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至于文（王）、武（王），缵大王之绪，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诗经·鲁颂·閟宫》
周朝，代表着中国上古文明与国家建设的鼎盛时代。周王族的崛起及建国历史，同样伴随着波澜壮阔的迁徙历程。周朝包括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而东周的出现，正是迁移的直接结果。
现代学者齐思和先生在《西周地理考》一文中将周民族称为“渭水民族”，并解释道：“世界最早之文化，类皆发生于河流之冲积区。古埃及文化发生于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起于两河流域，印度文化起于恒河流域，其显例也。盖文明初启，农业幼稚，人类既不知施肥之法，又昧于深耕之术，民劳利薄，文化自难繁盛，惟有沿河流之地，土壤肥美，适于灌溉，物产丰饶，得天独厚。一人耕可食数人，余人可从事其他方面之工作，文化进步，自较他处为速也。是故最早文化多发生于河流之两岸，此乃历史之通例，中国亦非例外。”
周王族的始祖为后稷，因善于耕作而被尧帝举为农师，并将其封在邰。邰城便是周王族最早的聚居地。据《括地志》记载，邰城在“（唐朝）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邰城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后稷死后，其子不窋生不逢时，当时的夏王不重视农耕业，他因此丟掉了农师之职，并逃入戎狄人聚居之地。当其孙公刘为部族首领时，重新大力振兴农耕业，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周族也由此逐渐富强起来，受到了周边百姓的爱戴，周边人民纷纷向周族聚居区汇聚，“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而公刘的另一项功业就是率领部众选择豳地建国，为周王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豳，又作“邠”，其地在今陕西旬邑县境内。从邰地迁移到豳地，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选择及创业过程。《诗经·大雅·公刘》一诗生动地展现了公刘当时率领部众在豳地建国的艰难历程，故而被学者们称为“史诗”。其诗句有云：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冈，乃觏于京。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
从此诗可见，先秦时代的人们对于定居地环境的选择逐渐有了相当周全的考虑，已经考虑到耕地广狭、水泉走向、军事地理形势以及物产等诸多直接关系到民生与政治的因素，这无疑是长期迁徙经历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而在生产力水平非常原始的时代，人们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依赖是相当突出的，尤其是国都的选择更是关系重大，甚至是决定迁徙与否最重要的原因，因而，古代先王对于新的居住地的选择也是极为谨慎的。
后稷像
古公亶父是周族早期历史上的又一位著名领袖，即周王朝的创立者周文王之祖父，故又被称为“太公”、“太王”。他领导了周王族早期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迁徙，即从豳地迁徙到周原。古公亶父即位首领之后，受到民众的拥戴，国势日益强盛，然而受到了周边戎狄部众的攻击威胁。《吕氏春秋·审为篇》就记载了一则周太王亶父让地的轶事：
太公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所求者，地也。……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岐山在今天陕西岐山县东北。《史记·周本纪》更是将这场迁徙描绘成一场仁德之举。面对戎狄之众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避免部族人民在暴力冲突中伤亡流血，古公亶父采取了宽容避让的态度，他率领自己最亲近的部民主动迁离豳地，涉过漆水与沮水，翻越梁山，到达了岐山之南麓。闻听古公亶父外迁的消息，豳国百姓也扶老携幼，跟随迁徙到了周原。
然而，历史证明，“祸福相倚”，迁居岐山以南的周原，被视为周王族及周国真正崛起的开始。面积广阔、土壤肥沃的周原也由此渭水流域为周王朝的发祥地。岐山也由此成为周国百姓心目中神圣的地方，我们从古诗中也能发现当时人们对岐山发自内心的赞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诗经·周颂·天作》
周文王、周武王在位时，先后建都于丰、镐。丰，又被称为“丰京”，在今陕西长安县西沣河西岸的容省庄、张家坡、马王村、西玉村一带西周遗址内。镐（音浩），又被称为“镐京”，大致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水）东岸的斗门镇、普渡村、丰镐村一带。
周文王与周武王像
迁都丰镐，更被视为周国兴旺发达的转折点。当时的人们热情地赞颂文王父子的功业与丰镐城池的宏伟景象：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悠同，王后维翰……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悠同，皇王维辟……
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之战，终结了殷商王朝的历史，周邦为首的诸侯国联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周文王、周武王所统治的周邦，原本不过是商朝西方的一个属国而已，在联合众多诸侯国（文献习称“八百诸侯”）攻灭商朝之后，疆域面积在很短的时间里极度扩张，这对于周朝的统治者而言，可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换言之，在西周初期，在中国政治地理版图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东西制衡”之问题。即在生产力及军事控制能力相对薄弱的古代，由于疆域面积广大而引起的政治中心区选择所面临的困境。周国原居于西部，而商朝所统辖的大部分邦国都在东部，这种状况对于维持周王朝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
