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祸晋室，四海颠覆，
丧乱之极，开辟未有。
——《晋书·王鉴传》
永嘉（307～313年），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晋怀帝即位后，晋朝举国上下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混乱之中，封建统治秩序呈现出土崩瓦解之态势，史称“永嘉丧乱”。而在事实上，西晋末年的混乱并非起始于永嘉初年，其祸因肇始于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爆发的“八王之乱”。
西晋全盛时疆域图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平定蜀国与吴国之后，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西晋国内一度出现一统天下的鼎盛局面，但好景不长。永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次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司马衷智力平庸，毫无理政之才，形同傀儡，朝野间货贿公行，纲纪紊乱。因此，野心勃勃的贾皇后、杨太后之父（太傅）杨峻及握有军政实权的司马氏亲王们为争夺朝政大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势同水火，进而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厮杀。永平元年（291年），贾皇后首先发难，借助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等人的力量，诛杀太傅杨峻等人，废黜杨太后，独揽朝政。后为削弱司马氏亲王的势力，贾后又设计处死了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等人进京，废除并诛杀了贾后及其死党。一时得势的司马伦得寸进尺，甚至废掉司马衷，自立为帝，结果引起其他司马氏亲王的强烈反对。各镇一方的司马氏亲王们自恃兵精马壮，一同举兵向京，中原大地顿成腥风血雨的世界。
“八王之乱”持续长达十余年，完全摧毁了西晋王朝正常的统治秩序。天下汹汹，国无宁日。直到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司马衷最终被毒死，怀帝司马炽即位，“八王之乱”才接近尾声，而此时已是全国性大灾难——“永嘉丧乱”全面爆发的前夜。
“永嘉南渡”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自东汉以来北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大举内迁。东汉以后，大量周边民族向中原地区内迁，越过长城，入居于中国北方各地。其中南匈奴族众入居并州（今山西中北部），氐族人、羌族人进入关陇（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乌桓与鲜卑进入幽、冀（今河北）地区。四边少数民族的内迁，原本可以让汉族统治者感觉“四海宾服”的荣耀，但民族混居不可避免地让北部中国的社会问题趋于复杂化。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更使中原地区已然相当紧张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上升为整个社会矛盾中较为核心的部分。在天下惶惶，四海混乱的情况下，拥有实力的各族首领均不甘寂寞，更不愿任人宰割，成为皇权混战中的牺牲品，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揭竿而起，起兵反晋，加入了逐鹿中原的斗争，并纷纷在各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苟延残喘的西晋王朝由此四分五裂，混战之势头愈演愈烈。带有民族偏见的封建士大夫由此将“永嘉丧乱”的原因很不恰当地归结为“五胡（匈奴、鲜卑）乱华”。如：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在上党（今山西晋东南地区）反叛，攻杀官吏。
六年（296年），秦、雍氐、羌人群起反叛，推举齐万年为帅。
永宁元年（301年），巴蜀流人李特率众反叛，自号大将军，后攻陷成都（今成都市）等重镇。
永安元年（304年），“十六国”时代出现的最早的少数民族政权——刘渊汉国于在山西境内建立，正式吹响了向西晋王朝挑战的号角。
造成“永嘉丧乱”与“永嘉南渡”空前惨烈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北方各地发生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永嘉三年（309年），全国大旱，长江、汉水、黄河、洛水等重要的河流均濒于枯竭，常人徒步可涉，其浅可知，更不要说那些流量有限的支流。永嘉四年（310年），幽、并、冀、秦、雍等六州（包括今天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发生严重蝗灾，蝗虫飞起，遮天蔽日；蝗群飞过，草木皆被吃光，连牛、马等牲畜的体毛也不能幸免。农业作物更是面临灭顶之厄。旱灾与蝗灾彻底摧毁了北方各地的粮食生产，大饥馑接踵而至。“凡人七日不食则死”，那些不想坐以待毙的人们只好走上外出求食之路，而路途遥遥，求食多艰，更多的人倒在了求食途中。史称：当时“白骨蔽野，百无一存”，对于整个社会的生存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永嘉五年（311年），刘渊军队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在平阳羁押一年后遇害。晋朝残余朝臣又在长安拥立司马邺为帝，是为晋愍帝。而当时偌大的长安城居民不足百户，公私仅有车驾四乘，其惨淡状况可知。至建兴四年（316年），刘渊大将刘曜又统领大军进攻长安，司马邺无奈出降，又重蹈了司马炽的悲剧，至此，早已名存实亡的西晋王朝彻底烟消云散，西晋王朝的历史最终画上了一个凄凄惨惨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