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
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
——《元史·地理志》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开创者，他率领的蒙古骑兵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奇迹。他的军事才能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如志费尼就称赞说：“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1206年蒙古汗国统一之后，很快便开始四处大举攻伐，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起疆域辽阔的蒙古大帝国。1227年，在成吉思汗病死后不久，西夏国灭亡。1234年，在蒙古与宋朝军队的夹击下，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1253～1254年，蒙古军队攻陷大理等段氏政权中心城市，段氏大理国被征服。1276年，宋廷残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蒙古军队交递了降表，南宋国亡。至此，蒙元王朝的疆域拓展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疆域拓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民族人民较大规模的迁移运动。同时，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为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域，必须分布于各地，因此，当时迁徙运动的主导部分就是蒙古人的内迁运动。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元代蒙古人南迁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征战戍守。这是蒙古族人南迁的主要原因。蒙古族社会组织的重要特便是兵民合一，“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子都有义务从军出征，而且出征之时，所有家眷均随军转迁，“以营为家”，家眷老小组成的后勤保障集团特设“奥鲁（蒙古语‘老小营’之音译）”统管。也就是说，蒙古军队征战到哪里，其家眷也就跟随着哪里，军队驻守之地也就成为蒙古军人家庭的迁居之地。蒙古军队长期戍守之地，也势必成为蒙古部族新的迁入地。随着蒙古军队的节节胜利，蒙古部族也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二）分封藩镇。从大蒙古汗国创建伊始，成吉思汗便将大片领地分封给亲族与功臣。蒙古亲王与贵族大都领有大批蒙古牧民，分封之时，必然引起规模不小的人口迁移。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及后继的皇帝也分封自己的皇子为王，分镇一方，诸王的部属必然随之转迁四方。
元代蒙古族分布示意图
（三）为官出仕。为维护本民族的统治地位，元朝官府特别规定，各地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均由蒙古人担任，大批蒙古官员及其家属在长期仕宦生涯后，往往会选择某一地定居下来，从而转为移民。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四）遇难流离。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蒙古草原的牧民被迫南迁避难，每次大灾过后，南迁的蒙古灾民的数量常达数万甚至数十万之多。南迁之后，许多牧民在汉地留居下来，有些甚至充当回回人的奴隶，也构成了一类特殊的移民。
（五）获罪流徙。根据元朝法律，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北人”犯罪后，往往被远处南方边远之地。如元朝官府将许多曾参与叛乱的蒙古族将领与士兵迁到江南地区，并集中于一地以便于管理，这些蒙古族将士及家眷往往在当地定居下来，形成了特殊的移民。
笔者以为：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样，在上述几类迁移类型中，影响最大、最具研究价值的还是第一种方式，即征战戍守，也就是我们探讨的主要内容。与大多数游牧部族相仿，蒙古部族在社会组织上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兵即是民，民即是兵，兵、民合一。据《元史·兵志》所载：“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朝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大致依其民族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几类。
诸军之中，以蒙古军在镇戍制度中最为稳定，“以营为家”。这些蒙古军士在征战过程中均携带家眷同行，“尽室而行”。与蒙古军制相对应，蒙古部落中很早建立了“奥鲁”制度。与蒙古骑兵相伴而行，是由老幼妇女们所组成的“营盘”，或称为“老小营”，由此，蒙古军队的征战历程，也就可视为蒙古部落的迁移运动。同时，迁入中原各地后，“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居民的组成部分。因此，蒙古军队的部署与其民族人口分布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通过理清其军队布署情况，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蒙古民族的分布状况。
蒙古帝国疆域示意图
