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寺里，几百个身上携带有银元的人都被集中在一起，押上卡车，被带到城南的衣冠庙。这座庙在成都当地很出名，是专门纪念关羽的。据当地民间传说，关二爷死后，蜀军找不到他的尸首，刘备只好带着他穿过的战袍回到成都，建了这座庙来祭祀他。抗战时，这里曾经是国民政府设立的戒毒所，专门关押那些吸食鸦片的瘾君子，相当于一座现成的监狱。
下车后，银元贩子们排着队，挨个儿登记。李涵章排在那一溜儿蜈蚣一样的长队里，一边随着队列往前挪着，一边留意前面的人被盘问时是怎么回答的。看了几个之后，这才放下心来。渐渐排到前面了，他看见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两个穿军装的解放军，一个负责询问，一个负责记录。负责询问的是一名看不出职务有多大、一脸书生相的解放军军官。在刚才观察其他人被盘问的时候，李涵章不时看到有解放军士兵跑过来，伏在这个人的耳朵上，向他报告什么。尽管那些士兵的声音很小，但李涵章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出来，那些士兵喊他“张处长”，同时还恍恍惚惚地听到“大鱼落网”、“学习班”、“计划五天”什么的。
李涵章伸着耳朵试图听到更多的信息，以便想办法蒙混过关。可还没有想到怎么脱身，那位张处长已经盯着他，开始问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
“周耀祖。”
“有证件吗？”
“有的。在这里。”李涵章赶紧把证件递上去。
“你是干什么的？”
“做小买卖。”
“做什么小买卖？一下子带了五十块银元。这是小买卖吗？”文质彬彬的张处长说这话时，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忽然射出一道让李涵章如坠冰窖的寒光来。
李涵章几乎一点儿都没迟疑，立即装出一副害怕得要死的样子说：“长官，我把亲戚朋友全借光了，才凑了这些……”
“知道今天为什么抓你吗？”张处长看看李涵章身后一大溜等着登记的人，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晓得，晓得。长官，我贩卖银元，我该死，我有罪。”李涵章做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忙不迭地认罪认错。
“你们这是扰乱金融秩序！按照军管会的规定，携带的银元一律没收，人民币可以留下。从明天开始，每天参加学习！”
“是！是！”李涵章一听“明天开始参加学习”的话，心里“咯噔”一下，无可奈何地想：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以后的事情吧。
全部人员登记完之后，所有被搜出银元的人在院子里集合。那名戴着眼镜的张处长随后宣布，他们犯了扰乱金融秩序罪，从明天开始集中学习新政策，学习好了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就可以回去。学习期间每个人每天交五千元的伙食费。然后，这些人便每十人一组，关进了不同的房间。
李涵章他们这一组的组长是个年轻人，一坐到草铺上，就连声叹气，说自己冤枉得很，一下被没收了二十块银元。
李涵章听了，凑过去劝他说：“我才是冤枉哦，我是来换人民币的，头一遭来，就撞到枪口上了，被没收了五十块银元。”
年轻组长一听李涵章这么说，敢情还有比自己更倒霉的，心理就平衡了些，不再叹气了，坐在那里跟李涵章摆了几句龙门阵之后，便站起身来，开始按照刚才张处长宣布的要求，履行他的学习小组组长的职责，开始给这些倒霉蛋子分配铺位。
第二天，银元贩子周耀祖就在衣冠庙里开始了“新生活”。在解放军战士的看管下，他每天上午和其他银元贩子一起扫大街、通水沟、除杂草、刷标语；下午在那个年轻组长的组织下，学习军管会关于取缔金银市场的布告。
对李涵章而言，他要想不动声色地接触一个人，几乎是心想事成。因此，一天不到，他就取得了那个年轻组长的信任，并且知道了他的名字叫王新发。第二天，王新发便利用组长的权力，把银元贩子周耀祖的铺位，搬到了与自己相邻的、靠东墙的好位置上。
