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
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
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
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
——〔唐〕李白《观胡人吹笛》
羌族是中国西部最古老与最重要的民族之一。关于“羌”字的本义，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释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这一定义所涵盖的范围不免过于广大了。也正因为民族识别的标准过于宽泛，可以说，历史上羌人的种类是最为复杂的，其识别难度也最大。
《后汉书·西羌传》是历代正史中关于羌族早期历史最早、最全面的著述，关于羌人的起源与发祥地，该《传》载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
根据古史传说，羌人是远古三苗人的后裔。原本居住于南岳衡山一带，在舜帝在位期间被迁往三危山地区，也就是东汉河关县（今青海贵德县西南）的西南地区。赐支河，又称为赐支河曲，即今天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黄河河段，河首就是黄河源头。羌族先民最早便聚居于今天青海境内的黄河两岸。关于羌族早期分布地范围，著名民族史学者马长寿先生精辟地指出：
羌人迁徙示意图
河关在兰州西南，以西千余里为河曲。黄河自西来，至大积石山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东北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皆称‘河曲’，羌语称之为赐支……河曲及其西岸和北岸都是西羌分布的中心。
可以说，羌族依黄河而居，同样是以黄河以母亲河的民族。
在传说中，羌族的始祖名叫无弋爰剑，早年为秦国所俘虏，作为奴隶。后逃回，率领其种落居住于三河之间，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三河之间的地区，于是，“河湟间”和“三河间”成为羌族早期发祥地的代称。原本羌族以射猎为生，生产方式极为原始。而爰剑从秦国学习了农耕与畜牧养殖技术，以后羌族开始田畜并重，农耕业与畜牧业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经济结构与对羌人以后内迁关中并很快适应下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出，爰剑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汉羌之间的密切关系。
另外，古代羌族发展具有一些十分突出的特征，这些民族特征对于汉羌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与塞外游牧民族相类似，古代羌族先民实行过继婚制，民族人口增加较快，且种落分支繁多，分布地区日渐增广，几乎遍布整个西部地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其后母，母亡则纳釐㛐，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关于羌人种类及兴衰状况，《后汉书·西羌传》载云：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此外，更值得重视的是汉羌之间复杂的地理分布形势。羌人的故乡本在黄河之源及河湟之间。但是，随着羌族人口的增多，羌族的居住地也在不断扩展，不可避免地同其他民族接触及交往。当秦汉时期匈奴族势力鼎盛之间，河湟地区的羌族投附在匈奴联盟之内。西汉朝廷对于这种“胡、羌”联盟的局面十分忧虑。为了与匈奴人争夺西域地区，西汉军队在名将霍去病等人的指挥下大举北进，在河西走廊一带先后设置河西四郡，即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建立河西四郡的最大战略意义就在于“隔绝羌、胡”，即阻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联手。
但是，“祸福相倚”，河西四郡的建立却使汉羌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一方面，为了维持河西四郡的建置，汉朝必须向河西地区移徙相当多的汉族官吏、士兵及眷属，另一方面，一些羌族酋豪倾向于依附汉朝，入居汉朝边塞之内，故东汉有护羌校尉之设，统管边境地区的羌族事务。由此，汉朝的西部边郡成为羌族人最先入居的区域。
早在西汉后期，西部边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羌人叛乱事件。汉朝派重兵镇压后，采取优抚酋豪，罢兵屯田等政策，才维持了边塞局势的暂时平静。据《汉书·赵充国传》，神爵二年（60年）五月，赵充国上报其平定羌乱的功绩时云：“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通常，这些降附的羌人都被分布关中及边郡地区。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边境失守，羌族开始大举进犯西部边区，使边区形势异常严峻起来。东汉建立后，为消除羌人对边境地区的威胁，开始将羌人内迁。关中（即三辅地区）即是氐、羌人内迁的主要安置地之一。如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东汉名将马援击败先零羌之后，将羌众内迁，安置于天水（治今甘肃通渭）、陇西（治今甘肃临洮）、扶风（治今陕西兴平）三郡。这是羌人大规模内迁关中的开端。
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吏，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今陕西大荔）、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