究其大端而言，元朝蒙古族兵士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宿卫京师与皇帝行宫的禁军，一为分布于全国各重镇的戍兵。《元史·兵志》又称：“宿卫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关于元代宿卫兵士数量上变化，该《志》又称：“若夫宿卫之士，则谓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卫，其初名数甚简，后累增为万四千人……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总而计之，其数滋多，每岁所赐钞币，动以亿万计，国家大费每敝于此焉。”由此可知，元代宿卫军士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之聚集于元大都（今北京）及各行宫之地的蒙古军及其家眷的数量也不可低估。
元朝占领中原地区后，最高统治者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镇戍制度，派遣蒙古军士分别驻守天下重镇。又据《元史·兵志》所载，关于元初对天下屯戍之地的规划与确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后。如“（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定军民异属之制，及蒙古军屯戍之地。”（按这应是元朝镇戍制度形成的标志）“士卒以万户为率，择可屯之地屯之，诸蒙古军士，散处南北及还各奥鲁者，亦皆收聚。令四万户所领之众屯河北，阿术二万户屯河南。”
第二阶段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攻克江南地区后。如枢密院大臣曾指出：“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议，于濒海沿江六十三处安置军马。”
关于元朝军队屯戍的地理分布特征，《元史·兵志》又载云：“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上述记载应来自《元文类》卷四一所引《屯戍》条：
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进退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吾儿、河西、辽东、扬州之类——原注），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蒙古军即营以家，余军岁时践更，皆有成法。独南三行省（应指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及湖广行省）不时请移彼置此，枢密院必以为初下南时，世祖命伯颜、阿术、阿塔海、阿里海牙、阿刺罕与月儿鲁孛罗辈所议定六十三处兵也，不可妄动，奏却之。此其概也。
依据《元史》、《元文类》的上述记载，蒙古军士与探马赤军的屯戍地主要集中于河洛与山东之地，而汉军与新附军镇戍南方地区。而与其他史料参证，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蒙古军士的镇戍之地相当广泛，遍布于全国各地，与探马赤军、汉军等共同形成了几大重要的屯戍区域。现谨将《元史·兵志》所记录的重要屯戍区域胪列如下：
1.燕京周边地区（即所谓“燕京近地”）。元朝中书省管辖山东、山西以及河北之地，号称“腹里”，那么，大都（今北京市）附近更是咽喉之地，重中之重了。如中统元年（1260年）十一月，命右三部尚书怯烈门、平章政事赵璧领蒙古、汉军，于燕京近地屯驻；平章塔察儿领武卫军一万人，屯驻北山。复命怯烈门为大都督，管领诸军勾当，分达达军为两路，一赴宣德、德兴。一赴兴州。后复以兴州达达军合入德兴、宣德。
2.陕西行省。元中统三年（1262年），始建陕西四川行省，治于京兆（今西安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四川单独设省。为了加强行省所在地的军事力量，陕西行省官员曾要求将驻扎于凤翔的蒙古军都万户府迁往行省治所。如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陕西行省官员建言：“奉元（今陕西西安市）建立行省、行台，别无军府，唯有蒙古军都万户府，远在凤翔（今陕西凤翔）置司，相离三百五十里，缓急难用。乞移都万户府于奉元置司，军民两便。”然而陕西都万户府则表示反对：“自大德三年命移民酌中安置，经今三十余年，凤翔离大都、土番、甘肃俱各三千里，地面酌中，不移为便。”枢密院官员赞同后者的意见，理由是：“陕西旧例，未尝提调兵马，况凤翔置司三十余年，不宜移动。”
3.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军攻克湖广各郡县后，即于鄂州（今武汉市）立荆湖等路行中书省，称为“鄂州行省”。到至元十四年，又于潭州（今长沙市）立行省，将鄂州行省并入潭州行省，称为“潭州行省”。至元十八年，又将潭州行省治所迁往鄂州，而潭州成为湖南道宣慰司治所在地。潭州一带是蒙古统治者控制两湖地区的军事重镇。如至元十七年，复以扬州行省四万户蒙古军，更戍潭州。十八年二月，以合必赤军三千戍扬州。二十一年四月，诏潭州蒙古人依扬州例，留一千人，余悉放还诸奥鲁。
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枢密院官员在上奏中指出了湖广行省兵力重新调整的问题：“刘二拔都儿言，初鄂州省安置军马之时，南面止是潭州等处，后得广西海外四州，八番洞蛮等地，疆界阔远，阙少戍军，复增四万人。今将元属本省四翼万户军分出，军力减少。臣等谓刘二拔都儿之言有理……乞命通军事、知地理之人，同议增减安置，庶后无弊。”文中所指四万军士应为蒙古军、探马赤军与汉军、新附军等共同组成。
4.江淮以及江浙行省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设置于至元十三年，治于扬州（今江苏扬州市）。至元二十一年，江淮行省迁治于杭州，改为江浙行省。江淮地区为元朝军队重点镇遏防御之地，故而这一地区布署的军队数量也最为集中。如至元二十年八月，仅留蒙古军千人戍守扬州，余悉纵还。而原来扬州所有蒙古士卒达九千人。又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诏改江淮、江西元师招讨司为上、中、下三万户府，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上万户：宿州、蕲县、真定、沂郯、益都、高邮、沿海，七翼；中万户：枣阳、十字路、邳州、杭州、怀州、孟州、真州，八翼。下万户：常州、镇江、颍州、庐州、亳州、安庆、江阴水军、益都新军、湖州、淮安、寿春、扬州、泰州、弩手、保甲、处州、上都新军、黄州、安丰、松江、镇江水军、建康，二十二翼。每翼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各一人，以隶所在行院。”