夜里，银元贩子们睡不着，全都悄悄地和旁边的人摆龙门阵。李涵章和王新发闲聊时，知道他竟是成都警察局第二分局供给科管物资的小警员，平时就靠着从仓库里倒腾点儿紧俏东西出来，换点儿小钱花花，所以，安乐寺那个地方，他常来常往，之前从没有失手过，没想到这一次还没出手就“栽”了。
一听说王新发是成都警察局的，李涵章警觉起来。因为他知道，成都警察局下辖的十三个分局当中，安插有不少军统特务。中统和军统，历来矛盾重重。所以，他和王新发说话，也就更加小心。不过，借着摆龙门阵，他还是从王新发口中套出了不少关于成都警察局的情况：从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成都军管会成立的当天，那个盘问他们这批银元贩子的张处长，就带着一批解放军代表，来到了华兴街的国民政府成都市警察局，宣布警察局自当天开始，由解放军接管。
王新发还告诉李涵章，他被召去开会学习时，见过那个戴眼镜的“张处长”。那人名叫张振中，是军管会公安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接管警察局的全面工作，同时负责重点清查潜伏下来的军统、中统漏网特务分子。
说到张振中，王金发躺在铺位上兴奋起来，“别看跟个秀才一样，枪法好得很！保警大队的一伙儿人，往崇宁山里倒卖枪支，被军代表查到了，刚一问话就动武。听说还没等那帮不识时务的龟儿子摸到腰里的枪把子，隔着四五丈远，张处长一耍大肚盒子，就把四个人的帽子打飞了。子弹硬是个个擦着头皮钻过去的哦，烧焦了头发。四个人，硬是没有一个伤到皮肉，把那帮龟儿子吓得尿了裤子。”
李涵章听着这些话，想起那个书生模样、面容和善、文质彬彬的张处长盘问自己的过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关于公安处接管警察局的情况，王新发还告诉他，接管工作开始后，只抓了那些平时欺压百姓、背有人命的家伙，和被确证是中统、军统特务的家伙。剩下的一般的警员、职员，愿意继续干的，就留下来各安其事，各司其职；不愿意干的，就发点儿遣散费，放你回家。
王新发就是属于不愿意干的那一拨儿。第一，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捞够了，不如回大邑老家购置点儿房产，再娶房媳妇，安安然然过自己的小日子；第二，他觉得自己在旧警局捞钱儿的那点儿烂事儿，早晚会被军代表查出来，要不就会被同僚供出来，因为那个关口，连平时喝酒喝成过命弟兄的，都有可能为了邀功，去找军代表揭发检举。所以，王新发索性领了遣散费，打算把不准流通的银元兑成人民币之后，就回老家大邑。谁知道最后这个算盘没打好，居然鸡飞蛋打了。
李涵章一边小心翼翼地从王新发那里打探情况，一边像个饱经世故的老大哥，坦诚地劝慰他“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过了这一关，兄弟你一脸福相，发达的机会多得是”。这样一来，王新发很快就把李涵章当成了“自己人”。
刚进学习班的头两天，李涵章还有些担心自己放在客栈里的包裹。后来想到袍哥人家一向重义气，自己住进去的时候又是提前交了钱的，估计店老板和小二不会把房子租给别人；就是租给别人了，新房客和店老板也未必就能找到自己藏的东西。想到这些之后，李涵章心里就宽慰了些，开始本本分分地在衣冠庙里当他的银元贩子周耀祖。
为了不显山露水，李涵章尽量跟其他银元贩子混在一起，人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人家说什么，他就跟着附和。因为王新发对李涵章的印象特别好，喜欢和他说话，所以，上街刷标语的时候，他总是让李涵章跟自己在一起。一肚子墨水的李涵章假装不认字，故意装傻充愣，每刷一幅标语，都问王新发：“这上面写的啥？”
“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
“这上面写的啥？”
“打到一切反革命！”
“这上面写的啥？”
“全民团结，防匪防特！”
“这上面写的啥？”