西周分封迁徙示意图
为了扭转统治的被迫局面，取得制衡的主动权，周武王为首的周朝统治者实施了空前的大分封。《史记·周本纪》对此记载道：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于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周王族大分封，本身就意味着是周王族与周国百姓的一次向东大迁徙，周王朝的功臣、眷属及王族子孙由此迁往中原各地。在分封的属国中，有所谓“姬姓诸国”与“异姓诸国”之别。“姬姓诸国”均为周王族的亲属，如鲁国、管国、蔡国、晋国等。“异姓诸国”均为周朝的功臣谋士，如齐国、燕国等。
周初分封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数量多，而封国面积非常有限。司马迁曾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总结道：“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现代著名学者齐思和先生曾对西周初年所分封的26个小国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在26国中“在河南者十三，当全数之半，在山东者六，在陕西者三，在山西者三，在河北者一。亦略可代表新封国家分布之情形矣。”
周朝疆域示意图
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在于平王东迁。周都的东迁，表面上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戎狄”族人的进逼。但实际上，就血缘族系而言，周王族与“戎狄”等西部民族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族源而言，周王族原本就是西部戎狄民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周王族东迁，也证明了西部（包括当地的关中地区）“戎狄”等非华夏民族数量的众多，甚至可称为是“戎狄之区”，因而后来秦国初起关中之时，十分自然地被中原诸侯国视为典型的“夷狄之国”。
西周最后一个帝王为周幽王，他嬖爱美人褒姒，荒废国事。周朝规定：“有寇至则举烽火。”也就是只有在遭到外来侵犯的情况下，才可以点燃烽火，招集天下诸侯前来救援。因褒姒不爱笑，为博美人一笑，周幽王竟在无事之时擅自点燃烽火。当天下各路诸侯兵马急急忙忙全数赶到之时，才发现并无外寇侵袭，只不过是周幽王的一场玩笑。见此情形，褒姒禁不住大笑起来。戏弄天下诸侯的周幽王不以为戒，还觉得这是博取美人欢颜的高招，于是又频频无事点起烽火，饱受戏弄的诸侯们敢怒不敢言，只是再看到烽火时，也就不理不睬了。这种擅自破坏军政条律的荒唐之举，最终为周幽王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
为了进一步取悦褒姒，周幽王竟然废掉皇后申氏及太子，立褒姒为皇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这引起申氏之父申侯的强烈不满，申侯联合缯侯与西夷犬戎，向周幽王所在国都发起攻击。情急之下，周幽王再燃烽火，想召集天下人马，结果无人来救。申侯等人最终攻进国都，刺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申后的太子宜臼在诸侯的拥戴下即位，这就是周平王。幽王之乱与犬戎的进攻，不仅让周朝国都地区遭受重大损失，而且犬戎部族更以此居功要挟，气焰嚣张，在这种状况下，周平王被迫迁都雒阳。
周营洛邑示意图
周平王迁都雒阳（即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开启了东周的历史。东周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是“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称雄争立的时代。《史记·周本纪》载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原来号召天下的周王族已失去了权威性，以及对属下诸侯国的控制力，这自然给了这些小国更大的发展空间，原来的一些诸侯国在中原逐鹿的搏杀中逐渐壮大起来。
其实，早在攻灭殷商之初，周王朝就开始了对于洛阳地区的经营。太史公司马迁曾对周朝迁都之事进行了考订。他指出：“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鄗，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然而，周王所在的周王畿的地域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据清代学者顾栋高的考定，“东迁后，（周）王畿疆域尚有今河南（治今河南洛阳市）、怀庆（治今沁阳市）二府之地，兼得汝州（治今市），跨河南北。”后内外交侵，周王畿疆域日削。“于是周境东不过虎牢，南至伊、汝二水之间，西不及崤、函，北距黄河，广运不过一二百里之间罢了。”踡缩在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内，周王畿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而已，当然再也无法号令诸侯了。
西周与东周相比，华夏族聚居区最明显的变化之一便是周王畿与周王本族的迁徙。人口数量也许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周王族的迁徙，不仅仅是开创了东周的历史，而且标志着周朝政治重心的大转移。周都的两都丰镐（长安）——洛阳一线，从此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地理轴心线，长安与洛阳之间也成为中国政治地理最重要的心脏地带。而这一政治地理格局正是由周朝的迁徙历史所开启的。