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一月，江淮行省官员又上言要求增加当地的军备力量：“……今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请复还三万户以镇守之。合剌带一军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札忽带一军戍绍兴、婺州……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人民繁会，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诸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又据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枢密院奏言，因系冲要重地，扬州配置有五翼军马并炮手、弩军。至元末，亲王脱欢太子亲自率军镇遏扬州，提调四省军马。足见元代扬州军事地位之重要与驻军之多。
元代混一诸道之图
6.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河南地区原属江淮行省区，治于扬州（今江苏扬州市）。后改为河南江北行省，治于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市）。扬州之地仍属河南江北行省。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以濒河而南，大江以北，其地冲要，又新入版图，置省南京（金朝以汴梁府为南京）以控治之。”出于地域广大，治理难度大，因而，河南行省官员多次上书要求增加镇戍兵力。如延祐四年（1317年）四月，河南行省官员在奏言中讲到：“本省地方宽广，关系非轻，所属万户府俱于临江沿淮上下镇守方面，相离省府，近者千里之上，远者二千余里，不测调度，卒难相应。况汴梁系国家腹心之地，设立行省，别无亲临军马，较之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处，俱有随省军马，惟本省未蒙拨付。”这一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即从山东河北蒙古军、河南淮北蒙古军两都万户府中调拨1000人，作为河南行省的随省军马。时至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河南行省官员又上言道：“所辖之地，东连淮、海，南限大江，北抵黄河、西接关陕，洞蛮草贼出没，与民为害。本省军马俱在濒海沿江安置，远者二千，近者一千余里，乞以炮手、弩军两翼，移于汴梁，并各万户府摘军五千名，设万户府随省镇遏。”这次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枢密院官员的反对，理由是河南行省周边地区驻有大量军队可供接应：“设若河南省果用军，则不塔剌吉所管四万户蒙古军内，三万户在黄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万户在河南省之南，脱别台所管五万户蒙古军俱在黄河之北、河南省东北，阿剌铁木儿、安童等两侍卫蒙古军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卫翼蒙古军马，俱在河南省周围屯驻。又本省所辖一十九翼军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即驰奏于诸军马内调发。”河南行省本省及周边地区合计已有30翼军马，自然没有再继续增兵的必要了。
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后，对于蒙古帝国的历史贡献，研究者们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蒙古骑兵驰骋在欧亚大陆之上，在腥风血雨之后，许许多多的蒙古人也离开了发祥之地，在被征服的地方定居了下来，针对这种状况，法国著名学者格鲁塞曾发出疑问：蒙古人的行动是“迁移还是侵入”呢？这显然触及到了有关“迁徙”定义的学术问题。格鲁塞本人对此提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范围过于广大，不能在人种上发生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来的后果。蒙古各部落，因为草原荒寒而时常徙移，本来足够分散的了，忽然忙于补充在中国、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罗斯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他们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完合被隐没了。”显然，格鲁塞以文化影响来衡量迁徙问题，与我们对于“迁徙”定义的理解有着一定的差距。对于蒙古本民族而言，为了保持征服之后的成果，他们必须进行迁徙，而正是由于人数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比例过分悬殊，蒙古人的入居是具有巨大风险的。这也被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例如即使是蒙古军队遍布大江南北之后，但时至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阶层再也无法控制日益高涨的抵抗浪潮，被迫退回了蒙古草原。然而，没有迁徙，就不可能有蒙古帝国的辉煌历史，也就没有其对于世界历史的重要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