“欢庆内江解放！”
“这上面写的啥？”
“对于那些捣乱金融、投机倒把、倒贩金银的特务分子、坏分子，我们要给予严厉的镇压！”
“这个是说的我们哦。”李涵章颠来倒去地看着这幅标语说。
“你看看，你看看，这口气硬是厉害哟！镇压，还是‘严厉的’，那就是砍脑壳哦。好在这一趟我们带的是大洋，而且不多，要是带的大黄鱼，保不准这脑壳，就搬了家咯。”王新发看了一眼在不远处端着枪、看管他们的解放军士兵，小声地对李涵章说。说完，他有点儿夸张地抚着胸口，长长地吐了口气。
李涵章正要接他的话，忽然听到几十米外的街口传来了一阵闹哄哄的声音。随即，看管他们的两个解放军士兵，“哗啦”一声拉了一下枪栓，冲王新发和李涵章吼道：“停止工作，面向墙壁，老老实实站好！”
俩人一听，赶紧把刷子、浆糊桶和一卷标语扔在地上，规规矩矩地按照要求面朝墙站好。王新发还下意识地举起两只手，护住了脑袋。
随后，七八个士兵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了过来。有一个严厉的声音正吼道：“倒卖金条的账还没算清楚，身上藏了子弹居然不交代！进了学习班还想对抗政府！说，枪扔到哪里了？还藏了什么？有没有电台，有没有其他武器？”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说，我都说……”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李涵章不由得把头扭过去看，正好和那个被绑着求饶的家伙打了个照面——让李涵章没有想到的是，那求饶的人居然是苟培德！
李涵章这一扭头，苟培德显然也认出了他，立即不顾身边两个解放军士兵的束缚，一边挣扎，一边往李涵章这边看，扯着嗓门喊：“解放军长官，解放军长官，我有重大情况报告，我要立功赎罪！”
李涵章立即意识到了面临的危险。他来不及多想，随即转身冲着身边的王新发猛地扇了一耳光，扯足了嗓门喝道：“龟儿子，老子给你说过的话，全忘了？老子已经登过记了，登过记了！听到了没有？”
王新发被李涵章这一耳光抽晕了，捂着脸站在那儿发傻。被押解着的、马上就走到他们面前的苟培德，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李涵章的这句话，并看到了李涵章冒着杀气的眼睛，还看到李涵章往腰间平时配枪的位置按了按，声音立即低了八度：“解放军长官，我都坦白，都交代……”
这边，看押李涵章和王新发的两名解放军士兵一看李涵章居然动手揍起了小组长，没等王新发还手，就把他俩拽开了，随后，押着他们回了衣冠庙。
下午组织学习的时候，李涵章和王新发自然挨了一顿训。不过，那两天学习班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儿，所以，李涵章甩了王新发一耳光，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只是被教育了一顿。但李涵章虽然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一直在打鼓：苟培德居然也跟自己一起被抓了？他分在了哪个组？这两天怎么一直没看到他呢？他已经认出自己了，而且上午他大呼小叫地“要立功赎罪”，是不是要出卖自己？如果万一苟培德被抓后供出了自己，该怎么办？
整整一下午，李涵章的耳朵虽然竖着，但训话的人讲的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等到要吃晚饭的时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能脱身离开学习班，立即想办法离开这里：成都，决不能再呆下去了。
因为那一耳光，王新发彻底跟李涵章翻脸了，当晚就利用组长的权力，把李涵章的铺位调到门口靠近尿桶的位置，说是让他“醒醒发神经的脑壳”。李涵章苦笑了一下，乖乖地听从了王新发的安排，倒下去，却怎么也睡不着。