此后，这种内迁形成一种惯例，每当东汉军队平定一次“羌乱”后，总有不少降服的羌人被内迁到关中一带。这势必造成关中地区羌人数量的急增。如永平六年（58年），窦固击败反叛的羌人之后，同样将降服之众内迁，安置于三辅地区。现代研究者对羌民内迁的规模与特点也颇感惊诧：
越是后来，西羌之入关者越多，除三辅外，安定、北地、上郡等地无不有羌。
羌族的一个鲜明风俗特征就是崇尚武力，勇敢善战，以战死为荣。“（羌族）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相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其兵长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这种崇尚武力，不惧牺牲的民族性格为日后的所谓“羌叛”或“羌乱”埋下了伏笔。
进入内地后，当羌人受到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时，强烈的反抗精神会自然迸发出来。早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名臣班彪就在上书中全面分析了边区形势：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黯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可以说，东汉时期羌人的内迁，在文献中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降附”。这种“降附”式的内迁，不仅没有遏制羌人的反叛势头，反而促使汉羌矛盾更加激化，汉羌关系陷入了“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的恶性循环。
“羌乱”或“羌叛”几乎与东汉一朝相始终。可以肯定，内迁羌人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正与羌人反抗力量的增强形成正比关系。据统计，东汉时期，东西羌及白马羌前后起义50多次，其中大规模的有5次，前后延续100多年，几乎与东汉王朝相始终。
西晋初年，名士江统提出了《徙戎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关中地区内迁的氐、羌人对汉族王朝统治的巨大威胁，主张将这些氐、羌人迁回故地。之所以提出“徙戎”主张，江统最大的忧虑就是关中地区“戎狄”人口的繁庶：“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这里所云“戎狄”包含了众多进入关中的其他民族，然应以氐、羌族人为主，羌人数量及实力仅次于氐人。
后秦国的建立，是内迁羌人规模与影响的最重要的体现。后秦国之崛起，源自姚弋仲。他为南安赤亭（今甘肃陇县东）羌人，其家族为羌族烧当种之后裔，曾被迫迁出塞外，至迁那为酋长之时重新内附，居于南安赤亭，累世为羌酋。其父柯廻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永嘉丧乱时，姚弋仲率众东徙榆眉（今陕西千阳县东），势力逐渐壮大，“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前赵刘曜统治期间，姚弋仲被封为平襄公，占据陇上之地。
有趣的是，与前秦开创者苻洪相仿，在后赵石虎攻占关中地区后，姚弋仲也曾力劝石虎迁徙秦雍地区豪杰之家于河北地区。姚弋仲及其部族自然也在迁徙之列。“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今山东临清市东南），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
姚弋仲、姚襄父子死后，姚苌等人归降于前秦。淝水之战后，前秦国内大乱，分崩离析，豪杰并起。“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众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姚苌于是拥众自立，太元九年（384年），他自称“秦王”，又有“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公元386年，姚苌在长安称帝，建立后秦政权。
与前秦苻氏政权相比，后秦姚氏政权初建之时，疆域大为收缩，但至姚兴统治期间，攻占了洛阳地区，大抵与前赵国疆域相仿佛。如《晋书·地理志》载云：“既而姚苌灭苻氏，是为后秦。及苌子兴克洛阳，以并、冀二州牧镇蒲坂，豫州牧镇洛阳，兖州刺史镇仓垣，分司隶领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镇安定。及姚泓为刘裕所灭，其地寻入赫连勃勃。”
后秦疆域示意图
据《十六国疆域志》统计，后秦政区设置包括了15个州，这15个州分别是司隶部、雍州、秦州、南秦州、凉州、河州、并州、冀州、荆州、豫州、东豫州、徐州、兖州、梁州、南梁州，但是，这些州往往为设官而置，实际辖区相当有限，或根本没有（即所谓“遥领”）。
尽管后秦在数十年之后，为东晋所灭，但可以肯定，大多数羌族平民依然留居在关陇地区，因此，到北魏时期，三秦地区“华夷杂居”的文化风貌依然相当显著，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叛风起云涌。可以肯定，当时的关中根本不是北部中国文化发达之区，而是少数民族风俗特征占优势的各民族杂居之地。
学者们往往十分赞赏氐、羌族上层人物，如苻坚、姚苌等人接受汉化的热情与高度汉文化素养，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在特定环境下民族文化所固有的顽强性，尤其是在大批普通平民集体入居之后，民族特性会在新的移民社区中长期维持。
直到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依然有不少羌村存在，大诗人杜甫曾居住于羌村，并有不少吟咏羌村的诗篇，表达了诗人与羌族父老的深厚情谊。
与氐族相仿，羌族内迁历程是异常悲怆的，汉羌关系经历了太多血与火的洗礼。在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度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与权利，促进民族团结，维持民族和睦，是保证各民族美好生活、共同发展的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