老先生前些年还可以在中国振臂一呼。这就是学术地位，大学看重的，也就是这个。就好比季羡林在北大，吴宓在清华。岁数不饶人，成果是出不了什么了。可只要他们在一天，就还是学校的血肉。他们一倒下去，这些大学的名牌就好像硬汉子脱了水，没有底气了。
师母给李重庆削着谁送来的苹果，边和他聊些闲话，导师却是开不了口的。李重庆有些伤心，想起前些年来看他，老头还发发少年狂，大声问他，绳子带来了没，绳子带来了没。李重庆就笑他老顽童，因为他说与其牺牲在高压氧舱里，不如一根绳子一了百了算了。师母就呵斥他，说“文革”都挺过来了，现在说这种丧气话，李重庆说就是就是。他虽是导师的学生，岁数却隔了辈，彼此言语上就有些爷孙间的放肆和不拘。还有一层，李重庆是老先生的关门弟子，这确实是他时时引以为豪又令旁人刮目相看的事情。当年李重庆在研究生期刊上发了篇论文，老先生偶然看见大为赞赏，就对系里说，我也快教不动了，最后一个，就是这孩子了。可是，李重庆那时候是不太情愿的，因为老先生能在学术界站稳脚跟，靠的是他起家的苏俄文学和形式主义文论研究，都是些过时的东西。还是系领导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他才勉强答应下来，算是配合了老先生钦点关门弟子的一段佳话。
后来，李重庆确是庆幸跟了这么一位博士导师。倒不光是留校后评职称什么的系里一直给他开绿灯，而是他的确从老先生身上学到了东西。先生是真正经历了风雨的人，从西南联大求学一路走下来，该参透的参透，该扬弃的扬弃。到了李重庆跟他的时候，真的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他对李重庆又是对孙儿般宠爱的，所以言传身教，不遗余力。几年下来，李重庆自己都感到有些人情练达皆文章的意思，自觉少走了不少弯路。
导师最看重的大师兄去了南方一所高校任系主任。学生里坚持逢年过节去看导师的就是李重庆一人。同门兼同事大林常常笑他是孝子贤孙，他听是听着，去还是要去。学校自然还是照顾得极周到，但师母说那始终是官方立场，不贴心的。
李重庆安慰了一回师母，又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给她看，说了几个他在幼儿园闹的笑话。师母的脸色就有些好起来。说小宝都长这么大了，下次抱他来给太爷爷高兴高兴。李重庆就也在心里笑，想儿子百日时摆酒，导师来了自封是太爷爷然后自说自话跑到上座去坐，叶添添还有些小不痛快，说他倚老卖老。正想着，突然师母话锋一转，说，谁知道下次来了人还在不在了，说完眼圈又红了。李重庆唬得赶紧岔开话题安抚她。终于要走了，师母把床头柜里大家送的进口奶粉一罐罐全收拾出来，硬是让李重庆带走给儿子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