就这样，李涵章又跟着那些银元贩子们学习了两天，通过解放军军官们讲的课，他也逐渐了解了一些最新政策。同时，李涵章还听其他的银元贩子说，他们这些小虾小蟹小贩子，不过是被逮来“赔绑”的，就连那个被搜出大黄鱼、又私藏子弹，妄想蒙混过关再卖大钱的苟培德，也算不上大角色。解放军这次突袭行动，真正要抓的大鱼，是号称“朱财神”的朱君昌，他的罪名是“操控金融黑市，炒卖银元”。
李涵章想起抗战打到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国民政府也打过这条“大鱼”：余中英当成都市市长时，曾经以“囤积居奇，操控粮价”为由，就抓过这位“朱财神”。于是，他心里不由得一阵感慨：这样的人，不仅在春熙路和城守街上有几十个商铺，还有私人银行，可谓是富甲一方了，可是，现在这些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想到这里，李涵章的脊背一阵发冷。
五天后，银元贩子周耀祖被解放军从衣冠庙里放了出来。
因为在安乐寺换银元，李涵章被抓去衣冠庙，进了军管会搞的学习班。五天后，他学习期满，被放出来，回到了小通巷的客栈。
李涵章一进门，小二就忙不迭地迎上来问：“周老板，几天都没见你回来住，去哪里发财了？”
李涵章瞟了店小二一眼，没立刻答话。他径直走到柜台边，自己倒了一碗茶水，边喝边假装神神秘秘地说：“兄弟去了一趟那边儿。”
“哦……”小二张开的嘴巴半天合不拢。
至于“那边儿”是哪边儿，小二不敢问，李涵章也不再多说，心想：就让他自己慢慢去瞎琢磨吧。
“哥子，这一趟是铲铲生意（临时发生的交易），走得实在匆忙，没来得及给你们打招呼。好在我早就交过店钱，老板有没有趁我不在，又租给别人，再收一次店钱呀？”李涵章一边喝着茶，一边借着和小二开玩笑打探虚实。
“周老板，袍哥人家是讲规矩的哦！你给了店钱，又有账本算盘在里面，哪个敢喊人进去住嘛！再说了，你人不在，我们进去了，你回来说丢了金子银子，要和我们打官司，我们又咋说得清楚？为几个小钱惹场大祸事，不划算嘛！”店小二脖子一梗，把手里的土棉布长巾往肩上一甩，很生气地挺起背回答。
“是啊，是啊！袍哥人家，哪得干这些没良心的事情？兄弟，那就感谢了哈。”李涵章听小二这么一说，就放心了，再没心情和他摆龙门阵，放下茶碗，拿起钥匙往自己的住处走。
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前，李涵章没有立刻进去，他站在门口先四处看了看，发现没有什么异样，这才把注意力放在房门上。尽管屋子里很暗，但透过木门和门框之间的缝隙，他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床上揉成一团的铺盖，心里安然了一些，掏出钥匙开了门。进了房间之后，李涵章立刻反手把门拴上，站在床前仔细地四下打望，看看他不在店里这五天，有没有人动他的东西。看到算盘还是压在铺盖的那只角上，一切都和他离开的时候完全一样，李涵章掀开毯子和草卷，看到自己藏的东西原封不动，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虽说是在客栈，但毕竟是暂时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会有人来打扰，李涵章一头倒在了床上。经过了五天的煎熬，终于又可以自由自在地一个人独处了，他觉得自己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疲惫得像要闭拢。
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李涵章出去吃了碗担担面，又胡乱转了一圈儿，这才回到客栈。他故意做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坐在柜台旁边，隔一会儿叹息一声，隔一会儿又叹息一声。店老板斜着眼儿看了李涵章好一会儿，明白他是有事情要和自己说，就主动先开口问道：“周老板，是不是遇到啥为难事了？说出来，哥子们帮你想想办法嘛。”
李涵章又叹了一口气，低声说：“兄弟，生意不好做哦。”
“我听小二说，你不是跑了‘那边儿’一趟吗？没挣到钱呀？”店老板还惦记着他五天都没回来的事儿。
李涵章也不看店老板，闷头倒了一碗茶水喝了，抹着嘴说：“跑一趟，也就是挣几个脚力钱，哪里发得了财？兄弟，你说这该咋办呢？年根腊月的，咋回去跟婆娘娃儿交代哦？”
“是哦，是哦！娃儿盼过年，大人盼挣钱，不容易啊。”店老板把自己的旱烟锅子递给李涵章，宽慰他说，“想开些，财运不来，撵都撵不上；财运来了，跑都跑不脱。”
李涵章接过烟锅子，边抽边看着店门外来来往往的人。这时候，正有几十个穿着国军破烂军装的散兵从店前走过，还有几个好像受了伤，被伙伴左右搀扶着。李涵章估计这是些家伙被解放军抓了俘虏，又不愿意参加共军继续打仗，刚领了遣散费还没顾得上回家……正琢磨着，扭头一看见店老板也死盯着那些人，李涵章明白他是生怕那些人进来生事儿：这些人要是进来了，白住不说，还要找麻烦，搞的其他客人也住不下去。解放军优待俘虏，你就是告到军管会，也不起啥作用，最多派来几个人，把他们教育一顿，遣散了事。
好在那帮人乱哄哄地从店门口走过去了，并没有要进来住店的意思，店老板这才长出一口气。李涵章听到他叹气，看着那几个伤兵的背影，忽然想起了自己离开重庆时领的那个急救包一直带在身边的；又想起来成都路上，周云刚的脚受伤后，还用了急救包里的云南白药，心里顿时有了主意，拉过店老板，悄声说：“兄弟，你说这兵荒马乱的，一不留神就会伤胳膊断腿的，我们要是去整点儿云南白药回来卖，是不是能赚钱呢？”
“好主意，好主意！周老板，你去嘛，整些回来，肯定能发财。不过，周老板啊，你整了白药回来，要记得住在我这里哦。”店老板边夸他的想法好，边站起来，弯着腰对李涵章打包票说，“袍哥人家，不说二话。看看你出门那五天我是咋做的？我这个小店，周老板尽管放心。”
李涵章连连点头，连声说：“放心，当然放心，一百个放心。我要是对兄弟你不放心的话，哪能一走五天还不把房子退掉？”随后，他又做出一副财迷的样子说，“袍哥人家，都是自己兄弟。我对兄弟你直话直说，跑一趟云南，山高水远，不能走空路，我要从这边带点啥子过去，贱买贵卖，一来一回，都有赚头才好。”
“周老板，你硬是会做生意哦！我这里前些时候住过一个来买铁器的云南人，说那边的人喜欢大足铁器，你买些过去，一定会大赚的哦！”店老板听到李涵章向他讨主意，觉得自己帮人找到了发财的路子，也没顾上看李涵章的反应，自己先高兴得笑起来。
“太好了！兄弟，我们搭伙来做这个生意，”李涵章看到店老板在慢慢地顺着自己的话往下溜，就继续和店老板套近乎，走过去扳着店老板的肩膀，伏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发财路子是兄弟你指的，我不能让兄弟白出主意。这样子，本钱我出，路子我跑，兄弟你在成都坐镇，打探行情。一来一回，挣了钱我们三七开，你三我七，要得不？”
店老板一听，不出本钱就可以得好处，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欢喜得手发抖，竟忘记了手上没有抹布，一边用掌心摩挲着柜台一边忙不赢地说：“要得！要得！”
李涵章和他磨了半天的嘴皮子，终于觉得火候到了，这个时候才为难地看着店老板说：“兄弟啊，只是……”
“哥子，还有啥子为难的？你只管说嘛。”一看李涵章吞吞吐吐的样子，店老板生怕这种不出钱就可以获利的好事儿打了水漂，心急火燎地问。
李涵章一看店老板猴急的样子，觉得火候到了，这才接着说：“只是……现在军管会卡的严，不比以前民国时候，想往哪里跑就往哪里跑。四川解放了，西康、云南起义了，到处都成立了军管会，出门不方便啊。”李涵章终于把自己一早上绕来绕去想解决的问题抛了出来。
店老板发财心切，一听这话，立即说道：“你不是有军管会的身份证明吗？路上那些事儿，我帮你去找街公所的人开个川、康、云南的往来证明，不就妥了？你放心，兄弟没有路子，敢在这里开店吗？不瞒哥子说，我们家在这条街住了几辈子，街公所的人，熟得很，都是转弯抹角的亲戚。开个证明，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包在兄弟手上。”
这一点儿，李涵章当然早就清楚：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没有点儿根基，敢在街口开客栈？在国军没走时，不要说来收税的、纳捐的各路衙门吃罪不起，光是街头收“保护费”的小混混就能把人缠死。所以，这样的人多少都背景和靠山。
一看店老板被自己绕进了套子答应帮忙，李涵章赶忙乘热打铁，出门去买了两条烟、两瓶酒、两袋白糖，装在一个口袋里给了店老板。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李涵章把置办的礼品递给店老板后，又加了一把火说：“兄弟，那就麻烦你去街公所辛苦一趟了。路条拿到，我立马就上路。只要生意开张，就稳赚钱。”
“要得，要得！只是，你也必须跟着去一下，人家见了人，才给开证明。”店老板乐颠颠地招呼小二来守门，自己带着李涵章走过几条静僻小街，进了一户大院。不过一个多小时，从大院出来的时候，李涵章手里已经拿着他想要的证明了。证明上的字，他瞄了一眼就记在了心理：“兹有成都市民周耀祖，从成都出发到云南经营铁货，从昆明百宝堂大药房购买白药，服务新社会，望沿途给予放行。”
把这张盖了成都军管会大红方印章的“护身符”揣在怀里后，李涵章一刻也不想再在这家客栈待下去了，他对店老板说：“兄弟，做生意讲究个顺风顺水，更得把握时机。既然我们已经把这来回的买卖路数理透了，就得早下手才好。我的意思是时辰不等人，趁着年关没过，先跑一趟云南，赚一笔过年的小钱，顺便也踩踩路子，看看咱兄弟俩这财运有没有做大的把握。你先回客栈，我这就去置办些行头好上路。等我忙完回来，我们晚上再坐会儿，把生意上的事儿再仔细商量商量。”
店老板一听这话，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忙拱手道：“你的店钱还没有用完，我等你回来结账。”
李涵章一听就明白，店老板是担心生意做不成，店钱也没得赚，忙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兄弟这样说就见外了，店钱要是不够，哥子我添上；要是还有剩余，就留在你这里。哥子从云南买了白药回来，接着住。兄弟是兄弟，生意是生意，各算各的账，大丈夫一言九鼎，该你得的份子钱，还是三七开。我住你的店，店钱还照以前的算。”
店老板一听这话，知道自己的心思被对方看穿了，有些难为情，忙拱拱手说：“哥子，你这是打我的脸哦。”
李涵章也拱了一下手说：“兄弟这话说重了。不是你出主意往云南贩铁货，不是你有路子开得来证明，我就是有三头六臂，这钱也赚不到嘛。”
两人说得投机，便在街头高高兴兴地分了手，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了。
李涵章到了街头，他仔细地把揣在怀里的证明藏好，大摇大摆地进了一家杂货铺子，先买了一个背篼，背上背篼转了几圈，买了一把雨伞和一双胶鞋，把能想得到的路上必须的东西购置齐整了，又在回客栈的路上买了一瓶散白酒、一大包卤牛肉和烧饼，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到店里，请来店老板和小二，围在一起宵夜。
那天晚上，李涵章藏着一肚子的心事，和店老板、小二边吃边喝边聊，直到后半夜。想想第二天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心里有些愧疚，毕竟自己利用袍哥人家的义气和信任，绕着圈子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夜里解放军士兵巡夜的口令和脚步声，很快就让他心底里升起的一丝愧疚烟消云散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要是不这样使心计，就随时都有可能暴露身份，成为解放军的阶下囚。喝着散白酒，吃着卤牛肉，听着店老板一句接一句的酒后真心话，李涵章在心里对眼前这两位萍水相逢的兄弟说：哥子这是迫不得已，对不住了！
第二天一早，李涵章背了行李，告别店主人，离开了成都。当他穿街过巷出了市区，走近一个裸露着青灰色砖块的城墙“口子”时，忽然想起清人张懋畿的两句《竹枝诗》：“蜀王城上春草生，蜀王城下炊烟横。”刺骨的晨风似乎穿越历史的寒冰迎面而来，让李涵章陡然间觉得自己行走在一条辨不清方向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